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左氏春秋传》的简称，又称《左氏春秋》等。《左传》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备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左传》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共二百五十七年的历史。全书再现了春秋时期周王朝各诸侯国之间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活动，比较生动﹑详细﹑真实地反映了春秋时期社会生活广阔的画面和历史进程。
　　《左传》中委婉语的语体风格很明显，那就是“婉而有致，词强不激”，这一特征的形成则借助了以下几种手段。
　　1.称谓使用谦辞敬语
　　虽然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势力已经全面颓败，但是各国仍然注重“礼”的作用，无论谈话对象是别国君臣或者本国国君，都在称谓上选用礼貌﹑委婉的用语。所以《左传》中的称谓大多是谦辞敬语，换言之，这些称谓在当时外交场合有一种程式化特点：凡称对方毕恭毕敬，提到自己往往自谦自轻，甚至不惜以贬低自己抬高对方，如《左传·文公十二年》秦鲁通好，秦使西乞固术请鲁纳玉器的一番应答：“宾答曰：‘寡君愿缴福于周公，鲁公所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诸执事，以为端节，要结好命。所以籍寡君之命，结两国之好，是以敢致之。’”可谓婉曲之极。
　　2.动词选用含蓄委婉的词语
　　《左传》外交辞令中动词的选择非常得体﹑婉曲，往往可以收到含蓄蕴藉的效果，如《左传·僖公二十六年》：“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这句话中的“辱”字可谓婉曲之极。明明是侵犯于我，却说成有辱于对方，言外之意却是：并没有人请你们到这里来受苦受难，这全是你们自作自受。这种寓贬于褒﹑寓憎于爱﹑名实不符的动词选用造成了一种不和谐的音调，推衍出了许多弦外之音﹑言外之意，满足了外交语体的题旨情境的需求。
　　3.大量使用假设条件复句
　　大量使用假设条件复句可以构成迂回委婉的语气。《左传》中的假设条件复句往往由连词“若”﹑“苟”﹑“则”组成。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子若返晋，则何以报不谷？”晋公子重耳避难至楚，楚王款待之后希望重耳返晋之后能有报于他，在表述此意时特意采用假设句式，出语委婉。这一类假设条件句的大量使用使辞令表述婉曲迂回，语气和缓从容，免除了强加于人的不愉快感，从而达到了说动对方、完成使命的目的。
　　4.运用比喻达到表达的效果
　　比喻的修辞功能主要是表达的易解性，但《左传》辞令中的比喻却是出于题旨情境的需要，追求一种表达上的平中见曲，是服务于“婉而有致，词强不激”这一总的语体风格的要求的。如《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这句话中选用了“风马牛不相及”这样一个生动的比喻婉转地指出两国距离的遥远，精确而简明，婉而有致。再如《左传·僖公五年》：“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这句话中用“辅车”﹑“唇齿”比喻虞﹑虢的关系，生动形象，将要表达的意思精确地表达了出来，但是又不失婉曲。
　　以上这几点形成了《左传》中委婉语“婉而有致，词强不激”的语体特征。这一特征符合春秋时期的政治文化需要，具有中华民族的传统风格。
　　《左传》中的委婉语与春秋时期的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首先从政治方面而言，春秋时期上承夏、商、西周的大统一王朝，下启列国并立、群雄争霸的局面。既宣告了一个旧的社会制度的消逝，又预示了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诞生。铁质农具的制造和使用使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这一时期大批农奴摆脱了原有井田制农奴制下的束缚，获得了人身自由而成为自耕农。经济基础的急剧变化带来了上层建筑的剧烈动荡，随着各诸侯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原为天下共主的周王朝的天子地位遭到了挑战，丧失了对诸侯列国的控制能力，甚至开始被等同于一般的列国而丧失了尊严。与王权衰落的同时兴起的则是各诸侯国之间为争夺霸主地位展开的激烈斗争，争霸成为各诸侯国之间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在这种环境下，一类在当时被称为“行人”的人物出现了，“行人”又称“行李”、“行旅”，就是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使臣。由于诸侯国之间的政治斗争非常尖锐，行人往来，使臣聘问，又加以盟会频繁，因此外交辞令显得非常重要。大国要奉行“奉辞伐罪”，小国要对付大国的侵辱，辞令成为一种攻伐的口实和斗争的工具。辞令的好与不好不但关系到个人的荣誉，而且关系到国家兴亡，所以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了讲究辞令的作风。而当时的外交辞令基本都是使用委婉语的形式表达的。外交场合委婉语的使用可以使直率的话变得含蓄，使尖锐的话变得委婉，以缓和轻松的话语淡化仇恨和敌视，掩盖冲突和不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出色的外交辞令可以使敌国退师，使国家转危为安，这在《左传》中有许多例子，如《左传·僖公三十年》的“烛之武退秦师”，再如《左传·僖公二十六年》的“展喜犒师”等。
　　再从文化方面而言，虽然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势力已经全面衰退，以周天子为中心的一系列礼乐制度也濒临瓦解，但是这个时期的思想依然以崇“礼”为主，在对“礼”的思想上表现出强烈的保守与复古倾向。上自国家大事、外交往来，下至宗庙中的布置规格、生活起居，都有关于礼制标准规范的记载。华夏民族多忌讳，将很多不吉、不雅、不洁的事物直接说出来是不符合“礼”的要求的，所以必须用另外一些拐弯抹角、隐晦曲折，但是符合“礼”的要求的委婉语代替。如古人不说“死”字，在提到“死”的时候往往会用“没于地”、“就木”等委婉语代替；“礼”还体现在语言交际中，为了遵“礼”，人们在交际时往往会用一些谦辞敬语尊敬对方，讲求礼貌。因此，语言中就出现了很多表示自谦或尊称对方的委婉语，如“寡人”、“下臣”、“君”等都在《左传》中大量出现；“礼”还体现在战争中，战争中也要遵“礼”，有时在激战中敌我双方也要讲“礼”，不忘应有的礼制。《左传》中有很多这一类事件的记载，如《左传·成公二年》的“齐晋鞌之战”，晋国韩阙追着齐顷公不放，齐顷公却因韩阙有君子风度而不射他，当韩阙追上齐顷公时明明马上就要俘虏对方，却要讲一些礼节上的客套话，以表示恭敬。充分体现出春秋时代的“仁义礼治”，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外交辞令的委婉语，《左传》中有大量记载。
　　由此可见《左传》中的委婉语的产生与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仁义礼治”的政治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保留在《左传》中的委婉语不仅是一种简单的辞令现象，反映出来的是古代思想同语言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与当时社会观念中的礼、德、道、仁、义、忠、孝等有着直接联系。委婉语的使用除了反映出个人文化修养和知识水平之外，还是当时社会交际必须使用的，在特定语言环境中委婉语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就语言研究来说，委婉语成为研究当时口语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