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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松嫩平原是东北地区考古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自新石器时代伊始，松嫩平原便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区域内考古学文化同样保持着稳定的承继发展。从夏至汉以前这一时期内，各个考古学文化彼此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作为考古学文化指征器物的陶器，在松嫩平原上随着时间推移几经变化，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和特质。这些陶器在分别代表地域文化突出特点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联系，值得研究。
关键词： 松嫩平原;青铜时代;陶器
松嫩平原上的青铜时代，可以从夏一直延伸到战国乃至汉代时期。从时间轴线上来看，自新石器时代伊始，松嫩平原便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区域内考古学文化同样保持了稳定的承继发展。从夏至汉以前这一时期内，各个考古学文化彼此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即便受到过外围文化类型的渗透和影响，也始终保持着自身体系的文化序列和发展脉络。
本文所说的青铜时代，以一个整体时期作为范畴，时间下限截至汉代以前的考古学文化，之所以这样区分是因为诸多遗址时间跨度大，界定的所属年代范围广，又以有文化指征的陶器为研究对象，在时间上做此延伸。
1 自然地理单元形态与区系划分
松嫩平原是东北地区青铜时代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这一点与其自然地理条件密不可分。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早期人类社会中，依山傍水一直是先民的首选定居条件。而松嫩平原地势较低，湖泊众多，物产富饶，属北纬43～48度的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使这里的地理资源和气候环境十分优渥，是古代人类理想的居住地。境内水系发达，按照水系流域空间分布可划分为三个自然地理区域，即嫩江中下游地区、第二松花江下游地区、干流松花江上游地区。
嫩江中下游地区北起嫩江县，南至肇源县茂兴镇当权村三岔河口，嫩江下游于此处与松花江南源汇合为松花江。嫩江水系发达，是黑龙江水系最长的一条支流，中下游地区中河谷宽阔，左岸有讷谟尔河、乌裕尔河，右岸有雅鲁河、绰尔河、洮儿河、霍林河。
第二松花江下游地区大部分在吉林省境内，此段松花江从长白山天池下流向西北，至吉林松原嫩江注入。其支流皆在左岸，有头道江、辉发河、鳌龙河、伊通河和饮马河等。
干流松花江上游地区、河流江段为三岔河至哈尔滨段，右岸支流有拉林河、阿什河，左岸有通肯河、呼兰河。
依照此地缘关系，本文遗址区系分类也按照嫩江中下游地区、第二松花江下游地区以及干流松花江上游地区划分。
2 松嫩平原青铜时代典型遗址综述
松嫩平原幅员辽阔，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便开始对松嫩平原上青铜时代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图1），发现的自夏至汉以前的遗址及墓葬不胜枚举。为了便于研究及比对分析，本文仅选取出土陶器较多或较具代表性的遗址来分析。
嫩江中下游地区主要遗址有讷河二克浅墓地、富裕小登科遗址、东土岗墓葬、齐齐哈尔三家子墓地、平洋墓葬、卧龙遗址、汉书遗址、大安东山头墓葬、大安渔场墓地、小拉哈遗址、白金宝遗址。
第二松花江下游地区主要遗址有松原后土木墓葬、农安田家坨子遗址、邢家店北山墓地、王家坨子、北岭墓葬、石砬山墓地、关马山墓地、猴石山遗址、舒兰黄鱼圈珠山遗址、泡子沿前山遗址及墓葬、江北土城子遗址、长蛇山遗址、西团山遗址。
干流松花江上游地区主要有东八里墓地、后七棵树遗址、呼兰团山遗址、庆华遗址。
这些遗址出土的陶器器形多样，主要有鼎、鬲、甑、罐、壶、豆、碗、钵、杯等。出土的各类陶器既存在分布范围上的不平衡性，也存在着形态上的共性，以这些出土陶器的典型遗址为代表，各类分属于不同考古学文化的陶器在其自身演变发展过程中除了展示其基本的面貌和风格，也强烈地影响着区域内的其他文化类型。
3 陶器的源流与谱系发展
从上述材料列举及分类结果来看，我们可以看出青铜时代松嫩平原上存在着诸多不同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如嫩江中下游地区的平洋文化、白金宝文化、汉书文化;第二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泡子沿类型、西团山文化;干流松花江上游地区的庆华遗存等，对这些文化类型中代表陶器进行讨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3.1 陶器组合与器形发展
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松嫩平原上出土的陶器是以平底器和三足器为主要炊器类型，以单耳杯为代表的陶杯，以敛口罐、鼓腹罐和筒形罐为代表的陶罐，以及以陶鼎、陶鬲为代表的三足器，这些器形无论是从分布范围还是出土数量上来看都是十分可观的。
通过对松嫩平原青銅时代遗存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松嫩平原青铜时代使用陶器组合的原始形态。如松嫩平原出土单耳杯多数集中在嫩江中下游地区的遗址中。从同在这一区域的小拉哈遗址、白金宝遗址可以看出，早期仍然盛行平底陶器为主的炊饮方式，可见在嫩江中下游地区，盛行着“单耳杯+筒形罐”的炊器组合方式。
在第二松花江下游地区，从邢家店北山墓地、王家坨子墓地、北岭墓地、珠山遗址以及关马山墓地中出土了不少陶豆。与陶豆的分布地区几乎重叠的遗址中，同样发掘出大量的陶鼎。我们可以推测在嫩江中下游地区还以“筒形罐”为主的陶器作为主要炊饮用具时，第二松花江流域已经开始出现“陶豆+陶鼎”的组合。
3.2 共生关系与局部特质
从早期的单耳杯、平底罐系到敛口罐、筒形罐为主，再到三足器的兴起，松嫩平原青铜时代陶器发展演变有着清晰的序列。如嫩江中下游地区陶鬲的发展，第二松花江下游地区陶鼎的演变，都表现出自身的特点。单耳杯在整个松嫩平原的共性发展，筒形罐与陶鬲、陶豆与陶鼎，各自组合并在不同区域内形成不同的文化面貌，这些都对了解松嫩平原青铜时代各文化遗存空间分布与时间跨度提供了帮助，也为确定松嫩平原青铜时代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因分布不同、出现和消亡年代有别，松嫩平原上诸多文化面貌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彼此之间并没有完全割断有机联系，哪怕不同的谱系之间也有着对应的源流和千丝万缕的关系。 青铜时代早期的小拉哈文化，是白金宝文化的主要源头，两种文化有着直接的层位关系。白金宝一期遗存中陶鬲的出现，被认为是嫩江流域进入青铜时代的标志物。这种空三足陶器的传入极大地改变了松嫩平原的原有文化结构，是促使白金宝青铜文化形成的直接动因。从器物发生学的角度观察，松嫩平原大口筒形罐的逐渐减少和空三足陶鬲的兴起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它们各自演变序列在某一段时期并存，即大体反映出该地区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阶段特征，晚于白金宝文化的汉书二期文化，其陶器与白金宝文化陶器在器物形态上存在着内在联系。
而松嫩平原各地区间也不是割裂发展的，如嫩江流域的平洋文化与第二松花江下游的后土木墓葬就存在一定的聯系。而对于庆华、后七棵树、团山遗址等，通过纹饰以及单耳杯、鬲器形的比较，可以看到汉书二期文化的影子。
松嫩平原青铜时代各文化遗存因地域不同也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无论是从遗存数量还是文化堆积厚度来看，西部地区也就是嫩江中下游地区，要比东部地区也就是第二松花江下游以及干流松花江上游地区存续期长。
3.3 内部演变与外部渗透
任何一种特定的考古学文化，都是由在同一地域同一时期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址和遗物构成的。它的形成和发展，既有对其先行文化的继承与变革，又有对同时期周围其他文化的吸收和融合。这就决定特定的考古学文化在具备鲜明的主体文化面貌特征的同时，也会带有周邻地区考古文化的某些因素。
松嫩平原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虽滋生于嫩江和松花江，但与四周的呼伦贝尔草原、辽河、辉发河以及绥芬河流域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器物形态学的角度观察，这一时期的松嫩平原正经历着大口深腹罐的衰退和筒腹陶鬲新器形出现的嬗变时期，这一文化现象的过渡不仅见于白金宝遗存，在以往发掘的肇源卧龙、古城遗址和大安遗址中均有发现。嫩江流域的陶鬲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在夏商时期，陶鬲是外来的，两周时期的陶鬲是本土文化因素与外来文化因素交叉融合的结果。期间虽发生了制作工艺上的变化，但陶鬲形态承继关系明显，演进脉络清晰，始终按照同一变化轨迹延续和发展。直到两汉时期，在某些地方甚至还能看到陶鬲的残影。
在第二松花江流域，西团山文化明显受到外部区域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其出土的陶鬲明显更接近“鼎式鬲”，而这种鼎、鬲结合的产物，最早出现在辽东南地区的马城子文化，马城子文化北迁至第二松花江流域形成了新的西团山文化。
总之，松嫩平原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地理区域，以嫩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西部系统和以第二松花江下游为中心的东部系统在这一区域并立存在，它们相互碰撞融合，在此消彼长中构成了松嫩平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格局。
参考文献
[1]林秀贞，郝思德.黑龙江肇源白金宝遗址第一次发掘[J].考古，1980（4）：311-324，389-390.
[2]张忠培.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
[3]黑龙江省博物馆.嫩江下游左岸考古调查简报[J].考古，1960（4）：15-17.
[4]李研铁，田禾，辛建，等.黑龙江讷河市二克浅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墓葬[J].考古，2003（2）：107-119，193-195，198.
[5]郝思德，乔梁，李陈奇.黑龙江小登科墓葬及相关问题[J].北方文物，1986（2）：16-20.
[6]徐晓慧，许继生，辛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东土岗青铜时代墓葬清理简报[J].北方文物，2002（3）：16-20，113-116.
[7]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肇源县卧龙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遗址[M]//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31-132.
[8]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省博物馆考古队.大安汉书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M]//东北考古与历史编辑委.东北考古与历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36-140，88.
[9]匡瑜，方起东.吉林大安东山头古墓葬清理[J].考古，1961（8）：407-410.
[10]吉林省博物馆文物队，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大安渔场古代墓地[J].考古，1975（6）：356-362，386-387.
[11]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黑龙江省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简报[J].北方文物，1997（1）：34-44.
[12]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历史系.黑龙江肇源白金宝遗址1986年发掘简报[J].北方文物，1997（4）：10-22.
[13]郑新城.吉林松原市后土木村发现古代墓葬[J].考古，1999（4）：92-93.
[14]王亚洲，张旋如，袁传伟，等.吉林农安田家坨子遗址的发现与初步调查[J].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8（3）：63-76.
[15]吉林地区考古短训班.吉林猴石山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80（2）：135-141.
[16]董学增.吉林市泡子沿前山遗址和墓葬[J].考古，1985（6）：497-507.
[17]王洪峰，张志立.吉林舒兰黄鱼圈珠山遗址清理简报[J].考古，1985（4）：336-348，388.
[18]张锡瑛.吉林长蛇山遗址的发掘[J].考古，1980（2）：123-134，197-198.
[19]佟柱臣.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64（1）：29-49，140-149.
[20]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肇东县青铜时代墓葬[M]//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00-101.
关键词： 松嫩平原;青铜时代;陶器
松嫩平原上的青铜时代，可以从夏一直延伸到战国乃至汉代时期。从时间轴线上来看，自新石器时代伊始，松嫩平原便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区域内考古学文化同样保持了稳定的承继发展。从夏至汉以前这一时期内，各个考古学文化彼此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即便受到过外围文化类型的渗透和影响，也始终保持着自身体系的文化序列和发展脉络。
本文所说的青铜时代，以一个整体时期作为范畴，时间下限截至汉代以前的考古学文化，之所以这样区分是因为诸多遗址时间跨度大，界定的所属年代范围广，又以有文化指征的陶器为研究对象，在时间上做此延伸。
1 自然地理单元形态与区系划分
松嫩平原是东北地区青铜时代遗址分布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这一点与其自然地理条件密不可分。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早期人类社会中，依山傍水一直是先民的首选定居条件。而松嫩平原地势较低，湖泊众多，物产富饶，属北纬43～48度的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使这里的地理资源和气候环境十分优渥，是古代人类理想的居住地。境内水系发达，按照水系流域空间分布可划分为三个自然地理区域，即嫩江中下游地区、第二松花江下游地区、干流松花江上游地区。
嫩江中下游地区北起嫩江县，南至肇源县茂兴镇当权村三岔河口，嫩江下游于此处与松花江南源汇合为松花江。嫩江水系发达，是黑龙江水系最长的一条支流，中下游地区中河谷宽阔，左岸有讷谟尔河、乌裕尔河，右岸有雅鲁河、绰尔河、洮儿河、霍林河。
第二松花江下游地区大部分在吉林省境内，此段松花江从长白山天池下流向西北，至吉林松原嫩江注入。其支流皆在左岸，有头道江、辉发河、鳌龙河、伊通河和饮马河等。
干流松花江上游地区、河流江段为三岔河至哈尔滨段，右岸支流有拉林河、阿什河，左岸有通肯河、呼兰河。
依照此地缘关系，本文遗址区系分类也按照嫩江中下游地区、第二松花江下游地区以及干流松花江上游地区划分。
2 松嫩平原青铜时代典型遗址综述
松嫩平原幅员辽阔，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便开始对松嫩平原上青铜时代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图1），发现的自夏至汉以前的遗址及墓葬不胜枚举。为了便于研究及比对分析，本文仅选取出土陶器较多或较具代表性的遗址来分析。
嫩江中下游地区主要遗址有讷河二克浅墓地、富裕小登科遗址、东土岗墓葬、齐齐哈尔三家子墓地、平洋墓葬、卧龙遗址、汉书遗址、大安东山头墓葬、大安渔场墓地、小拉哈遗址、白金宝遗址。
第二松花江下游地区主要遗址有松原后土木墓葬、农安田家坨子遗址、邢家店北山墓地、王家坨子、北岭墓葬、石砬山墓地、关马山墓地、猴石山遗址、舒兰黄鱼圈珠山遗址、泡子沿前山遗址及墓葬、江北土城子遗址、长蛇山遗址、西团山遗址。
干流松花江上游地区主要有东八里墓地、后七棵树遗址、呼兰团山遗址、庆华遗址。
这些遗址出土的陶器器形多样，主要有鼎、鬲、甑、罐、壶、豆、碗、钵、杯等。出土的各类陶器既存在分布范围上的不平衡性，也存在着形态上的共性，以这些出土陶器的典型遗址为代表，各类分属于不同考古学文化的陶器在其自身演变发展过程中除了展示其基本的面貌和风格，也强烈地影响着区域内的其他文化类型。
3 陶器的源流与谱系发展
从上述材料列举及分类结果来看，我们可以看出青铜时代松嫩平原上存在着诸多不同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如嫩江中下游地区的平洋文化、白金宝文化、汉书文化;第二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泡子沿类型、西团山文化;干流松花江上游地区的庆华遗存等，对这些文化类型中代表陶器进行讨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3.1 陶器组合与器形发展
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松嫩平原上出土的陶器是以平底器和三足器为主要炊器类型，以单耳杯为代表的陶杯，以敛口罐、鼓腹罐和筒形罐为代表的陶罐，以及以陶鼎、陶鬲为代表的三足器，这些器形无论是从分布范围还是出土数量上来看都是十分可观的。
通过对松嫩平原青銅时代遗存的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松嫩平原青铜时代使用陶器组合的原始形态。如松嫩平原出土单耳杯多数集中在嫩江中下游地区的遗址中。从同在这一区域的小拉哈遗址、白金宝遗址可以看出，早期仍然盛行平底陶器为主的炊饮方式，可见在嫩江中下游地区，盛行着“单耳杯+筒形罐”的炊器组合方式。
在第二松花江下游地区，从邢家店北山墓地、王家坨子墓地、北岭墓地、珠山遗址以及关马山墓地中出土了不少陶豆。与陶豆的分布地区几乎重叠的遗址中，同样发掘出大量的陶鼎。我们可以推测在嫩江中下游地区还以“筒形罐”为主的陶器作为主要炊饮用具时，第二松花江流域已经开始出现“陶豆+陶鼎”的组合。
3.2 共生关系与局部特质
从早期的单耳杯、平底罐系到敛口罐、筒形罐为主，再到三足器的兴起，松嫩平原青铜时代陶器发展演变有着清晰的序列。如嫩江中下游地区陶鬲的发展，第二松花江下游地区陶鼎的演变，都表现出自身的特点。单耳杯在整个松嫩平原的共性发展，筒形罐与陶鬲、陶豆与陶鼎，各自组合并在不同区域内形成不同的文化面貌，这些都对了解松嫩平原青铜时代各文化遗存空间分布与时间跨度提供了帮助，也为确定松嫩平原青铜时代文化序列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因分布不同、出现和消亡年代有别，松嫩平原上诸多文化面貌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彼此之间并没有完全割断有机联系，哪怕不同的谱系之间也有着对应的源流和千丝万缕的关系。 青铜时代早期的小拉哈文化，是白金宝文化的主要源头，两种文化有着直接的层位关系。白金宝一期遗存中陶鬲的出现，被认为是嫩江流域进入青铜时代的标志物。这种空三足陶器的传入极大地改变了松嫩平原的原有文化结构，是促使白金宝青铜文化形成的直接动因。从器物发生学的角度观察，松嫩平原大口筒形罐的逐渐减少和空三足陶鬲的兴起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它们各自演变序列在某一段时期并存，即大体反映出该地区由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阶段特征，晚于白金宝文化的汉书二期文化，其陶器与白金宝文化陶器在器物形态上存在着内在联系。
而松嫩平原各地区间也不是割裂发展的，如嫩江流域的平洋文化与第二松花江下游的后土木墓葬就存在一定的聯系。而对于庆华、后七棵树、团山遗址等，通过纹饰以及单耳杯、鬲器形的比较，可以看到汉书二期文化的影子。
松嫩平原青铜时代各文化遗存因地域不同也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无论是从遗存数量还是文化堆积厚度来看，西部地区也就是嫩江中下游地区，要比东部地区也就是第二松花江下游以及干流松花江上游地区存续期长。
3.3 内部演变与外部渗透
任何一种特定的考古学文化，都是由在同一地域同一时期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址和遗物构成的。它的形成和发展，既有对其先行文化的继承与变革，又有对同时期周围其他文化的吸收和融合。这就决定特定的考古学文化在具备鲜明的主体文化面貌特征的同时，也会带有周邻地区考古文化的某些因素。
松嫩平原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虽滋生于嫩江和松花江，但与四周的呼伦贝尔草原、辽河、辉发河以及绥芬河流域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器物形态学的角度观察，这一时期的松嫩平原正经历着大口深腹罐的衰退和筒腹陶鬲新器形出现的嬗变时期，这一文化现象的过渡不仅见于白金宝遗存，在以往发掘的肇源卧龙、古城遗址和大安遗址中均有发现。嫩江流域的陶鬲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在夏商时期，陶鬲是外来的，两周时期的陶鬲是本土文化因素与外来文化因素交叉融合的结果。期间虽发生了制作工艺上的变化，但陶鬲形态承继关系明显，演进脉络清晰，始终按照同一变化轨迹延续和发展。直到两汉时期，在某些地方甚至还能看到陶鬲的残影。
在第二松花江流域，西团山文化明显受到外部区域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其出土的陶鬲明显更接近“鼎式鬲”，而这种鼎、鬲结合的产物，最早出现在辽东南地区的马城子文化，马城子文化北迁至第二松花江流域形成了新的西团山文化。
总之，松嫩平原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地理区域，以嫩江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西部系统和以第二松花江下游为中心的东部系统在这一区域并立存在，它们相互碰撞融合，在此消彼长中构成了松嫩平原青铜时代的考古学文化格局。
参考文献
[1]林秀贞，郝思德.黑龙江肇源白金宝遗址第一次发掘[J].考古，1980（4）：311-324，389-390.
[2]张忠培.肇源白金宝—嫩江下游一处青铜时代遗址的揭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
[3]黑龙江省博物馆.嫩江下游左岸考古调查简报[J].考古，1960（4）：15-17.
[4]李研铁，田禾，辛建，等.黑龙江讷河市二克浅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墓葬[J].考古，2003（2）：107-119，193-195，198.
[5]郝思德，乔梁，李陈奇.黑龙江小登科墓葬及相关问题[J].北方文物，1986（2）：16-20.
[6]徐晓慧，许继生，辛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东土岗青铜时代墓葬清理简报[J].北方文物，2002（3）：16-20，113-116.
[7]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肇源县卧龙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遗址[M]//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31-132.
[8]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省博物馆考古队.大安汉书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M]//东北考古与历史编辑委.东北考古与历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36-140，88.
[9]匡瑜，方起东.吉林大安东山头古墓葬清理[J].考古，1961（8）：407-410.
[10]吉林省博物馆文物队，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吉林大安渔场古代墓地[J].考古，1975（6）：356-362，386-387.
[11]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黑龙江省肇源县小拉哈遗址发掘简报[J].北方文物，1997（1）：34-44.
[12]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历史系.黑龙江肇源白金宝遗址1986年发掘简报[J].北方文物，1997（4）：10-22.
[13]郑新城.吉林松原市后土木村发现古代墓葬[J].考古，1999（4）：92-93.
[14]王亚洲，张旋如，袁传伟，等.吉林农安田家坨子遗址的发现与初步调查[J].吉林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8（3）：63-76.
[15]吉林地区考古短训班.吉林猴石山遗址发掘简报[J].考古，1980（2）：135-141.
[16]董学增.吉林市泡子沿前山遗址和墓葬[J].考古，1985（6）：497-507.
[17]王洪峰，张志立.吉林舒兰黄鱼圈珠山遗址清理简报[J].考古，1985（4）：336-348，388.
[18]张锡瑛.吉林长蛇山遗址的发掘[J].考古，1980（2）：123-134，197-198.
[19]佟柱臣.吉林西团山石棺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64（1）：29-49，140-149.
[20]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肇东县青铜时代墓葬[M]//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1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