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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我们总是充满了期待地把将要来到的世纪、年、月、日称为新的，有意识地在平常的时间顺序中加上改良或革命的涵义。中国古人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希望每一天、每一刻都是新的，都有意义。
但新的并不一定都是好的。中国古代有个朝代就叫“新”，在西汉和东汉之间，时间很短，没能持久，也没有搞出什么新名堂。
评价历史上一个时期，一个运动，一个人物，要看他有什么“新”的、有价值的东西留给后人。每年的五月四日，我们要纪念五四运动，纪念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如果从陈独秀编辑《青年杂志》算起，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这个运动的成败得失值得我们反思。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两个有联系的概念。五四爱国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催生下爆发的，它反过来也扩大和深化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19年5月18日北京学生的总罢课宣言中出现了“五四运动”这个名词。8天之后，被新潮社骨干罗家伦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沿用。五四运动之后半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正式出现。现在我们把二者合起来，其实并不是一回事。没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照样要进行，思想解放是必然趋势。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催生的，是一个突发政治事件，是在很多偶然因素作用下发生的。它发生以后，当然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历史学家们把“五四运动”看作一个新时代的开端。1919年到1949年，被称为现代史阶段。现在我们讲五四运动，包括了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应该倒过来，新文化运动要大得多，时间也长得多，它包含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文化运动期间的一个突发事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场政治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因为时势的紧迫性，激发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同时，五四运动也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至少是部分地改变了。本来是一场文化运动，沿着白话文、文学革命、思想革命这样一个路径往前走。可是五四运动一发生，局势发生了重大转变，社会的动荡不可避免了。因此五四运动在历史上占据了主角的地位，反倒把文学革命这样的见效缓慢的事情衬托得平淡没有吸引力了。我们学习现代文学史，有时候就径直称之为“五四文学”，意思其实就是新文学。五四运动后不久，《新青年》同仁分离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各奔前程。这就是鲁迅慨叹的“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哪些算是前进呢？各有各的看法，从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角度看，是只有鲁迅等少数几个人坚持思想启蒙，但他们是在寂寞的战场上孤独彷徨的。鲁迅曾说：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这段话后面还可以加上一个：看过五四运动。实际上，鲁迅也没有参加五四运动。他既然对政治运动那么失望，就不会再去凑热闹。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干将。
新文化运动是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突变？我觉得不是绝对的根本性的变化。它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有一点相合，但又都不完全一样。文学的演进，一般都是渐变，很少有突变。文学革命，其实应该叫文学改良。有些人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发明了一种新的东西叫“白话文”，似乎“白话文”是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跳出来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一本杂志《展望》推选100位当代世界最有影响力人物，胡适名列其中。他入选的理由之一是发明了白话文！胡适固然是推行白话文学的积极分子。他对白话文的提倡，有意识，有理论，竭力鼓吹，功劳很大。但在他之前白话早已存在，提倡者颇不少。例如，外国传教士就提倡白话，他们当然另有目的——是为了便于传教；此外还有很多种白话报刊杂志，如《民报》《安徽白话报》《新世纪》等等。
一个国家要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以此贡献于人类文明。提到中国文化传统，大家现在更多地想到传统文化，也就是孔孟老庄这些文化经典，儒家道家思想观念，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好像还不够格。其实，新文化也是传统的一部分。文化传统要随时代前进，经历种种变化，吸收新的因素。
既然称为传统，总须有一部分相对稳定的东西。现在要问，中国文化传统中相对稳定的因素是什么？是儒家思想吗？如果是儒家思想，那么，新文化运动是打孔家店的，它是不是要切断传统呢？它不能承认，不能容忍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的中心思想。那么，中国文化要树立什么样的中心思想呢？中国一百多年来从西方吸取精神营养，引进各种理论，经过比较鉴别，最后选定了德国人马克思创立的学说，作为国家的中心思想和指导思想，这在中国的宪法中有明确规定。相反，对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延续时间最长的，影响最深广的儒家思想，并没有给予什么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冲击是很严重的。
偏重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关注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提供一套足以规范普通人民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因此，在冲破传统道德规范后，一时找不到代替。旧的破坏了，新的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经过实践，现在已经显露出问题，所以导致儒家思想重新回到人们的意识中，很多人都在讲《论语》。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传统一直没有完全实现转化。也就是说，新文化还没有成功。
本来，我们称呼什么是“新”的时，隐含的意义是在说它是“好的”，健康的，优美的，有益的。“新文化”能不能担得起这些描述？我们追求新文化一百年了，总有点新（好）东西吧？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
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哪些“新”的方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民族觉醒的一个新起点。五四运动可以说是胜利了，部分地因为它的作用，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中，中国人民的世界意识更强了，思考问题不仅局限于自己一个国家，而考虑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共同命运。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中国的青年一代，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思想，使他们摆脱了旧伦理的束缚。五四运动中，中国人民认识了反动统治者的本质，开始了新形式的政治斗争。单单是推翻清朝政府还不够，那是民族革命的一部分。还有更重要的部分，是政治斗争。政府不可信不可靠，军阀政府要不得，它在有些方面甚至变本加厉地危害中国的进步，因此有必要继续革命。五四运动中有一个口号：“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外争主权”都很明白，中华民族要在世界上有自己的地位；“内惩国贼”，就是对军阀政府不满。 从五四运动的起因看来，很明显地，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统治集团，往往是勾结在一起的，不择手段地谋取利益，互相利用，都是人民的敌人、革命的对象。所以，五四运动以后成立了共产党，还有南方的国民党革命派，首要的目标是打倒军阀政府，为此两个政党实现了联合。这种认识的形成，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到了很大作用。青年人在五四运动中得到锻炼，形成进步的思想意识，为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干部。北伐的胜利就是一个直接的成果。
最重要的是，白话文取得了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从文学革命开始，文学革命最主要内容是白话国语文学的形成。它有利于推动教育的普及，打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有利于各种人群之间、各种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互动。
白话文和简化字的倡导和推广，都是基于汉字繁难不便普及教育和文化的基本事实。
1897年11月创刊的《演义白话报》，主要刊载新闻、笔记、小说一类的文章，目的是把“各种有用的书籍报册演做白话”。创刊号上的《白话报小引》中说：“中国人要想发奋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由此可见，报刊用白话已成为晚清民初的重要现象，被纳入到社会改革和启蒙运动中。
文字要有利于传播和普及。1935年，文字简化出现了初步成果，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教育部长发令说：“我国文字，向苦繁难，数千年来，由图形文字，递改篆隶草书，以迄今日正体字，率皆由繁复而简单，由诘责而径直，由奇诡而平易，演变之迹，历历可稽……近年以来，政府与社会，虽渴望普及义务教育及民众教育，而效果仍未大著，其中原因固多，而字体繁复，亦为重大原因之一。”鲁迅晚年写有《门外文谈》，对文字简化发表了意见。直到现在，汉字的简化，文化的普及问题仍不断引发社会关注。20世纪50年代，中国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声母和韵母采用拉丁字母，现在大陆通行。而台湾等地还在使用繁体字和注音字母。择善而从，实现统一，虽然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是大势所趋。
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大大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白话国语的推行，对教育是一个大促进。过去许多学堂都是由旧的私塾或书院改成的，教材、教法还很陈旧。新文化运动和以大学生为主体进行的五四运动，大大改革了教育体制。五四前后，引进了新的教育观念，大批受过新式教育或归国留学生担任教员，教学体制、教材教法都有了不同程度的革新。1922年，中国参考了美国的学制，制定出自己的学制系统。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办学方针，虽然有很多波折，但对中国现代的高等教育一直起着榜样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新学堂和在校学生的数量都有极大的增加。学校在促进国民知识、改变国民精神面貌和整体素质方面发挥极大作用。当时，青年学生在社会上发挥巨大影响，充分说明新教育系统在社会公共文化空间中的重要地位。
社会团体组织得到空前扩展。当时，学生团体极为发达。各城市差不多都有学生联合会的组织，而各学校内部又有自己的学生团体组织。而五四运动发生后，各地的工人也纷纷组织团体了。
社会传媒系统也有了充分发展。由于新的社会团体大量增加，许多团体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创办了小报或期刊。据统计，各种白话报纸、刊物至少有400种以上，配以许多新的出版机构和发行系统。此外，公共图书馆、阅书报社、剧场戏院等相比以前也有巨大的发展。所有这些，对于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归结到思想意识上，新文化运动的“新”体现在发挥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个性解放，个人的独立，这是中国数千年来老师宿儒们所坚决反对的。在五四时期，先觉分子们最用力的，就是批判专制主义对于人们精神的压制与毒害。陈独秀所说“吾人最后之觉悟”，指的就是把人们从专制主义的宗法伦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胡适借易卜生之口宣传，人的最尊贵之处，在于有自由意志，能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否则，就与奴隶没有区别。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个性主义，个人独立，而产生对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全新理解。从清末以来，屡次的改革与革命都归于失败，原因之一就是民主只被当作一种制度，以为从上到下安排一下就可以了。结果出现很多问题。民智不开，政治极易被政客操纵，贿赂，欺骗。这种状态下，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权利就都成了空话。只有建立在个人独立，个人自由权利的基础上，民主制度才能真正实现。
个性主义的提倡，直接导致人的创造精神和创造力得到解放。这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振兴是极端重要的条件。
在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问题上，新文化运动也进行了很多尝试，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无庸讳言，百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常常处在崇洋状态。五四运动之前，知识阶层对传统文化产生一些批评性的反省意识，但难以突破传统文化的核心——君主专制与儒家一尊相结合的主体架构。中国屡次战败，使人们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思，意识到中国固有文化可能存在某种根本性的问题需要解决。于是，开始了全方位向西方学习。时代在变化，新的东西要进来，无论是好是坏，都阻挡不了。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要学习西方，但究竟学哪些，改变到什么程度，双方有分歧。传统文化中好的东西怎么保护，如何取法？直到今天，中国也还没有完全解决好这个问题。
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人有了比以往更开放的观念，可以称之为“世界观念”。胡适提出“全盘西化”，他自己解释说，其意思并非一般人理解的中国的东西全都不要了，而是要痛下决心，尽可能多地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这是“世界观念”的产物。胡适在美国读书，有一部《留学日记》传世，对那个国家的很多现象做了记录和思考。回到中国，见人们还是那么有优越感，老子天下第一，他就有了紧迫感。鲁迅也写过很多文章，讽刺盲目自大的人，《阿Q正传》揭示精神胜利法这种国民劣根性，成为杰作。鲁迅提倡自省精神，劝导人们永不自满，只有不自满，才能进步，否则就要被开除“球籍”。他们两人的意思是一致的。 其实，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意识到要吸取西方文化精华，也要重视中国固有文明，不要学西方人太看重物质的东西。他说：“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鲁迅等人因为斗争的需要，说了很多偏激的话。实际上，他们在传统文化方面具有很高的修养，而且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蔡元培不赞成简单否定旧文化，而主张东西文化融合；鲁迅抄校古籍，研究中国小说史；胡适大力提倡“整理国故”，他的盘子里中国文化养分并不少。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局限
最近若干年，有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负面影响说得多了，有的甚至对这场运动持否定态度。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有其局限和负面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但首先要肯定它的功劳。我上面说了一些好处，下面尝试说一些它的另一面。
首先，暴力问题。五四运动有暴力倾向，这是历史事实。我们应该加以研究、反省和批判。实际上，激进和暴力倾向，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的延续。前面说了，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不是凭空出现，所以，它也沾染了一些老毛病。
“火烧赵家楼”是五四爱国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5月4日下午，“火烧赵家楼”。火烧当然不是新文化题中应有之义，也不是什么新手法，是“古已有之”的。秦始皇的阿房宫，据说也是被一把火烧掉的。历代改朝换代，差不多都要来这么一手，大概人们希望一把火就能把坏的东西全部烧掉。但这是幻想。其实，这种火往往最终只是烧掉了好的东西而已，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腐败是层出不穷的，压迫是变本加厉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发展下去，老百姓做奴隶而不得，总是失望以至绝望。我们要的是根本的改革，人的觉悟、人的尊严的获得，人成为自己的主人。鲁迅希望的“第三样时代”，也就是人们真正当家作主的时代。如果人民当家作主了，他们最激烈的行动无非是站在楼外喊喊话，或者竟不必劳驾跑那么远去喊话，只用投票就把不良官吏罢免了，把腐败无能的政府更换了，断然不会也没有必要放火烧掉自己的、别人的或公共的财产。
以暴易暴的政治思维在五四运动期间还没有从中国青年的头脑中消失，当时中国贤哲们还没有进步到像印度的甘地那样的程度。
火烧赵家楼，实施者是一个叫匡互生的学生。曾经有人回忆说，匡互生当时叫他去买火柴，他拿回火柴，匡互生放火。但匡互生写《五四运动纪实》，并不承认自己放火。在这之前，在交民巷美国使馆前，是匡互生力主到赵家楼的。他比较冲动，北京大学的游行总指挥想阻拦他，但没有成功。这之后，大家的情绪失控了。谁是纵火者，至今没有人认账。最后成了无头案，用“因为种种原因”、“在复杂的情势下”这样的话语敷衍过去。再说激进主义问题。激进主义也有很深的历史文化渊源，到了近代更甚。外受列强欺凌，内受专制主义摧残，因为长期做奴隶，受压抑，内心酝酿了反抗情绪，行动起来必然是激进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虽然没有参加运动，高呼口号，但内心也是激进的。他提出废除汉字，不读中国书等观点，现在看来都比较可怕。到了晚年，他又倾向于政治，寄希望于革命。这就是中国现实的必由之路：要想解决中国的问题，都必须到政治上找答案，只埋头搞文化、搞教育，恐怕难以达到目的。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守旧派要抵抗新思潮，将外来思潮视为洪水猛兽，甚至想动用非文化的手段来解决。因此激起改革者的反抗。这时候，激烈的语言就必然从笔端流出，言语之间充满了所谓“义愤”。鲁迅的《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有这么一段：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妨害白话者的流毒却甚于洪水猛兽，非常广大，也非常长久，能使全中国化成一个麻胡，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里。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西方思潮的进入也是滋长激进主义的契机。西方思潮本来经过反复辩驳，经过实践检验，在其本国行之有效。但中国人把它们拿来，不加别择，立即使用，都说自己得到的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争执不休。思想斗争导致激进主义的产生。激进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中，长期延续，发展到后来的极左思潮猖獗，对国家民族造成很大损害。否定五四运动的人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激进主义种下了祸根。这种观点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我们眼光应该放得更长远一点，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问题，不是五四时期独有。甚至可以说，五四运动时期，这种倾向反而比以前还弱一点。以往改朝换代，总要有一场血腥战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长期处于极端专制主义的压制下，人民没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也没有通过妥协来解决问题的机制。相比之下，五四运动前后讲一点民主讲法制，各种思想都可以拿来研究一番。这在别的时代是难以想象的。就拿五四运动来说，学生被抓了，又被放出来——总算有一点进步——这可以算是新文化运动的好处吧。
克服激进主义，关键要使民主精神在中国社会扎根，这都需要很多年的努力才能达到。此外，就是要有宽容的社会环境。胡适经过多年的观察，总结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忠恕美德，虽然是老话，但不过时。实行忠恕之道，让人讲话，不一定同意别人的观点，但坚决捍卫别人讲话的权利。如此一来，激进主义就少了。
附带着说说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时候是有效的，大家一闹，有些目的就达到了。五四运动形成了这么一个传统，后来也屡获成功。但群众运动的负面影响人们注意得不多。鲁迅不赞成也不参加游行示威，除了对当局不放心外，对群众运动也是怀着一些疑虑的。群众运动容易引起虚荣心和依赖心，使个体在群体中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滋生一种从众的心理。当时从西方引进了各种主义，一开始轰轰烈烈，过不多久就没有了声息，被认真研究和实行的并不多，原因之一，是介绍者多有出风头的心态。所以有一段时间胡适提出，要大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实在是有感而发的。
改变社会形态，现在看来，不是五四运动所能完成的任务。对新文化运动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我们也不能操之过急，求全责备。
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两大口号，分别针对社会制度落后和科学技术落后的问题。这两方面的落后，制约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民主传统在中国比较微弱。人民将权力交给统治者使用，常常所托非人，或者刚开始还守规矩，渐渐失去监督，导致权力滥用。怎样建设政治民主，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大问题。科学技术落后，很大程度上因为社会制度落后。
所以，民主和科学，即德、赛两先生，我们要继续尊重，同时还应该敬重“自由”小姐和“宽容”老爷爷！
但新的并不一定都是好的。中国古代有个朝代就叫“新”，在西汉和东汉之间，时间很短，没能持久，也没有搞出什么新名堂。
评价历史上一个时期，一个运动，一个人物，要看他有什么“新”的、有价值的东西留给后人。每年的五月四日，我们要纪念五四运动，纪念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如果从陈独秀编辑《青年杂志》算起，走过了一百年的历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这个运动的成败得失值得我们反思。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是两个有联系的概念。五四爱国运动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催生下爆发的，它反过来也扩大和深化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1919年5月18日北京学生的总罢课宣言中出现了“五四运动”这个名词。8天之后，被新潮社骨干罗家伦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中沿用。五四运动之后半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名词正式出现。现在我们把二者合起来，其实并不是一回事。没有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照样要进行，思想解放是必然趋势。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催生的，是一个突发政治事件，是在很多偶然因素作用下发生的。它发生以后，当然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历史学家们把“五四运动”看作一个新时代的开端。1919年到1949年，被称为现代史阶段。现在我们讲五四运动，包括了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应该倒过来，新文化运动要大得多，时间也长得多，它包含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文化运动期间的一个突发事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场政治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新文化运动，因为时势的紧迫性，激发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同时，五四运动也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至少是部分地改变了。本来是一场文化运动，沿着白话文、文学革命、思想革命这样一个路径往前走。可是五四运动一发生，局势发生了重大转变，社会的动荡不可避免了。因此五四运动在历史上占据了主角的地位，反倒把文学革命这样的见效缓慢的事情衬托得平淡没有吸引力了。我们学习现代文学史，有时候就径直称之为“五四文学”，意思其实就是新文学。五四运动后不久，《新青年》同仁分离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坚各奔前程。这就是鲁迅慨叹的“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哪些算是前进呢？各有各的看法，从文学革命、思想革命的角度看，是只有鲁迅等少数几个人坚持思想启蒙，但他们是在寂寞的战场上孤独彷徨的。鲁迅曾说：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这段话后面还可以加上一个：看过五四运动。实际上，鲁迅也没有参加五四运动。他既然对政治运动那么失望，就不会再去凑热闹。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干将。
新文化运动是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场突变？我觉得不是绝对的根本性的变化。它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都有一点相合，但又都不完全一样。文学的演进，一般都是渐变，很少有突变。文学革命，其实应该叫文学改良。有些人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发明了一种新的东西叫“白话文”，似乎“白话文”是像孙悟空那样从石头缝里跳出来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一本杂志《展望》推选100位当代世界最有影响力人物，胡适名列其中。他入选的理由之一是发明了白话文！胡适固然是推行白话文学的积极分子。他对白话文的提倡，有意识，有理论，竭力鼓吹，功劳很大。但在他之前白话早已存在，提倡者颇不少。例如，外国传教士就提倡白话，他们当然另有目的——是为了便于传教；此外还有很多种白话报刊杂志，如《民报》《安徽白话报》《新世纪》等等。
一个国家要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以此贡献于人类文明。提到中国文化传统，大家现在更多地想到传统文化，也就是孔孟老庄这些文化经典，儒家道家思想观念，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好像还不够格。其实，新文化也是传统的一部分。文化传统要随时代前进，经历种种变化，吸收新的因素。
既然称为传统，总须有一部分相对稳定的东西。现在要问，中国文化传统中相对稳定的因素是什么？是儒家思想吗？如果是儒家思想，那么，新文化运动是打孔家店的，它是不是要切断传统呢？它不能承认，不能容忍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的中心思想。那么，中国文化要树立什么样的中心思想呢？中国一百多年来从西方吸取精神营养，引进各种理论，经过比较鉴别，最后选定了德国人马克思创立的学说，作为国家的中心思想和指导思想，这在中国的宪法中有明确规定。相反，对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延续时间最长的，影响最深广的儒家思想，并没有给予什么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冲击是很严重的。
偏重研究政治经济问题、关注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提供一套足以规范普通人民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因此，在冲破传统道德规范后，一时找不到代替。旧的破坏了，新的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经过实践，现在已经显露出问题，所以导致儒家思想重新回到人们的意识中，很多人都在讲《论语》。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传统一直没有完全实现转化。也就是说，新文化还没有成功。
本来，我们称呼什么是“新”的时，隐含的意义是在说它是“好的”，健康的，优美的，有益的。“新文化”能不能担得起这些描述？我们追求新文化一百年了，总有点新（好）东西吧？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
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哪些“新”的方面？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民族觉醒的一个新起点。五四运动可以说是胜利了，部分地因为它的作用，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中，中国人民的世界意识更强了，思考问题不仅局限于自己一个国家，而考虑到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共同命运。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中国的青年一代，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思想，使他们摆脱了旧伦理的束缚。五四运动中，中国人民认识了反动统治者的本质，开始了新形式的政治斗争。单单是推翻清朝政府还不够，那是民族革命的一部分。还有更重要的部分，是政治斗争。政府不可信不可靠，军阀政府要不得，它在有些方面甚至变本加厉地危害中国的进步，因此有必要继续革命。五四运动中有一个口号：“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外争主权”都很明白，中华民族要在世界上有自己的地位；“内惩国贼”，就是对军阀政府不满。 从五四运动的起因看来，很明显地，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统治集团，往往是勾结在一起的，不择手段地谋取利益，互相利用，都是人民的敌人、革命的对象。所以，五四运动以后成立了共产党，还有南方的国民党革命派，首要的目标是打倒军阀政府，为此两个政党实现了联合。这种认识的形成，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到了很大作用。青年人在五四运动中得到锻炼，形成进步的思想意识，为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干部。北伐的胜利就是一个直接的成果。
最重要的是，白话文取得了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从文学革命开始，文学革命最主要内容是白话国语文学的形成。它有利于推动教育的普及，打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有利于各种人群之间、各种文化之间的沟通和互动。
白话文和简化字的倡导和推广，都是基于汉字繁难不便普及教育和文化的基本事实。
1897年11月创刊的《演义白话报》，主要刊载新闻、笔记、小说一类的文章，目的是把“各种有用的书籍报册演做白话”。创刊号上的《白话报小引》中说：“中国人要想发奋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由此可见，报刊用白话已成为晚清民初的重要现象，被纳入到社会改革和启蒙运动中。
文字要有利于传播和普及。1935年，文字简化出现了初步成果，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教育部长发令说：“我国文字，向苦繁难，数千年来，由图形文字，递改篆隶草书，以迄今日正体字，率皆由繁复而简单，由诘责而径直，由奇诡而平易，演变之迹，历历可稽……近年以来，政府与社会，虽渴望普及义务教育及民众教育，而效果仍未大著，其中原因固多，而字体繁复，亦为重大原因之一。”鲁迅晚年写有《门外文谈》，对文字简化发表了意见。直到现在，汉字的简化，文化的普及问题仍不断引发社会关注。20世纪50年代，中国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声母和韵母采用拉丁字母，现在大陆通行。而台湾等地还在使用繁体字和注音字母。择善而从，实现统一，虽然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但是大势所趋。
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大大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白话国语的推行，对教育是一个大促进。过去许多学堂都是由旧的私塾或书院改成的，教材、教法还很陈旧。新文化运动和以大学生为主体进行的五四运动，大大改革了教育体制。五四前后，引进了新的教育观念，大批受过新式教育或归国留学生担任教员，教学体制、教材教法都有了不同程度的革新。1922年，中国参考了美国的学制，制定出自己的学制系统。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办学方针，虽然有很多波折，但对中国现代的高等教育一直起着榜样的作用。
新文化运动兴起后，新学堂和在校学生的数量都有极大的增加。学校在促进国民知识、改变国民精神面貌和整体素质方面发挥极大作用。当时，青年学生在社会上发挥巨大影响，充分说明新教育系统在社会公共文化空间中的重要地位。
社会团体组织得到空前扩展。当时，学生团体极为发达。各城市差不多都有学生联合会的组织，而各学校内部又有自己的学生团体组织。而五四运动发生后，各地的工人也纷纷组织团体了。
社会传媒系统也有了充分发展。由于新的社会团体大量增加，许多团体为宣传自己的主张，创办了小报或期刊。据统计，各种白话报纸、刊物至少有400种以上，配以许多新的出版机构和发行系统。此外，公共图书馆、阅书报社、剧场戏院等相比以前也有巨大的发展。所有这些，对于新思想、新观念的传播，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归结到思想意识上，新文化运动的“新”体现在发挥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权利。个性解放，个人的独立，这是中国数千年来老师宿儒们所坚决反对的。在五四时期，先觉分子们最用力的，就是批判专制主义对于人们精神的压制与毒害。陈独秀所说“吾人最后之觉悟”，指的就是把人们从专制主义的宗法伦理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胡适借易卜生之口宣传，人的最尊贵之处，在于有自由意志，能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任。否则，就与奴隶没有区别。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个性主义，个人独立，而产生对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全新理解。从清末以来，屡次的改革与革命都归于失败，原因之一就是民主只被当作一种制度，以为从上到下安排一下就可以了。结果出现很多问题。民智不开，政治极易被政客操纵，贿赂，欺骗。这种状态下，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权利就都成了空话。只有建立在个人独立，个人自由权利的基础上，民主制度才能真正实现。
个性主义的提倡，直接导致人的创造精神和创造力得到解放。这对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振兴是极端重要的条件。
在中西文化交流和融合问题上，新文化运动也进行了很多尝试，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无庸讳言，百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常常处在崇洋状态。五四运动之前，知识阶层对传统文化产生一些批评性的反省意识，但难以突破传统文化的核心——君主专制与儒家一尊相结合的主体架构。中国屡次战败，使人们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思，意识到中国固有文化可能存在某种根本性的问题需要解决。于是，开始了全方位向西方学习。时代在变化，新的东西要进来，无论是好是坏，都阻挡不了。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都要学习西方，但究竟学哪些，改变到什么程度，双方有分歧。传统文化中好的东西怎么保护，如何取法？直到今天，中国也还没有完全解决好这个问题。
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人有了比以往更开放的观念，可以称之为“世界观念”。胡适提出“全盘西化”，他自己解释说，其意思并非一般人理解的中国的东西全都不要了，而是要痛下决心，尽可能多地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这是“世界观念”的产物。胡适在美国读书，有一部《留学日记》传世，对那个国家的很多现象做了记录和思考。回到中国，见人们还是那么有优越感，老子天下第一，他就有了紧迫感。鲁迅也写过很多文章，讽刺盲目自大的人，《阿Q正传》揭示精神胜利法这种国民劣根性，成为杰作。鲁迅提倡自省精神，劝导人们永不自满，只有不自满，才能进步，否则就要被开除“球籍”。他们两人的意思是一致的。 其实，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意识到要吸取西方文化精华，也要重视中国固有文明，不要学西方人太看重物质的东西。他说：“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于肤浅凡庸之事物哉？”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鲁迅等人因为斗争的需要，说了很多偏激的话。实际上，他们在传统文化方面具有很高的修养，而且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蔡元培不赞成简单否定旧文化，而主张东西文化融合；鲁迅抄校古籍，研究中国小说史；胡适大力提倡“整理国故”，他的盘子里中国文化养分并不少。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局限
最近若干年，有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负面影响说得多了，有的甚至对这场运动持否定态度。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有其局限和负面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但首先要肯定它的功劳。我上面说了一些好处，下面尝试说一些它的另一面。
首先，暴力问题。五四运动有暴力倾向，这是历史事实。我们应该加以研究、反省和批判。实际上，激进和暴力倾向，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传统的延续。前面说了，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不是凭空出现，所以，它也沾染了一些老毛病。
“火烧赵家楼”是五四爱国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之一。5月4日下午，“火烧赵家楼”。火烧当然不是新文化题中应有之义，也不是什么新手法，是“古已有之”的。秦始皇的阿房宫，据说也是被一把火烧掉的。历代改朝换代，差不多都要来这么一手，大概人们希望一把火就能把坏的东西全部烧掉。但这是幻想。其实，这种火往往最终只是烧掉了好的东西而已，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腐败是层出不穷的，压迫是变本加厉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发展下去，老百姓做奴隶而不得，总是失望以至绝望。我们要的是根本的改革，人的觉悟、人的尊严的获得，人成为自己的主人。鲁迅希望的“第三样时代”，也就是人们真正当家作主的时代。如果人民当家作主了，他们最激烈的行动无非是站在楼外喊喊话，或者竟不必劳驾跑那么远去喊话，只用投票就把不良官吏罢免了，把腐败无能的政府更换了，断然不会也没有必要放火烧掉自己的、别人的或公共的财产。
以暴易暴的政治思维在五四运动期间还没有从中国青年的头脑中消失，当时中国贤哲们还没有进步到像印度的甘地那样的程度。
火烧赵家楼，实施者是一个叫匡互生的学生。曾经有人回忆说，匡互生当时叫他去买火柴，他拿回火柴，匡互生放火。但匡互生写《五四运动纪实》，并不承认自己放火。在这之前，在交民巷美国使馆前，是匡互生力主到赵家楼的。他比较冲动，北京大学的游行总指挥想阻拦他，但没有成功。这之后，大家的情绪失控了。谁是纵火者，至今没有人认账。最后成了无头案，用“因为种种原因”、“在复杂的情势下”这样的话语敷衍过去。再说激进主义问题。激进主义也有很深的历史文化渊源，到了近代更甚。外受列强欺凌，内受专制主义摧残，因为长期做奴隶，受压抑，内心酝酿了反抗情绪，行动起来必然是激进的。新文化运动中，鲁迅虽然没有参加运动，高呼口号，但内心也是激进的。他提出废除汉字，不读中国书等观点，现在看来都比较可怕。到了晚年，他又倾向于政治，寄希望于革命。这就是中国现实的必由之路：要想解决中国的问题，都必须到政治上找答案，只埋头搞文化、搞教育，恐怕难以达到目的。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守旧派要抵抗新思潮，将外来思潮视为洪水猛兽，甚至想动用非文化的手段来解决。因此激起改革者的反抗。这时候，激烈的语言就必然从笔端流出，言语之间充满了所谓“义愤”。鲁迅的《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中有这么一段：
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
……妨害白话者的流毒却甚于洪水猛兽，非常广大，也非常长久，能使全中国化成一个麻胡，凡有孩子都死在他肚子里。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
西方思潮的进入也是滋长激进主义的契机。西方思潮本来经过反复辩驳，经过实践检验，在其本国行之有效。但中国人把它们拿来，不加别择，立即使用，都说自己得到的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争执不休。思想斗争导致激进主义的产生。激进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中，长期延续，发展到后来的极左思潮猖獗，对国家民族造成很大损害。否定五四运动的人有一个观点，就是认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激进主义种下了祸根。这种观点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我们眼光应该放得更长远一点，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问题，不是五四时期独有。甚至可以说，五四运动时期，这种倾向反而比以前还弱一点。以往改朝换代，总要有一场血腥战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长期处于极端专制主义的压制下，人民没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也没有通过妥协来解决问题的机制。相比之下，五四运动前后讲一点民主讲法制，各种思想都可以拿来研究一番。这在别的时代是难以想象的。就拿五四运动来说，学生被抓了，又被放出来——总算有一点进步——这可以算是新文化运动的好处吧。
克服激进主义，关键要使民主精神在中国社会扎根，这都需要很多年的努力才能达到。此外，就是要有宽容的社会环境。胡适经过多年的观察，总结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忠恕美德，虽然是老话，但不过时。实行忠恕之道，让人讲话，不一定同意别人的观点，但坚决捍卫别人讲话的权利。如此一来，激进主义就少了。
附带着说说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时候是有效的，大家一闹，有些目的就达到了。五四运动形成了这么一个传统，后来也屡获成功。但群众运动的负面影响人们注意得不多。鲁迅不赞成也不参加游行示威，除了对当局不放心外，对群众运动也是怀着一些疑虑的。群众运动容易引起虚荣心和依赖心，使个体在群体中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滋生一种从众的心理。当时从西方引进了各种主义，一开始轰轰烈烈，过不多久就没有了声息，被认真研究和实行的并不多，原因之一，是介绍者多有出风头的心态。所以有一段时间胡适提出，要大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实在是有感而发的。
改变社会形态，现在看来，不是五四运动所能完成的任务。对新文化运动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我们也不能操之过急，求全责备。
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提出的两大口号，分别针对社会制度落后和科学技术落后的问题。这两方面的落后，制约着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民主传统在中国比较微弱。人民将权力交给统治者使用，常常所托非人，或者刚开始还守规矩，渐渐失去监督，导致权力滥用。怎样建设政治民主，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大问题。科学技术落后，很大程度上因为社会制度落后。
所以，民主和科学，即德、赛两先生，我们要继续尊重，同时还应该敬重“自由”小姐和“宽容”老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