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诗文集》（9卷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2月版）出版以来，陆续有朱伟华、孙玉石、解志熙、张洁宇、汤志辉等学人做补遗工作[1]。林庚的文章除结集以外，还有不少散见于民国时期报章杂志。笔者平时查阅民国报刊时，陆续发现了20多篇未被林庚文集及其他作品集收录或提到的文章，尚未被披露，应属佚文。兹将这些佚文整理出来，并略做梳理考释，以供研究界参考。
　　一
　　林庚是中国现代诗坛上一位执着且纯粹的新诗探索者，他一生致力于新诗创作与理论建设。1928年，林庚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两年后，转入中文系，在校期间即开始诗歌创作。自1933年起，他出版的诗集有《夜》《春野与窗》《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问路集》《空间的驰想》《林庚诗选》等，而《林庚诗文集》和《林庚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除收录上述诗集外，还补录了不少集外佚诗，“可以说，林先生的诗作基本尽汇于此”[2]。笔者搜集整理林庚佚诗6首，即《爱之河上》《傍晚》《北平初雪》《欲睡》《春雪》《复仇的日子》，还有《词三首》，在此并作考释。
　　在开始创作新诗之前，林庚是从事古典诗词写作的，且他陆续在《文学月刊》《清华周刊》上发表20余首词，大都是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所作。他还在校刊《消夏周刊》发表多首诗词，这里发现的《词三首》，即《鹧鸪天》《浪淘沙》《踏莎行》，载北平《消夏周刊》1931年7月28日第3期。照录如下：
　　鹧鸪天
　　人渐无聊梦渐痴。晓窗初觉日迟迟。一声啼鸟惊春早，却见东风第一枝。情脉脉，恨依依。觉来春恨已如丝。那还情断丝还乱，花落清明细雨时。
　　浪淘沙
　　帘外露华浓。谁识征鸿。夜来多在月明中。一引霎衰飞去也，万里天空。肠断意还慵。曾似相逢。为谁来去更无踪。若是天涯漂泊客，何必匆匆。
　　踏莎行
　　风过长空，月明孤馆。凄清最是游思返。欲将帘幕避重寒，前窗却见流光满。
　　才似朦胧，那堪惊转。相思梦断无人管。微听一夜落华声，声声暗共芳魂远。
　　这三首词自然顺畅，意蕴和意象丰富，浑然天成，没有雕琢的痕迹，抒情、状景、造境等方面恰到好处，有声有色，情景交融，构成独特的意境与氛围。
　　随着时代的发展，林庚逐渐意识到，旧体诗词已不适合表达现代的生活和情感，于是便从旧体诗词写作转入新诗创作。他对自己的这一转变有着清醒的认识：“我是1931年开始写新诗的。在此之前，我热衷于古典诗词，而且写得很多，也博得过一些赞誉。可是我在勤奋的写作中，却渐渐发现自己总是在重复着类似的语言，特别是那得意之处，总好像是‘似曾相识’，好像自己并不是在真正的进行创作，而是在进行着对于古诗的改编。这当然是由于我自己的才力有限，不容易突破前人的藩篱，可是我为什么一定要用古人的语言来写诗呢？为什么不能痛痛快快地说自己的话呢？从古典诗歌的历史看来，过了时的诗歌形式也不一定就不能产生新的佳作。……我想过去的事物或者可能总还留下某些余地，旧诗词因此也可能还出现某些佳作，但这种余地即使有也绝不会很多，是极其有限的。而创作的前途则应该是无限的，于是我便从那时候起决心走上了新诗的道路。”[3] 在创作中，林庚自觉吸收了古典诗词中的艺术养分，在他的诗中，随处可见对古典诗词中意象的化用与活用，如“晚钟”“乌鸦”“夜”“黄昏”“夕阳”“古寺”“清月”“梦”“绿柳”“燕子”等，这些意象有着浓厚的古典意蕴。《爱之河上》载北平《消夏周刊》1931年7月21日，第2期，署名静希，照录如下：
　　一声晚钟响了，
　　老树上的乌鸦惊散！
　　西方闪着晶莹的星，
　　照在爱之河上。
　　河畔一棵杏子，
　　追想着母花的遗容！
　　流水上一片荷瓣，
　　将在何地相逢？
　　林中夜莺惊醒了残梦！
　　梦醒后潺潺的水声。
　　那是谁人的瘦影？
　　深宵时，
　　一钩眉月，
　　一点微微的风。
　　这首诗空间上由远及近到远，动静结合，视觉与听觉交织，视觉上有惊散的乌鸦、晶莹的星、杏树、荷花、月，听觉上有晚钟、夜莺的叫声、潺潺水声，联想丰富而开阔，仿佛一幅意境深远的画。诗人善于捕捉瞬间的诗感，通过丰富的想象、联想和比喻等手法来呈现自己刹那间的感受。诚如废名对林庚新诗的评价：“很自然地，同时也是突然地，来一份晚唐的美丽了。”[4] 林庚对于诗的语言所带给人的新鲜感受和“无尽的言说”尤为推崇，他的诗给人以诗性的想象空间。
　　《傍晚》，載北平《消夏周刊》1931年7月28日第3期，署名静希。全文如下：
　　古寺夕阳。
　　一朵蔷薇谢了！
　　黄昏人影，
　　惊起了飞鸟，
　　微听得远处军号悠扬。
　　绿柳浓荫，
　　曾有几人驻立？
　　燕子飞来，
　　模糊了旧时的游迹！
　　看一轮清月升起了！
　　荻花荡漾，
　　满天的星。
　　此诗写诗人在傍晚时分所见景致：夕阳下的古寺外一朵蔷薇花谢了，黄昏中的人影惊起飞鸟，远处传来了悠扬的军号声。绿柳浓荫处却无人伫立，燕子飞来寻找旧时的游迹。这时看见一轮清月升起，荻花在荡漾，满天的星子。整首诗流畅而自然，营造出清新、空灵的意境。
　　《北平初雪》作于1932年清华，载杭州《小说月刊》1933年1月15日，第1卷，第4期。照录如下：
　　便飘忽飞坠下那故都的城，
　　清早上的行人留下了脚印;
　　这初冬以来第一次的雪痕，
　　于是带到重来的趣味！
　　悄悄里却惊回睡中的万物;
　　蒙蒙更飞落向那边无人处; 　　啊看！每年此刻，客人们天涯，
　　严冬空里重觉到繁华。
　　没有一片飞花在春天早晨，
　　在这样的幽娴里来自天上;
　　却伴那无数的在他方的人，
　　因想起了家乡而惆怅！
　　轻轻一种意绪从来更不曾，
　　当柳絮随风在墙头上相逢;
　　终使得悔恨如孤篷的飞断，
　　更如麻的纷纷迷乱！
　　我幻想飘飘中雪花正飞还，
　　回舞在紫禁城的红门之外;
　　那曾关系着一朝代的兴亡，
　　一种族的崛起与失败！
　　深深没有人冷清清的后宫，
　　有沉沉的高墙静悄围绕中;
　　那又锁过多少美人的幽怨，
　　多少的君王击剑长叹！
　　重来的雪花此时飘忽不定，
　　是有什么心事如此的吞吐？
　　是为什么原故重来到此境？
　　为谁又这样漂泊无主？
　　是！有不可憧的声息在瓦上：
　　如水花一般的粲然间消散。
　　鹅毛似的当更飘飘飞落，
　　我重觉到冬来的寂寞！
　　K.L.清华，1932
　　林庚写有多首关于雪的诗歌，如《行前忽春雪》《初雪》《春雪》等，雪似乎总能触及诗人的诗兴。在《北平初雪》中，诗人用敏锐的感觉记录了古都北平初冬以来的第一场雪，这飞雪勾起“那无数的在他方的人”“想起了家乡而惆怅！”诗人将雪比作飞花、柳絮，勾起离愁的意绪。他幻想雪花“回舞在紫禁城的红门之外”，想象着高墙内上演的朝代兴亡、君王击剑长叹、美人幽怨的故事，在思古之中诗人感到冬来的寂寞。这首诗第一节与《北平情歌》中的《初雪》有相同的趣味：“无声的一夜飘坠下大地/清早上行人留下了足迹/这初冬以来第一次雪花/乃轻轻带到重来之趣味/傍晚远远的无人明白中/微寒的林内暗留下风意/清冷的街角一面栅栏前/横直的线条高矮自疏密”。《初雪》显然是结构谨严的新格律诗，为八行十言，采用“五、五”节拍。
　　《欲睡》载南京《文艺月刊》1934年5月1日，第5卷，第5期，照录如下：
　　我像一个小儿的欲睡着了
　　白的与蓝色的梦
　　我自己知道
　　我原本只愿我是个子儿
　　我并非不能——
　　但我不是了！
　　我闻见菊花的情幽
　　这是秋天啊！
　　这首诗将秋日思睡的情态描写出来，诗人憧憬在白色与蓝色的梦中，闻见菊花的情幽，感慨道“这是秋天啊！”，表达了对季节的感悟，对自然的熱爱，呈现出诗人对大自然所蕴藏的无限美好事物的独特领悟。
　　1934年后，林庚作为一个自由体的新诗人又开始尝试新格律体诗，如《北平情歌》和《冬眠曲及其他》中的四行诗、节奏自由诗的创作。《春雪》（载《武汉日报·现代文艺》1936年6月5日，第65期）一诗即是对新格律体四行诗的试验，“春天的雪易消融/昨日里落下庭院/天蓝时无处归依/半日间停留瓦上”，有着整齐的字数与节拍。此诗总题为《七字诗五首》，除《春雪》外，尚有《古意》《旅人歌》《古辞》和《雪晴》，均已收录文集。《春雪》写昨日落在庭院的春雪，次日放晴便无处可寻，仅在瓦上停留半日，可见消融之快。
　　抗战时期，林庚南下，执教于厦门大学，在承担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他仍坚持创作新诗。随厦门大学迁至闽西长汀后，他几乎与外界隔绝，作品不易发表。当时，他曾请杜运夑将一些诗稿带至昆明刊发，但战争时期，时局动乱，报章杂志保存不易，使得这一时期散佚作品颇多。《复仇的日子》（载莆田《明日文艺》1947年4月4日，第1卷，第6期）当属此类，照录如下：
　　打死一只吃饱了的蚊子
　　我手上的血正是我的血
　　我要寻觅那复仇的血迹
　　苦难在悲伤中生长起来
　　复仇是辽远漫长的日子
　　复仇是永远悲苦的日子
　　我要寻觅那漫长的日子
　　野性从苦难中生长起来
　　如同在久已荒芜的路上
　　这首诗从形式上来看，为结构整齐的十言诗，是林庚新诗探索的继续。从内容上看却更具批判性，已不同于他以往的诗歌。表面看来，诗人所写的是向一只蚊子复仇，而实际上是写身处苦难之中的中华民族及千千万万的国人向侵略者、压迫者复仇，复仇虽然“辽远漫长”且“永远悲苦”，“我”却寻觅这种“漫长的日子”，因为“野性从苦难中生长起来/如同在久已荒芜的路上”，诗人发出呐喊，希望激发中华民族的野性，希望国人振作起来。
　　以上几首佚诗表现了林庚的诗歌创作过程：从旧体诗词转向自由体新诗，再到四行诗、节奏自由诗等的新格律诗。在此过程中，他孜孜不倦地进行着新诗探索。
　　二
　　除诗歌创作外，林庚还写有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作品，散见于报章杂志。他笔下的散文多是叙事写景的，或描写所见景物，或记录日常生活经验并抒发感想，如新发现的散文《雨天》《太阳》《南方》《夏天》《画》《极限》《警察》《灯》《谈谈选举》《格言无用论》等，都表达了他真切的感受。《雨天》（载北平《消夏周刊》1931年7月31日，第2期，署名“静希”）写“我”独自在屋里欣赏着窗外的细雨，忽想起天外的苍鹰，回忆起看鹰的经历。雨停后，二嫂带着儿子小彬在院子里玩耍，弄得一身泥，却遭到二哥的责备。文末写道：“我瞥见一个小小的黑点，经过了那块青天，斜飞归去。那是一头鹰！”表达了作者对自由的向往、对童心的留恋，俨然是雨天的一份遐思。林庚很喜欢鹰，晚年仍记得住在福建会馆时，“有些鹰，常在那里盘旋，有的时候，我一看，就一个小时过去了。鹰飞得很高，很矫健，两个翅膀伸展，向上，自由舒展，无拘无束，上面就是一片北京蓝色的天空”[5]。《太阳》（载北平《文学月刊》1932年5月1日，第3卷，第1期）是一篇礼赞太阳的优美的散文，“冬天提到太阳时立刻觉得一点温意，春秋多佳日，与春光明媚的门联，似乎也都在表示日光是怎样的可亲;虽然到了夏日觉得对它有些可畏，然而‘雨后却斜阳’，晚风中天边映着一道长虹时，这夏晚不也令人深深的宜人吗？最少它带给人的总是一股热情，不似月的凄清，星子的冷！”作者歌颂太阳给人们带来热情和光明，让生活充满了色彩。 　　1934年初，林庚辞去清华大学助教一职，准备专门从事创作，并前往上海、南京、苏州、杭州等地，接触了更广阔的现实生活后，写下了不少有关南方的散文。如《南方》（载南京《中国文学》1934年5月1日，第1卷，第5期）写作者从北平到南京后的感受，他称“南方像一朵春天的花”，详细记载了在南京乘坐人力车的经历。《夏天》（载上海《文艺画报》1934年10月10日，创刊号）这篇随笔既写出夏天的美好，追忆幼时在夏天喝着冰凉的酸梅汤的情景，也写出夏天的苦处，如酷热、苍蝇、疾病等。作者感慨“夏天诚然是不公平的，它属于有钱的人们！贫苦的小朋友十二三岁便要出来拉车，他们幼年已做起一个中年人的事了！在炎热中他们是流着黏汗的！夏天不应该是这般人的夏天吗？然而夏天，夏天是永远属于不做事的人们！于是我想夏天更像一个文明的都市了！它正是这样的一个，容易在未进去时使人踌躇，而过去了空觉得惆怅的天气。”文末作者交代此文的写作经过：“去夏，于国事私事均得平安度过后十日，乃欣然写此文;盖其时又数日不执笔矣！写后曾入新月编辑室，而新月旋即停刊;乃竟埋于箱底，似永存以为纪念者。今年恍惚又值夏日，适文画索稿，亦此文命该出头之日，遂启箱出之，重改以奉。”《画》（载上海《文饭小品》1935年2月5日，创刊号）写“我”暂住在上海叔父家的亭子间，在一个“幽寂的美的夜里”，在客厅里赶稿子，叔父家10岁的小妹妹走过来向“我”借稿纸画画，她对画画的专注，以及她的纯真，不由得吸引了“我”。《警察》（载上海《文艺风景》1934年6月1日，第1卷，第1期）这篇随笔写“我”初到上海时在马路上迷路了，得到警察的帮助，对他们的印象也改变了，“其实这些可怜的人们每月薪金领的很有限，却非得做许多令人讨厌的事情不可”。
　　《极限》（载北平《大众知识》1937年1月20日，第1卷，第7期，署名“静希”）通过一系列故事告诫人们不要迷信那些不可能的事，应正确认识极限，采取正确的方法，“须知我们迷信了不可能的方法，结果连可能的办法也耽误掉，岂不冤枉。而且失败易使人灰心，不可能的失败便使人绝望;这都是于人精神上做事上有莫大损失的”。《灯》（载上海《论语》1937年2月1日，第105期）记录作者对现代物质文明的感受，由上海夜间亮到天明的灯联想到灯与人类文明的关系，灯为作家的写作、娱乐活动提供便利，灯还改变了文字阅读，无疑是“文明的产物”。《谈谈选举》（载上海《月刊》1946年5月20日，第1卷，第6期）一文针对当时社会上“包办式的选举”，林庚直言“这种选举是从上而下的，是不彻底的”，是“反民主的”“代表不了真正的民意”的“假民主”，他提出“要实行真正的选举必须是从下而上的选举起，同时市长，县长也要由人民选出来。这样的选举才能符合了民主的真义”。《格言无用论》（载北平《现代知识》1948 年1月16日，第2卷，第6期，署名“燕京大学教授林庚”）认为“格言有用”的大致有两种人：“想做好人的人”和“富于假定的人”，林庚则主张“格言无用论”，因为“格言是要求一种行为的控制，而人类正如一切生物一样，是根本缺少这种控制力的”，人类的行为常服从于“习惯”和“引诱”这两种力量，并进一步解释“我们能造成一种好风气的时候，即使没有格言，每个人也都能做好人，这就是习惯的力量。然而我们需要格言就往往是在这种的风气已经失去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只服从诱惑，而格言偏偏不是一种诱惑，而是一种诱惑的控制”。格言缺少诱惑力而总叫人“舍近求远”，“舍近求远是人生向未可知探求的表现，是生命嗜爱展望的热情，这原是一种诱惑，然而格言从来带来的却是教训而不是诱惑”。因此，他說“我终于相信格言是无用的”。
　　《爱的夫妻》和《散会了》这两篇小说的全文尚未收录于任何文集。相比诗歌和散文，林庚创作的小说并不多。在俞平伯1931年4月23日的日记中曾记载：“晚朱保雄、林庚来谈。为林看小说”[6]，同年11月7日，林庚的同班同学吴组缃在《谈谈清华的文风》中谈及“目下清华园里的文风，是走向纤弱趣味的一面”，“园里别的作家，也大半是属于此类的，如竹叶君、静希君等都擅长于小品。即使做的是小说，那小说也都是以一件温爱的家庭故事，好玩的小爱情故事为题材，里面含着一团纤小的美丽的情调，大约和凌叔华女士的小说有点相像”[7]。《爱的夫妻》[8]（载杭州《小说月刊》1932年12月15日，第1卷，第3期）便属于此类“温爱的家庭故事”，小说讲述了新婚夫妇丽与羽的故事。他们平日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妻子丽却常常怀恋着与另一位男子眉在山涧中度过的时光，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这篇小说对人物的心理刻画细致，特别是对女主人公丽的心理描写，她追忆四年前暑假的时候，与羽、眉外出游玩，难以忘怀与眉在鸳鸯涧中的经历，以及听到的那个美丽的爱情传说。面对羽与眉二人的追求，她选择了羽，并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坦诚地告诉了羽，在此之后他们之间依旧相爱。除了爱情题材的家庭小说，林庚还创作了关注社会现实的《散会了》，讽刺了当时教育界的乱象。《散会了》（载杭州《小说月刊》1933年1月15日，第1卷，第4期）作于1932年12月26日清华大学，小说以第一人称视角记录了“我”在模范大学的所见所闻：为赴朋友之约“我”前往模范大学参观，却见学生们不去上课，而纷纷在中法大菜、江南稻香村、男女理发馆、甜心礼物庄、社交堂、谈心室、东瀛澡堂、球房、兄妹相馆等店铺进出玩乐;“我”误被人拉去会场开会，进一步了解到学校的种种奇怪现象：因学生早上上课起不来，学校无法更改教育部规定的课程，便将时间移后了两个钟;学生因改良宿舍、添建消费合作社的要求不被满足，遂进行了半年多的罢课，还将教室大楼改造成消费合作社;校长不关心学校事务，住着新洋房，新娶了年轻的姨太太;所谓主席忙着开会，到处拉人充人数，会上列出50多条重要议案，商讨的却是如何要求校长交出经费，用于修筑男女宿舍之间的柏油路，还成立了“护校捐”，企图进一步瓜分校产，整个会议让人啼笑皆非。小说采用讽刺的手法将会上人物的丑态一一刻画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月刊》的目录页将《散会了》归为“散文”，而这显然是不准确的。 　　三
　　在创作的同时，林庚也关注着文坛的发展，并积极写文章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写了不少关于文学创作的评论以及诗论，如《创作》《今日的诗人们》《文坛的寂寞》《诗与歌》《批评与骂人》《谈伟大》《节奏自由诗》等，大都发表在凌叔华主编的《武汉日报·现代文艺》和储安平主编的《中央日报·文学周刊》上。《创作》（载《武汉日报·现代文艺》1935年11月29日第41期）开篇便提出“创作当然不是模仿”，接着以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旧体诗词、小说为例，他认为“既要创作，便得是真正创作，真要心有所得;省劲不得，取巧不得，更万万侥幸不得也”，“创作到底还是要自己来‘创’，东施效颦固然好笑，专找现成亦徒费纸墨而已”，文坛无捷径可走。《今日的诗人们》（载《武汉日报·现代文艺》1935年12月27日第45期）一文中，林庚关注到了当时诗坛的诗人们和批评家们。他认为诗坛正在寂寞中生长，且恰恰因为缺乏关注而得以享受自由，新诗才有了生机，他表示“永久默祝”今日的诗人。然而对于批评家，他直言：“我不大相信批评家，因为批评是产生在作品之后的;当一些作品已证实了它的存在之后，批评家才知道为它找一个恰当的说明;而另当一些作品又以另一种特殊的成分而出现时，批评家便又须有一番说明了，批评是已产生的光明的广播宣传，他或者更有益于大多数的读者，但不是尚未找到灵迹的作品的指导者，不错，不久以前有些批评家也曾一度垂青到几个近于意识正确的诗人，而这几个诗人终于便毁在这批评之下了！”因此，林庚认为批评家对于新诗的创作与发展是不利的，诗人们“只试探着如何把一首詩写得再好一点，只是在作品上交换着对新诗的一点经验”。然而批评家却希望大众挤在一条小路上，将小路变成大路，且认为“大众是永不会被挤死的”，林庚对于这类批评家是惧怕的。《文坛的寂寞》（载《武汉日报·现代文艺》1936年12月20日第94期）作于1934年9月北平，此前三个月林庚往返于北京上海这两个文化重镇之间，常被人问及对两地文坛的意见，虽然嘴上答着“活泼”，他心中却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和“一个深深的寂寞”，因为“文坛是久已沉默”。林庚总结道：“诚然，新文学运动以来，这二十年间，文坛在各方面不能说毫无长进，然而这长进却很可悲的如小孩之长成为大人，在文字通顺经验增多之后却变得暮气沉沉了，新文学初兴的时候，那些作品，不错，幼稚;然而一股新鲜可爱的热情，一片前途无限的气息，是闪耀在那些作品灵魂之中的;那时虽不知天多高地多厚，虽然甚至浅薄到只要‘眼泪’‘自杀’便是文学，然而一种自立更新的希望，一种毫无疑虑的信心，一种纯洁的文艺的爱好，使得今日回想起来几乎成为梦境，这天真可爱的幼小的心灵，竟如此的容易衰老吗？”如今文坛上“政治般的斗争，商业式的竞卖”多了，“真为文学的志士”却少了。针对这种现象，林庚认为“凡一件事的成功，绝非取巧可以得到，以为迎合一般人的心理，投机地写着某种大家所乐意的材料，便是成功之路”，“在成功路上，苦难是多的，在这时能不忘掉那最初的目的的，才是那真正的志士”。显然，这是林庚当时身处文坛的切身感受。
　　在《中央日报·文学周刊》发表的《诗与歌》《批评与骂人》《谈伟大》这3篇杂感，大都短小精悍，不足千字。在《诗与歌》（载南京《中央日报·文学周刊》1935年9月14日，第25期）中，林庚谈及对诗和歌的认识，他主张“歌不但不是诗，而且也不是音乐”，这种观点“并非就否认‘诗’‘乐’最早曾来源于歌，也更不是说歌中从没有过好诗也没有好音乐”，而是反思诗和音乐为何于今日独立，他讲述了自己的经验：“我有时也喜欢唱歌，却心里总会意识到这种的爱好并不与爱诗相同，反而觉得它与我有时喜欢去打打球的心理倒有些相像;毫无目的的，无所谓追求，仿佛只是器官上一种健康的发泄”，因而认为歌“虽然它有时也含着好的音乐，有时也带来美的诗篇;而它的存在却是另外一个意义”。在《批评与骂人》（载南京《中央日报·文学周刊》1935年11月9日，第32期，“文艺零感”）中，林庚称“素来对于批评无甚好感”，“觉得作者读者却不能靠人指东指西的会有何成绩”，“批评唯一的用处”“当是一种宣传”。林庚对于骂人“尤其没有兴味”，在他看来“批评的态度说来总还是严肃的，骂人则近于撒野;批评无论如何还是对事不对人，骂人则简直可以不必对事了;至于有因论事而骂到人的，总算还能保持住做批评的身份;然骂人而终于能不忘掉那是论事，在脸红脖子粗之下盖难能矣！”这种“本心便是在骂人的人”则属于绍兴师爷之流。《谈伟大》（载南京《中央日报·文学周刊》1936年1月18日，第41期）这篇文章是林庚在听到“你没落了！”的评价后的感想，他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创作要忠实，“忠实是一个德行，能忠实于自己的然后才能忠实于一切”，对于外界的批评，他选择忠实于自己的灵魂。接着谈起作品的伟大，“大约总不出两个范围，一是作品中有强烈的刺激性，一是作品与实际上的大事件有着关系”，他说“我以为受强烈的刺激便觉得伟大，这乃是我们经不起刺激，是我们的弱点;对于大的事件所引起的严重性便以为这是伟大，这乃是震慑于大的事件，亦是我们肤浅之处”。
　　林庚一方面通过创作实践探索诗歌的艺术形式，一方面写有不少诗论来阐发自己的观点，如《诗与自由诗》《诗的韵律》《关于四行诗》《关于〈北平情歌〉》《什么是自然诗》《谈旧诗》等。《节奏自由诗》（载上海《诗林双月刊》1937 年1月1日，第2卷，第1期）这篇文章是林庚从四行诗转向节奏自由诗的创作经验的总结。他称“自由诗是诗文字的生命，四行诗是诗感情的成熟”，对于这两者他都爱，但它们却都无法满足他的要求，因而他开始尝试新的诗体——“节奏自由诗”。在他看来，“节奏自由诗”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形式上的节奏与自由，一方面是表现方面的节奏与自由。形式上的节奏指每行需有一定的字数及同样的顿挫，形式上的自由则是一首诗不一定都是四行，且不一定都是整行，虽然四行乃是完成节奏的基础。节奏自由诗即是以一个四行的节奏诗为基础而注意再加上几行或半行。这样成功为四行半，五行，五行半，六行，六行半，七行，七行半等七式，所谓半行即重复上行的下半段一次，并需在字句亦完全相同之下，如此方完成其仍为节奏的，一方面却又得到形式上大量的自由。”林庚列举了自己所创作的“节奏自由诗”，说明自由诗与节奏诗之间的不同在于“自由诗注重‘感觉’，故最初的自由诗应该说是尚未成其为诗的诗;节奏诗注重‘感情’，亦即是把特殊的诗融化到普通的生活里去”，“偏于自由诗者则清新潇洒而有少年气，偏于节奏诗者则浑厚天然而有成熟的美”，林庚表示这两种诗他都爱，因而便尝试在节奏自由诗的创作上实现两者的结合，“是节奏又是自由”。他坦言：“我一向相信诗：由自由诗得到生命，由四行诗得到完成，但终必又走入一度衰歇中。现在我仍相信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但节奏自由诗似乎在这方面多少如一个不易毁坏的有机体，如一段中流砥柱，可以使一个诗坛多产生一些成功的作品，可以使这一段落较迟的衰歇，这自然亦多半在人为了。” 　　林庚的新诗探索之路注定是孤独的，寂寞的，艰难的。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诗歌兴起，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而林庚在象牙塔之中进行纯然的诗艺探索，难免听见来自外界的“你没落了！”“你逃避现实！”“意识不正确”等批评之声、遭到脱离时代的质疑，但他为新诗而努力的初心却丝毫未改。这些评论既体现了他超然的、无功利的文学观念，同时也流露出他的时代情绪。
　　以上是笔者在查阅报刊时陆续见到的林庚集外佚文，除诗歌外，大都是短小精悍且精彩纷呈的杂文、评论，此外，还发现了一篇译文《翻译：奇哉法西斯蒂的男女法律》（载上海《小评论》1939年6月5日，第1期），希望它们能够对林庚研究有所助益。相信这些集外遗珠，会得到读者与学界的珍视，并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与研究林庚其人其文。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注释：
　　[1] 参见朱伟华：《“做人生原野上自由的寻问”——辑佚诗三首与林庚先生送行》，《中國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6期;孙玉石：《林庚集外佚诗20首》，《诗歌评论》，2007年，第2辑;解志熙：《林庚集外诗文辑存》《林庚的洞见与执迷》，《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张洁宇：《“人的问题”——〈世界日报·明珠〉上的林庚佚文》，《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1期;汤志辉：《林庚的“转变”及其他——林庚集外文三篇》，《粤海风》，2017年，第2期。
　　[2] 林庚：《写在前面的话》，《林庚诗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页。
　　[3] 林庚：《谈谈新诗，回顾楚辞》，《文汇增刊》，1980年，第4期。
　　[4] 废名：《林庚同朱英诞的诗》，《华北日报·文学》，1948年4月25日，第17期。
　　[5] 孙玉石：《“相见匪遥 乐何如之”——林庚先生燕南园谈诗录》，《新文料史料》，2005年，第1期。
　　[6] 俞平伯：《秋荔亭日记》，《俞平伯全集（第10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26页。
　　[7] 吴组缃：《谈谈清华的文风》，北平《清华周刊副刊》，1931年11月21日，第36卷，第3期。
　　[8] 陈鸣树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1930—1965）》（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12月版）写道：“《爱的夫妻》（诗）林庚，《小说月刊》1卷3期。”此处将《爱的夫妻》误认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