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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粤派批评”这一概念浮出水面后，学术界展开了不少讨论甚至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直在默默无闻地耕耘着的‘粤派批评’，谁也无法改变它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或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的事实”。[1]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而言，南粤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脉络和谱系，其文艺创作和批评自然也不同，无论命名与否都客观存在。因此，讨论“粤派批评”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于有没有，而在于怎么样。特别是相对于其他地域批评而言，到底有何不同，这才是重点。因此，挖掘并厘清“粤派批评”的内涵，阐释其本质特征才是“粤派批评”发展的要义。伴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热潮，在经济驱动的同时，人文湾区的发展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城市圈的竞争不仅是经济的较量，更是文化的角逐。从这个意义上说，“粤派批评”必须为湾区文艺及文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广东正名。这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的选择。
一、新时代文艺发展呼唤粤派青年批评家
广东在现代文学史上虽然没有形成像京派、海派那样旗帜鲜明的流派，但就整体文化底蕴和特色而言，丝毫不逊于前面两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州城市文化的风头曾经远超北京和上海，形成北、上、广三足鼎立式的文化格局。当时广州文艺可谓独领风骚，到处都有“广州制造”的身影，例如当时太平洋影音公司出品的各种流行歌曲、电影《雅马哈鱼档》、电视剧《公关小姐》《情满珠江》、太阳神广告等在全国风靡一时。可以说，广州不仅是当时中国经济的重镇，更是流行文化的策源地。
文艺创作繁荣的同时，广东也诞生了大量杰出的文艺批评名家，如黄树森、饶芃子、黄修己、黄伟宗、蒋述卓、程文超、陈剑晖等。他们作为具有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的学者，其批评无论对当时还是后来广东乃至全国文艺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和意义。南粤大地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凭借经济和信息交流上的优势，率先形成了一个高度开放、思维活跃的城市文化场域，尤其在媒体批评领域有口皆碑，引人注目。如《南方周末》《羊城晚报》《粤海风》《随笔》等都是全国闻名遐迩的报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的阵地和人才阵营，这些都是粤派批评发展壮大的重要来源和基础。
得益于这些前辈努力的结果，粤派青年批评家队伍也逐渐成形，如“70”后的学人谢有顺、张均、郭冰茹、申霞艳、胡传吉、凌逾等，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批评话语和风格，为粤派批评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梁启超说“少年兴则中国兴，少年强则中国强”，他意识到一个时代文化的火种须有年青人播撒和传承，才有真正的希望。梁先生作为粤派批评家的先驱，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批评亲身实践了这一理想。纵观“粤派批评”发展的历史，它的气象犹如意气风发的少年，其开放新锐的特质决定了它不仅在过去能够引领文艺发展的潮流，在今天也有足够的勇气攀登文艺的高峰。新时代广东文艺发展不仅有赖于批评先行者们的开疆拓土，更需要青年批评家薪火传承，推陈出新。
然而，“粤派批评”本身还处于一个建构自身理论谱系的初创阶段，虽然自近代以来黄遵宪、梁启超、黄药眠、梁宗岱等先贤为广东积淀了悠久的文化资源和批评传统，但要认清并梳理其中的脉络、规律和特点，还要发出新时代的一家之言绝非易事。这一庞大而持久的系统工程急需青年批评家的参与和实践，特别是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方面若能真正依循“严谨的态度、得体的尺度、开放的角度、优雅的风度”[2]来树立粤派批评的历史地位和发展方向，当然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但就目前的批评现状而言，尽管青年一代成长迅速，但总体上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依然有限，由于尚未形成粤派批评的学术共同体，个体发出的声音依然是微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粤派青年批评家应汲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有意识地从地缘文化的主体性出发，反省并思考自身批评的价值，团结志同道合的学人，共同发出话语的锋芒，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开辟出粤派批评的新领地。
必须注意到，岭南文化的特点是领风气之先，但其弱点则是持久力不足，往往浅尝辄止，这种“穿堂风”现象印证到文化上往往显露出数量有余而精品不足的短板。所以，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文艺虽然独领风骚，但后来却逐渐没落，究其原因是复杂的。但总体上讲，由于文化氛围的缺失、制度建设的匮乏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滞后等原因，本土文化始终面临人才紧缺和流失的困境，从而使文艺创作处于被动发展的局面，反过来又制约和影响了文艺批评。从这个角度来讲，广东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良性文化生态秩序的建设，其实是促进文艺批评繁荣的根本原因，也是激励粤派批评家前进的动力。
二、粤派青年批评家的养成和学术跨越
伴随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文艺批评不可能由专业人士或学院精英所垄断，批评的对象也不应局限于文学，而应延伸到文化批评和媒体批评更广阔的空间。在数字化生存的今天，由于媒体从业人员和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批评界必然形成众声喧哗的景象，甚至是你争我夺、针锋相对的格局，这对于今天大多数来自高校和专业队伍的青年批评家而言，其实充满了巨大的挑战，甚至是一种批评的危机。因为很多人长期埋首于案头工作和学术研究，并没有亲身经历文艺创作的现场，对于自己生活的城市和市民生活甚至是有隔膜的，久而久之可能会形成一种固化思维，难以跳出自我的格局，无法形成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本土文艺和文艺批评。
如何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青年批评家，如何为粤派文艺发出新声？这是值得每位青年批评家深思的时代问题。这里需要提及一本书，就是美国历史学家拉萨尔·雅各比写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什么叫最后的知识分子？雅各比认为20世纪初活跃于社会公共领域的老派知识分子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勇于针砭时弊，积极评价和讨论现实问题。而从20纪50年代开始，美国老派知识分子逐渐被大学教授和专家取代，这些新派知识分子表面上看起来精通各种专业知识，严格遵守各种学术标准，但却缺乏批评的尺度和挑战现实的勇气，是地地道道的犬儒主义者。
今天，我们不少的青年知识分子可能正是雅各比所批判的犬儒主义者。因为对比老一辈的学者，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高度精细化的学术体制所驯化，是标准的知识生产者，而不是思想的批判者。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写论文和评职称，也耗费了很多精力申报课题和填表，但是在文艺批评和社会关怀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其实微乎其微。可以说，今天许多文艺创作的恶俗与平庸，以及价值观的错乱，在一定程度上与文艺批评的疲软和缺失是分不开的。而青年批评家，尤其是优秀的青年批评家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令这个时代少了许多振聋发聩的回响。 然而社会需要批评，需要青年批评家从事正义的批评，更需要优秀的青年批评家承担价值导向和启蒙的责任，为了完成这样的志业，青年批评家们需要实现一种学术的跨越。所谓学术跨越就是直面现实、再造思想。学术的宗旨不是知识，而是生活，因为学术的最终目的是要创造有益于社会的思想和精神，从而跨越到理想的人生，这才是批评应有的社会价值和功能。李泽厚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指出当代中国知识界的走向是“思想淡出，学问凸显”，思想的淡出意味着知识分子刻意远离现实生活、拒绝回答现实问题，为了自我保护和谋求利益将自己局限在狭小的专业领域里自娱自乐，这直接导致了公共空间的萎缩和公共批评的衰落。更有甚者，今天文艺界中的部分创作者和批评者还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讨论变成了捧场、批评变成了赏析，文艺评论成为一种封闭的圈子文化和专业术语，各种会议和论坛表面上看起来很光鲜，但很多意见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发言，对于实际创作和现实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意义，这样的批评其实是对文艺发展的一种伤害。
诚然，也有不少优秀的青年批评家在开拓新的批评空间，探索更具锋芒和影响力的批评话语，例如黄灯老师早在2016年就写出了《一个农村儿媳的乡村图景》这样令人振奋的佳作。这篇文章当日在网上推出后的点击率高达四万，并且掀起了一场全民阅读和讨论的热潮，甚至凝聚为社会热点议题。这说明优秀的批评在自媒体时代不仅可以借助技术传播的便利条件发挥出更大的社会功能，也彰显出批评家直面现实的勇气。就像鲁迅先生说的，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青年批评家要实现学术上的跨越，首先要保持个体的独立与尊严，要坚守批评的原则和底线；其次要敢于突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和鸿沟，用更加宽广灵活的眼光去看待创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树立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抱负，秉承正直、正义的标准去实践批评的事业。
三、粤派批评如何实现时代性与在地性的融合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用“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明文学兴衰是时代变化的产物，这是文学演进的历史维度，是大势所趋，即“时代性”。与此同时，不同地域和族群为适应这样的时代潮流，会进行自我的更新和蜕变，这是文学发展的地理纬度，即“在地性”。从古至今，文艺发展无非依循了时间和空间这两条轨迹，在时代性与在地性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与完善。
从时代性的命题出发，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既是追求中国梦的需要，也是当代文艺批评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阐释中国特色需要“四个讲清楚”，即“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四点明确指出了国家自信来源于历史传统，民族认同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和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当不同地域充分彰显出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特色，才懂得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由此树立文化认同感。因此，对于粤派批评而言，挖掘其文化的“在地性”才是建构和发展自身理论体系的首要问题。
关于文化在地性的问题其实已有很多讨论，以往学界都反复总结过粤地和粤人具有开放、务实、兼容并包、敢为天下先等特点，这些地域文化标签固然有一定的阐释功能，但未必能非常准确地概括或提炼出粤文化的精髓。例如当谈论粤派批评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用岭南文化来定义“粤派”的地缘属性，但岭南文化这一来自乡土社会时期的文明概念，恰恰忽略了粤文化宝贵的都市色彩和现代气质，尤其是它的世界性，这其实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广州在过去被西人称为“Canton”，文献里记载它是光明之城。这里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欧洲乃至世界想象中国的最初来源。早在秦汉时期，南越王国就开始拥有海外贸易；到了唐代，广府则闻名于世界；清代前期，广州由于特殊的“一口通商”地位，更是让其成为西方人唯一可以进入和贸易的中国海上口岸，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最重要的窗口。可以说广州自古以来一直承担着对外贸易、外交，乃至文化输出的重要功能，例如当时远销海外的茶叶、画作、瓷器、牙雕、漆器、绣品等蜚声海外，甚至在18至19世纪的欧洲掀起一股“中国风”的时尚。而当时久居广州的外国人所写的《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等作品“实际上塑造和建构的是一个他者眼中的广州，映射到了西方读者的头脑中，逐渐构成了当时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3]，这些足以说明广州文化所独有的世界性，而这种世界性或许才是本土文化最值得称道的部分。
但遗憾的是，因为广州在政治版图中所处的边缘位置，以及长期与中原文化隔膜产生的疏离感，使得这座千年商都为中国代言总是显得默默无闻，尽管在经济发展上遥遥领先，但在文化上似乎很少得到赞许。这种尴尬和无奈也使身处岭南的知识分子长期处于国家文化与地域文化，时代性与世界性的夹缝中，难以获得文化认同，也找不到彰显自我的出路。这样的历史遭遇与我们今日的文化现实应该说有着惊人的相似。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作用下，面对已有的文化困局，粤派批评恐怕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盲目地去向别人证明自己，这样越发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文化的不自信。应该说，关于世界性的探索在我们已有的华文文学研究中已有相当深厚的积淀，暨南大学从事华文文学研究的许多同仁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但除文学研究外，粤派批评其实还可以积极地向其他艺术门类进军，通过跨学科的交流，共同挖掘本土文化世界性的深层内涵和精髓，从传統中汲取批评的力量，从而再造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标杆。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
注释：
[1] 古远清：《“粤派批评”批评实践已嵌入历史》，《文艺报》，2016年6月27日。
[2] 蒋述卓：《建构“粤派批评”的学术谱系——“粤派评论丛书”编辑之缘起》，《中国艺术报》，2018年3月28日。
[3] 李国庆：《丛书序》，《遗落在西方的广州记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页。
一、新时代文艺发展呼唤粤派青年批评家
广东在现代文学史上虽然没有形成像京派、海派那样旗帜鲜明的流派，但就整体文化底蕴和特色而言，丝毫不逊于前面两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广州城市文化的风头曾经远超北京和上海，形成北、上、广三足鼎立式的文化格局。当时广州文艺可谓独领风骚，到处都有“广州制造”的身影，例如当时太平洋影音公司出品的各种流行歌曲、电影《雅马哈鱼档》、电视剧《公关小姐》《情满珠江》、太阳神广告等在全国风靡一时。可以说，广州不仅是当时中国经济的重镇，更是流行文化的策源地。
文艺创作繁荣的同时，广东也诞生了大量杰出的文艺批评名家，如黄树森、饶芃子、黄修己、黄伟宗、蒋述卓、程文超、陈剑晖等。他们作为具有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的学者，其批评无论对当时还是后来广东乃至全国文艺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和意义。南粤大地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凭借经济和信息交流上的优势，率先形成了一个高度开放、思维活跃的城市文化场域，尤其在媒体批评领域有口皆碑，引人注目。如《南方周末》《羊城晚报》《粤海风》《随笔》等都是全国闻名遐迩的报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的阵地和人才阵营，这些都是粤派批评发展壮大的重要来源和基础。
得益于这些前辈努力的结果，粤派青年批评家队伍也逐渐成形，如“70”后的学人谢有顺、张均、郭冰茹、申霞艳、胡传吉、凌逾等，都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积极探索各具特色的批评话语和风格，为粤派批评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梁启超说“少年兴则中国兴，少年强则中国强”，他意识到一个时代文化的火种须有年青人播撒和传承，才有真正的希望。梁先生作为粤派批评家的先驱，以其独树一帜的文学批评亲身实践了这一理想。纵观“粤派批评”发展的历史，它的气象犹如意气风发的少年，其开放新锐的特质决定了它不仅在过去能够引领文艺发展的潮流，在今天也有足够的勇气攀登文艺的高峰。新时代广东文艺发展不仅有赖于批评先行者们的开疆拓土，更需要青年批评家薪火传承，推陈出新。
然而，“粤派批评”本身还处于一个建构自身理论谱系的初创阶段，虽然自近代以来黄遵宪、梁启超、黄药眠、梁宗岱等先贤为广东积淀了悠久的文化资源和批评传统，但要认清并梳理其中的脉络、规律和特点，还要发出新时代的一家之言绝非易事。这一庞大而持久的系统工程急需青年批评家的参与和实践，特别是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方面若能真正依循“严谨的态度、得体的尺度、开放的角度、优雅的风度”[2]来树立粤派批评的历史地位和发展方向，当然是非常理想的状态。但就目前的批评现状而言，尽管青年一代成长迅速，但总体上无论是规模还是影响力依然有限，由于尚未形成粤派批评的学术共同体，个体发出的声音依然是微弱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粤派青年批评家应汲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有意识地从地缘文化的主体性出发，反省并思考自身批评的价值，团结志同道合的学人，共同发出话语的锋芒，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开辟出粤派批评的新领地。
必须注意到，岭南文化的特点是领风气之先，但其弱点则是持久力不足，往往浅尝辄止，这种“穿堂风”现象印证到文化上往往显露出数量有余而精品不足的短板。所以，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文艺虽然独领风骚，但后来却逐渐没落，究其原因是复杂的。但总体上讲，由于文化氛围的缺失、制度建设的匮乏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滞后等原因，本土文化始终面临人才紧缺和流失的困境，从而使文艺创作处于被动发展的局面，反过来又制约和影响了文艺批评。从这个角度来讲，广东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良性文化生态秩序的建设，其实是促进文艺批评繁荣的根本原因，也是激励粤派批评家前进的动力。
二、粤派青年批评家的养成和学术跨越
伴随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文艺批评不可能由专业人士或学院精英所垄断，批评的对象也不应局限于文学，而应延伸到文化批评和媒体批评更广阔的空间。在数字化生存的今天，由于媒体从业人员和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批评界必然形成众声喧哗的景象，甚至是你争我夺、针锋相对的格局，这对于今天大多数来自高校和专业队伍的青年批评家而言，其实充满了巨大的挑战，甚至是一种批评的危机。因为很多人长期埋首于案头工作和学术研究，并没有亲身经历文艺创作的现场，对于自己生活的城市和市民生活甚至是有隔膜的，久而久之可能会形成一种固化思维，难以跳出自我的格局，无法形成真正富有生命力的本土文艺和文艺批评。
如何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青年批评家，如何为粤派文艺发出新声？这是值得每位青年批评家深思的时代问题。这里需要提及一本书，就是美国历史学家拉萨尔·雅各比写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什么叫最后的知识分子？雅各比认为20世纪初活跃于社会公共领域的老派知识分子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勇于针砭时弊，积极评价和讨论现实问题。而从20纪50年代开始，美国老派知识分子逐渐被大学教授和专家取代，这些新派知识分子表面上看起来精通各种专业知识，严格遵守各种学术标准，但却缺乏批评的尺度和挑战现实的勇气，是地地道道的犬儒主义者。
今天，我们不少的青年知识分子可能正是雅各比所批判的犬儒主义者。因为对比老一辈的学者，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高度精细化的学术体制所驯化，是标准的知识生产者，而不是思想的批判者。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写论文和评职称，也耗费了很多精力申报课题和填表，但是在文艺批评和社会关怀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其实微乎其微。可以说，今天许多文艺创作的恶俗与平庸，以及价值观的错乱，在一定程度上与文艺批评的疲软和缺失是分不开的。而青年批评家，尤其是优秀的青年批评家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令这个时代少了许多振聋发聩的回响。 然而社会需要批评，需要青年批评家从事正义的批评，更需要优秀的青年批评家承担价值导向和启蒙的责任，为了完成这样的志业，青年批评家们需要实现一种学术的跨越。所谓学术跨越就是直面现实、再造思想。学术的宗旨不是知识，而是生活，因为学术的最终目的是要创造有益于社会的思想和精神，从而跨越到理想的人生，这才是批评应有的社会价值和功能。李泽厚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指出当代中国知识界的走向是“思想淡出，学问凸显”，思想的淡出意味着知识分子刻意远离现实生活、拒绝回答现实问题，为了自我保护和谋求利益将自己局限在狭小的专业领域里自娱自乐，这直接导致了公共空间的萎缩和公共批评的衰落。更有甚者，今天文艺界中的部分创作者和批评者还结成了利益共同体，讨论变成了捧场、批评变成了赏析，文艺评论成为一种封闭的圈子文化和专业术语，各种会议和论坛表面上看起来很光鲜，但很多意见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发言，对于实际创作和现实生活并没有多大的意义，这样的批评其实是对文艺发展的一种伤害。
诚然，也有不少优秀的青年批评家在开拓新的批评空间，探索更具锋芒和影响力的批评话语，例如黄灯老师早在2016年就写出了《一个农村儿媳的乡村图景》这样令人振奋的佳作。这篇文章当日在网上推出后的点击率高达四万，并且掀起了一场全民阅读和讨论的热潮，甚至凝聚为社会热点议题。这说明优秀的批评在自媒体时代不仅可以借助技术传播的便利条件发挥出更大的社会功能，也彰显出批评家直面现实的勇气。就像鲁迅先生说的，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面对淋漓的鲜血。青年批评家要实现学术上的跨越，首先要保持个体的独立与尊严，要坚守批评的原则和底线；其次要敢于突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和鸿沟，用更加宽广灵活的眼光去看待创作；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要树立直面现实的勇气和抱负，秉承正直、正义的标准去实践批评的事业。
三、粤派批评如何实现时代性与在地性的融合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序》中用“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明文学兴衰是时代变化的产物，这是文学演进的历史维度，是大势所趋，即“时代性”。与此同时，不同地域和族群为适应这样的时代潮流，会进行自我的更新和蜕变，这是文学发展的地理纬度，即“在地性”。从古至今，文艺发展无非依循了时间和空间这两条轨迹，在时代性与在地性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下完成自我身份的建构与完善。
从时代性的命题出发，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既是追求中国梦的需要，也是当代文艺批评的使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阐释中国特色需要“四个讲清楚”，即“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的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这四点明确指出了国家自信来源于历史传统，民族认同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和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当不同地域充分彰显出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特色，才懂得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由此树立文化认同感。因此，对于粤派批评而言，挖掘其文化的“在地性”才是建构和发展自身理论体系的首要问题。
关于文化在地性的问题其实已有很多讨论，以往学界都反复总结过粤地和粤人具有开放、务实、兼容并包、敢为天下先等特点，这些地域文化标签固然有一定的阐释功能，但未必能非常准确地概括或提炼出粤文化的精髓。例如当谈论粤派批评的时候，人们更倾向于用岭南文化来定义“粤派”的地缘属性，但岭南文化这一来自乡土社会时期的文明概念，恰恰忽略了粤文化宝贵的都市色彩和现代气质，尤其是它的世界性，这其实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广州在过去被西人称为“Canton”，文献里记载它是光明之城。这里作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欧洲乃至世界想象中国的最初来源。早在秦汉时期，南越王国就开始拥有海外贸易；到了唐代，广府则闻名于世界；清代前期，广州由于特殊的“一口通商”地位，更是让其成为西方人唯一可以进入和贸易的中国海上口岸，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最重要的窗口。可以说广州自古以来一直承担着对外贸易、外交，乃至文化输出的重要功能，例如当时远销海外的茶叶、画作、瓷器、牙雕、漆器、绣品等蜚声海外，甚至在18至19世纪的欧洲掀起一股“中国风”的时尚。而当时久居广州的外国人所写的《广州番鬼录》《旧中国杂记》等作品“实际上塑造和建构的是一个他者眼中的广州，映射到了西方读者的头脑中，逐渐构成了当时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3]，这些足以说明广州文化所独有的世界性，而这种世界性或许才是本土文化最值得称道的部分。
但遗憾的是，因为广州在政治版图中所处的边缘位置，以及长期与中原文化隔膜产生的疏离感，使得这座千年商都为中国代言总是显得默默无闻，尽管在经济发展上遥遥领先，但在文化上似乎很少得到赞许。这种尴尬和无奈也使身处岭南的知识分子长期处于国家文化与地域文化，时代性与世界性的夹缝中，难以获得文化认同，也找不到彰显自我的出路。这样的历史遭遇与我们今日的文化现实应该说有着惊人的相似。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作用下，面对已有的文化困局，粤派批评恐怕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盲目地去向别人证明自己，这样越发暴露出内心的虚弱和文化的不自信。应该说，关于世界性的探索在我们已有的华文文学研究中已有相当深厚的积淀，暨南大学从事华文文学研究的许多同仁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但除文学研究外，粤派批评其实还可以积极地向其他艺术门类进军，通过跨学科的交流，共同挖掘本土文化世界性的深层内涵和精髓，从传統中汲取批评的力量，从而再造真正属于自己的文化标杆。
（作者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
注释：
[1] 古远清：《“粤派批评”批评实践已嵌入历史》，《文艺报》，2016年6月27日。
[2] 蒋述卓：《建构“粤派批评”的学术谱系——“粤派评论丛书”编辑之缘起》，《中国艺术报》，2018年3月28日。
[3] 李国庆：《丛书序》，《遗落在西方的广州记忆》，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