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和奎山相遇相知在汤泉池全国小小说 笔会。那次笔会在后来几十年里显示出的意义地位已有定论（也有说那是中国当代第一代小小说作家，现在我看当时的我，我就惭愧，但那次笔会让我的创作有了方向，方向感很重要，确定了方向，走长路还要有耐心有耐力），且不多言。我记得那次笔会二十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小说作者，很多作者说了很多话，我已遗忘，但王奎山的不说，或说缄默，让我记忆犹新。
　　就如同又一次我参加聚会，众人喧哗，一个声力图压过另一个声，仿佛声高就掌握着真理或权威，突然，戛然而止，因为，察觉一个异类的存在：沉默之人。
　　奎山所在的家乡，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儿，编辑出版了《王奎山小小说全集》，让作品“说话”。当今，一些作家越来越像演员登上戏台。王奎山则在后台，生前，他也清楚自己的站位：躲在作品后边，作家不该多说。
　　生生死死是近邻，有交流，有忌讳。正因为有死亡这个近邻的存在，人类会多多少少收敛一些。所以死亡，分为肉体、灵魂两种。第一层为肉体之死，这是所有人不可超越的宿命和归宿。仓央嘉措说过：世界上的大事小事，所有的事，生死是最大的事。第二层，为灵魂之死，不为人记着，其实是真正的死亡。现在，有人出书，有人纪念，所以，奎山还活着，他以另一种方式活着。潜意识里，作家的写作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吧？王奎山活在其作品的字里行间。
　　君子之交淡如水。过了不惑之年，郑州有几次活动，给了我与奎山相聚说话的机缘。我和奎山曾谈起过雷蒙德·卡佛。但不知他可读过《大教堂》，一个男人与另一个是盲人的男人对话，由隔膜到交流：建立起一个融通的“大教堂”。两个有经历的男人交谈，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对话的双方，要积极，要对等，体现在语量和语速。還有共同的兴趣。兴趣没问题，当然是小小说。那时，我是个话痨，可能是多次所谓的讲座练就。奎山则是个沉默者，甚至，相对许久，他不挪窝，只是衔着根烟（后来戒了）。
　　我和奎山能对上话。他貌似在听又不在听的状态，唯有眼神表明，他在听的同时，还在说，用眼说，他用不说在跟我说。奎山嘴阔，是那种可放入拳的嘴，偶尔，他接话茬，用他那浓浓的河南口音，往往不是我当时小小房间语境里的话题，但是，我能接受，那一句话，如一只鸟，飞入麦田，在更大的语境是对上了话。我却像个麦田里的稻草人，立起。
　　奎山喜欢谁（或作品），不喜欢谁（或作品），简简单单，分分明明。或孬、或中、或笑，会意的笑。辅以简单利落的肢体语言：摇头、摆手（像裁判发令）。《王奎山小小说全集》封面是个笑容，可我能听见笑声。那么多人物作后盾，怎能不笑？
　　往往一坐几个钟头，过后，要是把他的话归归拢，发现也不够一捧。字如成熟饱满的麦粒。这与其小小说很相近。奎山小小说，叙述的语言，简约、朴实而又平淡，但穗穗成色不错。
　　有一次，我说到小小说语言。我发现，他的小小说语言，形容词警惕着使用。我说：如拉家常，就像两个人聊天，其中一个人说话，多用华丽的形容词，想必听者的汗毛一定纷纷张开竖起。
　　奎山认可。
　　这一点，如汪曾祺。所谓文如其人，其实，小小说的叙述语言，体现了一个作家的人生观、价值观，平平淡淡，朴朴实实，为人为文一致。所以，我从奎山的文看出其人。平淡、平常是一种可贵的人生观。
　　我们谈起过汪曾祺。奎山受过汪的影响。2016年，我写了《回忆中的一个盲点：汪曾祺小说意味着什么》。把先锋小说和汪氏笔记小说放在文学史背景里，发现，汪曾祺的小说，成了一个盲点，因为，说起上世纪80年代的小说，话题多集中于“先锋”。其实，两者均有颠覆性的文学价值和意义。我认为，“先锋”是用怎么写颠覆了过去的怎么写。“笔记”用写什么颠覆了过去的写什么。当今，我所面临的是写什么的问题。汪曾祺是灵魂在场的写作，持续影响到至今的汪粉。
　　我参加过逝世一周年的孙方友作品研讨会。孙方友也受过汪曾祺小说的影响，尤其是笔记体的表达方式。同为河南作家，同生中原大地，同受汪氏影响，明显看出，一棵树结出两种果实。
　　孙方友将“笔记”与传奇嫁接，注重异常，王奎山则强化他“笔记”的平实味道，在乎平常。对比汪曾祺的小说，以上世纪80年代为界，汪曾祺小说前后的叙述语言差异悬殊。那是历经沧桑、洗净铅华、返朴归真的表达。奎山与汪氏的这种表达气息相通。其实，闲来无事的日常生活，写起来，委实有难度。
　　王奎山给我写过好几封信，而且，他一写就是两、三页，像小说的手稿，一个字就是一个字，遵守纪律，不胡乱跑。我这个人懒，似乎没复信过，只通过电话复音。其实，他也在找个人说话，续话，他来电话，河南口音：“志强，忙啥呢？”
　　一听他说，我察觉，确实没值得“忙啥呢”。有时，被陷入公务，我说：“我不忙，没忙啥。”
　　现在，我无法“发掘”奎山的信。我的书房，像七千年前河姆渡文化遗址的发掘现场，层层叠加着各个时期的书籍，要发掘奎山的信，我无从下手。我常常遭遇：要找时找不到，不找时会冒出来。我知道奎山的信还在我的书房里。
　　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奎山来信，问起墨西哥作家鲁尔福，而且很迫切。我有多个版本的鲁尔福的小说集。仅以一个薄薄的短篇小说集《平原烈火》和一个中篇小说，进入世界小说的经典，还是马尔克斯衷情的作家——作家的作家。我赠送的版本，是名家的设计封面，元素简洁、明了，传达出拉丁美洲的风格。
　　过了半年，他竟然寄还。没有我期待的阅读笔记，大概他读的时候想到是我的书，或许，他阅读时，不习惯在书上直接作笔记。
　　我有个习惯，阅读心仪作家的作品，会找个人分享。当时，我说：“嗬，你也喜欢鲁尔福？”
　　每个作家或明或暗，都有自己的师父。博尔斯称为先驱。我常常琢磨作家的阅读背景，当今，是有背景或谱学的写作。
　　犹如谍战片，地下党接头，拿一本书或杂志什么的，作为接头暗号。鲁尔福是我和奎山的那一次的接头“暗号”，为此，还通过电话，谈他的阅读感受。
　　如果将王奎山的小小说与鲁尔福的小说（《平原烈火》）对比，可以看出王奎山的文学追探的方向。尤其是叙事方式（包括语言和气息）。但是，王奎山说的是中国的事——纯粹的中国故事。散发出的是王奎山特有的气息和语调。我甚至想象，用河南方言朗读奎山小小说的效果。其小小说上口。
　　现在，我确定记忆中的王奎山，两个人交流，他能坐很久不挪窝（在椅圈内）、不发话。
　　我联想起两个形象。一是成语守株待兔。有个人耐心坐在树下等候小小说之兔，不是撞树，而是撞怀，小小说灵感之兔跳入其怀。二是，一位忙碌大事的国王微服私访，在街边羡慕起一个乞丐的状态，国王问了许多话，好奇乞丐的悠然自得。乞丐终于说：“你让开，别挡住太阳。”
　　我说不准这两个毫不相干的形象跟王奎山的形象有何关联，我视其为奎山人生状态的隐喻吧。作家菲茨杰拉德说：“每个优秀的小说家都是农民。”我觉得王奎山写小小说，像老农种地，精耕细作，只种好“一亩三分地”。奎山的小小说里，有敬畏之心，對土地对生命对经典，敬畏作基底，能感受到他对小人物的怜悯、同情、宽容，那是人类永恒的情感，也是有灵魂的写作——让人物活。我套用汪曾祺小小说《陈小手》里的话：王奎山活人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