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燕
　　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主演过多部电影，后赴美留学，获波士顿大学硕士学位。2001年作为总制片人，为环球影业公司制作电影《庭院里的女人》，成为第一个在好莱坞八大公司担任主制片及编剧的华人。
　　
　　
　　互联网及其延伸产品的诞生，给我们做电影的自由职业者带来的自由非常可观。不仅可以把拍完、剪辑完、特殊影像制作完的片断、音乐上传，供身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共同工作，还可以网上开高达25人的电话会议。居然还是免费的！于是，为什么还要住好莱坞呢？我的朋友问我，我也问自己。
　　早年，没有互联网，好莱坞的人们更像欧洲人，三五成群，咖啡馆，酒吧，餐厅聊不完地聊明星八卦、各大片厂头们未来影片的兴趣点，聊名导演、名制片、名编剧新剧动向，以及由此延伸的“敏感”内容，预算啦，酬金啦（身价），待遇啦，黑名单啦（无非是各大片厂和银行电影担保公司根据名人们的即时表现做管理上的避规）。记得筹备《庭院里的女人》时，我就被告知某某吸毒，某某酗酒，某某不去外国拍戏，某某待遇挑剔，某某做负面影片宣传……于是，我向发行公司提交的近20人的明星候选名单瞬间就寥寥无几。
　　人们常天真地以为竞争失败，至少知其胜者或竞赛场。而好莱坞，大多数与机会无缘的艺人根本连舞台都没见到就已经失去机会，而原因却是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于是，真正能成为超级明星、一线导演的人也就寥寥了。他们不仅要有与众不同的天分，更多的是超级刻苦律己，超级平易近人。有幸见过Tom Cruise, Tom Hanks, Mel Gibson, Clint Eastwood, Richard Gere，John Travolta, Will Smith……他们穿着普通，为人低调，虽见保镖外围遥远跟随，但绝无中国及港台艺人前呼后拥的伟大壮观。
　　再接下来就是好莱坞的“潜规则”。
　　“潜规则”无非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特殊供需关系。好莱坞——过夜成名的工厂，“聪明”的人们自然地不可避免地要做“聪明”打算。然而，理论归理论，实际操作却不太容易。就女演员为例，在亚洲，似乎与导演、投资人、制片人……总之，与最终影片决策人建立“特殊私人关系”似乎就能有机会获得过夜成名的机会。在好莱坞，尤其大片(指预算超过4亿元人民币以上影片)似乎需要建立“特殊私人关系”的清单就长了点，预算越大，清单越长，于是乎操作难度往往大到望而生畏、不可操作了。
　　在这清单上的头衔是（按工作顺序排列）：艺人经理公司项目负责人、公司负责人、选角副导演、导演、监制、出品人、发行公司负责人、投资公司负责人至少8人在决策过程中起作用，还不算每一位负责人的助理。而事实上过各负责人的第一道“门槛”即是助理。林林总总加在一起十几号人。而建立“特殊关系”所需的时间和机会成本使之可望不可及。
　　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钱。华语影片由于其有限的发行地区，其投资额通常被限制在1500万美元以下或左右。相比之下，好莱坞英语片平均预算至少6500万美元，宣传费3900万美元。当一部电影项目总投资过亿美元时，任何个人的情感、意志及影响力会变得渺小，专业性被放大、提升。良性机制，使得每一道“门槛”上的“守门手”互相监督，各尽其职。事实上，好莱坞各大发行公司主管的雇佣合同，收入直接与票房挂钩。任期无高票房，直接意味着走人，其淘汰之迅速，之“残酷”无任何其它行业可比拟。于是乎，又有哪位主管智商低到为“特殊关系”丢饭碗？
　　好莱坞于是成为大型托拉斯，向世界各地源源不断地广泛提供“精神产品”。就目前为止，好莱坞因为其体制优势，吸引着全世界艺人及从业人员（大约40%以上）。于是其生产的影片，以其不可替代的绝对优势，为美国创造GDP和出口产品的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