建设地下综合管廊是发达国家避免马路开膛破肚的有效办法。然而，共同沟的建设在“集中力量好办事”的中国，却举步维艰。归根结底，错综的地下管线背后是复杂的利益格局。
　　
　　中国的城市在汛期的暴雨下，显露出它的真面目来，北京、武汉、长沙、成都、南京……暴雨已经成为检验城市地下管线运作状况的试金石。虽然地下管线是城市的生命线，也是城市安全与繁荣的根基所在，但地下管线的管理和建设却各自为政，混乱无序。
　　以北京为例，北京从解放初期的市政地下管线只有少量的自来水、污水，发展到现有上水、下水、中水、电话、电力、路灯、光缆、通讯、信号、煤气、天然气、热力网等等，这些管线分别由几十个单位建设和管理，包括自来水公司、污水管理处、燃气公司、热电厂、电信公司、电力公司、部队和各工矿企业等，如此众多的管线却缺少一个统一的协调管理部门。
　　这些部门不仅各行其是，也不互通管线档案，因此，大马路经常被开膛破肚，你方唱罢我登场，成了各部门路演的舞台，建设过程中也屡屡发生挖断管线的事故。
　　地下管线老化质量不过关，管线档案不全是造成管线事故的重要原因。各大城市每年因地下管线问题，造成巨大的损失和浪费。
　　建设地下综合管廊是发达国家避免马路开膛破肚的有效办法。综合管廊也称“共同沟”，是将设置在地面、地下或架空的各类公用类管线集中容纳于一体，并留有检修人员行走通道的隧道结构，主要适用于交通流量大、地下管线多的重要路段，尤其是高速公路和城市主干道。
　　共同沟犹如一个大口袋，袋口露出地面，人可在“袋”内直立行走、定期检查，防止重大事故发生；维修或增加排管只需从“口袋”进入，无需大举开挖。早在1833年，法国巴黎在开始有系统地规划排水网络的同时，就开始兴建共同沟了。目前，德国、俄罗斯、日本、美国等国都建有共同沟，成为综合利用城市地下空间、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手段。
　　然而，共同沟的建设在“集中力量好办事”的中国，却举步维艰。中国第一条共同沟成型于2001年的上海张杨路地段，运行多年后，部分空间竟被闲置，甚至有单位故意避开张杨路，选择在周边道路开挖敷设管线。曾经规划3公里长的上海松江新城共同沟，在只掘进到300余米处被迫夭折。上海世博园6.6公里长的共同沟，是在世博会的大旗下，上海市领导的亲自关怀下，几经艰难才建设而成。深圳大梅沙、杭州、南京火车站等地的共同沟建设，则是雷声大雨点小，至今难觅踪影。
　　共同沟的反对声浪主要集中在成本问题上，因为共同沟的一次性投资远远大于管线独立铺设的成本。据统计，日本、台北、上海的共同沟平均造价（按人民币计算）分别是50万元/米、13万元/米和10万元/米。如果单纯从共同沟单项投资成本看的确较高，但综合的社会成本却十分合算。台湾的信义6.5公里共同沟比单项建设多投资5亿元台币，使用后产生的效益却接近2337亿元台币：包括堵车、肇事等社会成本的降低、道路反复开挖及管线维修成本的减少等。
　　实际上，国内城市中每年因施工产生的地下管线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约50亿元，间接经济损失约400亿元。
　　归根结底，错综的地下管线背后是复杂的利益格局。
　　西欧国家在管道规划、施工、共用管廊建设等方面都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如德国、英国因管线维护更新而开挖道路，就有严格法律规定和审批手续，规定每次开挖不得超过25米或30米，且不得扰民。日本也在1963年颁布了《共同管沟实施法》，解决了共同管沟建设中的资金分摊与回收、建设技术等关键问题，并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多次修订完善。
　　虽然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一日千里，地下管线的相关法规却严重滞后。除了《城乡规划法》中关于地下管线的指导性意见外，至今仍无全国性的地下管线管理办法，各地方政府在2005年才开始陆续出台相关法规。姑且不论实施效果，所颁布的管理办法中，地下管线的规划、测绘及档案资料管理等事项仍然分属于不同部门，一旦涉及利益分配和具体责任的承担，不是你争我抢就是互踢皮球，最终仍各行其是。
　　地下管线的建设是长期工程，相关法律法规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暴雨却会不期而至，其实一些细节的改善，同样可以缓解城市水漫金山的状态。比如，在地铁口、车库入口和地下室入口前，修建几厘米的台阶，把雨水挡在外面，同时疏通周边下水道，让雨水能快速流走。一些小小的举措，就可以缓解损失，但糟糕的是，很多城市还在不停地上演水漫金山的戏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