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提名理由
它彻底消灭了“好学生”“坏学生”的称呼,让每个学生都为“成为自己”而骄傲;它给予孩子们选择的权利,与此同时也赋予了他们自由、创造与责任。在教育这个宏大的命题下,它细致入微地考量,用细水长流的韧性,为学生打造出一个造梦、追梦、圆梦的空间。它所描绘的教育,没有功利与成败,只有真实、宽容与创造,而贯穿其中的,是希望。
北京市十一学校高三学生安阳的课程表独一无二。以星期一上午为例,他先要去上I级数学课,再去上II级政治课,然后是II级历史、田径和I级化学。
同在星期一,他的同学胡天寒的课程却是先上数学III级,然后是物理III级,接下来是III级化学,语文B级以及田径和英语B。当然,胡天寒的课程表也是独一无二的。
这是十一学校自2011年开始施行课程改革的一个显著标志:高中部4174名学生,每人都有一张自己的专属课程表,学生可以根据自己各学科的学习程度、兴趣爱好以及未来报考大学的方向,选择不同难度的课程。与此相配合,行政班级和班主任取消。学生走班选课,学科教师只需专注本学科的授课和教学研究即可。
如此彻底地告别传统教学模式,北京十一学校是中国第一家。有人评价说,它“真正触动了教育改革的核心”,但对北京十一学校来说,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触动什么核心,仅仅是尽一切努力使学生“成为”自己。
“选择”成为主题词
4000余名学生,每人有一份与众不同的课表,其背后是庞大的课程体系。
十一学校用了几年时间,整合梳理国家和地方的课程体系,最终创建了265门校本课程,其中必修课只有17门,选修课有248门。另有30门综合实践课程和75门职业考察课程。即便必修学科,也分为5个不同难度。以数学为例,I级适合今后大学选择文科的学生,II、III级针对理科高考生,IV是竞赛班课程,V级则是大学先修课。课程选定也并非一成不变。学习一段时间后,如果觉得不合适,还可以重新选课。
这样的课程安排,不只是学生,就连老师也有些羡慕。“枣林村书院”院长、历史教师魏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上高中时,总也不明白,文科生为什么要学那么难的数学,但是在大一统的班级与教材体制下,他只好在一次次考试中正视自己在数学上的不足。“现在我的学生可比我幸运多了!”
十一学校的课间非常热闹。学生们抱着各自的教材,穿梭在学校的走廊里,偶而互相打个招呼,便兴致勃勃奔向271间不同的学科教室(每间教室门口贴着学科名称和教师名字),之后,仿佛船只入港,随着上课铃响,再次归于安静。“感觉学校就像个提供课程的大超市。”安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家超市不只可以选择课程,也可以选择学习方式。安阳、胡天寒选择按常规在教室上课,高二学生郑子豪则申请数学、语文自修,理由是他未来要报考导演系,需要更多时间学习专业课程;初二学生张帆则有专门为她度身定制的“一个人的写作课”。她酷爱写作,已创作了一部20万字的小说,在网上点击率颇高。每周一下午,是她和老师一对一讨论写作方法及小说构思的时间。最近,她正以自己的经历为原型,创作一部名为《户口》的小说。
课余活动更不用发愁,有272个社团可供选择。“超市”里没有的课程,学生还可以自己“进货”。比如,高二学生毛佳钰喜欢建筑,但学校没有相关社团,她便创办了少年建筑学院,亲自担任院长,由学校出面,聘请清华大学建筑学副教授担任指导。目前学院已招收了30多名会员,毛佳钰本人还完成了论文《北京钟鼓楼地区商业房屋改造研究及建议》。
甚至就寝时间也可以选择。十一学校每周有一次“与校长共进午餐”。一次,两名学生为就寝时间争论了起来。一名男生抱怨学校规定的就寝时间太早,另一名女生则认为太晚。校长李希贵听后,便责成这两名学生拿出解决方案。两人在全校范围进行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4个月后,拿出了一份详细的“分时睡觉”建议书。校方决定采纳。现在,十一学校的住宿生就有了3种不同的就寝时间。
他们甚至还帮助校长选择。每年最后一天是学校的“狂欢节”。这一天,校长要按学生的意愿进行装扮。他已被学生安排扮演的角色有“加勒比海盗船长”“邓布利多校长”和“大黄蜂”。
被挑战的老师
学生获得自由,被挑战的却是老师。不止一位教师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改革过程处处充满煎熬。
事实上,这场改革可以上溯至2007年。当时,李希贵刚担任校长不久,他发动全校教职员工要共同制定一份《北京市十一学校行动纲要》,每个人都要参与,共同归纳总结出十一学校的价值观和普遍认可的文化传统。
在学校工作了30余年的于振丽说:“数十年来从没有这样与同事们酣畅淋漓地争论过。”据统计,制订行动纲要过程中,共有475人参与了三轮大讨论,提交各类意见和建议684条。“这个过程实际让《行动纲要》成了大家共同的作品。”魏勇说。在争论过程中,老师们发现了许多学校历史中的成功基因,如“不为高考,赢得高考”“学生能做的,老师不要包办”。在激烈的交锋中,他们也开始接受新的理念与价值观。
《十一学校行动纲要》第一稿在2009年下半年形成,此后两三年,仍不断打磨,数易其稿,最终在2011年初正式对外公布。
《行动纲要》分为15章、100条,明确了在组织结构、师生关系、教育教学等主要领域内师生员工的行为准则,其中有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朴素表述。比如,对教师的职业定位:“教师从事的是世间最复杂的脑力劳动,在学生今日之爱戴与未来之追忆中,寻找富有乐趣的教育人生”“不占用学生自主学习和休息的时间,是对学生的基本尊重”;而对课程的定义是:“课程是学校的产品,通过对课程的构建和开发,最大限度满足不同学生的成长需求。” 此后,根据各年级的实际情况,课程改革逐步、分层展开。比如,语文和英语最初没有参与课改,因为教师普遍认为这两门学科不适合分层,怎么改没想清楚,索性先不动;拆掉教室里的讲台也不是一步到位,而是哪门课、哪个年级时机成熟拆哪个,全部拆光用了两年多;最初改革成走班制时,学校带着顾虑保留了行政班和班主任,结果造成了班主任制与学科导师制的矛盾。后来,留学回来的学生讲述了欧美学校的气氛:老师给予学生的是信任,而不是管理。校长李希贵听后下了决心,彻底取消行政班和班主任。
配合课程改革,学校行政管理体制也开始压缩。学校用了7年时间,陆续减少管理层级。年级学部成为课程与教师管理的核心,集教学、科研、人事、财务管理于一身;而原来的中层管理部门变为职能部门,并最终压缩为4个:办公室、教导处、总务处、工会。教职工的聘任由各年级学部、各部门双向选择,课堂教学的主导权下放到每个学科和每位教师。高一学部主任田俊说:“这里的改革没有‘一刀切’,也没有共同模式,它是一个百花园。”
变革带来了巨大压力。讲台拆掉了,教师讲课不再高高在上,平等对话成为常态;老师的权威不见了,有时候想找学生谈话,还要看学生是否有时间;过去教师只用教师参考书备课即可,如今参考书全部公开,老师被迫另外寻找教学资料;不止一位老师被学生在课堂上直接指出:老师,你刚才讲错了。
并非没有疑虑和担忧。比如,改革后每个学期设计有两个星期的“小学段”,没有老师和作业,学生自主安排。孩子们会不会“放羊”?许多老师担忧。但担忧仅仅是担忧而已。孩子们把自己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人用来读书,有人重温物理实验,还有人走出校园去做义工……
渐渐地,老师们找到了成就感。当教育不再依靠权威而依靠能力时,老师们被迫不断自我学习和成长;当学习不再依靠权威和监督时,学生们的主动性和效率都大幅提高。虽然成绩不再是唯一的目标,但成绩却并未因此有所下降。2013年,首届走班制学生参加高考,363名考生中650分以上达199人;取消班主任制,使得每位学科教师都要承担起关注学生情绪、心理等问题的责任,教师们与学生交流更多也更加熟悉了;甚至,老师们也像学生一样,期待每年6月的学校泼水节,水枪、水盆、水桶齐上阵,每个人都变成落汤鸡。谁说快乐只对孩子重要?
“过去我们看到的都是一片森林,每一棵树都一样。”校长李希贵在《面向个体的教育》一书中这样讲述他眼中的学校,“但今天我们要发现那棵树。”但对老师们而言,发现的过程是双向的——为了发现那棵树,他们也发现了自己这棵树。
北京十一学校
1952年建校。从2011年起,打破班主任管理模式,构建自有的课程体系,包括265门学科课程、30门综合实践课程、75个职业考察课程、272个社团和60个学生管理岗位,学生依据个人能力和兴趣爱好,自主选择课程,走班上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