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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吴潜，虽为文臣，但其军事能力出众。当时的南宋正值风雨飘摇的特殊时期，受金、元及海盗等的多方威胁，吴潜逐渐对海防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海防思想。其海防思想的核心主张就是以防卫为主，先固本安内，后消弭外寇。并且，他还将其海防思想在执政的过程中付诸实践。今天我们可以从其所著的《许国公奏议》里窥见其海防思想的一二。
关键词：吴潜《许国公奏议》海防思想
吴潜，字毅夫，号履斋，宣州宁国（今安徽宣城）人，南宋后期名臣。吴潜于嘉定十年（1217）科举高中，进士第一，被授承事郎、镇东军节度判官。其后多次得到升迁，曾两度为丞相，又几度遭贬，宦海浮沉几十年，悲喜荣辱共相伴，但其不改初心，自身而家，自家而国，尽心于政。他海防思想的萌发与实践，就是在其任沿海制置使、判庆元府期间。
一、《许国公奏议》简况
《许国公奏议》共四卷，凡六十一篇，始于绍定四年（ 1231），终于景定三年（1262），首尾三十一年，不出理宗一朝。奏议的内容甚广，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诸多方面。其又可分为四大类：政治类、经济类、军事类和辞官乞归类，政治类和军事类占主要部分，而军事类中的《奏乞增兵万人分屯瓜州平江诸处防拓内外》《第二剳论国家变故晷与晋同西北或狄同当防而东南之盗贼尤不可忽》《奏行周燮义船之策以防江民船之弊乞补本人文资以任责》《奏晓谕海寇复为良民及关防海道事宜》《奏禁私置团场以培植本根消弭盗贼》《奏论海道内外二洋厉害去处防贵周密》《奏给遭风倭商钱米以广朝廷柔远之恩亦于海防有关系》《条奏海道备御六事》等八篇奏文，则体现了吴潜的海防思想。
二、海防思想的产生背景
（一）外因
“靖康之乱”后，宋室南渡，宋高宗赵构重建赵宋王朝，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南宋的疆域形势和统治中心与北宋大不相同，罔土面积也缩小了近四分之一。背海立国，偏安东南一隅，面临来自陆上的军事威胁，同时海上的军事威胁也不容忽视，因此，南宋对沿海防御和海上武装力量的建设方面极为重视。当时人们把海口防御看成维系王朝生存的三大军事区之一：“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畿，腹心也。”可见，海口防御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过了江淮和南宋京师。
除了防御金、元之外，白日本、高丽以及本罔的海盗对东南海边防也构成了威胁。宋朝，东南海上的海盗活动进入发展阶段，尤其是到了南宋时期，海盗活动频繁，活动规模和范围扩大。宋高宗曾在闻知福建海盗横行后，诏令福建安抚司发水军攻剿。宋孝宗时，浙海贼啸呼为患，海寇出没大洋劫掠，气焰嚣张。海盗横行，不仅抢掠沿海城镇，影响社会安定，动摇南宋统治;而且其抢劫商船、货船，阻碍海外贸易的发展，从而对政府财政收入产生不利的影响。“积贫”且财政税收只靠半壁河山的南宋政府一直非常重视海外贸易，市舶收入在财政上的地位更加突出，宋高宗曾明言：“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二）内因
吴潜虽为文官，但其具有卓越的军事远见，总是能够审时度势，提出适当的御外方略，这与他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吴潜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父亲吴柔胜曾为南宋秘阁修撰，其兄吴渊才能出众，官至参知政事，因此，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熏陶。嘉定十年（1217），吴潜科举高中，进士第一，随后按例被授予承事郎、镇东军节度判官，继而差通判嘉兴府、升平江府，随后又迁太府卿，并兼沿江制置知建康府，几次任地方牧守的经历使他了解了各地详情和罔家所面临的局面，并且锻炼了其政治、军事方面的能力。
三、海防思想内涵
时代的需要，加上自身的军事才能，吴潜比同时代的官员更加注重对沿海的防御，他在淳祜九年（1249）的奏文《第二札论罔家变故略与晋同西北或狄同当防而东南之盗贼尤不可忽》中，将自己所处的时代形势与晋朝作比较，并说：“百余年，晋之所防率在西北，而其亡也，乃由大盗孙思卢循之徒，出没于海，而刘裕得以乘之，此忧生于所忽之明证也。”他认为晋的灭亡与其忽视海上防御是分不开的，因此，他对海防问题尤为重视，其核心主张就是以防卫为主，先同本安内，后消弭外寇。
（一）固本安内
同本安内思想，意为“同结自家军民之心”，人民顺服朝廷，增强军队的防御力量，使社会安定，“军民之心既同，军旅之势渐张，盗贼之衅不作，则虽有外寇，且不能窥吾罔之藩篱”。
安民在于善待百姓，使百姓能安居乐业，“臣窃谓，清海道莫先安百姓，安百姓莫先于遂生理”。吴潜采用的策略是“蠲放赋税”和“创义役”。他深知沿海百姓生活艰苦，故免除了贫苦百姓的赋税，结果是“外而田里，内而城市，莫不欢呼鼓舞”。
吴潜到任后，订立了“义船法”，“令所部县邑，各选乡之有材力以主团结。如一郡岁调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则众办六舟，半以应命，半以自食其利，有余赀俾蓄，以备来岁”。他命令三郡所属的县，分别选出各乡里中有财力的人联合起来，如果一郡每年要调三艘船，而有船的人有五六十家，就由这些船主共同准备六艘船，一半用来应付制置使司征调，一半用来自己谋利，得到多余的利润就储蓄起来预备明年使用，“遂使沿海方二三十里有舟之民得以安生乐业”，“于是沿海百姓方知有生之乐，亦莫不欢呼鼓舞”。
为增强军队的防御力量，吴潜对所管辖的定海水军进行了整治，招募强兵勇士，提升军队质量。吴潜深知，能用于沿海防御的军队数量非常有限，远少于原定数额，“（1257年）此军元额止六千人……阙额常数百人，则所管之兵止五千人而已，老弱疾患又居十分之一，则实可用之兵四千五百人而已。二千九十人之往来征戍于淮者，又皆选士，则其在寨者仅二千四百余人。修备戎器、打造战船、枚买军需、防守寨栅库务，率不下三四百人，则在寨之数仅仅二千余人而已”，于是他多次招募勇敢之士，增强军队力量。
（二）消弭海寇
落实到具体的对付海寇盗贼方面，吴潜的核心思想是先内后外，他认为“若内寇不作，决不至于招引外寇，故今日海道之所急者，消弭内寇而已”。清除海盗，应先从消除内寇开始。南宋时期，土地兼并非常严重，人民失去土地，破产流荡，加上官府横征暴敛，各地贫民不堪重负，纷纷揭竿起义，沿海诸路穷苦人民则出海为盗。吴潜了解到很多盗贼实为贫民，出于生计，被迫為盗，于是，他采用“怀柔”的策略，用政治手段，出榜“晓谕海寇，改过自新，复为良民”，招安内寇，使之归顺政府。宋朝原有规定：犯盗之人，不管其所犯罪的轻或重，一律抄籍，没收家产。吴潜针对此项规定，又“复出榜，晓谕为盗之人父母妻子未必一一知情，若一人犯罪，一家失业，深可怜悯，应日后犯盗之人，并免抄籍。盖盗贼亦人耳，谁无父母妻子、室家骨肉执念”，由此以笼络人心。另一方面，又以重金犒赏捕盗有功之人，“盗贼之发，惟重赏可以收捕”，用此法威慑那些顽同盗贼。
防御外寇，则利用地势地形的优势。吴潜认为，“防江海之险与防平陆之险不同，防平陆之险，专以人力，防江海之险，专以人谋”。海上防御不仅要依靠人力，更重要的是运用好谋略，“盖贼虽有千船万樯，才一开岸，即为风水所使，散漫四出，决不能成舟宗。三十只屯泊于贼所必经之地，一舟过，即杀一舟，白可使之无复遗”。利用地形的优势，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剿灭来侵犯的海寇。
四、总结
当时的南宋正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一边受金、元来自海上的军事威胁，另又有海盗在沿海地区活动猖獗，迫于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吴潜虽只是一介赢弱文臣，但气概刚大，凭借自己的军事敏感度，逐渐对沿海防御问题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并将其海防思想在执政的过程中付诸实践，为南宋朝在抵御外敌入侵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吴潜《许国公奏议》海防思想
吴潜，字毅夫，号履斋，宣州宁国（今安徽宣城）人，南宋后期名臣。吴潜于嘉定十年（1217）科举高中，进士第一，被授承事郎、镇东军节度判官。其后多次得到升迁，曾两度为丞相，又几度遭贬，宦海浮沉几十年，悲喜荣辱共相伴，但其不改初心，自身而家，自家而国，尽心于政。他海防思想的萌发与实践，就是在其任沿海制置使、判庆元府期间。
一、《许国公奏议》简况
《许国公奏议》共四卷，凡六十一篇，始于绍定四年（ 1231），终于景定三年（1262），首尾三十一年，不出理宗一朝。奏议的内容甚广，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诸多方面。其又可分为四大类：政治类、经济类、军事类和辞官乞归类，政治类和军事类占主要部分，而军事类中的《奏乞增兵万人分屯瓜州平江诸处防拓内外》《第二剳论国家变故晷与晋同西北或狄同当防而东南之盗贼尤不可忽》《奏行周燮义船之策以防江民船之弊乞补本人文资以任责》《奏晓谕海寇复为良民及关防海道事宜》《奏禁私置团场以培植本根消弭盗贼》《奏论海道内外二洋厉害去处防贵周密》《奏给遭风倭商钱米以广朝廷柔远之恩亦于海防有关系》《条奏海道备御六事》等八篇奏文，则体现了吴潜的海防思想。
二、海防思想的产生背景
（一）外因
“靖康之乱”后，宋室南渡，宋高宗赵构重建赵宋王朝，定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南宋的疆域形势和统治中心与北宋大不相同，罔土面积也缩小了近四分之一。背海立国，偏安东南一隅，面临来自陆上的军事威胁，同时海上的军事威胁也不容忽视，因此，南宋对沿海防御和海上武装力量的建设方面极为重视。当时人们把海口防御看成维系王朝生存的三大军事区之一：“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畿，腹心也。”可见，海口防御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过了江淮和南宋京师。
除了防御金、元之外，白日本、高丽以及本罔的海盗对东南海边防也构成了威胁。宋朝，东南海上的海盗活动进入发展阶段，尤其是到了南宋时期，海盗活动频繁，活动规模和范围扩大。宋高宗曾在闻知福建海盗横行后，诏令福建安抚司发水军攻剿。宋孝宗时，浙海贼啸呼为患，海寇出没大洋劫掠，气焰嚣张。海盗横行，不仅抢掠沿海城镇，影响社会安定，动摇南宋统治;而且其抢劫商船、货船，阻碍海外贸易的发展，从而对政府财政收入产生不利的影响。“积贫”且财政税收只靠半壁河山的南宋政府一直非常重视海外贸易，市舶收入在财政上的地位更加突出，宋高宗曾明言：“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二）内因
吴潜虽为文官，但其具有卓越的军事远见，总是能够审时度势，提出适当的御外方略，这与他个人经历是分不开的。吴潜出生于封建官僚家庭，父亲吴柔胜曾为南宋秘阁修撰，其兄吴渊才能出众，官至参知政事，因此，他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熏陶。嘉定十年（1217），吴潜科举高中，进士第一，随后按例被授予承事郎、镇东军节度判官，继而差通判嘉兴府、升平江府，随后又迁太府卿，并兼沿江制置知建康府，几次任地方牧守的经历使他了解了各地详情和罔家所面临的局面，并且锻炼了其政治、军事方面的能力。
三、海防思想内涵
时代的需要，加上自身的军事才能，吴潜比同时代的官员更加注重对沿海的防御，他在淳祜九年（1249）的奏文《第二札论罔家变故略与晋同西北或狄同当防而东南之盗贼尤不可忽》中，将自己所处的时代形势与晋朝作比较，并说：“百余年，晋之所防率在西北，而其亡也，乃由大盗孙思卢循之徒，出没于海，而刘裕得以乘之，此忧生于所忽之明证也。”他认为晋的灭亡与其忽视海上防御是分不开的，因此，他对海防问题尤为重视，其核心主张就是以防卫为主，先同本安内，后消弭外寇。
（一）固本安内
同本安内思想，意为“同结自家军民之心”，人民顺服朝廷，增强军队的防御力量，使社会安定，“军民之心既同，军旅之势渐张，盗贼之衅不作，则虽有外寇，且不能窥吾罔之藩篱”。
安民在于善待百姓，使百姓能安居乐业，“臣窃谓，清海道莫先安百姓，安百姓莫先于遂生理”。吴潜采用的策略是“蠲放赋税”和“创义役”。他深知沿海百姓生活艰苦，故免除了贫苦百姓的赋税，结果是“外而田里，内而城市，莫不欢呼鼓舞”。
吴潜到任后，订立了“义船法”，“令所部县邑，各选乡之有材力以主团结。如一郡岁调三舟，而有舟者五六十家，则众办六舟，半以应命，半以自食其利，有余赀俾蓄，以备来岁”。他命令三郡所属的县，分别选出各乡里中有财力的人联合起来，如果一郡每年要调三艘船，而有船的人有五六十家，就由这些船主共同准备六艘船，一半用来应付制置使司征调，一半用来自己谋利，得到多余的利润就储蓄起来预备明年使用，“遂使沿海方二三十里有舟之民得以安生乐业”，“于是沿海百姓方知有生之乐，亦莫不欢呼鼓舞”。
为增强军队的防御力量，吴潜对所管辖的定海水军进行了整治，招募强兵勇士，提升军队质量。吴潜深知，能用于沿海防御的军队数量非常有限，远少于原定数额，“（1257年）此军元额止六千人……阙额常数百人，则所管之兵止五千人而已，老弱疾患又居十分之一，则实可用之兵四千五百人而已。二千九十人之往来征戍于淮者，又皆选士，则其在寨者仅二千四百余人。修备戎器、打造战船、枚买军需、防守寨栅库务，率不下三四百人，则在寨之数仅仅二千余人而已”，于是他多次招募勇敢之士，增强军队力量。
（二）消弭海寇
落实到具体的对付海寇盗贼方面，吴潜的核心思想是先内后外，他认为“若内寇不作，决不至于招引外寇，故今日海道之所急者，消弭内寇而已”。清除海盗，应先从消除内寇开始。南宋时期，土地兼并非常严重，人民失去土地，破产流荡，加上官府横征暴敛，各地贫民不堪重负，纷纷揭竿起义，沿海诸路穷苦人民则出海为盗。吴潜了解到很多盗贼实为贫民，出于生计，被迫為盗，于是，他采用“怀柔”的策略，用政治手段，出榜“晓谕海寇，改过自新，复为良民”，招安内寇，使之归顺政府。宋朝原有规定：犯盗之人，不管其所犯罪的轻或重，一律抄籍，没收家产。吴潜针对此项规定，又“复出榜，晓谕为盗之人父母妻子未必一一知情，若一人犯罪，一家失业，深可怜悯，应日后犯盗之人，并免抄籍。盖盗贼亦人耳，谁无父母妻子、室家骨肉执念”，由此以笼络人心。另一方面，又以重金犒赏捕盗有功之人，“盗贼之发，惟重赏可以收捕”，用此法威慑那些顽同盗贼。
防御外寇，则利用地势地形的优势。吴潜认为，“防江海之险与防平陆之险不同，防平陆之险，专以人力，防江海之险，专以人谋”。海上防御不仅要依靠人力，更重要的是运用好谋略，“盖贼虽有千船万樯，才一开岸，即为风水所使，散漫四出，决不能成舟宗。三十只屯泊于贼所必经之地，一舟过，即杀一舟，白可使之无复遗”。利用地形的优势，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剿灭来侵犯的海寇。
四、总结
当时的南宋正处于生死存亡之秋，一边受金、元来自海上的军事威胁，另又有海盗在沿海地区活动猖獗，迫于保卫国家安全的需要，吴潜虽只是一介赢弱文臣，但气概刚大，凭借自己的军事敏感度，逐渐对沿海防御问题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并将其海防思想在执政的过程中付诸实践，为南宋朝在抵御外敌入侵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