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厦门整治街头小广告出狠招，江头社区的治安巡逻队抓了四个贴小广告的“现行”，随即用他们身上带的小广告贴满了他们的全身，然后逼着他们去清除小广告。这几位连脸上都贴满了“膏药”的先生，一脸的无奈。
　　按中国的传统。百姓犯了错，必须接受惩罚，惩罚不仅是肉体上的，也包括精神和人格上的羞辱。比如将人抓到衙门去褪了裤子打屁股，在站笼里罚站，判死刑的要插上牌子游街。如果不见官，民间的惩罚也类似。总的来说，凡是惩罚，羞辱是免不了的，属于惩罚内涵中的应有之意。
　　在中国，无论如何反传统，传统却总是挥之难去。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对人权的理解依然有些茫然。我们似乎不知道，即使再卑微的人，也一样是有人格和尊严的，而且要尊重人家的人格和尊严。
　　我们的文化里，人格或者尊严这样的概念，在以前是没有的，类似的东西只有“面子”。最重要的，面子是有等级的。一般说来，等级高的人面子大，遮蔽范围大，等级低的人面子小。遮蔽的范围也小。无论面子大小，只要伤及面子，总是令人难堪的事情，往往比肉体的伤害更加令人不舒服。只是这种羞辱性惩罚的运用，往往强化了人们的暴虐心态，只要有机会，大家都乐于表演羞辱别人的闹剧，或者观看羞辱人的表演。
　　羞辱发生的时候，往往是众闲人狂欢的时刻。文革时，无论给大人物带高帽子游街，还是给村里的“破鞋”挂上真的破鞋示众，参与的人都一样的兴奋。不过，在正常年景，最易发生的惩罚性羞辱，还是在最底层的人们身上。厦门发生的事情，如果那几个贴小广告的人是治安联防队一个社区的，可能命运未必会如此惨，但是，这些看上去和民工一样的外地人，有谁会在意他们的感受呢?
　　一个不懂得尊重人的社会，人是没有地位和尊严的，今天落在外地民工头上的羞辱，只要机会成熟，同样会落在另外的人的头上——无论他地位多高，人活得多么体面。从本质上讲，对犯错甚至犯罪人的羞辱，如果能对这些人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么更可能的就是让他们变得更加暴虐。仇恨心理更加恶化。
　　
　　(摘自《杂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