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人们也渐渐熟悉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术语。有经济学家指出，这一陷阱主要包括收入差距过大、过度城市化、产业升级障碍、资本开放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金融危机等，而其中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拉大。
　　经济平等是人类的一个永恒话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曾告诫：“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已经谈及社会财富与公平分配的关系。这些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学者认为，孔子主张“均无寡”是强调稳定而忽视发展。当今时代，追求社会稳定的方法首先是快速发展经济，而不是让所有人在低水平上收入平均。
　　这种看法无疑很有道理，但孔子的话却更具对人性的洞察，因为“患不均”不仅是指生活水平，其实也是指人类普遍和深层的心理，即对公平的渴求。改革前的平均主义固然是荒谬的，但同时也应当看到，贫富悬殊同样会导致社会不安定，即使这只是一种相对的贫困。正是基于此，社会学家们才发明了一个基尼系数，以此来判断社会分配的公平程度。一般来说，基尼系数高于0.5即可视为严重的贫富不均。
　　据美国彭博社近日报道，美国密歇根大学即将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中国2010年的基尼系数为0.55，其贫富差距在二十年间扩大了一倍，甚至超过实行自由放任主义经济的美国。这一调查也印证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感受，在调查排名中社会不公甚至排在贪腐和失业之前。
　　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同时巨大的收入差距也造成了底层社会的不满。其社会心理不全是由于平均主义思想的残留影响，而是由于社会财富资源和分配不公。很少有人对民营实业家、职业运动员和演艺人士的巨富感到愤怒，便是一个明证。换言之，人们愤怒的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权钱交换的市场关系。
　　这些年中国市场经济产生了奇迹，令世界瞩目，但同时必须承认，这仍是一个尚待完善的市场经济。其特点是，权力自始至终就与市场紧密相连。造成社会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干预，导致市场发育不充分，简言之，对市场不该做的它做了，该做的它却又做得不够。
　　无论是企业改制，或卖地卖矿，一些获利者往往都有权力背景，要么是原企业官员，要么是官商双赢，实质上是在权力运作下掠夺社会财富，使得一些有钱人的第一桶金就充满原罪。当这些财产转化为各种合法投资后，由于分配不公，又自然形成马太效应，使得富者越富，穷者越穷。如何规范财富获得公平性，将是后三十年改革的重要命题。
　　近日，《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通过审批，据称某行带头降薪：领导降一半，员工降一成。这是打造社会公平重要的一步。央企在理论上属于全民财产，其高管却一边享受政府官员待遇，一边领取超百万年薪，享有官员与商人的双重好处。此外，在任何国家，合理的税制都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一个途径。税改不能“穷人为富人纳税”：一方面是个税起征点低，使得中低收入者稅负过重，另一方面是累进税只征管工资收入，不征管财产收入，从而造成收入最高的阶层税负不对等。
　　市场经济需要有竞争，需要有结果的不平等。但如果说自由竞争是社会这艘船前行的引擎，那么公平就是这艘船的压舱石。在社会分配上不能是赢者通吃，否则社会这艘船就会失去平衡，发生倾斜。用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话说，这就是“公平的正义”问题。这位反对传统功利主义的西方学者认为，正义是一个社会合作体系里的最高价值，而他所说的正义主要就是指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划分方式，因而也可称作是分配正义。
　　罗尔斯承认社会不平等的合理存在，但这个不平等必须是可控的，符合社会整体的合作发展的；其正义第二原则即认为，对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应作如下安排，即人们能合理地指望这种不平等对每个人有利，尤其应当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第二原则虽然在排序上次于正义第一原则的自由，但如果受到严重破坏，第一原则的自由也将面临危险。
　　事实上，世界发达国家除美国等少数国家外，像北欧诸国、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其贫富差距并不大，多数人普遍没有社会不公的感受。而在发展中的中国，尚有许多人未达到温饱生活，其基尼系数却远远超过红线，导致仇富现象时时出现。对此，不应只是让权力退出市场，同时还应发挥政府对社会再分配的调节作用。
　　这才是打造公平社会应有之义，也是政府应负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