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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会带来巨大的旅游商机，但若以此为目的，就本末倒置了。
“考古是由浅入深、以物见人、恢复历史的工作。考古是寂寞的科学活动，需要耐心，不是淘金。”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针对近几年在考古发掘上出现的“挖宝”热发出感慨。
抚仙湖的教训
在诸多被媒体热炒的考古活动中，刘庆柱选取了云南抚仙湖水下考古这个典型。早在1992年。一个叫耿卫的潜水爱好者在云南澄江抚仙湖潜水的时候发现水下有大量人工建筑遗迹。他的发现使得抚仙湖水下谜团开始逐渐为世人所知。2000年11月26日，专家根据耿卫拍的录像，确认水底建筑有十分明显的人工制造痕迹，肯定不会是自然形成的。
于是，一场由媒体参与的水下考古大张旗鼓地开始了。2001年6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福建省博物馆等各方专家组成水下考古队，中国首次湖泊水下考古在抚仙湖展开，央视对此次水下考古行动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现场直播。2006年6月17日，第二次抚仙湖水下探秘活动拉开帷幕。中央电视台再次重拳出击，推出7个多小时的现场直播。
对于5年时间的这两次考古直播，曾被邀请作为节目嘉宾的刘庆柱有褒有贬。“第一次央视的‘抚仙湖探秘’向人们介绍了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有抚仙湖的形成、人类文化遗迹的沧海桑田之变化、历史文化的追寻、古代文明的探索、人们探索未知世界历史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等等。科普宣传让大家认识考古，对考古是有积极意义的。”刘庆柱话锋一转，“但是，第二次再这样鼓动就有‘作秀’味道了。”
“作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从当时玉溪市领导的话语中不难看出端倪。玉溪市委一位领导在抚仙湖第二次水下探秘新闻发布会上说，抚仙湖第二次水下探秘会对促进玉溪生态建设和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考古是对当地自然景观、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的生动介绍，到时候不仅可以大大促进澄江县的旅游业发展，还可以带动澄江经济、扩大澄江知名度。也就是说，抚仙湖水下考古能够实现文化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政府发展经济无可厚非，但刘庆柱认为，“考古会带来巨大的旅游商机，但若以此为目的，就本末倒置了。文物是国家、民族的历史载体，是不可再生的人类历史文化资源，所以保护总是第一位的，要合理利用。”
抚仙湖后来的开发逐渐证明了刘庆柱的担心并非多余，2006年″五一″黄金周，在抚仙湖考古媒体轰动效应的刺激下，玉溪旅游呈现火爆状态，抚仙湖省级旅游度假区7天共接待游客27．86万人次，旅游收入达4857．33万元，占玉溪市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的一半以上，占云南省纳入统计的主要景区景点总接待量67．99万人次的40．87％，创历次黄金周接待人数新高。
火爆的背后却是被誉为“南国明珠”的我国第二深淡水湖泊——抚仙湖因旅游产业扩张带来的大量生活污水、垃圾、废物等污染，使其水质透明度从1991年的6．75米下降到4．5米，局部区域水质甚至恶化到Ⅱ～Ⅲ类。
从媒体宣传角度看，是否又完全反映了抚仙湖水下考古全貌呢？刘庆柱给出的答案是——没有。他认为，考古周期较长，就像剥洋葱，要一层一层来，不可能短时间甚至几小时就可以完成，媒体直播不可能反映考古的全貌和成果。
“过度宣传有利于缩短考古资金投入到经济产出的时间，有利于获得公众的眼球效应，但对考古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甚至产生的是负效应。”他忠告，“南海一号”的考古应当吸取抚仙湖的经验和教训。
考古三大误区
“各界越来越重视文物挖掘与保护，这是多年来很难见到的好现象。但是在‘好事’的后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问题看来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不可掉以轻心。如当前刮起的‘挖宝’之风，就是其中的问题之一。”刘庆柱说，“挖宝”的现象有多种表现形式。
首先，在考古发现中，重视古代墓葬，轻视遗址；在古代墓葬考古发现中，又是重视大型墓葬、达官显贵墓葬乃至帝王陵墓，轻视一般墓葬。在墓葬考古发掘中，重视随葬品的遗物，轻视墓葬遗迹。如关于帝王陵墓的发掘问题，社会上不时传出发掘秦始皇陵、打开武则天乾陵的呼声。
倡议发掘者的主要理由，一是，现在科学技术已发展到能够“完好无损”发掘这些帝陵；二，认为这些帝陵发掘后比埋藏在地下更有利于文物保护；三，利用文物，进一步开发旅游资源，促进旅游事业发展。
刘庆柱认为上述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完全甚至是基本解决出土文物的完整性、永久性、原真性保护问题的水平，已有的教训是定陵出土的丝绸已大多被损，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女尸已变硬、变色等等。
他说，比如出土金属器文物的锈蚀问题目前还没法从根本上解决，出土文物微环境变化的影响及微环境数据的取得与微环境的再造都处于探索与拟“研究”阶段。至于说墓葬中的文物出土后放在博物馆比埋藏于地下更好的说法，已被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事实所否定。
“挖掘类似秦始皇陵、武则天乾陵等这类中国乃至世界极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以期带来巨大的旅游商机，无疑是舍本逐末。”他认为。
其次，是非法“挖宝”，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盗墓”。他解释，看起来把“挖宝”与“盗墓”联系在一起，似乎太严重了！其实“盗墓”就是“挖宝”，也就是“盗宝”。
目前社会上盗墓、盗宝之风不见消退，有的人为“宝”不惜以身试法，他们把“宝”作为金钱的化身。也有人对国宝级文物，不惜重金收买。“当然，不少人是为了收藏，但确实有的就是把收藏这些‘宝’作为财富投资、固定资产升值的渠道。”刘庆柱分析，越刮越烈的挖宝之风，是社会上拜金思想膨胀的产物。
“最后一个问题是，对于文物鉴赏，重艺术、轻科学，重观赏、轻知识。”刘庆柱认为，“考古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而挖宝的实质是为了谋取最大经济利益。所以，挖宝不是考古！挖宝与科学不相容！”
“考古是由浅入深、以物见人、恢复历史的工作。考古是寂寞的科学活动，需要耐心，不是淘金。”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庆柱针对近几年在考古发掘上出现的“挖宝”热发出感慨。
抚仙湖的教训
在诸多被媒体热炒的考古活动中，刘庆柱选取了云南抚仙湖水下考古这个典型。早在1992年。一个叫耿卫的潜水爱好者在云南澄江抚仙湖潜水的时候发现水下有大量人工建筑遗迹。他的发现使得抚仙湖水下谜团开始逐渐为世人所知。2000年11月26日，专家根据耿卫拍的录像，确认水底建筑有十分明显的人工制造痕迹，肯定不会是自然形成的。
于是，一场由媒体参与的水下考古大张旗鼓地开始了。2001年6月，中国历史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福建省博物馆等各方专家组成水下考古队，中国首次湖泊水下考古在抚仙湖展开，央视对此次水下考古行动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现场直播。2006年6月17日，第二次抚仙湖水下探秘活动拉开帷幕。中央电视台再次重拳出击，推出7个多小时的现场直播。
对于5年时间的这两次考古直播，曾被邀请作为节目嘉宾的刘庆柱有褒有贬。“第一次央视的‘抚仙湖探秘’向人们介绍了各种各样的科学知识：有抚仙湖的形成、人类文化遗迹的沧海桑田之变化、历史文化的追寻、古代文明的探索、人们探索未知世界历史的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等等。科普宣传让大家认识考古，对考古是有积极意义的。”刘庆柱话锋一转，“但是，第二次再这样鼓动就有‘作秀’味道了。”
“作秀”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从当时玉溪市领导的话语中不难看出端倪。玉溪市委一位领导在抚仙湖第二次水下探秘新闻发布会上说，抚仙湖第二次水下探秘会对促进玉溪生态建设和旅游文化产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考古是对当地自然景观、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的生动介绍，到时候不仅可以大大促进澄江县的旅游业发展，还可以带动澄江经济、扩大澄江知名度。也就是说，抚仙湖水下考古能够实现文化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政府发展经济无可厚非，但刘庆柱认为，“考古会带来巨大的旅游商机，但若以此为目的，就本末倒置了。文物是国家、民族的历史载体，是不可再生的人类历史文化资源，所以保护总是第一位的，要合理利用。”
抚仙湖后来的开发逐渐证明了刘庆柱的担心并非多余，2006年″五一″黄金周，在抚仙湖考古媒体轰动效应的刺激下，玉溪旅游呈现火爆状态，抚仙湖省级旅游度假区7天共接待游客27．86万人次，旅游收入达4857．33万元，占玉溪市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的一半以上，占云南省纳入统计的主要景区景点总接待量67．99万人次的40．87％，创历次黄金周接待人数新高。
火爆的背后却是被誉为“南国明珠”的我国第二深淡水湖泊——抚仙湖因旅游产业扩张带来的大量生活污水、垃圾、废物等污染，使其水质透明度从1991年的6．75米下降到4．5米，局部区域水质甚至恶化到Ⅱ～Ⅲ类。
从媒体宣传角度看，是否又完全反映了抚仙湖水下考古全貌呢？刘庆柱给出的答案是——没有。他认为，考古周期较长，就像剥洋葱，要一层一层来，不可能短时间甚至几小时就可以完成，媒体直播不可能反映考古的全貌和成果。
“过度宣传有利于缩短考古资金投入到经济产出的时间，有利于获得公众的眼球效应，但对考古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甚至产生的是负效应。”他忠告，“南海一号”的考古应当吸取抚仙湖的经验和教训。
考古三大误区
“各界越来越重视文物挖掘与保护，这是多年来很难见到的好现象。但是在‘好事’的后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问题看来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不可掉以轻心。如当前刮起的‘挖宝’之风，就是其中的问题之一。”刘庆柱说，“挖宝”的现象有多种表现形式。
首先，在考古发现中，重视古代墓葬，轻视遗址；在古代墓葬考古发现中，又是重视大型墓葬、达官显贵墓葬乃至帝王陵墓，轻视一般墓葬。在墓葬考古发掘中，重视随葬品的遗物，轻视墓葬遗迹。如关于帝王陵墓的发掘问题，社会上不时传出发掘秦始皇陵、打开武则天乾陵的呼声。
倡议发掘者的主要理由，一是，现在科学技术已发展到能够“完好无损”发掘这些帝陵；二，认为这些帝陵发掘后比埋藏在地下更有利于文物保护；三，利用文物，进一步开发旅游资源，促进旅游事业发展。
刘庆柱认为上述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还没有发展到能够完全甚至是基本解决出土文物的完整性、永久性、原真性保护问题的水平，已有的教训是定陵出土的丝绸已大多被损，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女尸已变硬、变色等等。
他说，比如出土金属器文物的锈蚀问题目前还没法从根本上解决，出土文物微环境变化的影响及微环境数据的取得与微环境的再造都处于探索与拟“研究”阶段。至于说墓葬中的文物出土后放在博物馆比埋藏于地下更好的说法，已被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事实所否定。
“挖掘类似秦始皇陵、武则天乾陵等这类中国乃至世界极为重要的文化遗产，以期带来巨大的旅游商机，无疑是舍本逐末。”他认为。
其次，是非法“挖宝”，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盗墓”。他解释，看起来把“挖宝”与“盗墓”联系在一起，似乎太严重了！其实“盗墓”就是“挖宝”，也就是“盗宝”。
目前社会上盗墓、盗宝之风不见消退，有的人为“宝”不惜以身试法，他们把“宝”作为金钱的化身。也有人对国宝级文物，不惜重金收买。“当然，不少人是为了收藏，但确实有的就是把收藏这些‘宝’作为财富投资、固定资产升值的渠道。”刘庆柱分析，越刮越烈的挖宝之风，是社会上拜金思想膨胀的产物。
“最后一个问题是，对于文物鉴赏，重艺术、轻科学，重观赏、轻知识。”刘庆柱认为，“考古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而挖宝的实质是为了谋取最大经济利益。所以，挖宝不是考古！挖宝与科学不相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