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说赵明是在申请信息公开，倒不如说是在告状。
　　5月26日，他登陆大连市政府信息公开网站，在信息公开申请表“所需信息的内容描述”一栏中，写下了2700字，矛头直指大连市女子骑警队。
　　这位大连瓦房店市的退休警察在文中指出：女骑警根本不符合人民警察的实战需要，是“乱花纳税人钱的败家子作风”。
　　始料未及，赵明手握鼠标轻轻一点，却引起了轩然大波。5月28日，“女骑警成本”成为百度当天排在第三位的热搜词，紧随“中俄陆地军演”和“党内立法法”之后。这天，人民网推出针对这一问题的网络调查，共有7158人参与，76%支持赵明。
　　这位与新中国同龄的瘦高个老者，四方眼镜下面眼袋很大，眼角旁还有一小块老人斑，头发不再丰润，但一双不停闪烁的眼睛，显示出他在思考。他说起话来语速飞快、声调很高。
　　他说，这辈子最后悔没当上官，因为，“当了官，维权就简单多了”。

业余维权的宣传干部

　　成立于1994年12月的大连女子骑警队，一直作为大连市的名片存在着，在大连国际服装节、“达沃斯”年会等大型活动中多次亮相。很多大连市民以此为傲。
　　同为大连人的退休警察赵明却不以为然，他一直觉得女骑警的社会功能与警务活动基本无关，“难道警察的作用就是为了作秀吗？”赵明眉头挤在一块，双手摊开，耸起了肩。
　　赵明出生于大连市瓦房店谢屯镇沙山村。在其瓦房店交警大队的个人简历中，他这样介绍自己的童年：生活贫寒，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其父在海滩盐场晒盐，三年困难期间，为了生存辞工回家种田。
　　赵明从小爱写文章，从读小学起，他的理想便是能考上大学中文系。
　　不过，时代原因，他最终没有如愿。1987年，他进入公安系统，先担任政治侦查员、政治处宣传干部，后来进入交通警察大队，主要负责写宣传材料等工作。
　　但他写得更多的是诉状以及检举信。
　　1995年，瓦房店市换发“九二”式机动车牌证，原机动车号牌废止。然而，当地政府却借此机会设立“农村教育基金”“城市增容费”“尾气排放费”等名目，每个车主需向交警大队缴纳 1500多元，方能换牌。
　　车主不服，最终引发了群体性事件，车主们围堵市政府。由于警力不足，负责宣传工作的赵明也被叫去。
　　身为交警队一员，赵明对此事却持不同意见，他把事情经过写下来，通过传真发到了远在北京的公安部。
　　第二天，公安部就发下通知，批评瓦房店市公安局对于违反《人民警察法》的错误指令既不抵制也不报告，违法行政，要求坚决制止和纠正。
　　不过，公安部文件是发向全国的，瓦房店时任公安局长觉得很丢面子，声称彻查举报者。
　　之后的一段时间，赵明遭到调查，包括他家中盖房所用水泥从哪里购买，有没有付钱，都作为调查内容。最终没查出把柄，他才过了这一关。
　　赵明说，告状成功能给他带来一种满足感，虽然会得罪很多人，遭到调查时也会后悔做了这样的事，但有人向他投诉或找他帮忙维权时，他總是难以拒绝。
　　2002年，有人向他举报当地财政局向机动车主收取“教育基金”，他调研之后，一天之内把财政局和工商局两个部门告上了法庭。
　　2003年6月，他写了一篇2万多字的调查报告，对大连“北三市”（庄河、瓦房店、普兰店）向机动车乱收费的状况作了详细阐述，并寄到了国务院减负办。
　　两个月后，国务院减负办下发了《关于对‘北三市’向机动车乱收费问题的通报》，对11项乱收费项目进行了清理。

为父申冤

　　大连女子骑警队，一直是赵明的一块心病，他觉得警察编制和经费本就紧缺，为什么还要在警察内部设立这样一支队伍？而基层民警虽“鞠躬尽瘁”，保障却很低。
　　最近这篇2700多字要求公开女骑警运营成本的文章，赵明在2005年就写好了，当时国内不少省市效仿大连，纷纷组建女子骑警队，赵明通过网络做了一番调研，写了一篇批评文章，指出：女骑警无实战作用，且买马、养马费用高，是对纳税人血汗钱的挥霍。
　　赵明把这篇文章寄到了公安部，并在公安部编辑出版的《公安内参》上发表。他本希望大连有关部门看到后能有所行动，但毫无动静，赵明有点失望。
　　据媒体公开报道，大连女子骑警队初始组建时是从欧洲购买的血统纯正名贵马匹，后来香港赛马会捐赠一些。10多年来，大连市先后有5批次马从香港运至大连，4次空运，1次陆运，空运时通常使用波音747，运马的包机费用大约为150万人民币。
　　第一次举报石沉大海，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通过后，赵明曾想过利用这个时机再要求一次，但倡导建立女骑警队的领导时任要职，“质疑女骑警”又是个敏感话题，思前想后，赵明放弃了。
　　“这几年很多人问女骑警的事怎么样了，我都感觉很尴尬。”赵明说，感觉像是自己的承诺没有兑现。
　　“一条路走到黑”“开弓没有回头箭”是赵明对自己告状经历的总结。追根溯源，这与他“文革”时期的一段经历密不可分。
　　1966年，文革开始，全国停学，赵明刚好初三毕业，虽然上大学读中文系的梦想因此破灭，但成为一名红卫兵，也让赵明感到光荣，“当时真是满腔热血！”
　　讲起这段经历，赵明有点坐立不安，他频繁地起立、坐下，不时把眼镜摘下、戴上，后来他干脆跑出去用凉水洗了一把脸。
　　不过，红卫兵的荣耀很快就被剥夺了。因为父亲曾参加农民自卫队，并被国民党抓走了几天，在这场运动中被认定为刘少奇叛徒集团沙山村成员。
　　成为“叛徒”的父亲遭到批斗，腰被打弯了，牙齿被打掉两颗，赵明跑去跟革委会辩论，“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没人理会他。他们一家人也因此被孤立，没人愿意跟他们说话。 　　部队征兵，赵明却因父亲的问题去不了，只能在村里采石、挑粪、晒盐，挣工分；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后，赵明报名去辽宁大学中文系，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拒绝。
　　“我觉得人生毫无希望，我父亲是被冤枉的，即使不是被冤枉，父亲的事情为什么转嫁到我头上？”赵明决定告状。他写好状子寄往中央部门、辽宁省革委会以及大连市革委会，反复邮寄，均石沉大海，杳无音讯。
　　那段时间，他还写了一个剧本，名为《告状恨》，是一名妇女历尽曲折最终告状成功的故事，他承认那是自己的想象，想通过舞台表演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这部戏最终还在村里上演了。
　　文革末期，大家对他父亲的事情逐渐淡忘，他也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进入瓦房店市毛泽东思想宣传站工作，以农民的身份代理文化干部，即“以农代干”。
　　处境虽有所转机，可是父亲的“叛徒”身份仍未得到纠正，赵明决定再次告状。他东拼西凑了10块钱，买了一台油印机，印了厚厚一摞材料，背着去了北京。一位信访接待干部接过他的材料，夸奖他，“小伙写的字不错，写的文章也不错。”
　　话里听音，赵明觉得这次可能有戏。通过中央到地方的一级一级传达，1981年的一天，村里的大喇叭里终于喊了一句：“×××没事了。”他父亲获得了平反。奔波十多年，赵明终于获得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语，当时《旅大日报》刊登了他的故事，那张已破旧发黄的报纸，他现在仍保留着。
　　为父伸冤使赵明体会到了告状之艰难，也让他获得了极大成就感，当他成为一名体制内公务员时，也加剧了他为民请命的愿望，甚至有些“欲罢不能”。
　　2003年，他自筹费用建立了一个名为“赵明维权”的网站，专门刊发反映百姓冤屈和揭露官员腐败的文章，并帮助投诉网站的民众维权。到目前为止，该网站点击量已达到1078万。
　　2006年前后，他曾实名举报当地一位领导腐败，并称其没有共产主义信仰。据说，这位领导知道后大怒，并宣称要把赵明抓起来，赵明听说后，跑到了这位领导的办公室，找其理论。
　　领导问：“你谁呀！”
　　赵明回答：“我就是你最恨的赵明！”
　　虽然没人能够证实此情此景，不过朋友们都说，相信赵明干得出这种事儿。
　　这位领导最终提前退休。

理想主义者的矛盾

　　赵明的妻子是一名邮电局话务员，妻子常常劝阻他不要去“管闲事”。但“独断专行”的赵明不理会，常常先斩后奏，妻子觉得他不可理喻，就不再管了。
　　赵明好友邢文章说，因帮人维权，赵明在瓦房店地区的名声很大，甚至有信访局工作人员直接对访民说：“去找赵明帮你解决下吧。”
　　赵明在交通队的办公室里，有一整个书柜，装的都是百姓送来的举报或维权材料。
　　邢文章说，赵明爱好极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只喜欢书法、写诗、听红歌，尤其喜欢看《秋菊打官司》《杨乃武与小白菜》，只要电视上演这个，不管再忙都会坐下看完，而且百看不厌，“或许他是在剧中寻找自己的影子”。
　　不过，与其他热衷于舉报和维权的人不同，赵明说，他一直深陷某种理想主义者的矛盾之中。
　　作为一名共和国的同龄人，赵明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他热爱成为红卫兵的那一刻，曾先后两次去北京，接受毛泽东接见。他说，看到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大家挥手，心潮澎湃，“当时下决心一定要报效祖国”。因此，无法再戴上红卫兵袖标，于他无异于晴天霹雳。
　　父亲的历史原因虽然影响了赵明的一生，但赵明也说，如果不是因为热爱毛泽东思想，写作诗歌和文章，并多次向宣传站投稿，他也无法“以农代干”去从事宣传工作，从而为后来成为正式国家干部铺平了道路。
　　“我很依赖这个体制，他给了我‘铁饭碗’；我也很爱这个体制，所以当我看到它有毛病的时候，我会去告状。”赵明说，“很多人看我是眼中钉，其实我只是不忍心看着它变坏。”
　　因此，很多时候，他相信“青天”甚于“法治”，维权与举报时，他首先想到的是更高的权力，而不是法律程序。“我时常觉得自己这个的想法很悲哀，但却始终无法挣脱。”他说，他是理想主义者，又在个人英雄主义狂热导致的“病态”中挣扎。不过，当听到别人称呼他为“赵青天”时，他心里也获得了极大满足。
　　即便是对于他所举报的大连女子骑警队，他也并非是全盘否定。他说，他的建议是改制，可以放在旅游部门，而不是主要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警察系统。
　　这么多年来，他就是在“理想”与“不忍”之间徘徊。他一方面享受体制带给他的工作与福利，一方面又因为“看不惯”，不断向上级举报他所无法容忍的事情；他一边认为目前官员中存在大量的贪腐行为，一边又遗憾，自己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当上官，“如果当官了，维权就不会这么难了”——1996年，赵明被晋升为二级警督警衔，这是他一生的最高头衔。
　　理想难以实现，对现实不满，以及举报所带来的无法预料的后果，赵明坦言，他也有不小的压力，他因此将自己的微信取名为：彷徨的苦斗者。不过，他有自己的减压方式——听红歌。他说，那些歌曲使他回到了过去那个充满激情与理想的时代，“是这些给予了我前进的力量”。
　　事实上，本次要求大连女骑警财务公开之前，赵明已因失望而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今年两会后，他看到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公开表态：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放在阳光下。他说，他立刻又充满了信心。
　　5月26日，星期天。把那篇2700多字的文章稍作修改后，赵明打开大连市政府信息公开网，将其粘贴在了信息公开表格“所需信息的内容描述”一栏中。
　　毫不迟疑他按下了“提交”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