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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中，王安忆是一位有着鲜明艺术特色的作家。在她的诸多作品中，《我爱比尔》是较为特殊的一部。该小说创作于1995年，讲述了学画画的大学生阿三邂逅了美国驻华外交官比尔，从此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异国恋中。在比尔离去之后，阿三又与法国画商马丁恋爱，同样无果。但她的“异国恋”幻想却越来越严重，她留连于大酒店中委身于众多外国男性，最后以“暗娼”罪被送入收容所。该书的特殊之处在于，除成功刻画了一位渴望西方认同却迷失自我的中国女性形象以外，还塑造了一系列异国形象，异国人、异国文化、以及自我与异国文化的迎合冲突构成了小说的一大亮点。然而以往对该作品的研究多集中于女性主义、悲剧意识等角度，对小说中的异国形象却鲜有分析。本文尝试从比较文学形象学角度，对《我爱比尔》的异国形象予以新的诠释。
这里使用的“形象”一词，不是文学理论中对作品典型人物形象的分析，而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的是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其研究范围并不仅限于人物，还可包括器物、景物甚至是观念、言辞。总之，它是存在于作品中关于国家或民族的主观感情、思想意识、客观物象的总和。由于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作家作品对“异国形象”的塑造必然包含着想象、夸饰甚至是幻象。因此，“衡量‘形象’的标准不再是传统的‘写实定律’，而是民族想象的有效性和合乎逻辑性”。《我爱比尔》中的“异国形象”，恰在多层次上印证了这一点。
一、西方男性幻象
《我爱比尔》中出现了多个西方男性形象，但通过阿三的视角，却演变为一种非理性的崇拜，分别以美国人形象比尔和法国人形象马丁为代表，具体表现为美化种族，过分夸大异国男性的种族优势。
美国人比尔的种族优势首先表现在形体上。他本是一个普通的美国文化官员，但随着交往的深入，阿三对比尔的身体由喜爱发展为崇拜，“比尔的轮廓却益发鲜明，像一尊希腊神。阿三动情地吻着比尔，在他巨人般的身躯上，她的吻显得特别细碎和软弱，使她怀疑她能否得到比尔的爱”。阿三的幻想中，比尔已不再是一个平等对话的人，他被幻化成高人一等的“优秀人种”。对美国人来说，阿三消瘦的身体并无吸引力，她只能设法营造种种东方氛围。如在做爱的床垫四周挂满画着中国水墨画的白丝巾等。“美国人最经不起历史的诱惑，半世纪前的那点情调就足够迷到他们了。”因此，比尔对阿三的性渴求，其实是出于对异国情调的好奇，他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也是片面、歪曲的。然而，“比尔幻象”更明显表现为一种政治优势。正如初次相识，比尔是以一个外交官员的身份出现在阿三的画展上，寓示着两人交往从一开始就罩上了政治阴影。在阿三以退学为代价，表白“我爱比尔”时，比尔露出了外交底线：“作为我们国家的一名外交官员，我们不允许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女孩子恋爱”。比尔以“我们国家”来代替“我”，清楚划定了两人的政治界线。他给阿三设定的位置，是一个可供观赏乃至珍藏在记忆中的，但决不是平等。新鲜刺激的差异美学，最终要臣服于高低有序的地缘政治。在最后的招待晚宴上，比尔以外交官员的身份向阿三告别，他给阿三留下的最后画面是与几位美国女孩相谈甚欢，这说明不管比尔曾怎样迷恋东方，他终将回归自己的群体，而这个群体从本质上不能接纳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因子。比尔来自美国，代表第一世界，他强硬的政治立场，代表着政治意义上的“西方”。比尔拒绝了阿三的爱，象征西方在意识形态上拒绝东方的融入，号称“民主、自由”的政治幻象土崩瓦解了。
正如在现实的政治中，欧洲总是与美国联系在一起。小说也安排了类似的情节，在比尔离去之后，法国画商马丁登场了。与比尔的官方身份不同，马丁是私人画廊的小老板，没见过什么世面。但马丁的种族优势表现为一种文化优势，他来华主要是为了收购阿三的画，虽然为人腼腆，却对阿三自以为是的画作进行了批评，认为画画不应摈弃自己的传统，应该画“本来”，这个“本来”就是他们的上帝。阿三不能理解，却羡慕马丁有着欧洲人敏锐的艺术触觉。然而这种文化优势被阿三无限扩大，她认为自己虽不能画画了(因为自卑)，但“这个法国男孩能使她重新做人”。他们迅速发展为情人关系，马丁的文化优势转化为了一种地位优势，小说中有一个典型的场景：临行前，阿三恳求马丁带她走，“他的眼睛变得冷静了，却依然十分的诚实……说：阿三，我爱你……可是，阿三，我从来没想过和一个中国女人在一起生活……因为这对于我不可能”。在面对中国女性的爱情(生活)需求时，马丁清醒地拒绝了她，因为他深知“上帝”对自我的重要性，所谓的“不能与中国女人生活”。其实是源于他血液中根深蒂固的“欧式文化自傲”。即使马丁为上海的繁华所惊讶，但骨子里却不能将这种文化置于与法国平等的地位。马丁来自法国，代表第二世界，他来自欧洲，象征着文化上的“西方”。马丁拒绝了阿三的爱，意味着西方世界对阿三在文化上的拒绝，“文化幻象”也随之瓦解。
可见，比尔与阿三的隔膜在于意识形态上的根本不同，马丁与阿三的隔膜则在于文化精神的根本不同，他们无情离去，昭示着阿三对西方的“政治幻象”和“文化幻象”在现实中将无法实现。
二、异国生活幻象
书中除了具体的异国形象以外，还有散存于各章节的“器物西方”，这个“西方”不是具体哪一个西方国家，而是通过描述迥异于中国生活方式的词汇所构建起来的“异国形象”。本应是正常的生活场景，透过阿三的视角，却幻化为一种“异于中国也优于中国”的西方生活幻象。
没有什么情调的厨房，因为是西方人使用的，而变得令入向往。“厨房洁白的瓷砖墙上排列整齐的平底锅，洗衣房里的柳条篮盛着等着熨烫的衣服……这时候，阿三非常清晰地看见了自己的期望。她的期望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家，一个像比利时人这样的家。”这是比利时人在上海的公寓。保守的北欧人其实并不能唤起阿三的浪漫爱情，但却勾起她对家庭的渴望。然而阿三渴望的却不是一个中国家庭，她渴望的只是西方。
异国生活的特殊性被无限夸大，继而幻化为对机遇的幻想。阿三等一群画家本是勤奋作画准备办画展的，结果因为其中一位结识了法国画廊老板而去了法国，画家们的心都散了。“大马路上走来走去的外国老少，不知哪一个可作衣食父母。”但是没人赏识阿三那不伦不类的画，她也得不到异国男性的爱。强烈的异国幻想促使她迷恋上了外国旅游团下榻的大酒店，最初对外国人的崇拜，逐渐清晰为对西方生活(物质与精神)的向往，最后具体到了对出国机遇的渴望。“她喜欢这个地方，虽然只隔着一层玻璃窗，却是两个世界。”只要是外国人聚集的地方，都被阿三幻想为潜藏机遇。但是，这种非理性的“异国幻象”很快就被现实打破了，阿三意识到“凡热衷于在大堂搭识女孩的外国人，大都是不那么正经的。这些为了生意和供职在中国长期逗留的外国人， 其中有一些，意趣也相当低下。这是有些出乎阿三的意外，她以为，这些卑俗的念头是不该装在这样希腊神轮廓的头脑里”。阿三美化的“希腊神们”实际上却是品行不端的普通人，她引以为豪的异国情调，却被英国人视为娼妓行为，高叫起“police(警察)”。阿三的异国幻象彻底破灭了，她被当作下流的“暗娼”送到了劳教所。
在小说中，异国文化被主人公视作是绝对优于本“民族”文化的，通过阿三视角塑造的一系列异国形象(人和生活)，幻化为无限夸大的“异国幻象”，与之相对应的，是自我文化的无限贬低，最后导致文化迷失。
三、自我“东方化”
萨义德在其代表作《东方学》里认为，东方主义属于西方建构产物，旨在为东西建立一个明显的分野，从而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点，自古以来就代表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非凡的经历。东方作为西方的“他者”，处于被欣赏的位置。但“东方主义”指的是以西方为主体，按照自我的想象来塑造东方。而在《我爱比尔》中，我们却发现“东方主义”被东方人当成一种吸引西方人注意的工具。主要表现在阿三为博得西方青睐，主动地“自我东方化”，以迎合西方人的审美口味。
例如阿三的外貌本来就长得很东方化，但还不够，她穿着夸张的服装，如京剧式的白纺绸连衣裤等，以凸现异国风情。为了保持吸引力，阿三想尽办法来营造做爱的气氛。如租住上海老房子，“买来许多零头绸缎，做了大大小小十几个靠枕，都是复裥重褶的老样式，床上，沙发上，扶手椅上都是。她给自己买了一件男式的缎子晨衣，裹在身上，比尔把手伸进展衣，说：我怎么找不到你了。他们在柔滑的缎子里做爱，时间倒流一百年似的”。古老的物品摆设，神秘的东方女性，都是西方人津津乐道的“异国情调”，其实质就是东方主义。阿三不仅在外表上“自我东方化”，为了留住比尔，她在内心上也不得不伪装成东方淑女来迎合西方人。“阿三问比尔究竟喜欢她什么。比尔认真地想了一会儿，然后说：谦逊……谦逊是一种高尚的美德。阿三在心里说：那可不是我喜欢的美德，嘴上却道：谢谢，比尔。”比尔所说的“谦逊”自然并非我们所说的谦虚，而是无条件地服从与奉献精神，比如阿三向比尔无偿奉献自己的身体和感情，即使被退学也不诉苦等等。这一切努力都让比尔快活而又不需承担责任，但是阿三作为20世纪末中国的新女性，显然并不是隐忍的性格，她其实是渴望回报的。然为了让比尔满意，她不得不强忍心痛将自己伪装成具有东方美德的女子。
“异国形象可说出关于自身文化有时很难设想、解释、承认的东西，可将本民族的一些现实转化到隐喻层面上去。”对异国形象的研究构建出了关于他者的话语，一切对他者的言说都是对自我的言说。研究他者，也就看到了自我。《我爱比尔》中那高高在上的“异国幻象”，折射出来的正是阿三的民族自卑感，而这又促使她为了吸引异国人的青睐，自我“东方化”。但阿三的“牺牲”没有换来幸福，反而沦为西方男性领略异国情调的道具，这是中国女性最深刻的悲哀。
《我爱比尔》写了一个女性的悲剧，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从书中选择的人物来看，《我爱比尔》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有着巨大包容性的人类世界。比尔。美国驻华领事馆文化官员；马丁，法国画商；还有许多直接用国籍来指称的异国人，如加拿大商人、日本职员、比利时人、英国小伙子等。这些人物形象基本对应了现实意义中的西方世界，由此也构建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西方形象”。而阿三，则代表渴望提升自我的第三世界公民。以阿三为典型的中国人意识到了本土文化中缺乏的东西(富裕、自由等)，超支评价异国文化(西方)。在这种意识下，西方文化是绝对优于“本民族”文化的，其优越性被无限扩大、正面增值，终于演变成一种非理性的“西方幻象”。文学反映了“一个社会用形象化的方式，即借用形象、描述等方式，表述了他们用以自我反视、定义和想象的方法”。王安忆正是通过《我爱比尔》展现了一个中国女性眼中的“异国幻象”，深刻揭示了上个世纪末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盲目趋从”的畸形心理，凝聚了王安忆个人对于在愈演愈烈的“全球化”境况下，第三世界的国民如何建构自我身份问题的严峻思考。因此，深入分析“西方幻象”的成因、文化意义，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民族自我定位，对于中国在新世纪的世界舞台上如何调整自我方向，真正做到与世界文化“和而不同”，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里使用的“形象”一词，不是文学理论中对作品典型人物形象的分析，而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它研究的是一国文学中对“异国”形象的塑造。其研究范围并不仅限于人物，还可包括器物、景物甚至是观念、言辞。总之，它是存在于作品中关于国家或民族的主观感情、思想意识、客观物象的总和。由于存在巨大的文化差异，作家作品对“异国形象”的塑造必然包含着想象、夸饰甚至是幻象。因此，“衡量‘形象’的标准不再是传统的‘写实定律’，而是民族想象的有效性和合乎逻辑性”。《我爱比尔》中的“异国形象”，恰在多层次上印证了这一点。
一、西方男性幻象
《我爱比尔》中出现了多个西方男性形象，但通过阿三的视角，却演变为一种非理性的崇拜，分别以美国人形象比尔和法国人形象马丁为代表，具体表现为美化种族，过分夸大异国男性的种族优势。
美国人比尔的种族优势首先表现在形体上。他本是一个普通的美国文化官员，但随着交往的深入，阿三对比尔的身体由喜爱发展为崇拜，“比尔的轮廓却益发鲜明，像一尊希腊神。阿三动情地吻着比尔，在他巨人般的身躯上，她的吻显得特别细碎和软弱，使她怀疑她能否得到比尔的爱”。阿三的幻想中，比尔已不再是一个平等对话的人，他被幻化成高人一等的“优秀人种”。对美国人来说，阿三消瘦的身体并无吸引力，她只能设法营造种种东方氛围。如在做爱的床垫四周挂满画着中国水墨画的白丝巾等。“美国人最经不起历史的诱惑，半世纪前的那点情调就足够迷到他们了。”因此，比尔对阿三的性渴求，其实是出于对异国情调的好奇，他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也是片面、歪曲的。然而，“比尔幻象”更明显表现为一种政治优势。正如初次相识，比尔是以一个外交官员的身份出现在阿三的画展上，寓示着两人交往从一开始就罩上了政治阴影。在阿三以退学为代价，表白“我爱比尔”时，比尔露出了外交底线：“作为我们国家的一名外交官员，我们不允许和共产主义国家的女孩子恋爱”。比尔以“我们国家”来代替“我”，清楚划定了两人的政治界线。他给阿三设定的位置，是一个可供观赏乃至珍藏在记忆中的，但决不是平等。新鲜刺激的差异美学，最终要臣服于高低有序的地缘政治。在最后的招待晚宴上，比尔以外交官员的身份向阿三告别，他给阿三留下的最后画面是与几位美国女孩相谈甚欢，这说明不管比尔曾怎样迷恋东方，他终将回归自己的群体，而这个群体从本质上不能接纳另一种意识形态的因子。比尔来自美国，代表第一世界，他强硬的政治立场，代表着政治意义上的“西方”。比尔拒绝了阿三的爱，象征西方在意识形态上拒绝东方的融入，号称“民主、自由”的政治幻象土崩瓦解了。
正如在现实的政治中，欧洲总是与美国联系在一起。小说也安排了类似的情节，在比尔离去之后，法国画商马丁登场了。与比尔的官方身份不同，马丁是私人画廊的小老板，没见过什么世面。但马丁的种族优势表现为一种文化优势，他来华主要是为了收购阿三的画，虽然为人腼腆，却对阿三自以为是的画作进行了批评，认为画画不应摈弃自己的传统，应该画“本来”，这个“本来”就是他们的上帝。阿三不能理解，却羡慕马丁有着欧洲人敏锐的艺术触觉。然而这种文化优势被阿三无限扩大，她认为自己虽不能画画了(因为自卑)，但“这个法国男孩能使她重新做人”。他们迅速发展为情人关系，马丁的文化优势转化为了一种地位优势，小说中有一个典型的场景：临行前，阿三恳求马丁带她走，“他的眼睛变得冷静了，却依然十分的诚实……说：阿三，我爱你……可是，阿三，我从来没想过和一个中国女人在一起生活……因为这对于我不可能”。在面对中国女性的爱情(生活)需求时，马丁清醒地拒绝了她，因为他深知“上帝”对自我的重要性，所谓的“不能与中国女人生活”。其实是源于他血液中根深蒂固的“欧式文化自傲”。即使马丁为上海的繁华所惊讶，但骨子里却不能将这种文化置于与法国平等的地位。马丁来自法国，代表第二世界，他来自欧洲，象征着文化上的“西方”。马丁拒绝了阿三的爱，意味着西方世界对阿三在文化上的拒绝，“文化幻象”也随之瓦解。
可见，比尔与阿三的隔膜在于意识形态上的根本不同，马丁与阿三的隔膜则在于文化精神的根本不同，他们无情离去，昭示着阿三对西方的“政治幻象”和“文化幻象”在现实中将无法实现。
二、异国生活幻象
书中除了具体的异国形象以外，还有散存于各章节的“器物西方”，这个“西方”不是具体哪一个西方国家，而是通过描述迥异于中国生活方式的词汇所构建起来的“异国形象”。本应是正常的生活场景，透过阿三的视角，却幻化为一种“异于中国也优于中国”的西方生活幻象。
没有什么情调的厨房，因为是西方人使用的，而变得令入向往。“厨房洁白的瓷砖墙上排列整齐的平底锅，洗衣房里的柳条篮盛着等着熨烫的衣服……这时候，阿三非常清晰地看见了自己的期望。她的期望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家，一个像比利时人这样的家。”这是比利时人在上海的公寓。保守的北欧人其实并不能唤起阿三的浪漫爱情，但却勾起她对家庭的渴望。然而阿三渴望的却不是一个中国家庭，她渴望的只是西方。
异国生活的特殊性被无限夸大，继而幻化为对机遇的幻想。阿三等一群画家本是勤奋作画准备办画展的，结果因为其中一位结识了法国画廊老板而去了法国，画家们的心都散了。“大马路上走来走去的外国老少，不知哪一个可作衣食父母。”但是没人赏识阿三那不伦不类的画，她也得不到异国男性的爱。强烈的异国幻想促使她迷恋上了外国旅游团下榻的大酒店，最初对外国人的崇拜，逐渐清晰为对西方生活(物质与精神)的向往，最后具体到了对出国机遇的渴望。“她喜欢这个地方，虽然只隔着一层玻璃窗，却是两个世界。”只要是外国人聚集的地方，都被阿三幻想为潜藏机遇。但是，这种非理性的“异国幻象”很快就被现实打破了，阿三意识到“凡热衷于在大堂搭识女孩的外国人，大都是不那么正经的。这些为了生意和供职在中国长期逗留的外国人， 其中有一些，意趣也相当低下。这是有些出乎阿三的意外，她以为，这些卑俗的念头是不该装在这样希腊神轮廓的头脑里”。阿三美化的“希腊神们”实际上却是品行不端的普通人，她引以为豪的异国情调，却被英国人视为娼妓行为，高叫起“police(警察)”。阿三的异国幻象彻底破灭了，她被当作下流的“暗娼”送到了劳教所。
在小说中，异国文化被主人公视作是绝对优于本“民族”文化的，通过阿三视角塑造的一系列异国形象(人和生活)，幻化为无限夸大的“异国幻象”，与之相对应的，是自我文化的无限贬低，最后导致文化迷失。
三、自我“东方化”
萨义德在其代表作《东方学》里认为，东方主义属于西方建构产物，旨在为东西建立一个明显的分野，从而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点，自古以来就代表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非凡的经历。东方作为西方的“他者”，处于被欣赏的位置。但“东方主义”指的是以西方为主体，按照自我的想象来塑造东方。而在《我爱比尔》中，我们却发现“东方主义”被东方人当成一种吸引西方人注意的工具。主要表现在阿三为博得西方青睐，主动地“自我东方化”，以迎合西方人的审美口味。
例如阿三的外貌本来就长得很东方化，但还不够，她穿着夸张的服装，如京剧式的白纺绸连衣裤等，以凸现异国风情。为了保持吸引力，阿三想尽办法来营造做爱的气氛。如租住上海老房子，“买来许多零头绸缎，做了大大小小十几个靠枕，都是复裥重褶的老样式，床上，沙发上，扶手椅上都是。她给自己买了一件男式的缎子晨衣，裹在身上，比尔把手伸进展衣，说：我怎么找不到你了。他们在柔滑的缎子里做爱，时间倒流一百年似的”。古老的物品摆设，神秘的东方女性，都是西方人津津乐道的“异国情调”，其实质就是东方主义。阿三不仅在外表上“自我东方化”，为了留住比尔，她在内心上也不得不伪装成东方淑女来迎合西方人。“阿三问比尔究竟喜欢她什么。比尔认真地想了一会儿，然后说：谦逊……谦逊是一种高尚的美德。阿三在心里说：那可不是我喜欢的美德，嘴上却道：谢谢，比尔。”比尔所说的“谦逊”自然并非我们所说的谦虚，而是无条件地服从与奉献精神，比如阿三向比尔无偿奉献自己的身体和感情，即使被退学也不诉苦等等。这一切努力都让比尔快活而又不需承担责任，但是阿三作为20世纪末中国的新女性，显然并不是隐忍的性格，她其实是渴望回报的。然为了让比尔满意，她不得不强忍心痛将自己伪装成具有东方美德的女子。
“异国形象可说出关于自身文化有时很难设想、解释、承认的东西，可将本民族的一些现实转化到隐喻层面上去。”对异国形象的研究构建出了关于他者的话语，一切对他者的言说都是对自我的言说。研究他者，也就看到了自我。《我爱比尔》中那高高在上的“异国幻象”，折射出来的正是阿三的民族自卑感，而这又促使她为了吸引异国人的青睐，自我“东方化”。但阿三的“牺牲”没有换来幸福，反而沦为西方男性领略异国情调的道具，这是中国女性最深刻的悲哀。
《我爱比尔》写了一个女性的悲剧，同时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从书中选择的人物来看，《我爱比尔》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有着巨大包容性的人类世界。比尔。美国驻华领事馆文化官员；马丁，法国画商；还有许多直接用国籍来指称的异国人，如加拿大商人、日本职员、比利时人、英国小伙子等。这些人物形象基本对应了现实意义中的西方世界，由此也构建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西方形象”。而阿三，则代表渴望提升自我的第三世界公民。以阿三为典型的中国人意识到了本土文化中缺乏的东西(富裕、自由等)，超支评价异国文化(西方)。在这种意识下，西方文化是绝对优于“本民族”文化的，其优越性被无限扩大、正面增值，终于演变成一种非理性的“西方幻象”。文学反映了“一个社会用形象化的方式，即借用形象、描述等方式，表述了他们用以自我反视、定义和想象的方法”。王安忆正是通过《我爱比尔》展现了一个中国女性眼中的“异国幻象”，深刻揭示了上个世纪末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盲目趋从”的畸形心理，凝聚了王安忆个人对于在愈演愈烈的“全球化”境况下，第三世界的国民如何建构自我身份问题的严峻思考。因此，深入分析“西方幻象”的成因、文化意义，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民族自我定位，对于中国在新世纪的世界舞台上如何调整自我方向，真正做到与世界文化“和而不同”，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