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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作家对婚姻的“谬想”
读周国平先生的一个文集，其中一文，说到关于婚姻的一个谬想，很有一些意思。他说：既然婚姻是一种契约关系，为什么不像别的契约一样，为它规定一个适当的期限呢？譬如说，五年为期，期满可以续订，否则自动失效。变“终身制”为“竞选制”，表现好才能“连选连任”。此一“谬想”，是建立在提高婚姻质量，及时淘汰劣质和变质婚姻的前提上。果如此，无疑有助于增加当事夫妻维护爱情和婚姻的责任心；且即便婚姻无以为继了，也可使离婚和平实现，毋须经过大伤元气的离婚大战。
初读此言，心下很以为然；既而又惶惶然，似乎窥见到了深藏内心不为已知的某种“不安分”。大约周先生此一“谬想”初起时，亦有如我之惶惶，是以冠“谬想”之名抛出。说是“谬想”，未尝不是心底的愿望。实则愿望也好，“谬想”也罢，终究是只能想想聊以自慰。想起来挺“美”，看起来似乎也挺有道理，实则行不通。此一“谬想”，只有自私的男人女人的个体立场，而忽略了社会的整体立场，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新生的、支撑未来社会的群体——孩子，也最不应该地给忽略掉了。若果如“谬想”，则社会必陷于动荡不安。人性本是自由漫散又喜新厌旧的，因此周先生才有此一“谬想”。
我想说的是，人一旦没有了制约，单靠责任心，一百对夫妻里能有一对“连选连任”白头偕老，也是乐观了。那99对不能连任的，若双方都两相厌弃，自不必纠缠，各自心甘情愿去寻下一个“五年”。而因为可寻的目标很多，又因为前一个“五年”比较失败受了些挫伤，应该不会轻易开始下一个契约上的“五年”，至多就“恋着”而已，只“恋”不“契约”，分分合合岂不是更为方便。而既然没有“契约”的约束，以当下热闹非凡的婚外恋趋势推断，其三角四角若干角恋，必不可免，则因若干角之恋大打出手的景象，当蔚为壮观；实际上这99对不能连任的，肯定还有那么一部分，一方由于种种原因恋着另一方，不肯善罢甘休的。这一部分产生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竞选制”下的“自然淘汰制”就能轻易解决问题的，此番曲折闹腾，必也似当今“婚姻终身制”下的离婚大战一样大伤元气。
至于孩子们，在若干个动荡家庭若干个继父继母之间来回穿梭，其心灵能扭曲成个什么样子，就不好估计了。
因而，此“谬想”，只能是“谬想”。
当然，即是“谬想”，读来笑笑便罢，引出些自说自话，也只当练脑。
又读张爱玲的文集，其《更衣记》文中，亦说到婚姻。说西方有个作家——是萧伯纳吧？——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人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跟初读到周国平先生的“谬想”时很以为然不同，我初读萧伯纳的抱怨时，则很不以为然，不止是不以为然，还有些愤慨，认为这个西方的大作家大约看女人时都是透过门缝看的，要么就是隔了一道有色眼镜的镜片看的；或者，他根本就不知道女人是怎么回事，他的抱怨，其实只是他对女人的“谬想”。如果这样，对他的无忌之言，女人们或者还可以理解，见了他，至多很母性地拍拍他的头，怜爱地说一句，“可怜的孩子”。
当然，不排除有部分没心肝到没脑的女人确如萧伯纳所抱怨的那样。只是，我敢保证，有也只是少而又少的一部分。萧伯纳也真是不幸，这少而又少的一部分，恰恰让他遇上了。即让他遇上了，以他的智慧，也不至于一棒子把所有女人都打死吧？
不能理解的是，做为女人，以张爱玲的语气看，她是很同情并赞成萧伯纳这一说法的。不知道她是因为自己正如萧伯纳所说呢，还是因为她把自己高看了一头，认为除她之外的女人，皆合了萧伯纳的抱怨。
不过，东方周国平先生的“谬想”和西方萧伯纳先生的“谬想”，虽然只能是“谬想”，但我还是从这两个男性作家的“谬想”中，看到了一个有趣的因果关系——
如西方的男作家萧伯纳所言成立，那么，其合理解释是，女人只所以对衣帽比对她的丈夫还一往情深，是因为她经年累月地只守着一个丈夫，她的这个丈夫即便是美男，她也会有审美疲劳，何况还不一定是美男；而她的衣帽，她是可以想换就换，想扔就扔的，这样，对她来来往往的衣帽们，她也就有了比较，有了怀旧，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袍”的时候一往情深，也就不足为怪。萧伯纳若想争取“衣帽”一样的待遇，有一个法子可解，就是东方的男作家周国平的“五年契约制”婚姻。若这个“五年契约制”婚姻成立的话，那么，女人们便可以像换衣帽扔衣帽一样地换丈夫扔丈夫，对她的来来往往的丈夫们便也就有了比较有了怀旧，这样，在说起“去年那个才华横溢的男人”的时候，或许也会一往情深。
这样解来，真是越发“谬想”，也越发有趣。
只是，这样一来，我感觉有趣了，西方的萧伯纳可能也感觉有趣了，东方的周国平可能就未必了——合着都是女人的便宜，男人只能像衣帽一样任女人换来扔去的啊？这断不是我的初衷，早知这样，还不如不发表那个“谬想”呢。
由莫言的吃相凶猛想到
当年的“吃”
读莫言98年版的散文选集《会唱歌的墙》。
读首篇《俄罗斯散记》时，想，读了刘亮程和王小波的散文集，再读别的散文竟是如此寡然无味。又想，莫言也算大家了，虽主功小说，散文相当于客串，尚不至于难读吧？于是耐着性子读。首篇过去，后面的果然好读起来。想，一本作品合集的开篇还是很重要的，不知道编辑怎么排的，也就是莫言吧，若是换了别的无名之辈，同样的文章这样来排，只怕销量要掉一半也说不定呢。
读到吃事三篇，很有些印象，诸如莫言的凶猛吃相，由凶猛吃相而招致的种种屈辱等。读肯定是读过的。其他篇章，却了无印象。这吃事三篇，也许是在别的选集里读过的吧？
说到吃，何止是莫言，70年代之前出生的农村孩子，大都为此操过更甚于大人的心。我小时候的家境，因为父亲是大队会计，在农村算得上中等。在胶东半岛，这样的家庭在七八十年代，尚不至于如莫言一样吃不饱肚子，挨饿，但吃得不好却是事实。我那时候最眼馋的，是别人家刚出锅的又白又暄的大馒头。而这样的别人家，我所能接触到的，也不过两家。其一，是我同龄的表妹家。我表妹的父母是我的姨父姨母。当年我姨父是“吃国家粮”的，在当时的农村，家境很是令人羡慕；其二，是我的小学同学家。我的这个小学同学当年家境亦是殷实，不过，她家靠的不是她的父亲，而是她的母亲。我的这个同学，从小就对我夸耀她的母亲本事大，有魅力。我每次去这两个家庭，看到她们的母亲掀开锅盖，腾腾热气中一锅喷香雪白的馒头，宛如仙境中的仙果一样，诱人又虚幻。这种时候，我总是慌乱地躲避着眼神，又情不自禁暗咽着口水。但更多的，是一种由心底泛上来的绝顶的悲伤和心酸，还有自卑。回到家，再看自己的母亲一边咝哈着，一边从锅中往外拿掺了玉米面或者还有黑面（那时候麦子磨面磨三遍，第一遍磨出的最黑，被称为黑面；第二遍磨出的较白，被称为里面；第三遍磨出的最白，被称为表面；剩下的就是麦麸，只能用来喂猪喂家禽。）的黑黄不明的馒头，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委委曲曲地对母亲说：“您这也叫馒头？为什么非得掺上玉米面黑面啊？就不能破一次例蒸一锅纯表面馒头吗？”说到后面的时候，往往就带着哭腔了。 大约是对母亲蒸的这种馒头带着很大的成见和抵触，我只要吃下去，必定要泛半天胃酸，有时候泛得嘴巴不停地往外吐酸水，吐得多了，就恶心，恨不得把吃下去的馒头再呕出来。其实就是这样的馒头，也不能成为我家的主食，我家日常吃得最多的还是玉米面饼子。但是，母亲显然并不认为我家的日子是苦的。母亲常常会对我说：“西边小娥家，连个玉米饼子都捞不着吃，整天吃大地瓜干子。小娥动不动就会因为馋玉米饼子，站在门口哭。”这个我是知道的，有好几次，我见母亲从外面回来，打开饭橱拿饼子，边往外走边说：“小娥又馋饼子馋得在门口哭。”
这说到的，只是一日三餐的主食。副食，平日里是想都不敢想的。年节除外，鱼、肉之类的荤腥，只有家中来了客人，或者到别人家做客时，才能吃到一星半点儿；煮鸡蛋，则只有清明节、端午节和过生日时方能享受得到。所以，那时的小孩子对节日的期盼，对家中来客和走亲戚的热切，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一个“吃”字。
零食，在那时的孩子则根本连概念都没有。但没有概念并不等于没有需求，我那时解决需求的法子是“偷”。馋虫子跑出来的时候，就趁家中无人，黑暗处、旮旯角落处，到处乱翻，母亲藏下的用于人情往来的点心、水果，往往在需要的时候，一看全没了。母亲就会把我们姐弟四个叫到一起，审、骂。自然没有一个承认的。
然而就是这“偷”，一年里也没有几次机会。因为可“偷”的“美食”实在不多。印象深刻的，是每年冬天“剥花生”的那一大段美好时光。那时候，尚是集体生产阶段，深秋时节，地里的花生长熟了，社员们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将花生刨回，摘下，晾干，按人口称重，分到各家剥花生。那时候生产资料落后，尚没有自动去壳的机器，花生的壳只能用手剥掉。剥花生的时光，实在令人向往而欢欣。每天晚饭后，一大家子人团坐在温暖的火炕上，就着一盏油灯的晕光剥花生。我尽量坐在父母的视线之外，幽暗的灯影里，趁父母不注意，飞快地送一粒花生米嘴巴里，低着头，抿住嘴，待唾液把干脆的花生米浸湿浸软，再慢慢咀嚼，轻轻吞咽，整个过程不出一点声息。当然，白天不剥花生的时候，饿了馋了，我也会趁父母不在，偷偷跑到放花生的套间里，解开袋子偷吃。我在每年剥花生的美好时光里，一边不能自抑地偷食花生，一边忐忑不安等待着年底的“审判”。所谓年底的审判，就是队里规定交花生的时候。父母在规定交花生的那天，用独轮车推着大袋小袋剥好的花生米，去生产队交，我则在家里焦虑地等候。待父母回来，如果心平气和，说明花生没佘，我暗舒一口气，“偷吃”的“罪行”便神不知鬼不觉，一笔钩销；倘若父母不只一脸喜气，还提回了几斤花生米，说明我“偷吃”有节制，花生不但没佘，还因在规定的上交量之外多交了一些受到了奖励；而如果父母回来后一脸怒气和丧气，我便知道，花生被我偷吃佘了，败行暴露了，在父母对我们姐弟的大声斥骂里，我低垂着头，羞愧难当，一声不吭，下定决心来年剥花生时决不偷吃一粒。来年，当然就把决心忘了。
那时候，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干的，内心里很以为耻。长大成人并把日子都过好后，姐妹朋友的在一起说起，居然都干过。读过一些农村出身的作家的文章，只要提到小时以往的饿、馋，也大都干过如我的“耻事”，其中自然包括日子有了天壤之别的变化，仍难改吃相“凶猛”的大作家莫言。
再说就饭吃的菜。那时候农村人家吃的菜，都是自家菜地里种的。夏秋季节，菜品会丰富些，黄瓜、西红柿、茄子、韭菜、大头菜等等。冬天和来年的初春，则只有老三样——大白菜、土豆、萝卜。而不管菜品丰富时节，还是只有老三样时节，菜里大都是少油淡酱。盐倒是多，盐多菜咸，吃得便少，便可以细水长流。这样的菜吃来，其味可想而知。我常常地在饭桌上吃得眼泪汪汪，招至许多斥骂。这样的情形，我多年前曾以《萝卜》为题写过一篇文章，且在一次国内较有影响的文学大奖赛上获过奖。我后来作家班的一个同学说，幸亏你吃了那么多萝卜，不然怎么能获奖，怎么能进作家班，怎么能进文化圈儿。早知道这样，你当年吃萝卜时，就不应该哭，应该笑才是。
同学自然是玩笑话，但也蕴含哲理。你当年无论吃下了什么，经历了什么，要么长你的身体，要么长你的心志。我们心怀的，当只有感恩。
□初梅，70年代生于山东烟台，居西安。资深编辑，曾做独立出版人十余年。发表小说、散文、诗歌作品，并获多种征文奖。
读周国平先生的一个文集，其中一文，说到关于婚姻的一个谬想，很有一些意思。他说：既然婚姻是一种契约关系，为什么不像别的契约一样，为它规定一个适当的期限呢？譬如说，五年为期，期满可以续订，否则自动失效。变“终身制”为“竞选制”，表现好才能“连选连任”。此一“谬想”，是建立在提高婚姻质量，及时淘汰劣质和变质婚姻的前提上。果如此，无疑有助于增加当事夫妻维护爱情和婚姻的责任心；且即便婚姻无以为继了，也可使离婚和平实现，毋须经过大伤元气的离婚大战。
初读此言，心下很以为然；既而又惶惶然，似乎窥见到了深藏内心不为已知的某种“不安分”。大约周先生此一“谬想”初起时，亦有如我之惶惶，是以冠“谬想”之名抛出。说是“谬想”，未尝不是心底的愿望。实则愿望也好，“谬想”也罢，终究是只能想想聊以自慰。想起来挺“美”，看起来似乎也挺有道理，实则行不通。此一“谬想”，只有自私的男人女人的个体立场，而忽略了社会的整体立场，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新生的、支撑未来社会的群体——孩子，也最不应该地给忽略掉了。若果如“谬想”，则社会必陷于动荡不安。人性本是自由漫散又喜新厌旧的，因此周先生才有此一“谬想”。
我想说的是，人一旦没有了制约，单靠责任心，一百对夫妻里能有一对“连选连任”白头偕老，也是乐观了。那99对不能连任的，若双方都两相厌弃，自不必纠缠，各自心甘情愿去寻下一个“五年”。而因为可寻的目标很多，又因为前一个“五年”比较失败受了些挫伤，应该不会轻易开始下一个契约上的“五年”，至多就“恋着”而已，只“恋”不“契约”，分分合合岂不是更为方便。而既然没有“契约”的约束，以当下热闹非凡的婚外恋趋势推断，其三角四角若干角恋，必不可免，则因若干角之恋大打出手的景象，当蔚为壮观；实际上这99对不能连任的，肯定还有那么一部分，一方由于种种原因恋着另一方，不肯善罢甘休的。这一部分产生的问题，也不是一个“竞选制”下的“自然淘汰制”就能轻易解决问题的，此番曲折闹腾，必也似当今“婚姻终身制”下的离婚大战一样大伤元气。
至于孩子们，在若干个动荡家庭若干个继父继母之间来回穿梭，其心灵能扭曲成个什么样子，就不好估计了。
因而，此“谬想”，只能是“谬想”。
当然，即是“谬想”，读来笑笑便罢，引出些自说自话，也只当练脑。
又读张爱玲的文集，其《更衣记》文中，亦说到婚姻。说西方有个作家——是萧伯纳吧？——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聚精会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人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跟初读到周国平先生的“谬想”时很以为然不同，我初读萧伯纳的抱怨时，则很不以为然，不止是不以为然，还有些愤慨，认为这个西方的大作家大约看女人时都是透过门缝看的，要么就是隔了一道有色眼镜的镜片看的；或者，他根本就不知道女人是怎么回事，他的抱怨，其实只是他对女人的“谬想”。如果这样，对他的无忌之言，女人们或者还可以理解，见了他，至多很母性地拍拍他的头，怜爱地说一句，“可怜的孩子”。
当然，不排除有部分没心肝到没脑的女人确如萧伯纳所抱怨的那样。只是，我敢保证，有也只是少而又少的一部分。萧伯纳也真是不幸，这少而又少的一部分，恰恰让他遇上了。即让他遇上了，以他的智慧，也不至于一棒子把所有女人都打死吧？
不能理解的是，做为女人，以张爱玲的语气看，她是很同情并赞成萧伯纳这一说法的。不知道她是因为自己正如萧伯纳所说呢，还是因为她把自己高看了一头，认为除她之外的女人，皆合了萧伯纳的抱怨。
不过，东方周国平先生的“谬想”和西方萧伯纳先生的“谬想”，虽然只能是“谬想”，但我还是从这两个男性作家的“谬想”中，看到了一个有趣的因果关系——
如西方的男作家萧伯纳所言成立，那么，其合理解释是，女人只所以对衣帽比对她的丈夫还一往情深，是因为她经年累月地只守着一个丈夫，她的这个丈夫即便是美男，她也会有审美疲劳，何况还不一定是美男；而她的衣帽，她是可以想换就换，想扔就扔的，这样，对她来来往往的衣帽们，她也就有了比较，有了怀旧，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袍”的时候一往情深，也就不足为怪。萧伯纳若想争取“衣帽”一样的待遇，有一个法子可解，就是东方的男作家周国平的“五年契约制”婚姻。若这个“五年契约制”婚姻成立的话，那么，女人们便可以像换衣帽扔衣帽一样地换丈夫扔丈夫，对她的来来往往的丈夫们便也就有了比较有了怀旧，这样，在说起“去年那个才华横溢的男人”的时候，或许也会一往情深。
这样解来，真是越发“谬想”，也越发有趣。
只是，这样一来，我感觉有趣了，西方的萧伯纳可能也感觉有趣了，东方的周国平可能就未必了——合着都是女人的便宜，男人只能像衣帽一样任女人换来扔去的啊？这断不是我的初衷，早知这样，还不如不发表那个“谬想”呢。
由莫言的吃相凶猛想到
当年的“吃”
读莫言98年版的散文选集《会唱歌的墙》。
读首篇《俄罗斯散记》时，想，读了刘亮程和王小波的散文集，再读别的散文竟是如此寡然无味。又想，莫言也算大家了，虽主功小说，散文相当于客串，尚不至于难读吧？于是耐着性子读。首篇过去，后面的果然好读起来。想，一本作品合集的开篇还是很重要的，不知道编辑怎么排的，也就是莫言吧，若是换了别的无名之辈，同样的文章这样来排，只怕销量要掉一半也说不定呢。
读到吃事三篇，很有些印象，诸如莫言的凶猛吃相，由凶猛吃相而招致的种种屈辱等。读肯定是读过的。其他篇章，却了无印象。这吃事三篇，也许是在别的选集里读过的吧？
说到吃，何止是莫言，70年代之前出生的农村孩子，大都为此操过更甚于大人的心。我小时候的家境，因为父亲是大队会计，在农村算得上中等。在胶东半岛，这样的家庭在七八十年代，尚不至于如莫言一样吃不饱肚子，挨饿，但吃得不好却是事实。我那时候最眼馋的，是别人家刚出锅的又白又暄的大馒头。而这样的别人家，我所能接触到的，也不过两家。其一，是我同龄的表妹家。我表妹的父母是我的姨父姨母。当年我姨父是“吃国家粮”的，在当时的农村，家境很是令人羡慕；其二，是我的小学同学家。我的这个小学同学当年家境亦是殷实，不过，她家靠的不是她的父亲，而是她的母亲。我的这个同学，从小就对我夸耀她的母亲本事大，有魅力。我每次去这两个家庭，看到她们的母亲掀开锅盖，腾腾热气中一锅喷香雪白的馒头，宛如仙境中的仙果一样，诱人又虚幻。这种时候，我总是慌乱地躲避着眼神，又情不自禁暗咽着口水。但更多的，是一种由心底泛上来的绝顶的悲伤和心酸，还有自卑。回到家，再看自己的母亲一边咝哈着，一边从锅中往外拿掺了玉米面或者还有黑面（那时候麦子磨面磨三遍，第一遍磨出的最黑，被称为黑面；第二遍磨出的较白，被称为里面；第三遍磨出的最白，被称为表面；剩下的就是麦麸，只能用来喂猪喂家禽。）的黑黄不明的馒头，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委委曲曲地对母亲说：“您这也叫馒头？为什么非得掺上玉米面黑面啊？就不能破一次例蒸一锅纯表面馒头吗？”说到后面的时候，往往就带着哭腔了。 大约是对母亲蒸的这种馒头带着很大的成见和抵触，我只要吃下去，必定要泛半天胃酸，有时候泛得嘴巴不停地往外吐酸水，吐得多了，就恶心，恨不得把吃下去的馒头再呕出来。其实就是这样的馒头，也不能成为我家的主食，我家日常吃得最多的还是玉米面饼子。但是，母亲显然并不认为我家的日子是苦的。母亲常常会对我说：“西边小娥家，连个玉米饼子都捞不着吃，整天吃大地瓜干子。小娥动不动就会因为馋玉米饼子，站在门口哭。”这个我是知道的，有好几次，我见母亲从外面回来，打开饭橱拿饼子，边往外走边说：“小娥又馋饼子馋得在门口哭。”
这说到的，只是一日三餐的主食。副食，平日里是想都不敢想的。年节除外，鱼、肉之类的荤腥，只有家中来了客人，或者到别人家做客时，才能吃到一星半点儿；煮鸡蛋，则只有清明节、端午节和过生日时方能享受得到。所以，那时的小孩子对节日的期盼，对家中来客和走亲戚的热切，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一个“吃”字。
零食，在那时的孩子则根本连概念都没有。但没有概念并不等于没有需求，我那时解决需求的法子是“偷”。馋虫子跑出来的时候，就趁家中无人，黑暗处、旮旯角落处，到处乱翻，母亲藏下的用于人情往来的点心、水果，往往在需要的时候，一看全没了。母亲就会把我们姐弟四个叫到一起，审、骂。自然没有一个承认的。
然而就是这“偷”，一年里也没有几次机会。因为可“偷”的“美食”实在不多。印象深刻的，是每年冬天“剥花生”的那一大段美好时光。那时候，尚是集体生产阶段，深秋时节，地里的花生长熟了，社员们在生产队长的带领下，将花生刨回，摘下，晾干，按人口称重，分到各家剥花生。那时候生产资料落后，尚没有自动去壳的机器，花生的壳只能用手剥掉。剥花生的时光，实在令人向往而欢欣。每天晚饭后，一大家子人团坐在温暖的火炕上，就着一盏油灯的晕光剥花生。我尽量坐在父母的视线之外，幽暗的灯影里，趁父母不注意，飞快地送一粒花生米嘴巴里，低着头，抿住嘴，待唾液把干脆的花生米浸湿浸软，再慢慢咀嚼，轻轻吞咽，整个过程不出一点声息。当然，白天不剥花生的时候，饿了馋了，我也会趁父母不在，偷偷跑到放花生的套间里，解开袋子偷吃。我在每年剥花生的美好时光里，一边不能自抑地偷食花生，一边忐忑不安等待着年底的“审判”。所谓年底的审判，就是队里规定交花生的时候。父母在规定交花生的那天，用独轮车推着大袋小袋剥好的花生米，去生产队交，我则在家里焦虑地等候。待父母回来，如果心平气和，说明花生没佘，我暗舒一口气，“偷吃”的“罪行”便神不知鬼不觉，一笔钩销；倘若父母不只一脸喜气，还提回了几斤花生米，说明我“偷吃”有节制，花生不但没佘，还因在规定的上交量之外多交了一些受到了奖励；而如果父母回来后一脸怒气和丧气，我便知道，花生被我偷吃佘了，败行暴露了，在父母对我们姐弟的大声斥骂里，我低垂着头，羞愧难当，一声不吭，下定决心来年剥花生时决不偷吃一粒。来年，当然就把决心忘了。
那时候，我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这样干的，内心里很以为耻。长大成人并把日子都过好后，姐妹朋友的在一起说起，居然都干过。读过一些农村出身的作家的文章，只要提到小时以往的饿、馋，也大都干过如我的“耻事”，其中自然包括日子有了天壤之别的变化，仍难改吃相“凶猛”的大作家莫言。
再说就饭吃的菜。那时候农村人家吃的菜，都是自家菜地里种的。夏秋季节，菜品会丰富些，黄瓜、西红柿、茄子、韭菜、大头菜等等。冬天和来年的初春，则只有老三样——大白菜、土豆、萝卜。而不管菜品丰富时节，还是只有老三样时节，菜里大都是少油淡酱。盐倒是多，盐多菜咸，吃得便少，便可以细水长流。这样的菜吃来，其味可想而知。我常常地在饭桌上吃得眼泪汪汪，招至许多斥骂。这样的情形，我多年前曾以《萝卜》为题写过一篇文章，且在一次国内较有影响的文学大奖赛上获过奖。我后来作家班的一个同学说，幸亏你吃了那么多萝卜，不然怎么能获奖，怎么能进作家班，怎么能进文化圈儿。早知道这样，你当年吃萝卜时，就不应该哭，应该笑才是。
同学自然是玩笑话，但也蕴含哲理。你当年无论吃下了什么，经历了什么，要么长你的身体，要么长你的心志。我们心怀的，当只有感恩。
□初梅，70年代生于山东烟台，居西安。资深编辑，曾做独立出版人十余年。发表小说、散文、诗歌作品，并获多种征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