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不少文章中对近代史上的人物评价很高，但这种评价并不代表对他们的全然肯定。那个年代的人有性格，有学问，甚至有德行，在很多方面可以成为我们做人的榜样，但我们不必把他们进行思想性抬高。
　　以傅斯年为例，这个五四时代的英雄，为人称道的学术活动家，在建设中国现代学术组织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考古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学术组织工作极为出色。他创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陈寅恪、钱穆等人因此以为中国的学术在日本侵华前有了萌芽。不仅如此，傅斯年做官清廉，不畏权贵，除蒋介石外，几乎所有人都被他当众批评过，时人称他为“傅大炮”，这些都可圈可点。罗家伦说：“傅斯年是元气淋漓的人。”胡适说，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
　　但如探寻历史的合理性，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中国知识阶层之所以丧失社会基础，萌芽的学术组织之所以很快为战争和国共争强而撕裂，也正是跟傅斯年这样的知识精英有关。傅斯年没能抵达大公的境界，说白了，他只是一个排他性极强的学霸。
　　傅斯年脾气火爆，始终无容人雅量。他早年入北大，后赴英国、德国的名校就读，回国后在学界一往无前。除了他眼中的政治领袖蒋介石、北大校长蔡元培、他的老师胡适等几人外，他对别人并无同情和理解。他始终生活在巨人组成的圈子里。他对圈子外的人最多是一种旁观者的态度，如他说，“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芒万丈的大彗星”，甚至有同窗之谊的顾颉刚，也受不了傅斯年的霸道，一度跟他“割袍断义，不再来往”。顾放弃跟傅共事，跑到燕京大学任教，傅觉得失了面子，托人捎话：“燕京有何可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反唇相讥说：“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辩也。”
　　1941年冬，燕京大学的毕业生王世襄千里奔波，流亡一个多月到重庆，找到哥哥的同学梁思成。当时已闻名海内外的大建筑学家梁思成带他去找傅斯年，想到傅的研究所谋饭碗。见面后，傅斯年问清王世襄的门第出身，当着梁思成的面，说了一句：“燕京大学毕业的学生，不配到我们这里来。”将王世襄轰了出去。晚年已是学术泰斗的王世襄，回忆起这段灰头土脸的历史，依然很感慨。
　　傅斯年的“目空天下士”，霸气有余，豪气不足，连他的前辈陶孟和，都曾被伤害。曾任北大教务长的陶孟和筹建北平社会调查研究所，这在中央研究院的人看来有另立山头之意。傅斯年与人串通，切断陶的经费来源，逼得他只能把队伍拉来，成为中央研究院下属的一个小机构。
　　傅斯年的学霸作风非止一端，他的学术政治一度玩得炉火纯青。社会学家吴文藻及其弟子费孝通等人抗战时期流寓昆明，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创办了民族学会，这不仅是另立山头，而且违背了傅斯年“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爱国原则”。他不仅写文章批驳，还给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等人写信说：“夫学问不应受政治支配，固然矣。若以一种无聊之学问，其想影响及于政治，自当在取缔之列。”在这种情况下，吴文藻、费孝通也只好关门大吉。
　　当代人可以从近代知识分子的吉光片羽中怀旧，但切不可在津津有味地谈论前代人的优点时露出遗少气。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更应该总结一代民族精英治国报世的经验教训，否则，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编辑：王晶晶 美编：陈思璐 编审：张勉
　　
　　傅斯年
　　1896年—1950年，山东聊城人，字孟真。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国立台湾大学校长。论著有《夷夏东西说》、《性命古训辩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