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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城市雕塑艺术家程俊华、张文霞夫妇的会面约在他们的工作室。工作室以两人的名字命名，张文霞在电话中细致地为记者描述周围的地标建筑，却说不出具体所在的道路名称和门牌号。
见面后，记者才知晓，原来她自己也不清楚工作室的详细地址，工作室外墙上比普通门牌号放大了数十倍字号的“福飞路1001号”，是夫妻俩为方便来访者随性书写的。
“上次陈景润的外甥过来，找了好几次才找到。”张文霞说。
“非典型”理科生
2011年末的一天，程俊华、张文霞二人的工作室大门被敲开，一名陌生男子走进来，开始不停地向张文霞阐述他的家族历史。“他告诉我，他全家笃信基督教，外公是个邮差，母亲是个仁慈的医生。母亲从小照顾她年幼体弱的弟弟，既当姐姐又当妈妈。可是现在他们都离世了，家里只剩下一条极有灵性的狗，以及外公留下的民国时期的邮筒纪念品。”
“你外公很有名吗？”张文霞不明所以，问那名男子。
“没有。”
“你妈妈很有名吗？”
“没有。”
“你们家的狗很有名吗？”
“没有。”
“那……”张文霞疑惑不解。
“我舅舅是陈景润。”
张文霞豁然开朗，来人正是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外甥宋成。当时宋成急欲为舅舅陈景润塑像，但他对于选择雕塑者有着严苛的标准，要求是一位上世纪60年代出生、有理工科背景、读过《哥德巴赫猜想》的女雕塑家。张文霞顺理成章成为不二人选。
张文霞是个“非典型”理科生，尽管现在还能快速回忆起一些理科公式与定律，但在过去近30年间，她所从事的雕塑工作基本与理科不相关。
上世纪80年代初，正值高考制度恢复不久，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张文霞面临选文还是选理的抉择。
张文霞的父亲是国画大师张祖九，母亲是中文系才女，她从小受家学熏陶，擅长美术，文史基础厚实，走文史类路线对她而言会比较轻松惬意。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父亲遭批斗被打成特务，为安全考虑，父亲希望她能研学理工科，远离文艺。在家族期冀以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口号震天响的背景下，张文霞决意投身理科。1981年她考入景德镇陶瓷学院就读于工程专业。
“其实她当时一直都想学美术，经常跑到我们这边来做雕塑。”同为城市雕塑艺术家的程俊华为妻子张文霞补充道。程俊华是景德镇陶瓷学院雕塑系1980级学生。为提供雕塑所需的创作空间，学校专门为雕塑系学生开设了实践工厂。程俊华回忆，在那个工厂里，他总能看见张文霞活跃的身影。“他的毕业设计我也帮过忙。”张文霞指了指一旁的程俊华说。
张文霞不久就成为工厂的“熟客”。工厂一位老师傅每次看见她来，通常头也不抬，一边自顾自地忙活着手中的活计，一边却心领神会地问道：“几只盘子？”张文霞默契地答：“五只。”
张文霞所学的工程专业课业繁重，“你都难以想象，一个定理写了几页纸还没写完。”理工科的艰涩让很多同学在应付本专业时就已力不从心，而张文霞却自得其乐地游走在工程系和雕塑系之间，这在同学看来有些超乎寻常。“他们可能觉得我很奇怪吧。”张文霞说。
其实初人大学时，张文霞本有机会转往雕塑系。“老师拿来一张表格，说只要我愿意就能让我转过去。”张文霞画功不凡，当时在学校已小有名气，学校各年级的教学挂图都由张文霞负责绘制。一番摇摆，张文霞还是遵照了父亲的意思，坚持在工程系学习，只利用业余时间前往雕塑系制作雕塑。
“那个时候如果有双学位的话，我要拿个双学位也是很简单的事。”张文霞说。没条件也要创造条件
毕业后张文霞来到福州，进入福建省轻工业研究所陶瓷研究室工作。当时福州的经济发展还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很多人不知道福州，只知道厦门。”程俊华说。
当比张文霞早一届离校的程俊华成为福建省艺术馆名下一员时，即将毕业的张文霞也收到了多条橄榄枝。校方希望她留校从事矿物研究；而毕业答辩时的一位主考老师则期盼她能在理工与美术融合的研究领域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这个老师当时是《中国陶瓷杂志》的主编，他送了我很多杂志，还写了一封信鼓励我在这个方向上发展。”
面对纷至沓来的邀请，张文霞思忖良久，最终选择了追随程俊华的脚步，到福州从事与陶瓷研究相关的工作。“因为我爱人在福州，那我肯定也要过来。”张文霞说。
张文霞毕业于1985年，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就业去向安排由上级划定指标计划分配。最初张文霞并没有收到准许前往福建的指令，原本“上面安排我回四川”，张文霞说。牵肠挂肚的程俊华于是来到福建省人事局找到相关领导进行沟通，福建省人事局领导求贤若渴，特意为张文霞申请了进榕指标，张文霞得以被顺利改派到福建。
到福建省人事局报到的第一天，张文霞才走进办公室就受到了热情的礼待。“我一进门，办公室里的人就齐刷刷地起身鼓掌欢迎，嘴里说着‘欢迎外省大学生支援福建’。‘支援’是他们当时的原话，这什么感觉啊，我当时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毕业生而已。”回忆起当初的场景，张文霞至今仍激动不已。
安顿下来的程俊华和张文霞从此专心投入到雕塑作品的创作研究中。然而开局的艰难再次让两人一筹莫展。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尽管大体上同艺术和雕塑相关，但两人的单位都无法提供具体的雕塑创作平台。“研究院里没有做雕塑这个工种。”程俊华说。
创作的热情并没有被现实的困顿磨灭。“做雕塑需要空间，而且雕塑所用的材料，比如泥巴，也都是大块大块的，我们单位在五楼，搬上去不方便，做的时候又很脏，对同事影响也不好。”万般无奈下，程俊华将单位楼下自行车棚里“连自行车都不愿意放的角落”收拾干净，搭盖起一个简单的雕塑制作屋棚。屋棚高2米，面积只有6平方米，除雕塑作品和程俊华、张文霞两人外，再容不下其他人。“夏天40多度的高温，他（程俊华）打着赤膊在里面做雕塑，汗不断地往外冒。”张文霞用富有张力的肢体语言描述着当时创作的辛劳。 “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像现在，当时能提供给我们的机会很少，我经常觉得到处都是墙。”环境的阻碍让张文霞有点看不到出路。
除主创设计人员外，一件大型雕塑作品的完成往往还需要众人的协助。但当时招工也成为困扰程俊华、张文霞的一大难题。“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民工潮，完全找不到工人。”为招募人手，张文霞四处奔走，守在工厂外，等工厂一下工就冲上去与工人攀谈：“晚上能不能到我这来帮忙？”她甚至跑到当时正在建设中的西禅寺，向住持借用庙中的建筑师傅，最后得到了住持同意。
1986年，程俊华雕塑的以5个战士编排成一座钢铁长城的作品《铸》，获得福建省群众文化系统美术干部作品一等奖，夫妻两人在城市雕塑界初露头角。后来的几年，程俊华和张文霞又创作出包括福州市市标“三山一水”在内的诸多城市雕塑作品。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程俊华、张文霞共同创作的《快乐运动》从全世界2000多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永久陈列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室外大型雕塑之一，也是福建省唯一一件人围作品。作品以一位憨态可掬的胖小子奋力拉臂力环的可爱形象示人，张文霞希望借此寓意运动能够更加平民化。
在往事回顾中，程俊华和张文霞不胜感慨的同时也不忘感恩，“这一路上其实也有很多人在帮助我们”。张文霞相信，任何人的成长“其实都有很多东西在推动”。
“做艺术就得下苦功夫”
朋友经常指摘张文霞太不注重生活品质，整天像个工作狂。“他们经常对我说，‘生活不是你这样子的’，说“性感要有吧，装扮要有吧……”，张文霞听后欣然接受，可一转身她又情不自禁地投入到雕塑的世界，丝毫顾不上女儿家的装扮。
“我经常浑身都是脏兮兮的”，在做雕塑同泥巴打交道的过程中，泥污满身已经成为张文霞生活中不足为怪的出场方式。在出席某个雕塑作品探讨活动时，进入会场的张文霞坐下后才发现身上沾满了风干了的泥印子。“使劲在那里抠，抠都抠不下来。”张文霞忍不住笑了起来。
谈兴大起的她又提起了一件趣事。有一天，程俊华和她约好同去拜见一位艺术大师，从各自工作地点赶来的两人在街头刚一碰面，就异口同声地喊道：“唉呀，你身上怎么这么脏啊！”于是两人一起打道回府，各自换了套干净衣服才又出发。
对张文霞而言，生活中类似状况数不胜数。“你说有些人每天插插花、喝喝茶、美美容、穿穿时装、逛逛街，日子也就那么稳稳当当地过了，好像也挺好。”在同周边女性朋友对比后，张文霞也有点向往闲适安逸的日子，但在实际生活中，她却始终有种追赶时代的紧迫感。“我总觉得什么都得会点，要不断地去学习。在微博上我都很少发言的，主要是看别人在说什么，怎么说，有时候看到这些人说的话那么厉害，我都会自惭形秽，就不好意思开口了。”
这种如饥似渴的忘我态度，在张文霞的雕塑创作上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为霞浦县制作大型浮雕《福宁赋》时，张文霞因长期劳累病倒住进医院，但作为该雕塑的总设计师，汇报当天她必须亲自出场陈述雕塑创作的主旨和思路。
路上长途颠簸怎么撑得住？身体和工作两相权衡，究竟该怎么办？最后，张文霞让程俊华用绷带将她的颈椎和胸腔部位固定住，一路绑在车后座上赶往霞浦，当天的工作持续了一天才结束。
因为注重作品的细节刻画，张文霞经常要伏靠在石碑上创作，有时候“一个动作能保持一整天不动”。日积月累，张文霞的脊椎发生变形，“刚开始有点痛，我还以为是到了一定年纪都会痛，后来才发现原来别人都不痛，就我会痛”。
直到《福宁赋》完成后，张文霞发现右手5个手指都已无法动弹。她尝试用左手手指雕刻，发现完全行不通，这才察觉情况不妙。“这是完全靠手指活动的工作啊，”张文霞张大了眼睛，语气里满是惶急，“到医院后，医生给我拍片说是脊椎变形，手指神经受到压迫。”不得已张文霞只好住院修养。
在医院的时候她疼得厉害，环顾四周确定没人后，她对着天花板大喊：“太痛了！太痛了！”一名恰巧经过的医生慌忙跑进来问：“你怎么了？”张文霞在尴尬中略带歉意地说：“你怎么出现的，我是看见没人才喊的，实在太痛了。”
“超越”是张文霞对自己经手的每一个作品的基本要求：“我希望每个作品都能出彩。”在每一次对自我超越的追求中，张文霞经常处于紧绷的状态，这导致她长期失眠。
“她睡觉经常睡不好，特别是晚上不能构思，一构思就没办法入睡了。”程俊华说。
“思路成熟后我会急于看到结果，但在没有完全想好前，我希望能停一停，尽量让创作效果达到最好。”在反复的斟酌中，张文霞容易进入兴奋状态，最长的一次纪录是几天几夜没有合眼。
现在她会注意休息，因为“上了年纪”，朋友也经常劝诫。但多数时候，张文霞的日常生活还是难以与雕塑艺术“划清界线”。在陪父亲游浙江时，张文霞看见当地人用一种特殊手法制作橡胶模具。
“他们一次可以做出好几个模具，我们石制的一次就只能做一个。”张文霞念头一转，希望能将这门手艺学成，以简化雕塑制作的工序。她同父亲商议要前往当地工厂学艺，让父亲等她两天。两天后，她学成归来，“不过后来恶心了我大半年”，原来工厂旁边是个巨型化粪池，不仅恶臭熏天，水的颜色也不堪入目。
经常有后辈新生前往程俊华和张文霞的工作室拜师学艺。对于学生，张文霞总是谆谆教导：“要静得下心，做艺术就得下苦功夫。”带我们参观工作室陈设的雕塑作品时，张文霞指着一件作品向我们介绍：“这是程老师一位学生做的，但这个学生不够勤奋。我们要他多下工夫，他每次都说‘好好好’，但行动就是跟不上，这也没办法。”张文霞不无惋惜地说，“艺术不钻研怎么行！”似是自言自语，语气却又不容置疑。
见面后，记者才知晓，原来她自己也不清楚工作室的详细地址，工作室外墙上比普通门牌号放大了数十倍字号的“福飞路1001号”，是夫妻俩为方便来访者随性书写的。
“上次陈景润的外甥过来，找了好几次才找到。”张文霞说。
“非典型”理科生
2011年末的一天，程俊华、张文霞二人的工作室大门被敲开，一名陌生男子走进来，开始不停地向张文霞阐述他的家族历史。“他告诉我，他全家笃信基督教，外公是个邮差，母亲是个仁慈的医生。母亲从小照顾她年幼体弱的弟弟，既当姐姐又当妈妈。可是现在他们都离世了，家里只剩下一条极有灵性的狗，以及外公留下的民国时期的邮筒纪念品。”
“你外公很有名吗？”张文霞不明所以，问那名男子。
“没有。”
“你妈妈很有名吗？”
“没有。”
“你们家的狗很有名吗？”
“没有。”
“那……”张文霞疑惑不解。
“我舅舅是陈景润。”
张文霞豁然开朗，来人正是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外甥宋成。当时宋成急欲为舅舅陈景润塑像，但他对于选择雕塑者有着严苛的标准，要求是一位上世纪60年代出生、有理工科背景、读过《哥德巴赫猜想》的女雕塑家。张文霞顺理成章成为不二人选。
张文霞是个“非典型”理科生，尽管现在还能快速回忆起一些理科公式与定律，但在过去近30年间，她所从事的雕塑工作基本与理科不相关。
上世纪80年代初，正值高考制度恢复不久，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张文霞面临选文还是选理的抉择。
张文霞的父亲是国画大师张祖九，母亲是中文系才女，她从小受家学熏陶，擅长美术，文史基础厚实，走文史类路线对她而言会比较轻松惬意。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父亲遭批斗被打成特务，为安全考虑，父亲希望她能研学理工科，远离文艺。在家族期冀以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口号震天响的背景下，张文霞决意投身理科。1981年她考入景德镇陶瓷学院就读于工程专业。
“其实她当时一直都想学美术，经常跑到我们这边来做雕塑。”同为城市雕塑艺术家的程俊华为妻子张文霞补充道。程俊华是景德镇陶瓷学院雕塑系1980级学生。为提供雕塑所需的创作空间，学校专门为雕塑系学生开设了实践工厂。程俊华回忆，在那个工厂里，他总能看见张文霞活跃的身影。“他的毕业设计我也帮过忙。”张文霞指了指一旁的程俊华说。
张文霞不久就成为工厂的“熟客”。工厂一位老师傅每次看见她来，通常头也不抬，一边自顾自地忙活着手中的活计，一边却心领神会地问道：“几只盘子？”张文霞默契地答：“五只。”
张文霞所学的工程专业课业繁重，“你都难以想象，一个定理写了几页纸还没写完。”理工科的艰涩让很多同学在应付本专业时就已力不从心，而张文霞却自得其乐地游走在工程系和雕塑系之间，这在同学看来有些超乎寻常。“他们可能觉得我很奇怪吧。”张文霞说。
其实初人大学时，张文霞本有机会转往雕塑系。“老师拿来一张表格，说只要我愿意就能让我转过去。”张文霞画功不凡，当时在学校已小有名气，学校各年级的教学挂图都由张文霞负责绘制。一番摇摆，张文霞还是遵照了父亲的意思，坚持在工程系学习，只利用业余时间前往雕塑系制作雕塑。
“那个时候如果有双学位的话，我要拿个双学位也是很简单的事。”张文霞说。没条件也要创造条件
毕业后张文霞来到福州，进入福建省轻工业研究所陶瓷研究室工作。当时福州的经济发展还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很多人不知道福州，只知道厦门。”程俊华说。
当比张文霞早一届离校的程俊华成为福建省艺术馆名下一员时，即将毕业的张文霞也收到了多条橄榄枝。校方希望她留校从事矿物研究；而毕业答辩时的一位主考老师则期盼她能在理工与美术融合的研究领域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这个老师当时是《中国陶瓷杂志》的主编，他送了我很多杂志，还写了一封信鼓励我在这个方向上发展。”
面对纷至沓来的邀请，张文霞思忖良久，最终选择了追随程俊华的脚步，到福州从事与陶瓷研究相关的工作。“因为我爱人在福州，那我肯定也要过来。”张文霞说。
张文霞毕业于1985年，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就业去向安排由上级划定指标计划分配。最初张文霞并没有收到准许前往福建的指令，原本“上面安排我回四川”，张文霞说。牵肠挂肚的程俊华于是来到福建省人事局找到相关领导进行沟通，福建省人事局领导求贤若渴，特意为张文霞申请了进榕指标，张文霞得以被顺利改派到福建。
到福建省人事局报到的第一天，张文霞才走进办公室就受到了热情的礼待。“我一进门，办公室里的人就齐刷刷地起身鼓掌欢迎，嘴里说着‘欢迎外省大学生支援福建’。‘支援’是他们当时的原话，这什么感觉啊，我当时还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毕业生而已。”回忆起当初的场景，张文霞至今仍激动不已。
安顿下来的程俊华和张文霞从此专心投入到雕塑作品的创作研究中。然而开局的艰难再次让两人一筹莫展。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尽管大体上同艺术和雕塑相关，但两人的单位都无法提供具体的雕塑创作平台。“研究院里没有做雕塑这个工种。”程俊华说。
创作的热情并没有被现实的困顿磨灭。“做雕塑需要空间，而且雕塑所用的材料，比如泥巴，也都是大块大块的，我们单位在五楼，搬上去不方便，做的时候又很脏，对同事影响也不好。”万般无奈下，程俊华将单位楼下自行车棚里“连自行车都不愿意放的角落”收拾干净，搭盖起一个简单的雕塑制作屋棚。屋棚高2米，面积只有6平方米，除雕塑作品和程俊华、张文霞两人外，再容不下其他人。“夏天40多度的高温，他（程俊华）打着赤膊在里面做雕塑，汗不断地往外冒。”张文霞用富有张力的肢体语言描述着当时创作的辛劳。 “那个时候真的是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不像现在，当时能提供给我们的机会很少，我经常觉得到处都是墙。”环境的阻碍让张文霞有点看不到出路。
除主创设计人员外，一件大型雕塑作品的完成往往还需要众人的协助。但当时招工也成为困扰程俊华、张文霞的一大难题。“那个时候根本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民工潮，完全找不到工人。”为招募人手，张文霞四处奔走，守在工厂外，等工厂一下工就冲上去与工人攀谈：“晚上能不能到我这来帮忙？”她甚至跑到当时正在建设中的西禅寺，向住持借用庙中的建筑师傅，最后得到了住持同意。
1986年，程俊华雕塑的以5个战士编排成一座钢铁长城的作品《铸》，获得福建省群众文化系统美术干部作品一等奖，夫妻两人在城市雕塑界初露头角。后来的几年，程俊华和张文霞又创作出包括福州市市标“三山一水”在内的诸多城市雕塑作品。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程俊华、张文霞共同创作的《快乐运动》从全世界2000多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永久陈列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室外大型雕塑之一，也是福建省唯一一件人围作品。作品以一位憨态可掬的胖小子奋力拉臂力环的可爱形象示人，张文霞希望借此寓意运动能够更加平民化。
在往事回顾中，程俊华和张文霞不胜感慨的同时也不忘感恩，“这一路上其实也有很多人在帮助我们”。张文霞相信，任何人的成长“其实都有很多东西在推动”。
“做艺术就得下苦功夫”
朋友经常指摘张文霞太不注重生活品质，整天像个工作狂。“他们经常对我说，‘生活不是你这样子的’，说“性感要有吧，装扮要有吧……”，张文霞听后欣然接受，可一转身她又情不自禁地投入到雕塑的世界，丝毫顾不上女儿家的装扮。
“我经常浑身都是脏兮兮的”，在做雕塑同泥巴打交道的过程中，泥污满身已经成为张文霞生活中不足为怪的出场方式。在出席某个雕塑作品探讨活动时，进入会场的张文霞坐下后才发现身上沾满了风干了的泥印子。“使劲在那里抠，抠都抠不下来。”张文霞忍不住笑了起来。
谈兴大起的她又提起了一件趣事。有一天，程俊华和她约好同去拜见一位艺术大师，从各自工作地点赶来的两人在街头刚一碰面，就异口同声地喊道：“唉呀，你身上怎么这么脏啊！”于是两人一起打道回府，各自换了套干净衣服才又出发。
对张文霞而言，生活中类似状况数不胜数。“你说有些人每天插插花、喝喝茶、美美容、穿穿时装、逛逛街，日子也就那么稳稳当当地过了，好像也挺好。”在同周边女性朋友对比后，张文霞也有点向往闲适安逸的日子，但在实际生活中，她却始终有种追赶时代的紧迫感。“我总觉得什么都得会点，要不断地去学习。在微博上我都很少发言的，主要是看别人在说什么，怎么说，有时候看到这些人说的话那么厉害，我都会自惭形秽，就不好意思开口了。”
这种如饥似渴的忘我态度，在张文霞的雕塑创作上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为霞浦县制作大型浮雕《福宁赋》时，张文霞因长期劳累病倒住进医院，但作为该雕塑的总设计师，汇报当天她必须亲自出场陈述雕塑创作的主旨和思路。
路上长途颠簸怎么撑得住？身体和工作两相权衡，究竟该怎么办？最后，张文霞让程俊华用绷带将她的颈椎和胸腔部位固定住，一路绑在车后座上赶往霞浦，当天的工作持续了一天才结束。
因为注重作品的细节刻画，张文霞经常要伏靠在石碑上创作，有时候“一个动作能保持一整天不动”。日积月累，张文霞的脊椎发生变形，“刚开始有点痛，我还以为是到了一定年纪都会痛，后来才发现原来别人都不痛，就我会痛”。
直到《福宁赋》完成后，张文霞发现右手5个手指都已无法动弹。她尝试用左手手指雕刻，发现完全行不通，这才察觉情况不妙。“这是完全靠手指活动的工作啊，”张文霞张大了眼睛，语气里满是惶急，“到医院后，医生给我拍片说是脊椎变形，手指神经受到压迫。”不得已张文霞只好住院修养。
在医院的时候她疼得厉害，环顾四周确定没人后，她对着天花板大喊：“太痛了！太痛了！”一名恰巧经过的医生慌忙跑进来问：“你怎么了？”张文霞在尴尬中略带歉意地说：“你怎么出现的，我是看见没人才喊的，实在太痛了。”
“超越”是张文霞对自己经手的每一个作品的基本要求：“我希望每个作品都能出彩。”在每一次对自我超越的追求中，张文霞经常处于紧绷的状态，这导致她长期失眠。
“她睡觉经常睡不好，特别是晚上不能构思，一构思就没办法入睡了。”程俊华说。
“思路成熟后我会急于看到结果，但在没有完全想好前，我希望能停一停，尽量让创作效果达到最好。”在反复的斟酌中，张文霞容易进入兴奋状态，最长的一次纪录是几天几夜没有合眼。
现在她会注意休息，因为“上了年纪”，朋友也经常劝诫。但多数时候，张文霞的日常生活还是难以与雕塑艺术“划清界线”。在陪父亲游浙江时，张文霞看见当地人用一种特殊手法制作橡胶模具。
“他们一次可以做出好几个模具，我们石制的一次就只能做一个。”张文霞念头一转，希望能将这门手艺学成，以简化雕塑制作的工序。她同父亲商议要前往当地工厂学艺，让父亲等她两天。两天后，她学成归来，“不过后来恶心了我大半年”，原来工厂旁边是个巨型化粪池，不仅恶臭熏天，水的颜色也不堪入目。
经常有后辈新生前往程俊华和张文霞的工作室拜师学艺。对于学生，张文霞总是谆谆教导：“要静得下心，做艺术就得下苦功夫。”带我们参观工作室陈设的雕塑作品时，张文霞指着一件作品向我们介绍：“这是程老师一位学生做的，但这个学生不够勤奋。我们要他多下工夫，他每次都说‘好好好’，但行动就是跟不上，这也没办法。”张文霞不无惋惜地说，“艺术不钻研怎么行！”似是自言自语，语气却又不容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