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桥遗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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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板桥不仅是扬州的文化名片,更是扬州的一个文化符号。作为“扬州八怪”的领军人物,他的声名不仅表现在他的诗文书画成就上,还在于他耿直刚正的士人品格向来为人所乐道。前者从随处可见的“难得糊涂”字画上可见一斑,后者则有无数流传甚广的趣闻佳话可以佐证。他的名字不仅凝结了一个城市盛世的记忆,更绵延着一种文化精神和品格。
  综观郑板桥的一生,名如其人,如同一座桥架在他的出生地兴化、寓居地扬州和为官地山东之间,一生的风雨从这座桥上走出,又走回。板桥故居坐落在兴化东城外古板桥西郑家巷9号,故居门前有一道狭长的竹巷,两旁均是以竹为业的人家。走在竹影摇曳、竹节挺拔的竹荫里,让人想起他的一副对联:“汲来江水烹新茗,买尽吴山作画屏”;也让人恍然大悟,他的那些深得竹子风韵风骨的画作,难怪如此出神入化,原来他从故居门前就开始打草稿了。
  小巷深处耸起一座门楼,上有赵朴初先生题写的“郑板桥故居”。故居坐北朝南,粉墙黛瓦,有门堂、上下屋、小书斋等建筑。庭院清幽,兰竹萧疏,朴实无华,保持了“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的意境。地方不大,却可“聊避风雨”,信步闲庭,能听见脚步回音,倒也自得其乐。
  板桥故居里,种的最多的是竹,其次是兰。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这两种植物都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文含义,成为文人高雅品格的最好象征。读过很多穿凿附会、夸大拔高的文章,里面习惯于对人物作一种歇后语式的简单解读。这一度使我对这些字眼和理解充满了厌恶。但来到板桥故居,我感到这里的竹和兰,不是种出来的,是它们自己长出来的。它们的身影和这里的陈设、氛围浑然一体,并且统摄着我的身心,带我走进一条时间的隧道,去和200年前房子的主人神会。
  有境界者自成高格。我相信,在这样的环境和世界里,郑板桥与这些兰草、翠竹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和它们在精神的高处相会。正如他在题《竹石》诗中所说:“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其地无多,其费亦无多也。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庭院内的兰竹,不仅连着衙斋,连着胸中丘壑,更连着广袤的生活空间。
  厅堂的左边,是他的居室,陈设简陋。后墙挂着一块匾额:“难得糊涂”,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字画上的话语早已读过多次,但在夫子的居室里再次读到,仍感深刻。那种用隶书掺入行楷、犹如乱石铺街的字和扑朔迷离的话,相得益彰,“怪”味深长。走在板桥故居里,穿行在竹影兰香之间,我隐隐触摸到了板桥之“怪”的精神底色。
  寻访板桥的遗踪,在从兴化老家出发的延长线上,扬州是其人生旅程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虽然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但在今天的扬州,依然可以找到很多板桥当年的游踪。
  板桥36岁那年,为了迎接乡试,曾住在天宁寺读书迎考,青灯黄卷,长夜苦读,并写《道情》,劝人清静无为,人生态度趋于消极。但另一方面,他又刻苦钻研圣贤经籍,寻求辅佐帝王之道,意图通过考试为自己开辟更为广阔的人生道路。几经修缮,如今的天宁寺焕然一新。寺内殿阁巍峨,与隔街的重宁寺相连,九重殿宇处于一条中轴线上,气势不凡。当年板桥居住的客房,如今已被辟为艺术陈列室,经常举办板桥真迹展览,有大幅墨竹、峭壁丛兰,观众可从画作或浓或淡的笔墨中,遥想板桥当年在此读书、作画的情形。只不过今天的观赏者根本看不到他画作中的一点“怪”异之处。
  平山堂是扬州难得的一处凭栏远眺的所在,欧阳修曾在这里击鼓传花,饮酒赋诗,留下一段文章太守的佳话。这里也是板桥时常流连的场所,失意时他曾与朋友“十千沽酒醉平山,便拉欧苏共歌泣”,不仅一醉方休,还要欧阳修和苏东坡陪着他一起同歌共泣。欧阳修修筑平山堂时正是遭受贬谪、心境寥落之时,板桥作此诗时,也是正郁闷不堪。文人的心境是如此的默契, 相隔数百年又在平山堂连通。
  乾隆十八年,板桥辞官返里,从此终老扬州。其间曾住在竹林寺,寺畔有竹西亭,板桥曾与同为“八怪”的书画家黄慎等人聚会于此。“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旧时人称扬州为竹西)。清初,这里即是风雅之士流连雅聚之所。板桥踪迹所及之处,还有虹桥、花村、隋堤、二十四桥……如今,探访这些名胜景致,板桥时代的旧迹已无从寻觅。“八怪”当年雅集扬州、声动全国的盛况如今也只能在想象中复原。时下读书界“穿越小说”风行,说的是书中人物能天马行空,纵横古今中外。穿越时空,这倒不失为锻炼想象力的一种游戏,如果可以“穿越”,我最向往板桥生活时的扬州。品尝美食,赏玩玉石,勾留园林, 静研学问,啸傲山林,对一个读书人来说,这是多么风流雅致、纷繁畅快的好事!
  封建时代的中国,皇权统治投射在社会生活中的阴影总是既重又长,只有少数几个历史时段“春光乍泄”,康乾时期的扬州无疑是其中之一。盐业经济的繁荣带来的财富殷实,地理空间的相对边缘带来的政治空气的相对宽松,加上扬州地处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舟船便利,有着独特的交通优势,这些使得扬州成为当时中国偏居东南的一个“桃花源”。人杰与地灵互为因果,交通的便捷孕育了繁盛的商业文明,商业文明的隆盛又营造了自由和务实的社会风气,这为“八怪”的出现创造了一个难得的温床。“八怪”之“怪”,在于不流世俗,领异标新,这种品格与知识分子所追慕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信条是一脉相承的。应该说,这种创新精神是时代进步的脉息所在。古往今来成就大事业者,谁没有一点“怪”呢?领驭新潮,革故鼎新,这样的“怪”,理应成为知识分子治学求知、经国兴邦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坐标。
  “八怪”的“怪”还是一种思想上的警醒,是一种革新的自觉。应该看到,郑板桥生活的康乾时代虽是盛世,却也是山风雨欲来风满楼,一场大的时代更迭和社会变革即将启幕。如果从郑板桥罢官返扬的时间算起,距离鸦片战争约80年,辛亥革命约150年,一个封建王朝的气数已经开始衰微。“八怪”能不循旧规,以恣肆之笔墨高举个性和自由的艺术旗帜,而且敢于口出“狂言”,臧否人物,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在当时普遍驯服温顺的士人群体中是难能可贵的,其“思想解放”的积极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回顾历史,开一个时代风气之先的人物,身前总要背负世人诸多冷眼和旁视,被他人视为异端和另类,而身后又常常为世人所敬重和怀念,所谓身前寂寞身后名。就郑板桥等“八怪”而言,他们身前的“怪诞”之名早已被重新认识。扬州是幸运的,历史在翻过她最繁华的一页之后,也为她留下了一笔丰厚的艺术和思想遗产。
  人的踪迹已无从寻觅,但艺术和思想的踪迹却值得我们一再踏访和温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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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学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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