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世界已经多次见证特朗普的愤怒，这一次，总统的愤怒關于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导弹。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表示，除非中俄愿意与美国签订新的协议，否则美国将退出《中导条约》。随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回应，莫斯科希望与华盛顿就战略稳定制定新的核条约。

　　《中导条约》订立于1987年，全称《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根据条约，美苏双方决定不再保留、生产或试验射程500千米至5500千米、作为核武器运载工具的陆基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条约签署后三年间，美苏共销毁2692枚相应规格导弹，其中苏联1846枚，美国846枚。条约中“作为核运载工具”这一要项，清楚表明了条约的本意在于通过“卸载”中程运输工具的方法，间接削减彼此的核打击力量。因此，有专家指出：“相较于《中导条约》这个说法， ‘中程核力量条约’其实更能反映双方的实际意图。”对《中导条约》的破坏，最终也一定会影响全球核裁军进程。

古巴导弹危机

　　说起1987年的《中导条约》，就不得不提到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这两大历史事件虽时隔25年，但在某种意义上却互为因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初，因为在二战中反法西斯“带头大哥”的身份，尤其是投在日本的两颗原子弹带来的余威，美国声望日隆。但随着苏联1949年成功试爆原子弹和1957年发射世界首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深感“时不我待”，大力扩充核武库，美苏两国军备竞赛升级。
　　都说一流国家做棋手，二流国家是棋子，三流国家当棋盘。在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下，二战中各领风骚的欧洲列国也只有当棋子的份儿，整个欧洲沦为棋盘，“北约”与“华约”泾渭分明。1959年，美国在意大利和土耳其部署了瞄准苏联的中程导弹，赫鲁晓夫惊呼“过分”，但无奈美国受大洋庇护，鞭长莫及。1961年，美国、古巴交恶，赫鲁晓夫敏锐嗅得战机，决定孤注一掷，于1962年秘密向古巴运送中程导弹，想把美国的后花园打造为苏联中程导弹的海外基地，从而“弯道超车”，实现战略平衡。没想到，这一举动引起美国的极大反弹，美军顷刻间云集加勒比海，核战争一触即发。最终，苏联鸣金收兵，从古巴撤走了导弹。

　　古巴导弹危机，苏联固然“吃”了一记闷棍，被迫撤出其部署在古巴的中程导弹，但它也并非一无所获。作为协议的一部分，美国撤出了其部署于南欧和东亚的陆基中程导弹，仅保留对苏联威胁较低的可投掷核弹的轰炸机和潜射核力量。美苏两相让步，反让古巴导弹危机成为“一件很侥幸的事情”。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如此侥幸，以致它促使了几个限制核武器的协定形成：1963年的《禁止有限核试验条约》、1968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1972年的《美苏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这些协定合到一起在实质上缓解了冷战期间的国际紧张局势。”

“最成功”的军控协议

　　平衡是一时的，失衡才是永恒的。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潜射弹道导弹（不受《中导条约》限制）射程与精度日增，苏联再次感到威胁，从1977年起，在本国和东欧部署苏式中程导弹SS-20以做应对。对此，西欧的本能反应是希望美国重新回到西欧部署对等的中程导弹，如潘兴Ⅱ型导弹与陆基“战斧”巡航导弹，从而实现“美欧防务相连”，以形成“苏联若进攻美欧任何一者，都无法避免全面核战争危险”的局面。对此，施密特总理领导下的联邦德国态度模糊：他固然想通过“美欧防务相连”确保欧洲安全，但又担心因同意美国重新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反而使西欧陷入更大的危险之中。

　　左思右想后，1979年12月，经施密特倡议，北约理事会通过一个名为“双重决定”的决议，敦促美国尽快同苏联举行武器谈判，否则，北约将在西欧部署导弹以制衡苏联。1981年起，美苏双方开启谈判。1983年，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在西欧部署Ⅱ型导弹与陆基“战斧”巡航导弹。最终，苏联因国内经济低迷不得不让步。1987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和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签署《中导条约》。随着苏联的最后一枚“开拓者”导弹被运抵华盛顿航天博物馆与美国的潘兴Ⅱ型导弹一起展出，导弹危机划上了一个逗号。
　　这是一个欧洲愿意看到的结果。因为维护欧洲和平做出的贡献，《中导条约》被誉为冷战时期“最成功的军控协议”，被视作构成欧洲安全体系“必不可少的基石”，“有益于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
　　关于《中导条约》签订的时代背景，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1914-1991）》里这样描述：“在里根的心底深处，相信美苏共存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但是他认为美苏共存的基础，不应该建立在相互以核恫吓的平衡点上，他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完全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刚好，有人与他共此清梦，那就是苏联新上任的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霍布斯鲍姆继续写道：“冷战结束，是因为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方或双方俱皆如此，认清了核竞赛邪恶无理性的本质，并且相信对方也真心诚意，愿意结束这场疯狂可笑的竞赛”；“就实质而言，冷战可以说在雷克雅未克（1986年）和华盛顿（1987年）两次高峰会议后便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