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由撰稿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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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3月,我应聘进深圳石岩一大型台资企业做生管员。正式上班前,我就在心里打了小算盘:既然在办公室工作,应该不会太忙,闲时在电脑上打打稿写写诗什么的,该多好!上班有工资拿又“深入生活”,写作是我的兴趣所在,且可赚点酒钱,一举多得,工作创作两不误,真是爽到极!想不到一进厂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公司让我负责一个新开发部门的所有生产与出货,一天到晚电话响个不停来“催命”,可怜我跑得脚板底都沾不了地,两条粗腿跑成了细麻杆,大事小事都找我阿亮哥摆平,不仅白天忙得连个放响屁的工夫都没有,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加班到11点多钟。别说在电脑上写稿,原来写好的几首短诗都没时间打出来。真是什么样的黑心人都有,就这样为老板做牛做马,却未得好报。这新产品的生意越来越好,业务越来越忙,我申请招了一个助理,因要给她多一些锻炼、实践的机会,有些时候我便让她试着去打理现场,那个油头粉面的大肚子台干碰巧两次见我在办公室里像个大爷似的坐着,便心里痒痒,拐弯抹角说我该“动一动”,有一次又借故找我的茬,我把一个厚厚的资料本狠狠地摔在他的面前,丢下一句“不给你们卖命了”,下午便交了辞职书——你以为我稀罕这个破厂?心里还这样想:就凭咱手中的这支秃笔,说不定也能混口饭吃呢!
  就是写东西,当然也是不能回家写的,打工的大男人不到年关就往回跑,那是比当逃兵还让乡亲们不齿的。其时,一个老乡的租房要到期,我便接租了下来,什么电视、锅碗瓢盆都留给我用,这下可好,我可以做个职业“坐家”了,我却对在厂里上班的姐姐说,先住下来,再另找一份工作,这里工资太低了划不来。
  在厂里上班的时候,晚上加班到11点多,冲凉洗衣服还没搞掂就到熄灯时间了,可就这样还“诗心不死”,走廊有一路灯光正好从窗户投到我的床头,我便趴在床上借着模糊的灯光,潦草记下想到的诗句,等有空再拿出来修改、整理,似乎一点时间都金子似的宝贵,可现在花300大元一月租了一个单间,每天睡到太阳差不多把屁股都晒糊了才爬起来,这可不是晚上搞创作太久了,而是看电视太久了。每天上午10点多起床,抱本书上厕所20分钟后出来,洗漱、做饭、吃饭,便过了中午,好容易逮住笔写几个字,又忍不住拿起遥控器……日子就像一张张从复印机里出来的纸,今天重复着昨天的平淡与无所事事,一个月的租房快到期了,才投出十多篇短稿,有时禁不住大骂自己下贱胚,真有了好的条件却反而做不出事来,难怪古往今来好多大作家、诗人都是穷困潦倒出身,大概是非贫穷窘迫不能出成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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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较早前就认识几个在顺德搞写作的朋友,他们目前准备出一份打工杂志,并己办妥了刊号,稍候就可出刊,并欢迎我的加盟。我早有意去那边,便跟姐姐说去那边当编辑,月薪1200块,包住,并一副自信加高兴的样子。其实那些文友我只是通过书信和电话联系,还未见过一次面,他们办的那杂志虽已有了刊号,但由于一直找不到一个“有远见的投资商”,虽早过了预产期,但还一直被迫孕在腹中。我当然不敢把这些实情告诉姐姐,若如实相告,不仅姐姐会把我骂个狗血喷头,若是让家里父亲知道了,说不定会跑到广东给我一巴掌!
  姐姐把带有大箱大包的我送上开往广州的汽车(先到广州再转顺德),已走老远了,透过车窗,只见她还在朝这边张望。姐姐和我于1999年8月一起南下深圳,她每天省吃俭用,已存有三万了,而我总是这山望见那山高,一个厂最多也做不了一年便“另谋高就”,耽误了时间不说,反过来还要用钱,大不了就是在一些打工杂志上发表过几篇打工愁啊苦啊的所谓的诗和狗屁文章。我这次去顺德,其实想法很单纯:在那边会会文友,有空就帮他们编编稿,主要的工作还是:抛弃一切杂念,安安静静做个实实在在的自由撰稿人!好好写写稿,把以前想到的、想写又没有下笔的东西全部掏出来,一是为圆年少时的文学梦想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再者就是努力多挣些“润笔之资”,让旁人及家里人知道我也是个靠一支笔可以生活的人,当然身份还是个“作家”,呵呵。
  石头原本是说到广州接我的,可到了那儿一联系,却说有急事没空来了,叫我坐27路到南海的平洲,他来接。我身背一个六七十斤重的装满书的大牛仔包,肩扛一个原本是装联想显示器、现塞满日用杂物的硕大而笨重的纸箱,从流花车站走人行道、翻天桥,好容易找到275路时,身上早已湿透。跟石头坐摩的到了石头家兼“编辑部”,说实在的,我有点失望,虽然我不是到这上任拿薪水的。一个不足10平方的小单间,一床一书架,靠墙放的两张桌子顺墙势拼成“7”字形,中间只容得一个小肚子人转身,桌上放着一台电脑和一些凌乱的书报,还有好多书报被逼上了墙,用夹子或钉子固定着;靠里窄窄的一小条巷是厨房和卫生间,通联在一起。
  这个叫清江的小地方,没有多少外来投资的工厂,保存基本完好的两条老街,仍散发着悠悠古韵。居民区里住着不多的外来人员。下午石头陪我找了几个钟,只几处有房出租,大多太简陋不说,又潮湿又黑,难以让人驻足。吃过晚饭,我便又让石头陪我找了两处,一处没见着房东老板,叫明天再来,一处条件倒不错,但太大,适合两三人合租,就这样不觉已有9点多钟了,得了,找个旅馆住一夜,明天再找——总不能在大街上睡一夜吧。找了几条街才找到一家旅馆,看着只是个普通的小旅社,可一问,最便宜的小单间住一夜也要70块,真是跟打劫差不多!回来的路上我就跟石头说:“我就在你房外的平台睡一夜吧,反正还不凉。”可突然我又冒出一句让我至今仍感后悔的话,我说:“石头,让你老婆跟河西老婆睡好不好?”他老婆与石头同住一栋楼,就隔一个楼梯弯,像这样的情况在我们家是很正常的,来了客人家里床位不够就去外面借宿,把床留给客人。可这话一出口我就直打自己脑袋,干嘛要让给我睡?真是岂有此理!
  石头的儿子早在床上睡熟了。我,石头及他老婆小小,三个人聊到12点多钟,小小拿出一张竹席往床边的地上铺,我说就在外面平台滚一夜也行。小小说,我都不怕你还有啥不方便,出门在外哪有那么好,将就一下吧。我自然不再坚持,我还没有过露宿的经历。由于地方太小,一张竹席横过来倒过去还是放不下,最后只好卷起半截作枕头,再把我自己带来的稍窄的软席垫接半头在下面,外衣也不方便脱,就这样睡下了,石头讲义气地与我共枕,留老婆小小在床上自在一晚上。睡了会儿觉得就这样裹着衣服实在不习惯,便就着黑在被子里偷偷脱了牛仔裤,早上一醒,瞅着石头老婆上厕所的当儿,赶紧穿了衣服起“床”。
  第二天,直到天快黑的时候才找到一个平房单间,120元一月,水电费另计,10来个平方,有一衣柜、书架、写字台、三合一体的家具及一床一凳,和许多租房比起来,能有地方坐着写字已不错了,再说腿都跑断了,也没力气再找下去,就这样租下了。又是抹布抹又是拖把拖,折腾清爽已是七八点了。大概是因为乔迁“新居”的兴奋,坐在床上看书到十二点了还没睡意,索性继续看书到大半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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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看书写作,到吃饭时出去吃个快餐,有时饭铺里说“没有3块的,只有5块的”,我虽嘴上说“好吧”,但还是有些心痛,虽然银行卡上还有千把块钱,但那却是我打工大半年的积蓄,这些只花钱却不知哪天能拿到几个铜板的日子得细水长流啊!在石头的鼓励下,我花了一百多块买了套液化气灶具及锅碗盆桶,据以前做过单身自由撰稿人现仍以自由撰稿人自居的石头说,这样又方便又吃得好又实惠。
  出租房到石头那儿,走五分钟就到了。开始一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还要到石头那儿坐坐,一是出来吐吐气,二来交流一下写稿投稿心得,再说这地方我也就认识他一家三口。石头是湖南人,省作协会员,在北师大作家班时认识了现在的老婆小小;小小是河北人,在家乡时出过一本诗集。因所在单位被迫解散,过了两年北京人生活的石头一家于今年上半年漂落于此,石头做起了自由撰稿人兼主持着“杂志”,靠每月几百元的稿费收入过活,小小则暂在一私人小厂做计件手工活,就目前的前景看,石头一家的生活状况并不让人乐观,我却还大老远地跑来写什么稿,我是不是有病?我真想问自己一句。可已在这住下来了,再说目前我还不想找工作,死马就当活马医吧。出于“职业”的关系,我们聊的最多的当然还是投稿方面的,有一次石头说,他现在主要是搞故事稿,并说故事稿用稿量大、稿费也高,并把一本登有他故事稿的样刊拿给我看,又问我在写些什么,我说这些天只投了诗歌和小散文,石头吓了一跳似的说,那怎么行昵,文艺类的报刊来稿最多的就是诗歌,可一次能登出几首?稿费又少,散文最好也少写。我告诉石头,除了高中时发过一篇半真半假的小说,我写的都是真人真事、真情实感。石头开导我道:我以前在家时写东西也跟你一样,省作协的一位老作家看了我的一些作品后送我一幅装裱典雅大气的的宣纸条幅,上面就两个遒劲的狂草大字——虚构!我也知道虚构在写作中的重要性,但今天石头的一席话,却似乎给人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对,是要虚构,我就这样一老一实地写些诗歌小品,迟早会饿死了喂野狗!要知道,我现在可是专门来做用笔挣钱买米的营生的呀!我说我还没认认真真编过故事呢,怎么编哪?小小笑着说:“明天我来买斤瓜籽,我们三人一边嗑瓜籽一边编故事吧。”石头瞅了她一眼:“三斤瓜籽也编不了!”
  回到租房我便想着怎样才能编出一个故事来,我突然想起跟石头提到过的一件事,第一天搬进这租房时向房东老太要了支拖把,用完放在门外靠着,早上起来就不见了,想想似乎有“疑点”……就这样围绕一支拖把,我越想“故事”越多,对了!就以此为源头写篇推理故事!一不做二不休,我马上在桌上铺纸挥毫编起了故事,有时觉得写不下去了,就出门溜达一圈,望望太阳看看人,鼓捣了一天,一篇我自认内含偶然加必然之哲理,一波三折、颇富戏剧性并饱含社会责任感的打工故事《房东的拖把》,写好誊好,大功靠成!拿给石头看了,他大为赞赏,还鼓励我说:“一个星期搞三篇,够你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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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正蹲在地上炒菜,忽听放在床上的手机来了短信,擦干手一看,原是哥哥发来的,再一按确认键,只见屏幕显示:XIAN ZAI ZEN YANG。我琢磨了半天,才知道是拼音“现在怎样”。哥哥虽远在浙江,却总不忘以一个大哥的身份关注着我。上次打电话过来问我在这边怎么样,其实那时我已辞了工,却对他说在上班很好。这次说不定已从姐姐或家里听到风声,知道我已没在厂里干了,说不定要大骂我不务正业,好好的工作不干,跑出来搞什么歪门邪道的。我忙复了短信:我己从石岩厂辞职,现在一杂志社做事,一切安好,勿担心挂念。刚去把那已烧糊的青菜翻了个身,一句“GONG ZI DUO SHAO(工资多少)”又来了。在厂里上班时,在他的询问下我曾告诉过他工资有千把块,现在“另谋高就”,当然得加一点,便发了“一千多”过去,可他马上就又撵回一句“DAO DI DUO SHAO(到底多少)”,想了想按了个“1200”过去,那边才肯罢休,若他真的知道我大老远跑到另一个城市,天天躲在小租房里写什么稿,吃上顿没下顿的,说不定真气晕过去。
  在这儿,早上我一般睡到九点多钟醒来,先不起床,而是躺在床上看个把小时的书,享用丰盛的“精神早餐”,晚上睡觉前也必看书,直到瞌睡来才罢。因总觉得时间似乎很紧,很少看一些期刊杂志,对那些需投稿的报刊的文章风格我早已了解。我尽量读一些中外名著、文学理论及一些畅销书,让自己更多一些文学底蕴,能做到厚积薄发,信手拈来。另外我还爱看诗歌和有关撰稿的专业书刊,北京有个自由撰稿人联谊会,每月一期的内部交流会刊《自由撰稿人》我每期必读,且是每篇一字不漏地读完,偶有收获与启迪。
  写作是“春种秋收”的劳动,就是被采用,一时半会也拿不到稿费,若是期刊杂志更是如此——从稿子坐邮票出发到“有收成”,一般都要三个月以后,当然还有些报刊只见登稿不见稿费,不知是嫌稿费少“拿不出手”,还是觉得作者根本不在乎这两个小钱。估计自己稿子有个百儿八十的,要是不给,觉得确实有些欺负人,壮了胆问到编辑部,常是张三找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以王五不在结束;或是来个大吃一惊:我们早已汇走,你还没收到?因无据可查,只好自我安慰:过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并连声赔不是。有时若是首诗或小评论等豆腐块,没稿费就算了,心想还要投稿呢,得留个“好印象”,不能去信问询,更不能打电话去“要钱”。
  可能是还未进入角色吧,我写稿的产量是差不多每天投出一篇,几乎没有一稿多投的,一是没有电脑,全是手写,再者我也想多写点东西,把时间都花在重复誊抄上也不是明智之举,若没能采用,等有时间或有了电脑再投它一次吧。我知道仅此一点,要做一个所谓的“自由撰稿人”就大打折扣了,哪一个靠码字买米的写作者不是天天在“天女散花”?听石头说,他有一次跟一文友交流投稿心得,那人问石头一稿投多少刊,石头说三四个,那文友告诉他,他每稿至少投20个地方。有时想想,一稿多投也自有合理性,试想作者整夜抓头皮、吸尼古丁,侵占宝贵时间熬油点灯,辛辛苦苦写出来的稿子只投一家报刊,若被编辑一目十行后随手弃之废纸篓,实在有失公平,若一稿投两三家,东方不亮西方亮,就算没有微薄的稿酬,白纸黑字亦可聊慰作者的一番苦心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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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两个月,我只收到当地报纸的三张汇款单,正好100元,除此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当时我就想,这样下去坐吃山也空啊!除了吃饭和投稿必备品,我几乎不买什么东西,也未买过一本新书。为了节约“物资”和时间,每次做饭菜,我都会多做一些,留着下顿热一下就可以吃了。一般够吃两顿的菜,不会超过4元钱。什么菜不错又便宜,什么时候能买得到,都很有些讲究,这大多得益于天天买菜做饭的石头的指教。
  不知是水土不服,还是熬夜太多,—天我忽然觉得牙龈有点胀。我便使劲地咬了咬牙齿,感觉没大碍,便没怎么理它,第二天中午吃饭时便觉得有些麻木的难受,脸似乎也胖了些。我自认身体还是很棒的,没生过什么毛病,偶尔有点感冒什么的,从不吃药,只多喝点开水,过一两天准好。但这次却不行,终于熬不住,下午破例给自己放了半天假,一个字没写,在外面“深呼吸”了一会新鲜空气,八九点钟就上了床打算睡觉。真是应了“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那句老话,尽管我用看书加听音乐双管齐下来催眠,可一直到半夜一两点钟才迷迷糊糊睡去。早上天刚亮便被一阵胀痛憋醒,一摸腮帮子,疼得我浑身直打颤,拿镜子一照,右边腮帮子里就像塞了个乒乓球!我慌忙上药店花两块钱买了小指头大一瓶牛黄解毒片——我知道这种病症在我们家乡叫“火气”,常吃皮蛋来“下火”,下午的时候便捂着腮帮子去买了四个皮蛋,吃的时候嘴都张不开,只好用一手拿着慢慢喂给最前面的两个牙齿,像个偷食的老鼠一样把几个皮蛋啃完了。其实我也很想去看医生,想早一点好,但我知道一去最少要花六七十块,那可是我半个月的伙食费啊。好在吉人自有天相,经过休息和两天“自疗”后,病痛奇迹般地好起来。
  可能是出于“职业”的敏感,搬进租房没几天,我便发现与我的租房仅有两尺来宽小巷相隔的一间租屋里,有五六个二十多岁的女子,从没见她们早出晚归风尘仆仆上下班,倒是有几次天黑时我从外面回来,在离租房百来米远一个行人稀少的马路边,瞧见她们就在那棵大榕树下慢慢逛来逛去,偶尔站一站再踱两步,守株待兔等路边那或立或蹲来找野食的男人来搭讪,然后女的在前面开道,男的亦步亦趋在20米开外的后面保持距离跟着。待男人进了屋,便把那铁板门哐当一声锁上,随之窗户上的灯也很快就熄了。白天从那门前走过,有时门开着的时候我才发现,房间里面的格局并非一体,从大门往里看,进去两步便是两排用红砖砌的单间,每边三间,中间是过道,想必每人一间,都是用来“做生意”的。经后来的几次观察,更证实了我的猜想并非无中生有。有一次是大白天,我蹲在门口搓洗衣服,只见那个胖胖的披散着长发的女人,后面不远处跟着两个30多岁的男人,面目猥琐,衣服上还有好多灰尘,像两只灰老鼠,似是不远处那栋楼房工地来的。待一男的进了屋,便只听里面反锁门的声音。另外一个男人在屋外路边等着,好像是给他第一次来的朋友壮胆或以防有什么不测似的。也真够麻利,不用多久那男的便出来了,脸上带着说不清是满足或是鄙夷或是解嘲的笑,那等他的男人忙走过去笑着拍他的肩膀道:“怎么样?哈哈……”
  一次石头过来玩,我跟他说了我的观察结果。石头说,好啊,有故事啊!我说石头,你还别说,我是想写写这些人,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我很想了解她们的生活情况和生存状态,但兔子不吃窝边草,她们为人也有自己的准则,一般不会对跟近的人有什么交往,我当然不会主动接触她们,更没有色心色胆“深入敌人内部”去体验生活。石头笑笑说,你又想写精彩文章,又不深入获取第一手资料,舍不得孩子打不到狼啊!
  每日手握一支圆珠笔,“刀耕火种、茹毛饮血”地在纸上进行着最原始的手工作业,虽清苦,倒也与世无争悠悠而过。直到有一天,我正在门前墙脚往竹竿上晾晒衣服,恰遇一阵风吹来,竹竿上晾着的一床凉席被吹落掉在地上,我顺手拾起搭在竹竿上,突然从那“鸡窝”里跑出一个女人,走到凉席前拍了拍凉席上的尘土,笑着对我说:“老乡,谢谢你!什么时候搬过来的?”我们互不认识,听口音也绝不是同一省份……“没什么,有几天了。”我随口应了一声,我曾想为了写作我要尽量多了解一下她们的生活,可真的在我旁边跟我说话,我又觉得有种不屑的感觉。她又忽然扬起头对着我敞开的房门说:“哇,那么多书啊,能不能借一本我看?”明摆着书架那里排着很多的书,我一时不置可否,借又不是,不借又不是,只好说:“没什么好书,可能你不爱看。”“没关系,随便什么,消磨时间。”我只好让她进了房间。
  一坐下来,她就很热情地问我在哪高就,哪儿人等等,言语大方……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她,有1米6多,二十一二岁,身材苗条而丰满,漆黑的头发在脑后扎成一个不长而好看的“刷把”,脸色白皙而红润,穿着得体,举止娴静大方,“就人论人”,是个很漂亮似乎也很质朴的姑娘,不像是做那种事的人。陪她聊了会,她便向我借书,我随便拿了本杂志递给她,她连忙道谢,走时轻轻带上门,还笑着说:“你慢慢忙吧。”
  过了两天,“刷把”过来还书,一进门便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说:“上面有篇文章是你写的吧?”“什么?我写的文章?”我想起来了,这本杂志上是有一篇刊有自己照片的文章,可当时我随便拿的,根本没注意。我忙矢口否认,待她翻到那篇文章,我指着那不是很清楚的照片说:“这哪里像我?我要是能登文章就好了。”“我还以为是你呢,写得真感人!我怎么老看你在写,写什么呀?”“写家信呗。”我说。“有那么多写啊?”“写给家里、朋友,都写,有时是在练字,写着玩的。”她又问我在哪上班,我说我到这边来还没工作,正找朋友联系呢。她说话时总睁着一双大眼睛望着我,似乎一副很天真的样子。钱钟书在《围城》里说,青年男女之间以书为导体,一借一还,可创造极佳的接触机会与条件,最易点燃爱的火花!但这时面对她我可不想有什么“故事”发生,也不想让她认识我了解我。可她还是几天来一次借书还书,谁叫我书架、床上都是书,并让她看到呢,再说又是“邻居”。不过她上我这儿来,却从未露出挑逗、暗示的“职业特征”来,常是她一问我一答,没什么多余的话。当然,我也更不会提及她的“工作”,甚至她叫什么名字我都没有问过。我整天在这蜗居,深居简出,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她可能也认为我没注意到她们吧。“牛吃稻草鸭吃谷,各享各的福”,每个人有各自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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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晚上,我突然被一阵不急不慢却很重的敲门声惊醒,我想肯定是遇上打劫的强盗了。
  连忙惊问了几遍“是谁?干吗?”,一边把手机藏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大不了就是一台收音机和灶具,那些书可能没人要吧。外面的人似乎不耐烦地答道:“开门!派出所的。”疑惑中我警惕地开了小半边门站在门口,只见站着两个穿制服的民警。“干吗?”我不解地问。“把衣服穿好,跟我们到派出所去一下。”我急忙申辩:“我又没干什么坏事,去那地方干吗?”那瘦高个说:“没事就到派出所说清楚哇!”身正不怕影子歪,去就去,有什么好怕的!
  跟他们两人坐三轮摩托到了派出所,才知道是嫌疑我是“鸡头”!我说我租房时怎么知道隔壁是干嘛的,人家做什么事跟我有什么关系?谁知他们却说据他们掌握的情况,经常看见有“鸡婆”到我房间里去,并说我住这儿那么久了,也从没见我出去在哪儿上班做什么事,不是她们的鸡头跑到这干什么?“她们当中是有人到我房间去过,是借书看;我是没上班,我天天在写稿子。”那两个民警噗嗤一笑,其中一个说:“做鸡的天天到你那里借什么精彩书看啊?你天天写稿子?大作家咋跑到这地方躲起来了?哈哈……”不论我怎样解释,他们都懒得听,除了身上带的一张身份证和原来厂里一张尚未过期的暂住证外,我再也找不到什么东西可证明我的身份和职业。就这样被带往一个挂着“暂留室”的小屋,就在转身进屋的一刹那,我突然从斜对面的一间小屋的窗户里,看到我的那一帮邻居。
  在暂留室,我用手机给石头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的处境,石头似乎有些惊讶,说马上就过来。过了大概半个多钟,石头来电告诉我说,因我的“事实还没弄清”不能放人,而他本人因没有暂住证而被扣下,待他老婆来人交了办暂住证的钱才肯放人,想见一下我,也未被获准。我想这下玩完了,不仅自已身陷囹圄,还把石头拖了进来!一肚子雄心壮志来当职业“坐家”,谁知却做成“鸡头”了!
  第二天上午,我迷迷糊糊醒来,心里正盘算着出来后一定要告派出所“非法拘禁”,可就在这当儿,却见一民警来叫我到办公室,我以为是要我交待“犯罪经过”,却见一个领导模样的人对我说:“没事了,你可以走了。”我感到有些奇怪,昨天不是说“问题很严重”吗?
  回到小屋刚坐下来生闷气,就听有人敲门,一开门,却见是那个“刷把”。我有些不高兴,还串门子?都让我当“鸡头”了,真悔不该当初立场不坚定,让她来借什么书!“刷把”一进门就问:“刚出来啊?没事吧?派出所的人有没有打你?”我心想怎么你也被放回来了?嘴上却还是应道:“打倒是没打,只是……”“刷把”静静地看着我,顿了顿,然后缓缓地跟我说了一段自我们认识以来最长的一段话。她告诉我,她叫小红,江西宜春人,高中毕业后在乡办工厂上了两年的班,觉得工资低又无发展,便来投奔据说是“赚了很多钱,又过得很自由”的姐姐,谁知一到这儿,却发现姐姐是个“卖肉”的,一气之下,姐妹俩吵了一架,尽管如此,因初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暂时也只好住在姐姐这儿,并总是晚上在外面等到一点多钟才回来睡觉。过了段时间,仍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她那姐姐居然要她跟自己当“徒弟”,学做那肮脏的勾当,生性率直刚烈的她偷偷跑到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的人说,他们已初步了解这个情况,守候了两天后终于一锅端了,至于把我也扯进去,那是派出所的人根本没弄清楚,更没弄清是她这个报案人常去我那儿,闹了误会。后来她才听说把我也被请进了派出所,便主动找到派出所所长证明我的清白无辜……
  就在第二天,我突然接到在深圳老乡的电话,说我寄过去的资料他们的老总都已看过,最后研究决定聘为他们第三车间的生产主管,让我在三天内前去报到。我想我的自由撰稿人生涯由此也可以告一段落了。
  走的头一天晚上,我正在收拾东西,小红进来,见我拙笨地叠着衣服,便说:“你歇着吧,我来帮你叠。”说着就拿过衣服,见我把衣服往纸箱里放,有些不解地问我干嘛放箱里。“放箱里干净些。”我答。我拿出10来本刊有我写的文章的杂志的样刊,理齐放在桌边说:
  “这些杂志拿去看吧。”小红欣喜地说:“这么多啊,够看半个月了。”
  在清江这12l天的写作生涯中,我投出长短稿件共110多篇,收到报纸稿费28次共1255元,杂志稿费5次共680元,共计1935元,从到这儿第一天起,生活费纸墨通信费共1870元,余65元正好作去深圳的路费。虽没挣到钱,我已很满足,因我体验过一种许多人没有体验过的生活。
  石头把我送上开往深圳的车时,我的眼睛有些潮湿,从异乡到异乡,我在追逐什么?从故园到租房,我已走了多远?独在异乡为异客已有一千多个日夜的我,依旧背负沉重的行囊,踽踽行走在别人的城市,两手空空一无所有,惟有征程漫漫,没有尽头!
  我随手拿起一本昨天小红还我的书,打开一看,只见中间夹着一张纸条,有小红的署名,纸上写满了端正而娟秀的字……
  我轻轻拉开车窗,木然看着外面的风景,手一松,洁白的纸条飞翔在车外清凉的风中……
  
  责 编:宋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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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出身的汪小波,进城找工作不成,一次意外的机遇使他成为一个地级城市的垃圾清运王,拥有自卸垃圾处理专用车7辆,员工60多人,年净收益达130多万元。    初尝甜头    2000年,19岁的汪小波高考落选。父母先是让他去技校或职业学校学点手艺,以便日后找工作方便,小波没有同意;后来父母托人在镇上的米粉厂为他谋了一份修理机器的工作,小波干了三天就不干了,月工资才200元,一天工作达12个小时,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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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人,总是因为别人说自己不成熟而烦恼,不服气。于是就盼着日子快快地过,好早些迈入成熟的行列中去。这种急切的心情,就像等待情人约会一般,总觉得时间过得太慢。但这想法未免有些天真了,因为成熟并不是等来的。培根说:“一个年岁甚轻的人也可以是富于经验的人。”富于经验是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说年轻人在某些情况下也完全可以拥有成熟。  那么,究竟什么是成熟呢?我以为,成熟的核心内涵是自觉的责任与承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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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28日,是我最倒霉的日子,就是在这个夜晚,因一个女员工的请求差点丢了性命。  当天中午,一个湖南籍女员工见我有摩托车就叫我晚上十点到海城去接她回厂,我想到那里治安乱就不想去,毕竟我买摩托车并不是为了载客挣钱,只是方便自己而已。后来我受不了她的再三请求,加上又是本厂员工,权当去帮个忙。  晚上十点,我准时出现在海城,因她没有手机我自己的电话也没带出来,我只好耐心等候。直至十点半左右,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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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内向、不善言辞,但自尊心又较强的人。虽然今年30岁了,到了古人说的而立之年,但我非但事业无成,就连刚组织不久的家也岌岌可危。  我是去年6月6日与敏奉子成婚的。现在儿子满周岁了,由我岳母娘带着。  其实与敏的结合,也许是当今大龄打工青年中的典型。  由于家乡地域条件差,又加上自己没有如簧的巧舌,不善于巧语博取女孩的欢心,所以,亲人朋友撮合的无数次相亲都以失败告终。  2007年冬,就在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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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已是晚上9点,我正打算洗澡,手机在这时收到了一条信息,我打开一看,里面说我的大众卡有积分礼品,上面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说是可以连续24小时领取礼品。大众卡也有积分?我还是第一次收到这样的信息,心里难免有些怀疑,因为我有些朋友用的也是大众卡,却从来没有听她们说过有这样的好事。  我犹豫了一下,拿起家里的固定电话拨了这个号码,想不到刚按了两个键,就说是号码错误,请查清楚号码再拨。我想:这多半是骗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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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0年1月1日起,周日热线将启用统一新号码:  (0)13257505757  逢周日晚上7~10点,本刊编辑都会在热线旁边倾听你们的心声,分享你们生活和工作中的酸甜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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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凌晨,新会县城里万籁俱寂,月光如银。  陆秀夫的到来,整个县衙惶惶不安,谢观国知悉十万捐银遭劫,慌得魂飞魄散了。  陆秀夫凭着几年军旅生涯经验,详尽了解运送银车前前后后,没发现谢观国有不妥举措,直到晌午时分,副捕头周砻率先回报:循踪到七星河边只找到了四辆空车。  “天啊,山有林水有路,蚂蚁上磨盘条条是道如何追踪?”谢观国跺脚捶胸悲鸣着,“无了,无了!”  “谢知县,你这回大意失荆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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