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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冲突
界定东方与西方的分野，文化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东方由“远东”和“近东”组成；第二种观点，则主张东方应该涵盖“非欧世界”与“阿拉伯世界”；最后一种观点，即赞成东方是除了欧美之外其他欠发达的地区。在世界迈入现代化、全球化趋势之后，第三种看法逐渐成为了学术界的主流。原本单纯的地域概念，逐渐被赋予了经济、政治、宗教、艺术、文化甚至种族的色彩。于是，“东方/西方”二元叙述范式在爱德华·萨义德的书中被绝对化了，萨义德援引且补充了瓦勒斯坦的观点，即在晚期资本主义之后，西方成为了世界的内核，而东方则成为了边缘。
需要指出的是，萨义德在书中并非声称是自己的观点。就对于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看法，他直接援引了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德斯的悲剧《酒神的伴侣》与另一位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中的情节，并称，通过对这两部戏剧情节的分析，他得出，从古到今，西方人一直在用两种观点看待东方——第一，东方是容易被打败的——《波斯人》中的主要情节就是波斯国王的母亲和老臣们在王宫里悲戚地等待他们的军队被希腊大败的噩耗；第二，东方是危险的、非理性的——《酒神的伴侣》中的主要情节便是从亚洲回来复仇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用东方的巫术仪式杀死了代表希腊理性的国王。
姑且不说萨义德的援引是否正确，他的观点是否谬误。我们需要看到，萨义德为我们打开了关于东西方“文明冲突”研究的另一扇窗口——跨文化研究。我们无从得知萨义德如何预见到了未来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后来者亨廷顿将文明、文化的东西方冲突阐述的极为透彻。罗素曾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国。”
尤其是“9·11”之后，陆续爆发出来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朝核问题等一系列国际问题。很清楚可以看到，始终是西方阵营（如基督教世界）与东方阵营（如阿拉伯世界）的一种“文化冲突”。其实，文明冲突的作用，在这些局部冲突、局部战争中的作用本身就尤为明显。虽然多元化、全球化、多极化、非冷战已经喊了多年，究竟能否实现？我们目前看到的究竟是否真的是多极化？确实，中国人恐怕会回答是安定和平发展的多极化，若是换了伊拉克人、朝鲜人或是阿富汗人，面对同样的问题，难道也会这样回答吗？
奥运会是全世界的盛会，体育竞技是抛弃了地域、种族、血统无差别进行竞争的活动。优胜劣汰，公平竞争，全人类的奥林匹克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发扬。从文化上看，奥运会的主办方对于整场奥运会的文化主导精神，是有着绝对决定权力的。是否把自己的文化立场融入奥运会，是主办方的权力与主张。而这种主张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东方的，一种则是西方的。
其实我们站在文化的高度来看，无论中亚，还是东亚，或是北非、拉美等地，实际上仍然是东方世界，而中国，却成为了东西方文明冲突下的一块净土。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东方国家，本次奥运会的举办，对于东方文化与西方世界的对话，显然有着非常好的积极影响作用。
奥林匹克精神与“和谐”思想
东方的中国且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在东方世界中显然具备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发源于古希腊的奥运会，其奥林匹克精神成为西方精神文化的主导。这种精神贯穿几千年以来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成为了西方诸多世界观、哲学思想中最具特色，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根主线。自然而然，也成为了西方思想的滥觞。
本次奥运会在中国举办，这是首次将奥运精神和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东方国家联系到了一起。两种强势文化的碰撞，往往意义并不在于文化的输赢，而是在于在人类学、思想学的高度，去寻找文化中共通之处，从而获得文化的互认。中国文化与古希腊文化是世界东西方两大最为古老，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体系。当然，日后所形成的“东方/西方”文化体系与“中国/古希腊”文化体系并没有直接的绝对关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就根植于文化体系中本质的世界观而言，如果追根溯源，其滥觞仍然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希腊与古代中国。
历次奥运会的举办，实际上都是从举办方的文化立场出发。奥运会所贯穿的奥林匹克公平竞技精神，实际上是古希腊哲学家关于艺术、体育与人格的一种诠释，“那种能把音乐和体育配合得最好，能最为比例适当地把两者应用到心灵上的人，我们称他们为最完美和谐的音乐家应该是最适当的，远比一般仅知和弦弹琴的人为音乐家更适当。”所以学术界普遍认为，“希腊哲学是古代奥运的哲学基础，而古代奥运在某些方面体现和实践了希腊哲学”。
正如李约瑟所说，西方文化是站在全人类发展的共性上进行建构的，而这种普世的全人类并非当下的全球化。自然，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并非我们当下所说的和谐社会。但是两者却有相同之处。追求善美、整体美与人的全面发展，是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哲学思想与中国人的“中庸”、“和谐”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或许，这就是奥林匹克运动——或是说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在精髓上共通的地方，抑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长期以来并非出现大规模的、极端的冲突。中国文化缘何避开了当今文化发展的全球性忧虑？
答案很明显，中国文明向来兼容并蓄的精神，实质上为自身的发展不断拓开了空间。任何一种民族、一种宗教与一种生活范式在中国都能获得尊重与理解。这也是为何西方世界高度关注东方文化的原因所在。在爱德华·萨义德尤其是亨廷顿之后，西方对于东方的概念开始出现了更为细化的区分，即阿拉伯世界、犹太世界、中国世界与东南亚世界等。而后两者所代表的远东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是更为纯粹的东方定义。
笔者认为，北京奥运会最大的文化价值，就是将纯粹的东方的——中国的和谐精神、包容精神向全世界作一次全面的、综合的展示。相比较而言，西方世界明显更熟悉、更信奉于奥林匹克精神。而在北京奥运会上对于中国文明展示，则是结构于奥林匹克精神之上的。
中国文化遗产的传播
正如前文所说，北京奥运会的文化价值在于对于中国文化精髓——和谐精神的传播。但这种传播却是有着自己的方式。常规说来，文化的传播一般形式是非物质文化的传播。有学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应依附物质化的流通进行传播。任何文化，产品只有参与大流通，才能进行大传播。”
就当下我国文化遗产的问题而言，确实存在着不乐观的局面。尤其是可传播的非物质类文化遗产，作为曲高和寡的国粹，始终未能获得相应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纵观世界其他文化生命力的决定因素，无非做到两个关键的步骤，首先是保护，其次是传播。而关于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播，无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在主流方向上一直都存在着不谋而合的观点与主张。
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人类文明只有代代相传，才能不断丰富发展；只有相互交流，才能文物化成。”同时，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华斌教授也认为，“从每个城市自身出发，都需要自己的文化传承。保护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艺术形式，一方面是城市树立形象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最好方向。”
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类文化遗产走向市场，是文化遗产的终结；如果不走向市场，曲高和寡又很难回到民间。正如前文所说，文化需要的是传播，传播中才不断提高其生命力，在根本上才能促使文化遗产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但是中国的文化遗产却遇到当下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出路何在？笔者以为，中国文化遗产“走出去”的意义远远要大于“原地打转”的意义。
因为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的文化是东方文化中唯一在全球几乎畅通无阻而无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与种族歧视阻碍的文化体系。作为东方文化最重要的支系，中国文化在代表东方文化与非东方文化对话时，确实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全球性文化传播普遍存在焦虑的前提下，北京奥运会责无旁贷地就成为了东西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进行平等对话、沟通，并将中国文化进行有效传播的一个巨大平台。
从文化的存在形式来看，非物质类文化遗产的存在形式一般有三种：历史固化的精神态——文本形式；空间迁移的物质态——物化式样；文化传承的主体态——意识理念。这三种存在形式决定了中国的非物质类文化遗产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存在形式有多种，所以说，文化的传播策略相对也是多样化的。如果站在生命机理、价值作用和社会影响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就文化自身而言，给定的认识角度和科学定位的不同——传统文化的发掘模式与出场路径也就不同。
纵观当下世界的文化冲突，无非是“传统/现代性”、“本土/世界性”这两对二元对立的文化冲突。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一开始是立足于本土的，也是传统的，但是它自身以和谐为本的精髓却是兼容并蓄的，这就决定了其在意识形态上破解了传统的本土性叙事策略。北京奥运会自然而然为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世界维度内的沟通起了如虎添翼的作用。正如著名学者、北京奥运会组委会艺术顾问季羡林先生所主张的那样，“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到处都是你争我夺。而中国向来是一个追求和平、和谐的国度，奥运会正是一个展示我们国家和民族伟大形象的机遇。”
文化遗产的传播策略
毕竟，奥运会是体育的盛会，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文化交流周，也不是全世界的文化博览会。作为从文化层面出发的研究者，只能说我们关注的只是奥运会所携带的文化价值。
就北京奥运会而言，这是中国文化遗产首次在奥运会上获得主动权，中国文化遗产获得了世界性的展示和亮相。这种展示有别于一般性质文化周、电影节的展示。因为奥运会是目前国际上最高级别的文化体育活动，是属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话。一方面，奥运会为世界各国在和平发展的大框架下进行无障碍沟通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奥运会仍是一次不可忽视的、展现各国综合实力的机会。
正如前文所说，当下世界的冲突，在很大层面上是文明（或文化）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理解而形成的文明冲突。对于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提供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进行文化层面的对话。奥运会的平等精神实际上就为这种对话，在本质上起到了一个“平等”的作用，从而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最佳的“重估”。而北京奥运会，则是在一次全民、全球的体育盛会中，将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从传播精髓上看，北京奥运会的精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谐，但是如何进行行之有效的和谐沟通？如何才能有效地将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进行全世界范围内的深度传播，这便是北京奥运会的具体传播的策略。
从具体的策略上看，北京奥运会与历届奥运会有很多的不同之处。笔者认为，“和谐精神”与“中国风格”是本次奥运会在文化传播策略上最大的特色。无论是奖牌、会徽、火炬的设计，还是宣传片的制作，以及未来开幕式策划的主题思想，甚至包括比赛项目的设置，都是带有非常深入的“和谐精神”。尤其是火炬的设计，更是本着“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审美原则，火炬的接力长跑，命名为“和谐之旅”，至于奖牌的设计，更“和谐地将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结合在一起”。
而“中国风格”则是北京奥运会的主导风格。和以往的奥运会不同，以往的历次奥运会，虽然都有本国的风格与特色，但是总体来说，是以西方文化与现代文明为主导思想的。而本次奥运会，其主导文化是纯粹的中国风格，力图将中国元素添加、渗透到整个奥运会的各个层面之中。中国的文化遗产——戏曲、绘画、工艺美术与和谐的世界观等等，都无一例外地渗透到了奖牌、会徽、火炬设计，开幕式、比赛项目的策划当中，尤其是在比赛项目中，首次添加了中国的武术。这种指导思想，能够促使每一个感受奥林匹克精神的人，也都真切地感觉到了中国的文化遗产魅力。
从全面来综合分析，北京奥运会的意义远远不止奥运会期间短时效应的影响。举办一次奥运会，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绝对不是暂时的。一方面，北京奥运会给全世界打开了一扇如何观照中国的窗口。如何将“东方热”、“中国热”上升到对于中国文化遗产更为全面的了解，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沟通”、“沟通和谐”？一方面，北京奥运会为其他东方国家也做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范例。如何依托奥运会这样一个代表全人类利益的盛会，将本国尤其是东方国家的文化遗产放置在一个较高的交流平台上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推广，这也是当下文化全球化、多元化进程中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界定东方与西方的分野，文化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东方由“远东”和“近东”组成；第二种观点，则主张东方应该涵盖“非欧世界”与“阿拉伯世界”；最后一种观点，即赞成东方是除了欧美之外其他欠发达的地区。在世界迈入现代化、全球化趋势之后，第三种看法逐渐成为了学术界的主流。原本单纯的地域概念，逐渐被赋予了经济、政治、宗教、艺术、文化甚至种族的色彩。于是，“东方/西方”二元叙述范式在爱德华·萨义德的书中被绝对化了，萨义德援引且补充了瓦勒斯坦的观点，即在晚期资本主义之后，西方成为了世界的内核，而东方则成为了边缘。
需要指出的是，萨义德在书中并非声称是自己的观点。就对于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看法，他直接援引了古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德斯的悲剧《酒神的伴侣》与另一位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中的情节，并称，通过对这两部戏剧情节的分析，他得出，从古到今，西方人一直在用两种观点看待东方——第一，东方是容易被打败的——《波斯人》中的主要情节就是波斯国王的母亲和老臣们在王宫里悲戚地等待他们的军队被希腊大败的噩耗；第二，东方是危险的、非理性的——《酒神的伴侣》中的主要情节便是从亚洲回来复仇的酒神狄奥尼索斯用东方的巫术仪式杀死了代表希腊理性的国王。
姑且不说萨义德的援引是否正确，他的观点是否谬误。我们需要看到，萨义德为我们打开了关于东西方“文明冲突”研究的另一扇窗口——跨文化研究。我们无从得知萨义德如何预见到了未来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后来者亨廷顿将文明、文化的东西方冲突阐述的极为透彻。罗素曾说，“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国。”
尤其是“9·11”之后，陆续爆发出来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朝核问题等一系列国际问题。很清楚可以看到，始终是西方阵营（如基督教世界）与东方阵营（如阿拉伯世界）的一种“文化冲突”。其实，文明冲突的作用，在这些局部冲突、局部战争中的作用本身就尤为明显。虽然多元化、全球化、多极化、非冷战已经喊了多年，究竟能否实现？我们目前看到的究竟是否真的是多极化？确实，中国人恐怕会回答是安定和平发展的多极化，若是换了伊拉克人、朝鲜人或是阿富汗人，面对同样的问题，难道也会这样回答吗？
奥运会是全世界的盛会，体育竞技是抛弃了地域、种族、血统无差别进行竞争的活动。优胜劣汰，公平竞争，全人类的奥林匹克精神在这里得到了极大的发扬。从文化上看，奥运会的主办方对于整场奥运会的文化主导精神，是有着绝对决定权力的。是否把自己的文化立场融入奥运会，是主办方的权力与主张。而这种主张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东方的，一种则是西方的。
其实我们站在文化的高度来看，无论中亚，还是东亚，或是北非、拉美等地，实际上仍然是东方世界，而中国，却成为了东西方文明冲突下的一块净土。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东方国家，本次奥运会的举办，对于东方文化与西方世界的对话，显然有着非常好的积极影响作用。
奥林匹克精神与“和谐”思想
东方的中国且作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在东方世界中显然具备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发源于古希腊的奥运会，其奥林匹克精神成为西方精神文化的主导。这种精神贯穿几千年以来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成为了西方诸多世界观、哲学思想中最具特色，也是最为重要的一根主线。自然而然，也成为了西方思想的滥觞。
本次奥运会在中国举办，这是首次将奥运精神和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东方国家联系到了一起。两种强势文化的碰撞，往往意义并不在于文化的输赢，而是在于在人类学、思想学的高度，去寻找文化中共通之处，从而获得文化的互认。中国文化与古希腊文化是世界东西方两大最为古老，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体系。当然，日后所形成的“东方/西方”文化体系与“中国/古希腊”文化体系并没有直接的绝对关系。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就根植于文化体系中本质的世界观而言，如果追根溯源，其滥觞仍然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希腊与古代中国。
历次奥运会的举办，实际上都是从举办方的文化立场出发。奥运会所贯穿的奥林匹克公平竞技精神，实际上是古希腊哲学家关于艺术、体育与人格的一种诠释，“那种能把音乐和体育配合得最好，能最为比例适当地把两者应用到心灵上的人，我们称他们为最完美和谐的音乐家应该是最适当的，远比一般仅知和弦弹琴的人为音乐家更适当。”所以学术界普遍认为，“希腊哲学是古代奥运的哲学基础，而古代奥运在某些方面体现和实践了希腊哲学”。
正如李约瑟所说，西方文化是站在全人类发展的共性上进行建构的，而这种普世的全人类并非当下的全球化。自然，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并非我们当下所说的和谐社会。但是两者却有相同之处。追求善美、整体美与人的全面发展，是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我们清楚地看到，这种哲学思想与中国人的“中庸”、“和谐”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或许，这就是奥林匹克运动——或是说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在精髓上共通的地方，抑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导致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长期以来并非出现大规模的、极端的冲突。中国文化缘何避开了当今文化发展的全球性忧虑？
答案很明显，中国文明向来兼容并蓄的精神，实质上为自身的发展不断拓开了空间。任何一种民族、一种宗教与一种生活范式在中国都能获得尊重与理解。这也是为何西方世界高度关注东方文化的原因所在。在爱德华·萨义德尤其是亨廷顿之后，西方对于东方的概念开始出现了更为细化的区分，即阿拉伯世界、犹太世界、中国世界与东南亚世界等。而后两者所代表的远东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是更为纯粹的东方定义。
笔者认为，北京奥运会最大的文化价值，就是将纯粹的东方的——中国的和谐精神、包容精神向全世界作一次全面的、综合的展示。相比较而言，西方世界明显更熟悉、更信奉于奥林匹克精神。而在北京奥运会上对于中国文明展示，则是结构于奥林匹克精神之上的。
中国文化遗产的传播
正如前文所说，北京奥运会的文化价值在于对于中国文化精髓——和谐精神的传播。但这种传播却是有着自己的方式。常规说来，文化的传播一般形式是非物质文化的传播。有学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应依附物质化的流通进行传播。任何文化，产品只有参与大流通，才能进行大传播。”
就当下我国文化遗产的问题而言，确实存在着不乐观的局面。尤其是可传播的非物质类文化遗产，作为曲高和寡的国粹，始终未能获得相应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纵观世界其他文化生命力的决定因素，无非做到两个关键的步骤，首先是保护，其次是传播。而关于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播，无论是官方还是学术界，在主流方向上一直都存在着不谋而合的观点与主张。
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人类文明只有代代相传，才能不断丰富发展；只有相互交流，才能文物化成。”同时，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华斌教授也认为，“从每个城市自身出发，都需要自己的文化传承。保护有地域特色的文化艺术形式，一方面是城市树立形象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最好方向。”
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质类文化遗产走向市场，是文化遗产的终结；如果不走向市场，曲高和寡又很难回到民间。正如前文所说，文化需要的是传播，传播中才不断提高其生命力，在根本上才能促使文化遗产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但是中国的文化遗产却遇到当下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出路何在？笔者以为，中国文化遗产“走出去”的意义远远要大于“原地打转”的意义。
因为在当下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的文化是东方文化中唯一在全球几乎畅通无阻而无意识形态、宗教信仰与种族歧视阻碍的文化体系。作为东方文化最重要的支系，中国文化在代表东方文化与非东方文化对话时，确实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全球性文化传播普遍存在焦虑的前提下，北京奥运会责无旁贷地就成为了东西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进行平等对话、沟通，并将中国文化进行有效传播的一个巨大平台。
从文化的存在形式来看，非物质类文化遗产的存在形式一般有三种：历史固化的精神态——文本形式；空间迁移的物质态——物化式样；文化传承的主体态——意识理念。这三种存在形式决定了中国的非物质类文化遗产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说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存在形式有多种，所以说，文化的传播策略相对也是多样化的。如果站在生命机理、价值作用和社会影响这个角度上，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就文化自身而言，给定的认识角度和科学定位的不同——传统文化的发掘模式与出场路径也就不同。
纵观当下世界的文化冲突，无非是“传统/现代性”、“本土/世界性”这两对二元对立的文化冲突。中国的传统文化确实一开始是立足于本土的，也是传统的，但是它自身以和谐为本的精髓却是兼容并蓄的，这就决定了其在意识形态上破解了传统的本土性叙事策略。北京奥运会自然而然为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世界维度内的沟通起了如虎添翼的作用。正如著名学者、北京奥运会组委会艺术顾问季羡林先生所主张的那样，“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到处都是你争我夺。而中国向来是一个追求和平、和谐的国度，奥运会正是一个展示我们国家和民族伟大形象的机遇。”
文化遗产的传播策略
毕竟，奥运会是体育的盛会，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文化交流周，也不是全世界的文化博览会。作为从文化层面出发的研究者，只能说我们关注的只是奥运会所携带的文化价值。
就北京奥运会而言，这是中国文化遗产首次在奥运会上获得主动权，中国文化遗产获得了世界性的展示和亮相。这种展示有别于一般性质文化周、电影节的展示。因为奥运会是目前国际上最高级别的文化体育活动，是属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话。一方面，奥运会为世界各国在和平发展的大框架下进行无障碍沟通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奥运会仍是一次不可忽视的、展现各国综合实力的机会。
正如前文所说，当下世界的冲突，在很大层面上是文明（或文化）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与理解而形成的文明冲突。对于东西方文明的冲突，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提供一个平等对话的平台，进行文化层面的对话。奥运会的平等精神实际上就为这种对话，在本质上起到了一个“平等”的作用，从而将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最佳的“重估”。而北京奥运会，则是在一次全民、全球的体育盛会中，将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从传播精髓上看，北京奥运会的精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谐，但是如何进行行之有效的和谐沟通？如何才能有效地将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进行全世界范围内的深度传播，这便是北京奥运会的具体传播的策略。
从具体的策略上看，北京奥运会与历届奥运会有很多的不同之处。笔者认为，“和谐精神”与“中国风格”是本次奥运会在文化传播策略上最大的特色。无论是奖牌、会徽、火炬的设计，还是宣传片的制作，以及未来开幕式策划的主题思想，甚至包括比赛项目的设置，都是带有非常深入的“和谐精神”。尤其是火炬的设计，更是本着“渊源共生，和谐共融”的审美原则，火炬的接力长跑，命名为“和谐之旅”，至于奖牌的设计，更“和谐地将中国文化与奥林匹克精神结合在一起”。
而“中国风格”则是北京奥运会的主导风格。和以往的奥运会不同，以往的历次奥运会，虽然都有本国的风格与特色，但是总体来说，是以西方文化与现代文明为主导思想的。而本次奥运会，其主导文化是纯粹的中国风格，力图将中国元素添加、渗透到整个奥运会的各个层面之中。中国的文化遗产——戏曲、绘画、工艺美术与和谐的世界观等等，都无一例外地渗透到了奖牌、会徽、火炬设计，开幕式、比赛项目的策划当中，尤其是在比赛项目中，首次添加了中国的武术。这种指导思想，能够促使每一个感受奥林匹克精神的人，也都真切地感觉到了中国的文化遗产魅力。
从全面来综合分析，北京奥运会的意义远远不止奥运会期间短时效应的影响。举办一次奥运会，对于一个国家的影响，绝对不是暂时的。一方面，北京奥运会给全世界打开了一扇如何观照中国的窗口。如何将“东方热”、“中国热”上升到对于中国文化遗产更为全面的了解，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沟通”、“沟通和谐”？一方面，北京奥运会为其他东方国家也做了一个非常优秀的范例。如何依托奥运会这样一个代表全人类利益的盛会，将本国尤其是东方国家的文化遗产放置在一个较高的交流平台上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推广，这也是当下文化全球化、多元化进程中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