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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随着对底层的深入关注，人们对底层的讨论已经由“何谓底层”转向了“底层如何被叙述”。“文学是否应该表述底层”已不再是个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文学应该如何表述底层”。而在表述的主体问题上，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争议，不少人认为底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缺乏话语权，这表现为没有能力自我表述或者表述不能进入社会的文化公共空间，没有发声的位置或管道，表述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参与不了社会话语的竞逐，凡此种种。
底层究竟能不能自我表述?底层经验是否只能由底层消化?谁更有权利书写底层?学院派的探索和讨论究竟于底层有怎样的作用和意义?归根结底，都对知识分子能否担当表述底层的重任充满疑问，这成为当下知识分子的底层叙述首先必须应对的难题。
一、难度：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一直以来，知识分子就从未完成自身身份的确切定位，也无法解除令其困扰的身份焦虑，他们常常在历史、政治、文化的漩涡中左摇右晃。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阿兰·德波顿曾试图引领我们直面这一人心深处的焦虑情结，他援引艺术家、思想家及作家的观点与作品，抽丝剥茧般地剖析身份焦虑的根源，并从哲学、艺术、政治、宗教等各个角度探索舒缓和释放这种焦虑的途径。而在底层叙述那里，不少知识分子批评家就认为，底层不能自我表述，知识分子是表述底层的言说者，叙述者。“底层可以直接通过历史学家书写发出声音的想法其实只是一个神话。斯皮瓦克说事实上，只是历史学家在历史的页码间表述底层，底层不会发声”。“底层由于没有话语权，只能被表述，马克思坚持说农民只能被代表也是这个意思”，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Eighteeth Brumaire tLouis Bonaparte)也曾经说过：“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不可否认，与掌握权利话语和文化话语的上层和中层相比，底层在自我表述方面的确存在障碍，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才会产生为底层代言的冲动和责任感。但这并不能因此就完全遮蔽底层进行自我表述的可能和能力，“作为一种弱势话语，一种边缘的声音，其意义既在于情绪的宣泄，也在于对抗沉默、遗忘、遮蔽与隐藏”。于是我们也看到，众多底层叙述的文本已浮出海面，比如2001年李师东主编的《最新底层生活小说》，打工诗人柳冬妩编撰的《中国打工诗选》，热播的影视剧《民工》、《姐妹》，以及大量的网络文学、短信文学和打工文学等，以各种形式在不同程度上传达出来自底层的微弱却异常坚定的声音，不容忽视。
在底层论战中，南帆是不能不格外关注的一位，他与几位博士生的对话《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在《上海文学》发表之后曾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被指责为“空洞晦涩的知识表述”、“学术黑话”，但我们依然可以发现，这样清晰的表述：“在表述的意义上，需要集中关注的是无法发出声音的底层，是沉默的底层。他们最需要被表述”。而此后关于底层如何“被叙述”，南帆又有这样的梳理：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始终被这个问题所纠缠，底层不断地出现在作家以及知识分子的笔下，叙述者摆出了什么姿态?叙述者的知识背景和身份如何影响他们对于底层的描述?我们看到了启蒙者的叙述。也看到了知识分子“被改造”或者“接受再教育”时的叙述。同时，叙述形式是问题的另一面。从“老妪能解”的理想、“引车卖浆者”的白话文、民歌以及连环画或者街头剧到实验戏剧与“意识流”小说，不同的叙述形式隐含了对于底层的不同想象。总之，底层并不是“客观”、“如实”地自行浮出地平线，他们的形象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如何被叙述。
也诚如南帆所言，“作家的一个重要工作是想象，这是他们超越中产阶级身份的重要手段”，但是我所担心的是：作家的想象能否超越中产阶级而抵达真实的底层?这中间的距离是否是作家的想象和虚构或叙述形式所能逾越?被叙述的形象是否就是“客观”、“如实”的底层形象?
按张韧所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它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总会寻找自己的文学代言人，底层小说的出现是文学对商品社会多阶层现象的认识和审美的把握。”对此，我深表怀疑，且不论底层小说究竟对商品社会多阶层现象有怎样的认识和审美的把握，底层的存在也并非“新兴的社会阶层”，既然“阶级是一个历史的存在”，那么“底层”又何尝不是呢?字里行间隐约透露出的是一种先在的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和俯视姿态，按此逻辑，底层总会寻找自己的文学代言人，自然便是像张韧这样的知识分子最为合适。
葛兰两在《狱中札记》中对“知识分子”有一个经典的两分法，就是“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他是从形成不同的知识分子范畴的历史过程所采用的形式，其中主要是从两种不同形式的对照分析中得出这个创造性的结论的。而无论是有机知识分子还是传统知识分子，正如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萨义德所说，“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与结盟之间”，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也是处在启蒙与改造之间，处在孤寂与结盟之间，而为了避免鲁迅所体味的更深的孤寂，且能够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保持自己的地位和独立品质，知识分子惟有选择结盟，与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与底层结盟，并为之代言。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也特别指出，在中国，文字书写是知识分子与大众分开的表现，“知识分子一旦被组织成为一个社会层级，并因这种被赋予的身份而垄断对世界的解释权以后，他们的思维势必趋向于经院主义；惟其如此，才能满足自身对系统化的需要，以及集体组织对统一性的需要”。在当前的语境中，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而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和身份焦虑也正由此产生，如此而为底层代言则常常发生不可避免的异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脱离被代言者。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常常引用底层的声音表达自己对于历史、现状的种种情绪，比如写小城镇底层的余华，写大城市小市民聚居区底层的残雪，写农村底层的莫言、贾平凹等，他们的生活、感觉、情感、想象、趣味、理想恐怕早已远离了底层民众，而只是借底层的酒杯浇自己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的块垒，或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灵魂渴望和艺术追求，所以我们目前所能听到的只能是夹杂着知识分子自身心声和底层杂音的共声。
二、限度：知识分子的情感焦虑
究竟是什么限制了知识分子无法表述真正的底层?文学企图表述底层经验，但是，身为知识分子的作家无法进入、想象和体验底层，并运用底层所熟悉的语言形式叙述底层。就情感的本质而言，无法彻底融入底层的知识分子是不能理解劳苦大众的，正如劳苦大众也无法真正理解知识分子，他们分别生活在两套语言系统之中，他们之间的距离是一种永远也挥之不去的焦虑。
长久以来，被知识分子用一种俯就姿态启蒙着的 中国底层百姓，一直被视为“沉默的大多数”，认为他们不善于申辩，没有多少话语权力，总是逃脱不了“被叙述”的命运。虽然这其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使他们曾走到过历史的前台，进入到政权和制度的建设之中，并由此而改变了自身，从配角变成了主角，从被叙述变成了叙述的主体，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显得十分短暂，之后他们又重新回归到本色的底层。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在两篇很有影响的文章中论辩道，底层历史已经成功地表明，资产阶级历史书写中占统治地位的“人”或“公民”指的只是精英。对今天中国当代的历史书写来说，近年来，作为底层研究的有效组成部分的关于“人民性”的激烈讨论，都试图在现代性话语语境中重建文学的人民性，尤其是当发现大多数人尤其是底层人民在文学中处于失语和失踪的状态的时候，迫切地想以“人民”的名义要求我们的文学家关注大多数人的生活和心声，摈弃掉显而易见的理性愿望，我们也不难看出潜藏其间的情感诉求。
正因如此，从古至今，知识分子从来不乏为民请命、为民代言的激情，且形成了悠久的传统。无论是杜甫“诗史”的真实记录，还是陶渊明纸上虚构的桃花源，均代表着知识分子对底层的经验表述，残酷的现实或虚幻的理想，都成为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我们可以在鲁迅和沈从文的乡土世界里，或是在“寻根文学”的某些文本中，发现这两种经验的延续和嬗变。在具体文本中，底层要么成为被拯救或被启蒙的对象，比如阿Q、华老栓等；要么成为拯救者，成为精神救赎的圣地，比如神圣美好的“湘西世界”，而这些被叙述的底层又与叙述之外的底层有着多少重合的可能?由此也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关系向来十分微妙，知识分子的独立特性注定了他们与底层的游离关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是沉浸于狭窄的自我，就是醉心于过分宽广的天下；而那些被黑暗、不公、歧视所遮蔽的底层真相，要么被忽略，要么浸染了知识分子的诗意想象和悲天悯怀。更进一步说，对于许多作家或批评家而言，接触到的仅仅是“有限的底层”——大量的底层人物和底层经验来自于大众传媒和出版物的转述——而如此的叙述与叙述对象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距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诸多的理论术语并未呈现出清晰的“底层”，反而显示了言说者对于底层的隔膜，“他们只凭着良知而同情‘底层’，或者作为专业学者，将‘底层’作为问题来解决”，这不得不让人担心：底层问题会不会在一系列术语的包围下反而消失了呢?
我们看到，新时期以来，“民间”概念的提出，代表着知识分子关注下层生存状态的初步表现，“公正”问题的讨论则表现了知识分子明确地为下层群体谋求公正待遇的努力，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关注底层的行列，或撰写学术文章，或进行乡村调查，或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或进行以底层为直接目的的志愿者活动，这些都是知识界关注底层的实绩。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知识分子与底层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情感上的对立与矛盾，正如蔡翔在《底层》中所说：
……但是我却恐惧地看到。纯朴和善良，正在我的底层悄悄消失。底层不再恪守它的老派的欲望，对富裕的追求同样导致了人的贪婪。我的确非常矛盾。我渴望我的底层富裕，我又恐惧因为富裕而失去我记忆中的底层。
悄悄消失的是作家记忆中纯朴、善良且有着欲望的底层，而试图摆脱贫穷、追求富裕的热切渴望与艰难努力，却是每一天都在我们的身边真实地发生着，在坚守与追求之间，纯朴，善良，欲望，贪婪，在交织中此消彼长，作家感受到内心的矛盾，亲见底层的过去与现在的反差，却只能恐惧或者无能为力。底层对于“贫穷”的承受和理解是今天普遍中产阶级化了的作家所无法深切感受到的。
当然也有作家尝试着提出改良的某些措施，比如莫言曾提出“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文学立场与主张，试图使作家与底层在身份平等的境遇下情感得以沟通、矛盾得以和解，并以此来克服近年来知识分子逐渐膨胀的精英意识，从而建构起底层文学和知识分子表述的可能途径，然而事实却未必如莫言所料想的那样，在我看来，短时期内，作家还无法彻底清除自己的优越意识。莫言所说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其实就是要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姿态，消弭作家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这有点像新写实主义倡导的零度写作，但与零度写作相比，这种想法对于作家自身有更高的要求。因为零度写作虽然还原了现实，但还是写作，作家还带有一种姿态或者身份，而作为老百姓就不应该有这种身份。这种想法的坚持，对越是功成名就的作家(比如莫言)难度越大，因为身份意识附身的时候往往是不能自己的，由身份而产生的做派或叙述姿态也往往是身不由己的。“莫言的说法的潜台词是要知识分子去掉自己的身份优越感，把自己降解到和老百姓同样的处境、心态、情感方式等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他们并且倾听他们的心声。”所以，评论家在解释莫言的话时用了“接近”、“他们”、“降解”三个词，这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底层根深蒂固的距离感、疏远情怀、他者意识和等级定位。言下之意无非是说，作家不是普通老百姓，其社会位置远在底层之上，因而需要通过“降解”自己的高度来“接近”“他们”。这说明部分文学家还生活在传统的身份世界里，尚未找到人们能够平等相遇的话语平台。所以，在缺乏情感交流和对话的现实语境中，“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至多只能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素朴立场，要想真正做到“去掉”、“降解”、“倾听”，恐非易事。
三、单向度：知识分子的叙述焦虑
正如李建军所说：“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弱势群体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境况，也看到了作者对社会不公和罪恶现象的难以遏抑的不满和愤怒。但是，愤怒的情绪也扭曲了作者的感受和叙述，使他的伦理态度和叙述方式显示出一种片面和简单的倾向，使他的写作成为我在一篇文章中批评过的单向度写作：‘这种写作在展开叙事的时候，每每将一种情感态度推向极端，而缺乏在复杂的视境中，平衡地处理多种对立关系和冲突性情感的能力’(李建军《被任性与仇恨奴役的单向度写作》，《小说评论》2005年第1期)。”而我更愿意将此“单向度写作”继续延伸——无论是在情感内容的表现上，还是在艺术形式的要求上，这种叙述方式的叙述重心都自然而然地朝叙述主体倾斜，而忽视或未顾及叙述对象的阅读接受和情感接受，从而导致叙述者不由自主地沉陷于“伪苦难”或“假审美”的单向度叙述误区。
底层被认为是孕育苦难的天然场所，那么苦难自然就成为底层书写的常见主题，然而有的作家在表现底层苦难时常常走抽象化、概念化、寓言化和极端化的道路，“底层叙述”变成不断刺激读者神经、比狠比惨的“残酷叙述”。而一旦残酷叙述成为底层叙述的同义语，越来越多的作家对底层的苦难生活过分迷恋和渲染，最终导致貌似热情实则冷漠的“伪苦难”叙述的出现。正如某位权威文学刊物物的编辑所说：
06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发现经过手头的稿子 绝大部分都是写底层的。熟悉农村的作者在写，熟悉城市的作者也在写，擅长底层的在写，不擅长的也在写，有一天甚至看到四篇关于矿难的小说。有的小说很明白，作者连矿难最基本的情况都不了解，但这不妨碍他在小说里接二连三地讲述一个个苦情的段子，无事不用其惨极；而且这个惨已经形成了套路。你清楚地看到这些小说，不仅是矿难，还有其他底层故事，主要的任务是追逐一件件悲惨的事，人物在小说中成了承受苦难的道具。而这些苦难完全是待在空调房间想像出来的。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叙述主体来说，伪苦难叙述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盲从跟风。当底层题材成为有利可图的新鲜资源，当底层写作成为捞取利益的工具并进而成为意识形态的时候，谁也无法阻挡作家们向风而动，于是，撞车，相似，概念先行，图解生活，几乎所有作品都在写悲惨、苦难、写家破人亡、写青黄不接，写屋漏偏逢连阴雨，不断将苦难叠加、堆积，推向极至，仿佛底层只剩下了一张苦瓜脸，而他们的困惑、欢笑、卑微的满足、阳光底下的希望都仿佛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实际上，他们不仅仅是底层的一员，还是人类的一员，一个正常人的侧身、背影、灯光亮起的那一刹那内心的惊喜到哪里去了?
第二，缺乏体验。在今天，有些作家既没有底层经验，又缺少底层关怀，只因题材热门、“政治正确”，也来分一杯羹，寻求“入场”的捷径，而像赵树理、柳青那样一辈子真正融入社会底层之中，把底层切切实实内化为自己生命体验的作家已经很少了，更多的恐怕只能借助想象、虚构，在空调房里敷衍出所谓的“苦难底层”，他们虽然充满着良知和正义感，满怀着对底层的人文关怀，但是走马观花所获得的底层生活注定是主观、片面、肤浅、不真实、不可靠的，更谈不上对底层百姓的生存现状和精神世界有着怎样切实的理解与把握。
底层的情感和人类普遍的情感是一致的，底层情感的空间并不因为底层的困顿而消失，相反它的呈现和表露显得比非底层的情感更加多样丰富，但也可能因为其边缘状态而受到压抑、忽略甚至剥夺，成为情感的单一，甚至存在的虚无。萨特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如果我们只偏重于人类处境中黯淡的一面，只看到下贱、卑鄙和低劣，而忽略了人性中某些仁慈而美好的内涵，那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虚伪。说到底，与社会民主、平等、公正等原则相关的底层叙述首先需要的不是渲染和虚伪，而是朴素和诚恳，朴素和诚恳未必能成就多么伟大的作品，却可以保障底层叙述沿着一条健康的途径发展，呈现出底层生活的某些本质和真相。
与此同时，陈晓明敏锐地指出，在一些描写苦难、描写底层的作品中存在着“美学脱身术”的问题，“在小说叙事中，运用突然转折的情节和技巧，寻求从表达‘苦难’压抑性的结构中逃脱的途径，形成当下小说艺术表现的审美脱身术”。即它们不是深刻地反映了现实中的问题，而是以其“审美”遮蔽、掩盖、颠覆了现实与对现实的叙述，以想象性的解决弱化了问题的尖锐，这样“假审美”的创作方式是不足取的。“当‘苦难’和‘底层’获得了某种具有普泛性的所谓纯文学品格，被抽象化或‘内心化’之后，固然能够产生一种‘永定’的艺术价值，但这种现代主义的美学嗜好，并不能对我们探究人与现实世界面临的复杂境遇及其可能性产生意义。”我以为，对人的关怀，对现实苦难的介入与书写，不是形而上的、抽象的、想象的关怀，而是切近当下现实的、具体的、真挚的关怀。正是在此意义上，旷新年指出“底层写作要用鞭子狠抽”，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进一步说，关于底层的学术批评同样存在着单向度的失语问题，像批评他人语法晦涩、空洞的吴亮，在其《底层手稿》中认为，“‘底层表述’在后谎言时代被适度地学院化了。用晦涩空洞的语法去代言底层正在成为一种学术时髦”，而有意味的是他的这篇《底层手稿》也同样被认为是学术话语病的新注脚，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底层研究和表述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单向度的写作或批评，不是底层需要的写作或批评；单向度的文学，不是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文学。我以为，真正的底层文学和底层叙述，不仅仅是反映底层民众生活、情感和精神状态的文学，也应当是写给底层民众阅读的文学，是底层民众能够看得到读得懂的文学。底层叙述到底离底层有多远?如果底层如上所述，仅仅成为作家的一种表述策略，如果那些底层文学生产者只是将底层生活的艰辛和苦难作为艺术实验甚至赢利获名的筹码，那么底层叙述必然远离广大底层民众的真实土壤而成为虚设。
总而言之，当下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底层社会深厚广大，无数的普通民众在默默地承受和奋争，知识分子渴望代言并彻底融入、叙述底层；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却无法在身份和情感上获得与之平等对话的平台，存在着需要超越的难度和限度，而单向度的叙述则造成当下底层叙述的貌似繁荣，实则泛滥，华而不实。我以为这些困境和焦虑的存在，归根结底源自知识分子面对底层的态度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民粹主义式的视底层为神灵，以仰视的视角圣化底层，并完全认同民众的选择，希冀能在人民中得到升华，但我们也应该明白，大众文化中也存在着某些庸俗低劣的成分，完全认同只会使自己的文艺作品庸俗化，迷失知识分子自身的价值立场，无法担当起提升民众文化品格的重任。第二就是启蒙式的俯视人民大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以拯救的姿态进行假想式的创作，甚至丑化底层大众，认为生活的苦难是导致暴力、欲望狂欢的根源。这样的作品缺少足够的生活经验，作品严重失真，最终将会导致创作脱离群众，背离自己创作的最初目的。
要摆脱如此困境，缓解或消除如此焦虑，将知识分子的底层叙述推向更高的境地，我以为，从身份上而言，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大可不必以“代言人”自居，只要能真实地描绘下层的生活就足够了，而“描绘”的途径自然也是不拘一格的，文字、影像、数据、图片等诸多方式都可以，只要是再现了底层的真实面貌、生活和情感，对底层倾注了持续而深切的热情、关注与关怀，真实清晰地诉说和呈现了底层的某些现状，都是值得赞赏的；从情感上而言，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要有一颗“大心”，超越阶级、身份、题材，甚至还要超越庸俗的道德和政治，既不能囿于阶级仇恨或傲慢，也不能“落入造神的陷阱”，热情，冷峻，修养，缺一不可；从叙述上而言，知识分子需要重建现实主义立场，重温人道主义价值关怀，向外，即超越公众经验和审美趣味的制约，在现实主义的沃土上，继续拓展底层文学的叙述空间，使底层叙述能够更深入地抵达现实生存的幽深地带，探求底层生活的新可能；向内，即摒弃千篇一律的叙述方式和话语腔调，凸现作家的个体风格和艺术气质，在人道主义的精神内化和指引下，创造出既有丰饶的叙事意味又有灵动的艺术智性的精妙之作，当：这又是另一篇文章需要阐释的问题了。
底层究竟能不能自我表述?底层经验是否只能由底层消化?谁更有权利书写底层?学院派的探索和讨论究竟于底层有怎样的作用和意义?归根结底，都对知识分子能否担当表述底层的重任充满疑问，这成为当下知识分子的底层叙述首先必须应对的难题。
一、难度：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
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一直以来，知识分子就从未完成自身身份的确切定位，也无法解除令其困扰的身份焦虑，他们常常在历史、政治、文化的漩涡中左摇右晃。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阿兰·德波顿曾试图引领我们直面这一人心深处的焦虑情结，他援引艺术家、思想家及作家的观点与作品，抽丝剥茧般地剖析身份焦虑的根源，并从哲学、艺术、政治、宗教等各个角度探索舒缓和释放这种焦虑的途径。而在底层叙述那里，不少知识分子批评家就认为，底层不能自我表述，知识分子是表述底层的言说者，叙述者。“底层可以直接通过历史学家书写发出声音的想法其实只是一个神话。斯皮瓦克说事实上，只是历史学家在历史的页码间表述底层，底层不会发声”。“底层由于没有话语权，只能被表述，马克思坚持说农民只能被代表也是这个意思”，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Eighteeth Brumaire tLouis Bonaparte)也曾经说过：“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
不可否认，与掌握权利话语和文化话语的上层和中层相比，底层在自我表述方面的确存在障碍，正因为如此，知识分子才会产生为底层代言的冲动和责任感。但这并不能因此就完全遮蔽底层进行自我表述的可能和能力，“作为一种弱势话语，一种边缘的声音，其意义既在于情绪的宣泄，也在于对抗沉默、遗忘、遮蔽与隐藏”。于是我们也看到，众多底层叙述的文本已浮出海面，比如2001年李师东主编的《最新底层生活小说》，打工诗人柳冬妩编撰的《中国打工诗选》，热播的影视剧《民工》、《姐妹》，以及大量的网络文学、短信文学和打工文学等，以各种形式在不同程度上传达出来自底层的微弱却异常坚定的声音，不容忽视。
在底层论战中，南帆是不能不格外关注的一位，他与几位博士生的对话《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在《上海文学》发表之后曾引起了轩然大波，虽然被指责为“空洞晦涩的知识表述”、“学术黑话”，但我们依然可以发现，这样清晰的表述：“在表述的意义上，需要集中关注的是无法发出声音的底层，是沉默的底层。他们最需要被表述”。而此后关于底层如何“被叙述”，南帆又有这样的梳理：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始终被这个问题所纠缠，底层不断地出现在作家以及知识分子的笔下，叙述者摆出了什么姿态?叙述者的知识背景和身份如何影响他们对于底层的描述?我们看到了启蒙者的叙述。也看到了知识分子“被改造”或者“接受再教育”时的叙述。同时，叙述形式是问题的另一面。从“老妪能解”的理想、“引车卖浆者”的白话文、民歌以及连环画或者街头剧到实验戏剧与“意识流”小说，不同的叙述形式隐含了对于底层的不同想象。总之，底层并不是“客观”、“如实”地自行浮出地平线，他们的形象很大一部分取决于如何被叙述。
也诚如南帆所言，“作家的一个重要工作是想象，这是他们超越中产阶级身份的重要手段”，但是我所担心的是：作家的想象能否超越中产阶级而抵达真实的底层?这中间的距离是否是作家的想象和虚构或叙述形式所能逾越?被叙述的形象是否就是“客观”、“如实”的底层形象?
按张韧所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它是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产物。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总会寻找自己的文学代言人，底层小说的出现是文学对商品社会多阶层现象的认识和审美的把握。”对此，我深表怀疑，且不论底层小说究竟对商品社会多阶层现象有怎样的认识和审美的把握，底层的存在也并非“新兴的社会阶层”，既然“阶级是一个历史的存在”，那么“底层”又何尝不是呢?字里行间隐约透露出的是一种先在的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和俯视姿态，按此逻辑，底层总会寻找自己的文学代言人，自然便是像张韧这样的知识分子最为合适。
葛兰两在《狱中札记》中对“知识分子”有一个经典的两分法，就是“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他是从形成不同的知识分子范畴的历史过程所采用的形式，其中主要是从两种不同形式的对照分析中得出这个创造性的结论的。而无论是有机知识分子还是传统知识分子，正如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萨义德所说，“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与结盟之间”，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也是处在启蒙与改造之间，处在孤寂与结盟之间，而为了避免鲁迅所体味的更深的孤寂，且能够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保持自己的地位和独立品质，知识分子惟有选择结盟，与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与底层结盟，并为之代言。值得注意的是，葛兰西也特别指出，在中国，文字书写是知识分子与大众分开的表现，“知识分子一旦被组织成为一个社会层级，并因这种被赋予的身份而垄断对世界的解释权以后，他们的思维势必趋向于经院主义；惟其如此，才能满足自身对系统化的需要，以及集体组织对统一性的需要”。在当前的语境中，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构成部分，而知识分子的内心矛盾和身份焦虑也正由此产生，如此而为底层代言则常常发生不可避免的异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脱离被代言者。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也常常引用底层的声音表达自己对于历史、现状的种种情绪，比如写小城镇底层的余华，写大城市小市民聚居区底层的残雪，写农村底层的莫言、贾平凹等，他们的生活、感觉、情感、想象、趣味、理想恐怕早已远离了底层民众，而只是借底层的酒杯浇自己中产阶级或上流社会的块垒，或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灵魂渴望和艺术追求，所以我们目前所能听到的只能是夹杂着知识分子自身心声和底层杂音的共声。
二、限度：知识分子的情感焦虑
究竟是什么限制了知识分子无法表述真正的底层?文学企图表述底层经验，但是，身为知识分子的作家无法进入、想象和体验底层，并运用底层所熟悉的语言形式叙述底层。就情感的本质而言，无法彻底融入底层的知识分子是不能理解劳苦大众的，正如劳苦大众也无法真正理解知识分子，他们分别生活在两套语言系统之中，他们之间的距离是一种永远也挥之不去的焦虑。
长久以来，被知识分子用一种俯就姿态启蒙着的 中国底层百姓，一直被视为“沉默的大多数”，认为他们不善于申辩，没有多少话语权力，总是逃脱不了“被叙述”的命运。虽然这其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使他们曾走到过历史的前台，进入到政权和制度的建设之中，并由此而改变了自身，从配角变成了主角，从被叙述变成了叙述的主体，但总体来看这一时期显得十分短暂，之后他们又重新回归到本色的底层。斯皮瓦克(GayatriSpivak)在两篇很有影响的文章中论辩道，底层历史已经成功地表明，资产阶级历史书写中占统治地位的“人”或“公民”指的只是精英。对今天中国当代的历史书写来说，近年来，作为底层研究的有效组成部分的关于“人民性”的激烈讨论，都试图在现代性话语语境中重建文学的人民性，尤其是当发现大多数人尤其是底层人民在文学中处于失语和失踪的状态的时候，迫切地想以“人民”的名义要求我们的文学家关注大多数人的生活和心声，摈弃掉显而易见的理性愿望，我们也不难看出潜藏其间的情感诉求。
正因如此，从古至今，知识分子从来不乏为民请命、为民代言的激情，且形成了悠久的传统。无论是杜甫“诗史”的真实记录，还是陶渊明纸上虚构的桃花源，均代表着知识分子对底层的经验表述，残酷的现实或虚幻的理想，都成为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我们可以在鲁迅和沈从文的乡土世界里，或是在“寻根文学”的某些文本中，发现这两种经验的延续和嬗变。在具体文本中，底层要么成为被拯救或被启蒙的对象，比如阿Q、华老栓等；要么成为拯救者，成为精神救赎的圣地，比如神圣美好的“湘西世界”，而这些被叙述的底层又与叙述之外的底层有着多少重合的可能?由此也可以看出，知识分子与底层的关系向来十分微妙，知识分子的独立特性注定了他们与底层的游离关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是沉浸于狭窄的自我，就是醉心于过分宽广的天下；而那些被黑暗、不公、歧视所遮蔽的底层真相，要么被忽略，要么浸染了知识分子的诗意想象和悲天悯怀。更进一步说，对于许多作家或批评家而言，接触到的仅仅是“有限的底层”——大量的底层人物和底层经验来自于大众传媒和出版物的转述——而如此的叙述与叙述对象之间又有着怎样的距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诸多的理论术语并未呈现出清晰的“底层”，反而显示了言说者对于底层的隔膜，“他们只凭着良知而同情‘底层’，或者作为专业学者，将‘底层’作为问题来解决”，这不得不让人担心：底层问题会不会在一系列术语的包围下反而消失了呢?
我们看到，新时期以来，“民间”概念的提出，代表着知识分子关注下层生存状态的初步表现，“公正”问题的讨论则表现了知识分子明确地为下层群体谋求公正待遇的努力，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关注底层的行列，或撰写学术文章，或进行乡村调查，或开展乡村建设运动，或进行以底层为直接目的的志愿者活动，这些都是知识界关注底层的实绩。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知识分子与底层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情感上的对立与矛盾，正如蔡翔在《底层》中所说：
……但是我却恐惧地看到。纯朴和善良，正在我的底层悄悄消失。底层不再恪守它的老派的欲望，对富裕的追求同样导致了人的贪婪。我的确非常矛盾。我渴望我的底层富裕，我又恐惧因为富裕而失去我记忆中的底层。
悄悄消失的是作家记忆中纯朴、善良且有着欲望的底层，而试图摆脱贫穷、追求富裕的热切渴望与艰难努力，却是每一天都在我们的身边真实地发生着，在坚守与追求之间，纯朴，善良，欲望，贪婪，在交织中此消彼长，作家感受到内心的矛盾，亲见底层的过去与现在的反差，却只能恐惧或者无能为力。底层对于“贫穷”的承受和理解是今天普遍中产阶级化了的作家所无法深切感受到的。
当然也有作家尝试着提出改良的某些措施，比如莫言曾提出“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文学立场与主张，试图使作家与底层在身份平等的境遇下情感得以沟通、矛盾得以和解，并以此来克服近年来知识分子逐渐膨胀的精英意识，从而建构起底层文学和知识分子表述的可能途径，然而事实却未必如莫言所料想的那样，在我看来，短时期内，作家还无法彻底清除自己的优越意识。莫言所说的作为老百姓的写作，其实就是要尽可能地降低自己的姿态，消弭作家和老百姓之间的距离，这有点像新写实主义倡导的零度写作，但与零度写作相比，这种想法对于作家自身有更高的要求。因为零度写作虽然还原了现实，但还是写作，作家还带有一种姿态或者身份，而作为老百姓就不应该有这种身份。这种想法的坚持，对越是功成名就的作家(比如莫言)难度越大，因为身份意识附身的时候往往是不能自己的，由身份而产生的做派或叙述姿态也往往是身不由己的。“莫言的说法的潜台词是要知识分子去掉自己的身份优越感，把自己降解到和老百姓同样的处境、心态、情感方式等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他们并且倾听他们的心声。”所以，评论家在解释莫言的话时用了“接近”、“他们”、“降解”三个词，这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底层根深蒂固的距离感、疏远情怀、他者意识和等级定位。言下之意无非是说，作家不是普通老百姓，其社会位置远在底层之上，因而需要通过“降解”自己的高度来“接近”“他们”。这说明部分文学家还生活在传统的身份世界里，尚未找到人们能够平等相遇的话语平台。所以，在缺乏情感交流和对话的现实语境中，“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至多只能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素朴立场，要想真正做到“去掉”、“降解”、“倾听”，恐非易事。
三、单向度：知识分子的叙述焦虑
正如李建军所说：“在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弱势群体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境况，也看到了作者对社会不公和罪恶现象的难以遏抑的不满和愤怒。但是，愤怒的情绪也扭曲了作者的感受和叙述，使他的伦理态度和叙述方式显示出一种片面和简单的倾向，使他的写作成为我在一篇文章中批评过的单向度写作：‘这种写作在展开叙事的时候，每每将一种情感态度推向极端，而缺乏在复杂的视境中，平衡地处理多种对立关系和冲突性情感的能力’(李建军《被任性与仇恨奴役的单向度写作》，《小说评论》2005年第1期)。”而我更愿意将此“单向度写作”继续延伸——无论是在情感内容的表现上，还是在艺术形式的要求上，这种叙述方式的叙述重心都自然而然地朝叙述主体倾斜，而忽视或未顾及叙述对象的阅读接受和情感接受，从而导致叙述者不由自主地沉陷于“伪苦难”或“假审美”的单向度叙述误区。
底层被认为是孕育苦难的天然场所，那么苦难自然就成为底层书写的常见主题，然而有的作家在表现底层苦难时常常走抽象化、概念化、寓言化和极端化的道路，“底层叙述”变成不断刺激读者神经、比狠比惨的“残酷叙述”。而一旦残酷叙述成为底层叙述的同义语，越来越多的作家对底层的苦难生活过分迷恋和渲染，最终导致貌似热情实则冷漠的“伪苦难”叙述的出现。正如某位权威文学刊物物的编辑所说：
06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发现经过手头的稿子 绝大部分都是写底层的。熟悉农村的作者在写，熟悉城市的作者也在写，擅长底层的在写，不擅长的也在写，有一天甚至看到四篇关于矿难的小说。有的小说很明白，作者连矿难最基本的情况都不了解，但这不妨碍他在小说里接二连三地讲述一个个苦情的段子，无事不用其惨极；而且这个惨已经形成了套路。你清楚地看到这些小说，不仅是矿难，还有其他底层故事，主要的任务是追逐一件件悲惨的事，人物在小说中成了承受苦难的道具。而这些苦难完全是待在空调房间想像出来的。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叙述主体来说，伪苦难叙述的产生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盲从跟风。当底层题材成为有利可图的新鲜资源，当底层写作成为捞取利益的工具并进而成为意识形态的时候，谁也无法阻挡作家们向风而动，于是，撞车，相似，概念先行，图解生活，几乎所有作品都在写悲惨、苦难、写家破人亡、写青黄不接，写屋漏偏逢连阴雨，不断将苦难叠加、堆积，推向极至，仿佛底层只剩下了一张苦瓜脸，而他们的困惑、欢笑、卑微的满足、阳光底下的希望都仿佛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实际上，他们不仅仅是底层的一员，还是人类的一员，一个正常人的侧身、背影、灯光亮起的那一刹那内心的惊喜到哪里去了?
第二，缺乏体验。在今天，有些作家既没有底层经验，又缺少底层关怀，只因题材热门、“政治正确”，也来分一杯羹，寻求“入场”的捷径，而像赵树理、柳青那样一辈子真正融入社会底层之中，把底层切切实实内化为自己生命体验的作家已经很少了，更多的恐怕只能借助想象、虚构，在空调房里敷衍出所谓的“苦难底层”，他们虽然充满着良知和正义感，满怀着对底层的人文关怀，但是走马观花所获得的底层生活注定是主观、片面、肤浅、不真实、不可靠的，更谈不上对底层百姓的生存现状和精神世界有着怎样切实的理解与把握。
底层的情感和人类普遍的情感是一致的，底层情感的空间并不因为底层的困顿而消失，相反它的呈现和表露显得比非底层的情感更加多样丰富，但也可能因为其边缘状态而受到压抑、忽略甚至剥夺，成为情感的单一，甚至存在的虚无。萨特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如果我们只偏重于人类处境中黯淡的一面，只看到下贱、卑鄙和低劣，而忽略了人性中某些仁慈而美好的内涵，那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虚伪。说到底，与社会民主、平等、公正等原则相关的底层叙述首先需要的不是渲染和虚伪，而是朴素和诚恳，朴素和诚恳未必能成就多么伟大的作品，却可以保障底层叙述沿着一条健康的途径发展，呈现出底层生活的某些本质和真相。
与此同时，陈晓明敏锐地指出，在一些描写苦难、描写底层的作品中存在着“美学脱身术”的问题，“在小说叙事中，运用突然转折的情节和技巧，寻求从表达‘苦难’压抑性的结构中逃脱的途径，形成当下小说艺术表现的审美脱身术”。即它们不是深刻地反映了现实中的问题，而是以其“审美”遮蔽、掩盖、颠覆了现实与对现实的叙述，以想象性的解决弱化了问题的尖锐，这样“假审美”的创作方式是不足取的。“当‘苦难’和‘底层’获得了某种具有普泛性的所谓纯文学品格，被抽象化或‘内心化’之后，固然能够产生一种‘永定’的艺术价值，但这种现代主义的美学嗜好，并不能对我们探究人与现实世界面临的复杂境遇及其可能性产生意义。”我以为，对人的关怀，对现实苦难的介入与书写，不是形而上的、抽象的、想象的关怀，而是切近当下现实的、具体的、真挚的关怀。正是在此意义上，旷新年指出“底层写作要用鞭子狠抽”，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进一步说，关于底层的学术批评同样存在着单向度的失语问题，像批评他人语法晦涩、空洞的吴亮，在其《底层手稿》中认为，“‘底层表述’在后谎言时代被适度地学院化了。用晦涩空洞的语法去代言底层正在成为一种学术时髦”，而有意味的是他的这篇《底层手稿》也同样被认为是学术话语病的新注脚，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底层研究和表述的真实性与可靠性。单向度的写作或批评，不是底层需要的写作或批评；单向度的文学，不是我们的时代所需要的文学。我以为，真正的底层文学和底层叙述，不仅仅是反映底层民众生活、情感和精神状态的文学，也应当是写给底层民众阅读的文学，是底层民众能够看得到读得懂的文学。底层叙述到底离底层有多远?如果底层如上所述，仅仅成为作家的一种表述策略，如果那些底层文学生产者只是将底层生活的艰辛和苦难作为艺术实验甚至赢利获名的筹码，那么底层叙述必然远离广大底层民众的真实土壤而成为虚设。
总而言之，当下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底层社会深厚广大，无数的普通民众在默默地承受和奋争，知识分子渴望代言并彻底融入、叙述底层；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却无法在身份和情感上获得与之平等对话的平台，存在着需要超越的难度和限度，而单向度的叙述则造成当下底层叙述的貌似繁荣，实则泛滥，华而不实。我以为这些困境和焦虑的存在，归根结底源自知识分子面对底层的态度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民粹主义式的视底层为神灵，以仰视的视角圣化底层，并完全认同民众的选择，希冀能在人民中得到升华，但我们也应该明白，大众文化中也存在着某些庸俗低劣的成分，完全认同只会使自己的文艺作品庸俗化，迷失知识分子自身的价值立场，无法担当起提升民众文化品格的重任。第二就是启蒙式的俯视人民大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以拯救的姿态进行假想式的创作，甚至丑化底层大众，认为生活的苦难是导致暴力、欲望狂欢的根源。这样的作品缺少足够的生活经验，作品严重失真，最终将会导致创作脱离群众，背离自己创作的最初目的。
要摆脱如此困境，缓解或消除如此焦虑，将知识分子的底层叙述推向更高的境地，我以为，从身份上而言，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大可不必以“代言人”自居，只要能真实地描绘下层的生活就足够了，而“描绘”的途径自然也是不拘一格的，文字、影像、数据、图片等诸多方式都可以，只要是再现了底层的真实面貌、生活和情感，对底层倾注了持续而深切的热情、关注与关怀，真实清晰地诉说和呈现了底层的某些现状，都是值得赞赏的；从情感上而言，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要有一颗“大心”，超越阶级、身份、题材，甚至还要超越庸俗的道德和政治，既不能囿于阶级仇恨或傲慢，也不能“落入造神的陷阱”，热情，冷峻，修养，缺一不可；从叙述上而言，知识分子需要重建现实主义立场，重温人道主义价值关怀，向外，即超越公众经验和审美趣味的制约，在现实主义的沃土上，继续拓展底层文学的叙述空间，使底层叙述能够更深入地抵达现实生存的幽深地带，探求底层生活的新可能；向内，即摒弃千篇一律的叙述方式和话语腔调，凸现作家的个体风格和艺术气质，在人道主义的精神内化和指引下，创造出既有丰饶的叙事意味又有灵动的艺术智性的精妙之作，当：这又是另一篇文章需要阐释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