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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冯 蒸 主讲人：林连通 2007年12月16日
谈谈语言学研究中的科学发展观问题
我今天的主题发言题目是：《谈谈语言学研究中的科学发展观问题》。主要是想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在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中，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问题。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和希腊、印度是语言学的发祥地。先秦时期，宫廷就设有文字的科目，教习“六书”，有关语言的学说，在诸子的著作中已肇其端，如周宣王的太史史籀的《史籀篇》、秦·李斯的《仓颉篇》等。两汉时期训诂学兴盛，出现了许多解释词义的专著，如《尔雅》、《释名》(刘熙)、《方言》(扬雄)等，同时还出现了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原的文字学书《说文解字》(许慎)。魏晋之后音韵学发达，出现了许多韵书，如魏·李登的《声类》(已失传)、隋·陆法言的《切韵》(原书已不传)、唐·孙悃的《唐韵》、宋·陈彭年的《广韵》、宋·丁度的《集韵》、金代官韵书《平水韵》、元·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元·周德清的《中原音韵》等。到了明清，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全面发展。两千多年来，我国语言学的成就是非常辉煌的，语言学的地位从两汉开始长期与儒家的经学并尊，作为治国的工具。但鸦片战争以后，我国的语言学日渐式微，虽然有一些学科的研究如音韵、文字等也成功地完成了现代化的历程，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国际领先，但总的来看，与西方语言学相比，我们还存有一定的差距。究其原因可能有多种，我看，主要的还是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什么是科学的发展观呢?现在有许多的解读，我认为，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说各行各业的工作不能随心所欲，只有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尊重客观实际，才有可能平稳、持续、和谐地发展。这里的“科学”是指科学精神的意思。用科学发展观回看我国百年来语言学的研究历程，我们会发现以前的有些看法和做法是很值得反思的。例如，在对待汉字这个问题上，似有偏激、不公正之嫌。鸦片战争后，列强瓜分中国，国家贫弱，人民受辱，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在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的同时，对汉字也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汉字落后，有封建糟粕，字形丑陋，笔画多，难写难记，影响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有的还认为如果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于是，有的主张改革，减少汉字的笔画，有的主张废弃汉字，走拼音文字的道路。现在看来，这些看法似欠全面、客观，不符合科学的精神。其实汉字和拼音文字一样，都是成熟的文字。它不仅有以六书为理据的科学的造字系统，能很好地传递信息，而且还有优美的字形。古今中外的许多文人墨客，对汉字的形体都予高度的赞赏，汉字的书法早已成为一门艺术广传于世。近些年来，我由于主持编纂《汉字形音义演变大字典》工作的需要，对汉字的形体也做过观察和分析，觉得我们的汉字还是很优美的，也是世界文字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我曾写了一首拙诗《六书歌》，歌颂汉字形体的美。今天，我想借此机会献给大家，看说的是否有一定的道理：“甲金典雅篆玲珑，隶书犹如水流动。楷书端庄又大气，草书狂奔马行空。行书使用最方便，潇洒自由众不同。六书优美章法在，潜心研究继传统!”
此外，汉字还凝结着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传递着历史时代的信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例如，我们可以从“典”字获悉三千多年前书籍文化的信息。当时的书是用竹简做成的。“典”在甲骨文里，上面的部分“血”是表示“册”(书)，其中的几条竖线是表示竹简，横向的曲线是表示把竹简编串成册的皮线；下面的“八”是表示两只手。它上下合起来，为两只手捧着“册”，表示重要的文献或书籍。又如，我们可以从“出”字获悉三千多年前民居文化的信息。上古的住宅不是像现代的平房、高楼、别墅，而是洞穴。“出”的下部“凵”表示洞穴，上部“中”表示脚，上下合起来表示一只脚从洞口走出来，这就是“出”的本义——“由内而外”。(参看李乐毅《汉字演变五百例》，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可见，汉字是我们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民族的瑰宝，在传承中华和人类的文明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说它是我国的第五大发明一点也不为过。但由于它是从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笔画较多；又因它历史悠久，不断在演变着，因此异体字也较多，有许多字表音的功能也丧失了。为了便于使用，适时对它进行一些改革、规范，也是理所应该的，要不是这样，我们现在还要在使用着图画文字或甲骨文字什么的，许多字还要学会几种不同的写法，那就太不可思议了。当然，文字的改革、规范事关民生大计，要慎重，讲科学，有了问题应及时解决，尽量避免反复，否则，也会给使用带来不便。现在报刊上出现的一些错别字，例如把“嘹望”的“嘹”写为“了”，把“好像”的“像”写为“象”，把“覆盖”的“覆”写为“复”，把“哕唆”的“哕”写为“罗”，等等，和1986年《简化字总表》对这些字的调整不无关系。调整前，这些字曾经一度是“嘹”、“像”、“覆”、“嘿(哕)”等字的简化字，调整后不是了。一些人由于不知道这一变化或习惯所致，才常常误写。显然，在语言学的研究中，同样也存在着科学的发展观问题。
21世纪是高科技、信息化的时代，世界出现了汉语热，我国也步入了创新的时期，作为信息的主要载体，语言文字大有用武之地。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新审视和处理好下面的一些宏观问题，对推进我国语言科学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语言学在科学领域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
大家知道，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是一门显学。因此，东西方的学者都予语言学以高度的评价。他们说，“语言的成熟使人类具备了组成社会的必要条件，文字的产生成为人类社会从蒙昧时期跨入了文明时期的显著标志。”还说，“语言学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桥梁。”(参看李葆嘉《中国语言文化史》，2003)在科学领域中，古今中外有三大难题：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智力的起源。语言就在智力起源的领域中。智力的起源主要探索两个问题，即人类思维的物质基础和它的外化形式。其中智力的外化形式，包括语言和制造工具两大形式。人类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主宰世界，是因为他有思维能力。他的思维能力，主要表现在能说话和能制造工具上。显然，语言学在科学领域中，不仅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居于要位。在现代化的今天，语言学的作用和价值更大了。它不仅要调查、研究语言的现状和历史，帮助人们解决语言交际中出现的许许多多纷繁复杂的问题，记载和传承人类的文明，而且还要为人类孜孜以求的人工智能提供语言规则的帮助。机器人的智能化，主要是解决语言的生成和理解问题。但是，还有一些人对语言学在科学领域中的地位和价值尚认识不足。有人竞在电视的大论坛上说语言学不是科学。著名语言学家胡明扬先生说，还有人认为语言学百无一用，尤其是在一些领导层里，持这一看法的更为突出，因此批点经费很困难，就是批了也很少，支持的力度很有限。(参看胡明扬《中国语言学21世纪展望》，《语言》2002年卷)我想，他们的这些看法是很不客观的，不符合科学的精神的，应迅速改变，否则会影响语言学的研究工作，拖现代化的后腿。现在的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不 是语言学是不是科学、有用无用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大力度，如何研究和开发的问题。
二 语言事实与语言理论的关系问题
中国现代语言学因受到中国语言学(即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影响，十分重视语言事实。记得毛主席的老师、语言学的一代宗师黎锦熙先生说过，在语言研究中，应做到“例不十，法不立”。当然，这里不是说非要有十个例证才能建立语言的法则，“十”不是一个实数，而是一个虚数，言其多，是说如果没有足够的语言事实，不能轻易建立语言的法则。与黎先生并尊的语言学宗师吕叔湘先生对语言事实也非常重视。他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把语言事实(即材料)比为钱，而把语言理论比为钱串子。他说，最好是既有钱，又有能把钱一串串穿起来的钱串子。如果两者不可兼得，我情愿要钱，不要钱串子。(参看胡明扬《语言研究呼唤理解和宽容——在首届现代语言学暑期研讨班开幕式上的讲话》，《南开语言学刊》2004年第3期)长期以来，我们语言学界一直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良的传统，尤其是在古汉语和方言的研究领域中显得更为突出。几年前，我读过崔山佳先生的一本书，书名为《近代汉语语法历史考察》(崇文书局，2004)。他为了说明问题，多方引证，不仅有古汉语的材料，还有普通话和方言的材料，引例有时达60多个，为了说明“AB——AB”(如“打扫一打扫”)这一结构早已被运用，竟举了从元代至清代、甚至现代的100多个例子。现在许多专书的研究，为了了解一个时期某种语言形式的情况，干脆采用了统计法，进行了穷尽性的统计研究。我在这里肯定他们的做法，并不是提倡没有节制的例证的堆砌，而是说要重视语言事实，不能随便抓几个例子，以偏概全，妄下论断。其实，例证不在于多少，重要的是它要有典型性、代表性和可靠性，有时一两个特例就可以说明问题或看出语言演变留下的印迹，这在古音的考证中是常见的事儿，在方言特征词的研究中也不乏其例。有一些研究，例如语言的起源，由于取证困难，甚至可以不用例证，只要合乎逻辑，能自圆其说，也可作为一说。
重视语言事实本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只讲事实，而忽视了理论，那也是一种不足。十分遗憾，我们百年来的语言学研究，正是留下了这一不足。许多语言学工作者在20世纪末我国百年语言研究的回顾中，都指出了这一点。据说，吕叔湘先生也承认了这一点。其实，语言事实和语言理论是互为依存的，都很重要。语言理论是语言事实的升华，但它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观察、分析语言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是我们进行语言研究的导航明灯，比语言事实更上了一个层次。比如，在编写辞书标注词性时，当我们分不清“依照”、“为着”在现代汉语中是动词还是介词，只要用有关的语法理论一检查，就可以断定它们都是介词而不是动词。因为它们不能单独充当句子的成分，只能用在名词、代词或词组的前边，跟它们结合起来表示依据或目的，例如“依照省政府的指示，我们查封了许多不合格的煤窑”，“为着人民的利益，解放军的官兵冒着生命危险抗洪救灾”。但是，由于语言纷繁复杂，不管是大的理论(即大规律、大规则)，还是小的理论(即小规律、小规则)，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很难包打天下，一般能覆盖百分之七八十就很不错了。例如，物量词“位”在汉语的所有辞书、语法专著或讲义里，都说它只用于人，含敬称之意，不能用于说话人自身一方，比如不可以说“我们系就我一位不是博士”。最近，陆俭明先生在《从量词“位”的用法变异谈起》(《语言科学》，2007年第6期)一文中说，经他调查，在一定的语境下，“位”也可以用于说话人自身一方。比如我们上大酒楼、大饭店用餐，服务员热情迎上前问：“请问几位?”我们常常会脱口而出说“我们五位”“我们四位”等等。因此，他建议现代汉语建立一条“应答协调一致性原则”。可见，理论也是需要不断地丰富、发展的，要总结出一条具有周遍性的规律、规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常常要受到调查的技术、条件和语言事实发展变化等的制约。但是，我们不能因有一些例外，而否定了理论的重要性。我们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大致来于中国语言学、西方语言学、前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言学。但对来于中国语言学的说法却持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语言学理论；有的认为有，它散见于一些经籍之中，或寓于语言学的著作里。我同意后者的看法，中国还是有语言学理论的，就是缺乏系统的总结和论述，没有专门的理论著作。在“文革”中，上面说的这些语言学理论分别被扣上了封、资、修的帽子，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几乎全军覆没。改革开放后，经过多年的恢复和引进，现在又开始繁荣起来了，如历史比较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篇章语言学、描写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都是大家熟知的一些理论。但是，这些理论是以印欧语为研究对象的，不一定都合于汉语，只有结合汉语的实际对它们进行改造和中国化才能有生命力，生搬硬套、削足适履是没有前途的。近些年来，经过大家的努力，不仅在中国化方面做出了许多的成绩，而且在创建中国本土的语言学理论方面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北京大学徐通锵教授的“字本位”、复旦大学范晓教授的“三维语法”、华中师大邢福义教授的“小句中枢说”、鲁川先生的“预想论”等尤为学界所关注。这些本土的语言学理论虽还看法不一，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实践的检验，但创建者们那种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是值得提倡和学习的。我们希望能以此为开端，在重视语言事实的同时，进一步加强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并能以史为鉴，科学地处理好引进、仿造和创新的关系，在不久的将来，能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科学系统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理论。
三 本体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为了便于语言的研究，在进行语言研究时，常有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要是搞语言本体的研究，研究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的现状、历史和理论方法；教育部的一些语言研究机构主要是搞语言应用的研究，如推广普通话、汉字规范化、语文教学、对外汉语教学、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等等。这本来只是研究的一种分工，没有什么高低之分，但在学界中，尤其是21世纪之前，莫名其妙地出现了相互轻视的倾向。有些从事本体研究的学者，认为应用研究没有什么学问；有些从事应用研究的学者，认为本体研究没有什么用；也有自惭形秽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业的。这一思想倾向，多年来也在干扰着我们语言学的研究工作。其实，本体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应用研究是本体研究发展的动力，它们相辅相成，关系极为密切。例如推广普通话、公安的语言识别等的应用研究，都离不开语言本体研究的支持。要不是广大的从事本体研究的语言工作者提供各种语言和各地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的情况，我们就很难提出一些纠正方言腔的办法和措施，同时也无法进行语言的比较研究，总结出各种语言或方言的特点，语言识别也就无法进行了。这些年来，编写普通话水平测试手册和搞语言识别的，不少是从事方言本体研究的学者。反过来，如果不搞语言应用，本体研究的价值也就无从体现了，充其量也就是作为一种历史的记载。北京市公安局邱大任警官，就是一个比较善于把语言的 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起来的人，因此在工作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他在《语言识别》一书中，介绍了许多利用语言尤其是方言的研究成果进行侦破的案例。他说，有一年陕西省宝鸡市博物馆被盗，他们利用作案分子在现场丢掉的写给女朋友的信，很快在广东与湖南交界的地方破获了此案。因为案犯的信上有这一地区特点的方言词，如“晨早”、“映象”等。像邱大任先生这样的学者大有人在，他们的做法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多年来，我搞过一些语言的本体研究，也搞过一些语言应用的研究，深知它们的学问都不小，要做好它，非下工夫不可，相互轻视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希望在新世纪中，能摒弃这一偏见，携手共进，让语言本体的研究和语言应用的研究比翼齐飞!
四 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的关系问题
语言本体研究的内容纷繁复杂，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语言的静态，一类是研究语言的动态。所谓语言的静态研究，是指对语言构造规律的研究。所谓语言的动态研究，是指对语言演变规律的研究。我们语言学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这两种规律。语言的规律是各式各样的。比如，有语音的规律，词汇的规律，语法的规律，等等。所谓语言的构造规律，是从语言的现实情况求出来的一些法则。例如普通话语音的构造规律——音系、声韵母配合、变调、轻重音等等的情况，都是经过调查后总结出来的。但是，任何语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在不知不觉地变化。变得虽然很缓慢，但时间一长也就明显了。语言的变化是有规律的，不是乱变的。例如中古的入声字，到了元代《中原音韵》中派入了阳平、上声和去声，这就是所说的入派三声。这种分派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全浊声母字变读阳平，次浊声母字变读去声，清声母字变读上声。如白(蓝母)、狄(定母)、直(澄母)、舌(船母)、贼(从母)、涉(禅母)、闸(崇母)、活(匣母)、杰(群母)、俗(邪母)等全浊声母字变读阳平；纳(泥母)、禄(来母)、蜜(明母)、热(日母)、虐(疑母)、药(喻三母)、悦(喻四母)等次浊声母字变读去声；笔(帮母)、法(非母)、劈(滂母)、德(端母)、秃(透母)、质(章母)、出(昌母)、定(精母)、促(清母)、郭(见母)、恰(溪母)、室(书母)、速(心母)、乙(影母)等清声母字变读上声。(参看《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从语言发展、变化的历史情况中求出来的规律就是语言演变的规律。语言构造的规律和语言演变的规律往往是互相关联的。例如上面所举的入派三声的演变规律，使汉语共同语在《中原音韵》之后在语音的构造规律上失去了入声。
纵观我国百年来语言学本体的研究论著，有的论著是专门进行静态的研究，有的论著是专门进行动态的研究，但也有一些论著是二者的研究同时进行的。这两种研究都是很有意义和必要的。但长期以来，两种论著数量的比例失衡比较严重，静态研究的论著似大大超过动态研究的论著。这在语言研究的初始时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因为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有80多种语言，再加上各地的方言，那就更多了，为了了解全国语言的概貌，首先就应该进行广泛的静态研究。但在基本概貌大体了解以后，就应该由静入动，多进行一些动态的研究，多了解一些语言发展变化的规律。非常高兴，我们学界的许多同仁，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动态研究的论著越来越多。2005年我在为《中国学术年鉴》撰写《2004年中国语言学研究综述》时，对中国的一级学术刊物《中国语文》做了一个统计，我认为可以属于动态研究范畴的论文有20来篇(总共60余篇)，约占三分之一。由于我国历史悠久，文献浩繁，语言学理论又不发达，缺乏专门、系统的记载，因此进行动态的研究就相当的困难，要写好这类的论著那就更不容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曾写过一篇《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的论文，发表在《中国语文》1952年第1期上，文章不长，只有四五千字，既有静态的研究，又有动态的研究，对语言规律的研究颇有启迪，受到当时学界的好评，从而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大家如有兴趣可以一读，相互借鉴。我希望我们能克服各种困难，在继续进行语言静态研究的同时，能进一步加强语言动态的研究，推进我国语言学理论的创建。
上面谈的几点是我学习科学发展观的一点粗浅的体会，中心是说科学发展观是非常重要的，超时空的，在我们语言学的研究中，无论是对以前的回顾，还是对今后的研究，都需要以它为指导。历史还告诉我们，语言学要发展、进步，不仅在研究工作上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在学风建设上也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学术讨论或争辩，本来是为了进步，而不是为了赢，但有的却偏离了这一科学的方向，把学术政治化，四处胡乱告状，毁人声誉，伤害他人，让斯文扫了地，扰乱了正常、和谐的学术环境，实在令人担忧!其实，学术讨论重在摆事实，讲道理，春风化雨，大可不必大喊大叫，用激烈的言词去刺激人，更不必用一些不文明的手段去打压人，应当相信广大的学者是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的，是追求真理的，只要言之有理，意见是会被考虑和接受的。我希望我们能把科学发展观迅速转化为创新的思路和良好的学风，把语言学的研究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在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中再创辉煌，做出新的贡献!
胡双宝
林连通先生的主题发言把科学发展观引入语言文字的研究，这对我们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思想方法领域的革命。它告诉我们，要遵从事物的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违背它，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观事物，更不能凭自己的意志改变客观事物。在语言文字研究范围，就是要从汉语、汉字的实际出发，从中引出符合汉语、汉字实际的理论；用符合汉语、汉字的理论来解释说明汉语、汉字，而不是相反。用只适合别种语言文字，并不适合汉语、汉字的理论来解释说明汉语、汉字，不能取得科学结论。1977年，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先生在他的《语言地理类型学》的前言里说，在北美接受专业教育，后来在那里从事教学和研究，十年之后，回来一看，亚洲的一切是那么新鲜。他所说的“新鲜”，是用他所熟悉的转换生成语法的眼光看的，就是说亚洲的语言与西方语言有很大的不同。桥本先生是从亚洲语言的实际之中产生的感受。他没有用已经熟悉的研究西方语言的方法来看待亚洲语言。这是非常可贵的，也很值得深思。下面就林连通先生说到的语言事实和语言理论的关系说一点意见。
我以为，中国的语言学，语言事实的研究和语言理论的研究，两方面都有欠缺，都有待加强，不能简单说哪一方面强，另一方面弱。比较起来，我以为应该更强调注重语言事实。弄清、弄准了语言事实，才有可能从中引出正确的理论，如果语言事实没有弄清，从中引出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就拿量词“位”来说，到了餐饮旅居服务场所，店主问：“几位?”客人常有回答“三位”的。我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承间接答，即接过对方的话茬儿，利用问话中的量词，回答最关键的数字。当然符合语言运用实际的答话是：“三个。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儿。”我相信，肯定会有一些回答“三位”的人，随即感觉不大合适，不过也 没有必要去更正。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有人不清楚“位”包含敬意，只知道它用于人时等于“个”，所以有时候看到报上有“两位歹徒”等。最近看一份四个人合写的书稿，后记里说“我们四位……”这只能说是没有弄清词语的含义，特别是基本义之外不可忽视的附加义。类似情况可以举出不少。
我熟悉的N先生曾经说起，他父亲去世以后，家里接到的唁电、唁函里有“惊悉家父去世”云，而且不止一件，而且多出自文化界。N先生的父亲在文化界有相当的知名度。某甲出于研究的需要，想了解这位已故老先生的学术成就，从我这里打听到N先生的电话号码，便直接打电话跟N联系。过了一小会儿，某甲来电话说：“这位N先生不愿意协助，刚说了两句话，他就把电话挂了。”随后我给N先生打电话，N先生回答说：“他一开口说，‘想了解家父的学术……’，我马上回答他：‘我不认识你父亲，更不了解你父亲的学术研究情况。’说完，我把电话挂了。你说我能继续跟他谈吗?”某甲是具有正高学术职称者，我没好意思向他解释N先生拒绝的真实原因。
高级领导人交接工作，在非常郑重的场合，大庭广众之下，既有各级官员，又有众多记者，卸任者郑重地对接任者说：“以后有问题需要请教，随时可以见面。”大概这位卸任者把“请教”等同于“询问”了。
有一次看一外宾讲话的汉文译稿，最后是“谢谢大家聆听我的发言”。一个大的文化部门的大门外悬挂着“欢迎兄弟单位来我院取经”的大幅标语。这同样是没有弄清“聆听”和“取经”的附加义。
报纸上一篇文章里误写的“一只笔”，某位研究语言者写文章说，“只”用于“笔”，是量词用法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一位在香港的文化界高层华人，与日本文化名人用英文交谈。谈话记录后来翻译成汉文发表，其中有云，某次生病，是御用医生给治好的。估计这“御用”，英文记录稿是myal。这个词的基本义是皇家、王室，译为“御用”，有很大的讽刺、贬斥义。从上下文看，谈话者并无贬斥义。这里当说“王家医生”或“皇家医生”。如果用“御医”，可以认为是承用中国帝王时代的用语，也还可以。
凡此，都是没有弄清语言事实引起的。语言研究者不能把没有掌握词语使用中的附加义产生的错用现象说成新用法。如果说“位”也可以用以自指，可以说“欢迎大家来我们这里取经”，可以说“有问题可以向我请教”，可以说“请大家聆听我的发言”等等，岂不要乱套?
注重语言理论，还是注重语言事实，在语言学界可以说是两个学派，或者说是两种学风。大约二十年前，有一位从事语言理论研究的先生指着桌上的两本书说：“都是资料。”差不多同一时期，一位从事方言研究的先生对年轻研究人员说：“一定要把语言事实搞清，搞准确。”如果他们二位，他们所代表的两个学派，能够吸取对方之长，在拥有准确的语言事实基础上，发展或修正自己的理论，中国的语言学将会沿着科学、健康的道路大步向前，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
李润新
听了林连通研究员的讲座，我感到受益匪浅，很有启发。大家都知道，全国各行各业都在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天天都有自主创新成果的喜讯传来，令人欢欣鼓舞。但是，在语言学研究中，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却还没引起应有的重视，对在哪些方面应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哪些方面急待落实科学发展观等重大问题，更是缺乏应有的认识和举措。
林先生是一位资深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多年从事语言学研究，又任《中国学术年鉴》和《中国语言学年鉴》主编，对全国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了解，掌握的相关资料也较丰富、较翔实，对在语言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弊病，看得较深切，对如何落实科学发展的必要性、紧迫性，有着较深刻的认识。我认为他提出的问题，应引起学术界和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它对我国在语言学研究中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本土语言学的发展很有指导意义。
首先，林先生对汉字的挚爱之情，让人为之感动，引起我们的强烈共鸣。本来，汉字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如王蒙先生所说，是“我们的命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根基”；然而，在鸦片战争后，有人给汉字头上强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林先生对此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以六书造字科学系统为理据，以自己主持编纂的《汉字形音义演变大字典》为证据，对汉字的优越性进行无可辩驳的论证并满怀深情地写了一首歌颂汉字形体美的七律《六书歌》。这种对汉字的珍爱之情很感染人，难怪与会者都纷纷将诗抄录下来。又举“典”、“出”二字传递的丰富的历史时代信息为例，阐释了汉字的学术价值和负载中华文化的历史功勋，很有说服力。
接着，林先生进行具体而又系统的讲解和论述，使我对语言学领域存在的种种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误区和在哪些方面落实科学发展观都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特别是以下两点对我启发尤深：
其一，对语言学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在大学学过语言学这门主课，我觉得它较为高深，较为抽象、枯燥，加上自己是学文学的，对语言学这门科学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更缺乏深入的研究。但是，我从不否认它是一门重要的科学。有的“反伪科学”的代表人物，竟然在香港电视大论坛上说“语言学不是科学”，我感到十分震惊，也深感这种人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科学。林先生指明：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从古至今它都是一门显学，在科学领域不但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还居于十分突出的重要地位，对我们实现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和传承人类文明，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其二，要在语言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语言事实和语言理论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本体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的关系”。在这三大关系认识和处理中，自从鸦片战争后，受“西学东渐”潮流的影响，受西方语言学、前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言学的影响，都存在不容忽视的基础理论的误导，使一百多年来在三大关系的处理上，都存在着误区。如：不少人照搬照抄西方语言学的理论观点，甚至形成思维定式，只要西方主要是英美又出现了什么新语言学流派，就一窝蜂地引进来，不管符合不符合汉语自身的特点，生搬硬套，这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的。一些人对本土的汉语自古有之的语言学理论观点熟视无睹，不承认汉语的特点，也不承认汉语和汉字特有的关系，妄自菲薄，宣扬民族虚无主义，错误地认为汉语根本没有语言学理论。在这种理论观点的误导下，“汉语落后论”、“汉字难学论”、“拼音文字先进论”、“汉语要走拼音化道路”等悖论，一百年来一直如北极洲的冰雪一样冰封着中国语言学界。林先生指出，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在解放思想、自主创新的大潮中，越来越多的语言学界的有识之士，从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开始立足汉语汉字的特点，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创建中国本土语言学理论方面，打开了新局面。如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理论，复旦大学教授范晓先生的“三维语法”，华中师大教授邢福义先生的“小句中枢说”，著名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带头人吕必松先生的“组合汉语论”，著名计算机专家鲁川先生的“预想论”等都为学界所关注，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本土语言学理论体系正在神州大地蓬勃萌生。
我很赞同林先生提出的“语言学要发展、进步，不仅在研究工作上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在学风建设上也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这是绝对必要的，这个“双指导”的意见也是很有针对性的，以前些年的“反伪科学”为例吧，不是有人仍像林先生指出的那样：“把学术政治化，四处胡乱告状，毁人声誉，伤害他人”吗?不是有人仍“用一些不文明的手段去打压人”吗?这些文革遗风是有悖于民主平等的科学的学风的，是急待纠正的。
谈谈语言学研究中的科学发展观问题
我今天的主题发言题目是：《谈谈语言学研究中的科学发展观问题》。主要是想和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在我们的语言学研究中，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问题。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和希腊、印度是语言学的发祥地。先秦时期，宫廷就设有文字的科目，教习“六书”，有关语言的学说，在诸子的著作中已肇其端，如周宣王的太史史籀的《史籀篇》、秦·李斯的《仓颉篇》等。两汉时期训诂学兴盛，出现了许多解释词义的专著，如《尔雅》、《释名》(刘熙)、《方言》(扬雄)等，同时还出现了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究字原的文字学书《说文解字》(许慎)。魏晋之后音韵学发达，出现了许多韵书，如魏·李登的《声类》(已失传)、隋·陆法言的《切韵》(原书已不传)、唐·孙悃的《唐韵》、宋·陈彭年的《广韵》、宋·丁度的《集韵》、金代官韵书《平水韵》、元·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元·周德清的《中原音韵》等。到了明清，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全面发展。两千多年来，我国语言学的成就是非常辉煌的，语言学的地位从两汉开始长期与儒家的经学并尊，作为治国的工具。但鸦片战争以后，我国的语言学日渐式微，虽然有一些学科的研究如音韵、文字等也成功地完成了现代化的历程，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国际领先，但总的来看，与西方语言学相比，我们还存有一定的差距。究其原因可能有多种，我看，主要的还是科学发展观的问题。什么是科学的发展观呢?现在有许多的解读，我认为，所谓科学发展观，就是说各行各业的工作不能随心所欲，只有在科学精神的指导下，尊重客观实际，才有可能平稳、持续、和谐地发展。这里的“科学”是指科学精神的意思。用科学发展观回看我国百年来语言学的研究历程，我们会发现以前的有些看法和做法是很值得反思的。例如，在对待汉字这个问题上，似有偏激、不公正之嫌。鸦片战争后，列强瓜分中国，国家贫弱，人民受辱，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在努力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的同时，对汉字也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汉字落后，有封建糟粕，字形丑陋，笔画多，难写难记，影响中国的发展和进步，有的还认为如果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于是，有的主张改革，减少汉字的笔画，有的主张废弃汉字，走拼音文字的道路。现在看来，这些看法似欠全面、客观，不符合科学的精神。其实汉字和拼音文字一样，都是成熟的文字。它不仅有以六书为理据的科学的造字系统，能很好地传递信息，而且还有优美的字形。古今中外的许多文人墨客，对汉字的形体都予高度的赞赏，汉字的书法早已成为一门艺术广传于世。近些年来，我由于主持编纂《汉字形音义演变大字典》工作的需要，对汉字的形体也做过观察和分析，觉得我们的汉字还是很优美的，也是世界文字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我曾写了一首拙诗《六书歌》，歌颂汉字形体的美。今天，我想借此机会献给大家，看说的是否有一定的道理：“甲金典雅篆玲珑，隶书犹如水流动。楷书端庄又大气，草书狂奔马行空。行书使用最方便，潇洒自由众不同。六书优美章法在，潜心研究继传统!”
此外，汉字还凝结着中华几千年的文化，传递着历史时代的信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例如，我们可以从“典”字获悉三千多年前书籍文化的信息。当时的书是用竹简做成的。“典”在甲骨文里，上面的部分“血”是表示“册”(书)，其中的几条竖线是表示竹简，横向的曲线是表示把竹简编串成册的皮线；下面的“八”是表示两只手。它上下合起来，为两只手捧着“册”，表示重要的文献或书籍。又如，我们可以从“出”字获悉三千多年前民居文化的信息。上古的住宅不是像现代的平房、高楼、别墅，而是洞穴。“出”的下部“凵”表示洞穴，上部“中”表示脚，上下合起来表示一只脚从洞口走出来，这就是“出”的本义——“由内而外”。(参看李乐毅《汉字演变五百例》，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可见，汉字是我们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民族的瑰宝，在传承中华和人类的文明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说它是我国的第五大发明一点也不为过。但由于它是从象形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笔画较多；又因它历史悠久，不断在演变着，因此异体字也较多，有许多字表音的功能也丧失了。为了便于使用，适时对它进行一些改革、规范，也是理所应该的，要不是这样，我们现在还要在使用着图画文字或甲骨文字什么的，许多字还要学会几种不同的写法，那就太不可思议了。当然，文字的改革、规范事关民生大计，要慎重，讲科学，有了问题应及时解决，尽量避免反复，否则，也会给使用带来不便。现在报刊上出现的一些错别字，例如把“嘹望”的“嘹”写为“了”，把“好像”的“像”写为“象”，把“覆盖”的“覆”写为“复”，把“哕唆”的“哕”写为“罗”，等等，和1986年《简化字总表》对这些字的调整不无关系。调整前，这些字曾经一度是“嘹”、“像”、“覆”、“嘿(哕)”等字的简化字，调整后不是了。一些人由于不知道这一变化或习惯所致，才常常误写。显然，在语言学的研究中，同样也存在着科学的发展观问题。
21世纪是高科技、信息化的时代，世界出现了汉语热，我国也步入了创新的时期，作为信息的主要载体，语言文字大有用武之地。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新审视和处理好下面的一些宏观问题，对推进我国语言科学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语言学在科学领域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
大家知道，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是一门显学。因此，东西方的学者都予语言学以高度的评价。他们说，“语言的成熟使人类具备了组成社会的必要条件，文字的产生成为人类社会从蒙昧时期跨入了文明时期的显著标志。”还说，“语言学是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桥梁。”(参看李葆嘉《中国语言文化史》，2003)在科学领域中，古今中外有三大难题：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智力的起源。语言就在智力起源的领域中。智力的起源主要探索两个问题，即人类思维的物质基础和它的外化形式。其中智力的外化形式，包括语言和制造工具两大形式。人类之所以能为万物之灵，主宰世界，是因为他有思维能力。他的思维能力，主要表现在能说话和能制造工具上。显然，语言学在科学领域中，不仅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居于要位。在现代化的今天，语言学的作用和价值更大了。它不仅要调查、研究语言的现状和历史，帮助人们解决语言交际中出现的许许多多纷繁复杂的问题，记载和传承人类的文明，而且还要为人类孜孜以求的人工智能提供语言规则的帮助。机器人的智能化，主要是解决语言的生成和理解问题。但是，还有一些人对语言学在科学领域中的地位和价值尚认识不足。有人竞在电视的大论坛上说语言学不是科学。著名语言学家胡明扬先生说，还有人认为语言学百无一用，尤其是在一些领导层里，持这一看法的更为突出，因此批点经费很困难，就是批了也很少，支持的力度很有限。(参看胡明扬《中国语言学21世纪展望》，《语言》2002年卷)我想，他们的这些看法是很不客观的，不符合科学的精神的，应迅速改变，否则会影响语言学的研究工作，拖现代化的后腿。现在的问题已经非常明显，不 是语言学是不是科学、有用无用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大力度，如何研究和开发的问题。
二 语言事实与语言理论的关系问题
中国现代语言学因受到中国语言学(即中国传统语言学)的影响，十分重视语言事实。记得毛主席的老师、语言学的一代宗师黎锦熙先生说过，在语言研究中，应做到“例不十，法不立”。当然，这里不是说非要有十个例证才能建立语言的法则，“十”不是一个实数，而是一个虚数，言其多，是说如果没有足够的语言事实，不能轻易建立语言的法则。与黎先生并尊的语言学宗师吕叔湘先生对语言事实也非常重视。他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把语言事实(即材料)比为钱，而把语言理论比为钱串子。他说，最好是既有钱，又有能把钱一串串穿起来的钱串子。如果两者不可兼得，我情愿要钱，不要钱串子。(参看胡明扬《语言研究呼唤理解和宽容——在首届现代语言学暑期研讨班开幕式上的讲话》，《南开语言学刊》2004年第3期)长期以来，我们语言学界一直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良的传统，尤其是在古汉语和方言的研究领域中显得更为突出。几年前，我读过崔山佳先生的一本书，书名为《近代汉语语法历史考察》(崇文书局，2004)。他为了说明问题，多方引证，不仅有古汉语的材料，还有普通话和方言的材料，引例有时达60多个，为了说明“AB——AB”(如“打扫一打扫”)这一结构早已被运用，竟举了从元代至清代、甚至现代的100多个例子。现在许多专书的研究，为了了解一个时期某种语言形式的情况，干脆采用了统计法，进行了穷尽性的统计研究。我在这里肯定他们的做法，并不是提倡没有节制的例证的堆砌，而是说要重视语言事实，不能随便抓几个例子，以偏概全，妄下论断。其实，例证不在于多少，重要的是它要有典型性、代表性和可靠性，有时一两个特例就可以说明问题或看出语言演变留下的印迹，这在古音的考证中是常见的事儿，在方言特征词的研究中也不乏其例。有一些研究，例如语言的起源，由于取证困难，甚至可以不用例证，只要合乎逻辑，能自圆其说，也可作为一说。
重视语言事实本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只讲事实，而忽视了理论，那也是一种不足。十分遗憾，我们百年来的语言学研究，正是留下了这一不足。许多语言学工作者在20世纪末我国百年语言研究的回顾中，都指出了这一点。据说，吕叔湘先生也承认了这一点。其实，语言事实和语言理论是互为依存的，都很重要。语言理论是语言事实的升华，但它又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观察、分析语言事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又是我们进行语言研究的导航明灯，比语言事实更上了一个层次。比如，在编写辞书标注词性时，当我们分不清“依照”、“为着”在现代汉语中是动词还是介词，只要用有关的语法理论一检查，就可以断定它们都是介词而不是动词。因为它们不能单独充当句子的成分，只能用在名词、代词或词组的前边，跟它们结合起来表示依据或目的，例如“依照省政府的指示，我们查封了许多不合格的煤窑”，“为着人民的利益，解放军的官兵冒着生命危险抗洪救灾”。但是，由于语言纷繁复杂，不管是大的理论(即大规律、大规则)，还是小的理论(即小规律、小规则)，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很难包打天下，一般能覆盖百分之七八十就很不错了。例如，物量词“位”在汉语的所有辞书、语法专著或讲义里，都说它只用于人，含敬称之意，不能用于说话人自身一方，比如不可以说“我们系就我一位不是博士”。最近，陆俭明先生在《从量词“位”的用法变异谈起》(《语言科学》，2007年第6期)一文中说，经他调查，在一定的语境下，“位”也可以用于说话人自身一方。比如我们上大酒楼、大饭店用餐，服务员热情迎上前问：“请问几位?”我们常常会脱口而出说“我们五位”“我们四位”等等。因此，他建议现代汉语建立一条“应答协调一致性原则”。可见，理论也是需要不断地丰富、发展的，要总结出一条具有周遍性的规律、规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它常常要受到调查的技术、条件和语言事实发展变化等的制约。但是，我们不能因有一些例外，而否定了理论的重要性。我们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大致来于中国语言学、西方语言学、前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言学。但对来于中国语言学的说法却持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语言学理论；有的认为有，它散见于一些经籍之中，或寓于语言学的著作里。我同意后者的看法，中国还是有语言学理论的，就是缺乏系统的总结和论述，没有专门的理论著作。在“文革”中，上面说的这些语言学理论分别被扣上了封、资、修的帽子，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几乎全军覆没。改革开放后，经过多年的恢复和引进，现在又开始繁荣起来了，如历史比较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篇章语言学、描写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都是大家熟知的一些理论。但是，这些理论是以印欧语为研究对象的，不一定都合于汉语，只有结合汉语的实际对它们进行改造和中国化才能有生命力，生搬硬套、削足适履是没有前途的。近些年来，经过大家的努力，不仅在中国化方面做出了许多的成绩，而且在创建中国本土的语言学理论方面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北京大学徐通锵教授的“字本位”、复旦大学范晓教授的“三维语法”、华中师大邢福义教授的“小句中枢说”、鲁川先生的“预想论”等尤为学界所关注。这些本土的语言学理论虽还看法不一，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实践的检验，但创建者们那种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是值得提倡和学习的。我们希望能以此为开端，在重视语言事实的同时，进一步加强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并能以史为鉴，科学地处理好引进、仿造和创新的关系，在不久的将来，能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科学系统的中国现代语言学理论。
三 本体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为了便于语言的研究，在进行语言研究时，常有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之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要是搞语言本体的研究，研究汉语的语音、词汇和语法等的现状、历史和理论方法；教育部的一些语言研究机构主要是搞语言应用的研究，如推广普通话、汉字规范化、语文教学、对外汉语教学、计算机中文信息处理，等等。这本来只是研究的一种分工，没有什么高低之分，但在学界中，尤其是21世纪之前，莫名其妙地出现了相互轻视的倾向。有些从事本体研究的学者，认为应用研究没有什么学问；有些从事应用研究的学者，认为本体研究没有什么用；也有自惭形秽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事业的。这一思想倾向，多年来也在干扰着我们语言学的研究工作。其实，本体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基础，应用研究是本体研究发展的动力，它们相辅相成，关系极为密切。例如推广普通话、公安的语言识别等的应用研究，都离不开语言本体研究的支持。要不是广大的从事本体研究的语言工作者提供各种语言和各地方言语音、词汇和语法的情况，我们就很难提出一些纠正方言腔的办法和措施，同时也无法进行语言的比较研究，总结出各种语言或方言的特点，语言识别也就无法进行了。这些年来，编写普通话水平测试手册和搞语言识别的，不少是从事方言本体研究的学者。反过来，如果不搞语言应用，本体研究的价值也就无从体现了，充其量也就是作为一种历史的记载。北京市公安局邱大任警官，就是一个比较善于把语言的 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起来的人，因此在工作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他在《语言识别》一书中，介绍了许多利用语言尤其是方言的研究成果进行侦破的案例。他说，有一年陕西省宝鸡市博物馆被盗，他们利用作案分子在现场丢掉的写给女朋友的信，很快在广东与湖南交界的地方破获了此案。因为案犯的信上有这一地区特点的方言词，如“晨早”、“映象”等。像邱大任先生这样的学者大有人在，他们的做法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多年来，我搞过一些语言的本体研究，也搞过一些语言应用的研究，深知它们的学问都不小，要做好它，非下工夫不可，相互轻视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希望在新世纪中，能摒弃这一偏见，携手共进，让语言本体的研究和语言应用的研究比翼齐飞!
四 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的关系问题
语言本体研究的内容纷繁复杂，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语言的静态，一类是研究语言的动态。所谓语言的静态研究，是指对语言构造规律的研究。所谓语言的动态研究，是指对语言演变规律的研究。我们语言学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这两种规律。语言的规律是各式各样的。比如，有语音的规律，词汇的规律，语法的规律，等等。所谓语言的构造规律，是从语言的现实情况求出来的一些法则。例如普通话语音的构造规律——音系、声韵母配合、变调、轻重音等等的情况，都是经过调查后总结出来的。但是，任何语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都是在不知不觉地变化。变得虽然很缓慢，但时间一长也就明显了。语言的变化是有规律的，不是乱变的。例如中古的入声字，到了元代《中原音韵》中派入了阳平、上声和去声，这就是所说的入派三声。这种分派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全浊声母字变读阳平，次浊声母字变读去声，清声母字变读上声。如白(蓝母)、狄(定母)、直(澄母)、舌(船母)、贼(从母)、涉(禅母)、闸(崇母)、活(匣母)、杰(群母)、俗(邪母)等全浊声母字变读阳平；纳(泥母)、禄(来母)、蜜(明母)、热(日母)、虐(疑母)、药(喻三母)、悦(喻四母)等次浊声母字变读去声；笔(帮母)、法(非母)、劈(滂母)、德(端母)、秃(透母)、质(章母)、出(昌母)、定(精母)、促(清母)、郭(见母)、恰(溪母)、室(书母)、速(心母)、乙(影母)等清声母字变读上声。(参看《中国语言学大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从语言发展、变化的历史情况中求出来的规律就是语言演变的规律。语言构造的规律和语言演变的规律往往是互相关联的。例如上面所举的入派三声的演变规律，使汉语共同语在《中原音韵》之后在语音的构造规律上失去了入声。
纵观我国百年来语言学本体的研究论著，有的论著是专门进行静态的研究，有的论著是专门进行动态的研究，但也有一些论著是二者的研究同时进行的。这两种研究都是很有意义和必要的。但长期以来，两种论著数量的比例失衡比较严重，静态研究的论著似大大超过动态研究的论著。这在语言研究的初始时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因为我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有80多种语言，再加上各地的方言，那就更多了，为了了解全国语言的概貌，首先就应该进行广泛的静态研究。但在基本概貌大体了解以后，就应该由静入动，多进行一些动态的研究，多了解一些语言发展变化的规律。非常高兴，我们学界的许多同仁，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动态研究的论著越来越多。2005年我在为《中国学术年鉴》撰写《2004年中国语言学研究综述》时，对中国的一级学术刊物《中国语文》做了一个统计，我认为可以属于动态研究范畴的论文有20来篇(总共60余篇)，约占三分之一。由于我国历史悠久，文献浩繁，语言学理论又不发达，缺乏专门、系统的记载，因此进行动态的研究就相当的困难，要写好这类的论著那就更不容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主编、著名语言学家丁声树先生，曾写过一篇《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的论文，发表在《中国语文》1952年第1期上，文章不长，只有四五千字，既有静态的研究，又有动态的研究，对语言规律的研究颇有启迪，受到当时学界的好评，从而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大家如有兴趣可以一读，相互借鉴。我希望我们能克服各种困难，在继续进行语言静态研究的同时，能进一步加强语言动态的研究，推进我国语言学理论的创建。
上面谈的几点是我学习科学发展观的一点粗浅的体会，中心是说科学发展观是非常重要的，超时空的，在我们语言学的研究中，无论是对以前的回顾，还是对今后的研究，都需要以它为指导。历史还告诉我们，语言学要发展、进步，不仅在研究工作上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在学风建设上也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学术讨论或争辩，本来是为了进步，而不是为了赢，但有的却偏离了这一科学的方向，把学术政治化，四处胡乱告状，毁人声誉，伤害他人，让斯文扫了地，扰乱了正常、和谐的学术环境，实在令人担忧!其实，学术讨论重在摆事实，讲道理，春风化雨，大可不必大喊大叫，用激烈的言词去刺激人，更不必用一些不文明的手段去打压人，应当相信广大的学者是有明辨是非的能力的，是追求真理的，只要言之有理，意见是会被考虑和接受的。我希望我们能把科学发展观迅速转化为创新的思路和良好的学风，把语言学的研究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在科教兴国的伟大战略中再创辉煌，做出新的贡献!
胡双宝
林连通先生的主题发言把科学发展观引入语言文字的研究，这对我们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思想方法领域的革命。它告诉我们，要遵从事物的自身的发展规律，不能违背它，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客观事物，更不能凭自己的意志改变客观事物。在语言文字研究范围，就是要从汉语、汉字的实际出发，从中引出符合汉语、汉字实际的理论；用符合汉语、汉字的理论来解释说明汉语、汉字，而不是相反。用只适合别种语言文字，并不适合汉语、汉字的理论来解释说明汉语、汉字，不能取得科学结论。1977年，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先生在他的《语言地理类型学》的前言里说，在北美接受专业教育，后来在那里从事教学和研究，十年之后，回来一看，亚洲的一切是那么新鲜。他所说的“新鲜”，是用他所熟悉的转换生成语法的眼光看的，就是说亚洲的语言与西方语言有很大的不同。桥本先生是从亚洲语言的实际之中产生的感受。他没有用已经熟悉的研究西方语言的方法来看待亚洲语言。这是非常可贵的，也很值得深思。下面就林连通先生说到的语言事实和语言理论的关系说一点意见。
我以为，中国的语言学，语言事实的研究和语言理论的研究，两方面都有欠缺，都有待加强，不能简单说哪一方面强，另一方面弱。比较起来，我以为应该更强调注重语言事实。弄清、弄准了语言事实，才有可能从中引出正确的理论，如果语言事实没有弄清，从中引出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就拿量词“位”来说，到了餐饮旅居服务场所，店主问：“几位?”客人常有回答“三位”的。我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承间接答，即接过对方的话茬儿，利用问话中的量词，回答最关键的数字。当然符合语言运用实际的答话是：“三个。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儿。”我相信，肯定会有一些回答“三位”的人，随即感觉不大合适，不过也 没有必要去更正。当然，我们不能排除有人不清楚“位”包含敬意，只知道它用于人时等于“个”，所以有时候看到报上有“两位歹徒”等。最近看一份四个人合写的书稿，后记里说“我们四位……”这只能说是没有弄清词语的含义，特别是基本义之外不可忽视的附加义。类似情况可以举出不少。
我熟悉的N先生曾经说起，他父亲去世以后，家里接到的唁电、唁函里有“惊悉家父去世”云，而且不止一件，而且多出自文化界。N先生的父亲在文化界有相当的知名度。某甲出于研究的需要，想了解这位已故老先生的学术成就，从我这里打听到N先生的电话号码，便直接打电话跟N联系。过了一小会儿，某甲来电话说：“这位N先生不愿意协助，刚说了两句话，他就把电话挂了。”随后我给N先生打电话，N先生回答说：“他一开口说，‘想了解家父的学术……’，我马上回答他：‘我不认识你父亲，更不了解你父亲的学术研究情况。’说完，我把电话挂了。你说我能继续跟他谈吗?”某甲是具有正高学术职称者，我没好意思向他解释N先生拒绝的真实原因。
高级领导人交接工作，在非常郑重的场合，大庭广众之下，既有各级官员，又有众多记者，卸任者郑重地对接任者说：“以后有问题需要请教，随时可以见面。”大概这位卸任者把“请教”等同于“询问”了。
有一次看一外宾讲话的汉文译稿，最后是“谢谢大家聆听我的发言”。一个大的文化部门的大门外悬挂着“欢迎兄弟单位来我院取经”的大幅标语。这同样是没有弄清“聆听”和“取经”的附加义。
报纸上一篇文章里误写的“一只笔”，某位研究语言者写文章说，“只”用于“笔”，是量词用法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一位在香港的文化界高层华人，与日本文化名人用英文交谈。谈话记录后来翻译成汉文发表，其中有云，某次生病，是御用医生给治好的。估计这“御用”，英文记录稿是myal。这个词的基本义是皇家、王室，译为“御用”，有很大的讽刺、贬斥义。从上下文看，谈话者并无贬斥义。这里当说“王家医生”或“皇家医生”。如果用“御医”，可以认为是承用中国帝王时代的用语，也还可以。
凡此，都是没有弄清语言事实引起的。语言研究者不能把没有掌握词语使用中的附加义产生的错用现象说成新用法。如果说“位”也可以用以自指，可以说“欢迎大家来我们这里取经”，可以说“有问题可以向我请教”，可以说“请大家聆听我的发言”等等，岂不要乱套?
注重语言理论，还是注重语言事实，在语言学界可以说是两个学派，或者说是两种学风。大约二十年前，有一位从事语言理论研究的先生指着桌上的两本书说：“都是资料。”差不多同一时期，一位从事方言研究的先生对年轻研究人员说：“一定要把语言事实搞清，搞准确。”如果他们二位，他们所代表的两个学派，能够吸取对方之长，在拥有准确的语言事实基础上，发展或修正自己的理论，中国的语言学将会沿着科学、健康的道路大步向前，取得令人满意的成就。
李润新
听了林连通研究员的讲座，我感到受益匪浅，很有启发。大家都知道，全国各行各业都在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天天都有自主创新成果的喜讯传来，令人欢欣鼓舞。但是，在语言学研究中，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却还没引起应有的重视，对在哪些方面应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哪些方面急待落实科学发展观等重大问题，更是缺乏应有的认识和举措。
林先生是一位资深研究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多年从事语言学研究，又任《中国学术年鉴》和《中国语言学年鉴》主编，对全国语言学研究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都有较全面、较深入的了解，掌握的相关资料也较丰富、较翔实，对在语言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弊病，看得较深切，对如何落实科学发展的必要性、紧迫性，有着较深刻的认识。我认为他提出的问题，应引起学术界和语言学界的高度重视。它对我国在语言学研究中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本土语言学的发展很有指导意义。
首先，林先生对汉字的挚爱之情，让人为之感动，引起我们的强烈共鸣。本来，汉字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如王蒙先生所说，是“我们的命脉”、“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根基”；然而，在鸦片战争后，有人给汉字头上强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林先生对此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以六书造字科学系统为理据，以自己主持编纂的《汉字形音义演变大字典》为证据，对汉字的优越性进行无可辩驳的论证并满怀深情地写了一首歌颂汉字形体美的七律《六书歌》。这种对汉字的珍爱之情很感染人，难怪与会者都纷纷将诗抄录下来。又举“典”、“出”二字传递的丰富的历史时代信息为例，阐释了汉字的学术价值和负载中华文化的历史功勋，很有说服力。
接着，林先生进行具体而又系统的讲解和论述，使我对语言学领域存在的种种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误区和在哪些方面落实科学发展观都有了较为深入的理解，特别是以下两点对我启发尤深：
其一，对语言学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在大学学过语言学这门主课，我觉得它较为高深，较为抽象、枯燥，加上自己是学文学的，对语言学这门科学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更缺乏深入的研究。但是，我从不否认它是一门重要的科学。有的“反伪科学”的代表人物，竟然在香港电视大论坛上说“语言学不是科学”，我感到十分震惊，也深感这种人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科学。林先生指明：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从古至今它都是一门显学，在科学领域不但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还居于十分突出的重要地位，对我们实现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和传承人类文明，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其二，要在语言领域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语言事实和语言理论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本体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的关系”。在这三大关系认识和处理中，自从鸦片战争后，受“西学东渐”潮流的影响，受西方语言学、前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语言学的影响，都存在不容忽视的基础理论的误导，使一百多年来在三大关系的处理上，都存在着误区。如：不少人照搬照抄西方语言学的理论观点，甚至形成思维定式，只要西方主要是英美又出现了什么新语言学流派，就一窝蜂地引进来，不管符合不符合汉语自身的特点，生搬硬套，这是违背科学发展观的。一些人对本土的汉语自古有之的语言学理论观点熟视无睹，不承认汉语的特点，也不承认汉语和汉字特有的关系，妄自菲薄，宣扬民族虚无主义，错误地认为汉语根本没有语言学理论。在这种理论观点的误导下，“汉语落后论”、“汉字难学论”、“拼音文字先进论”、“汉语要走拼音化道路”等悖论，一百年来一直如北极洲的冰雪一样冰封着中国语言学界。林先生指出，近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中，在解放思想、自主创新的大潮中，越来越多的语言学界的有识之士，从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束缚中解放了出来，开始立足汉语汉字的特点，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创建中国本土语言学理论方面，打开了新局面。如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理论，复旦大学教授范晓先生的“三维语法”，华中师大教授邢福义先生的“小句中枢说”，著名对外汉语教学学科带头人吕必松先生的“组合汉语论”，著名计算机专家鲁川先生的“预想论”等都为学界所关注，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本土语言学理论体系正在神州大地蓬勃萌生。
我很赞同林先生提出的“语言学要发展、进步，不仅在研究工作上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在学风建设上也需要科学发展观的指导”。这是绝对必要的，这个“双指导”的意见也是很有针对性的，以前些年的“反伪科学”为例吧，不是有人仍像林先生指出的那样：“把学术政治化，四处胡乱告状，毁人声誉，伤害他人”吗?不是有人仍“用一些不文明的手段去打压人”吗?这些文革遗风是有悖于民主平等的科学的学风的，是急待纠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