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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长期以来，国内对“刘易斯拐点”理论存在着一些理解的偏差，必须正确理解才能更好地认识“民工荒”现象。“民工荒”现象本质上是制度缺失、权利缺失和中间劳动力领域结构性短缺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目前仍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民工荒”并不能表明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 ，而工资上涨也只是对廉价劳动力的补偿。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民工荒；结构性短缺；劳动力补偿
中图分类号：F0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0-0076-03
近期华南地区的劳资纠纷和工资上涨事件，以及再联系今年早些时候珠三角地区的用工荒，似乎表明中国真的正在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长期以来高速增长所依赖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关于这些的讨论，从2004年“民工荒”端倪初现时就已经开始，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大规模的“返乡潮”更是引起政府和学界的关注。笔者认为，从2004年开始的，持续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全国较全面性的“民工荒”表明中国正在向一种新的劳动力供需关系转变中，而长期以来的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关系正在裂变。尤其是在定性“刘易斯拐点”到来之时，必须认清三个事实关系：一是必须正确认识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周期性变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二是必须把每个时期的加薪、上调工资放在工资上涨、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中去看，三是“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的关系。
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刘易斯拐点”理论
关于“刘易斯拐点”的理解，一直以来国内存在着一些理解的偏差，如何正确理解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刘易斯拐点理论”是蕴含在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中，要深入理解“刘易斯拐点”必须把握以下几个关键点。
（一）一个假设。
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起飞初期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古典市场，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根据资本的需要而无限供给。
（二）两个部门。
基于生产要素、生产效率和生产收益的分配规则，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划分为代表资本主义的现代部门和非资本主义的传统部门两个部门。代表资本主义的现代部门是那些在经济中使用在生产性资本，并由于这种使用而向资本家支持报酬的那一部门，以工业部门为代表。非资本主义的传统部门是维持生计部门，它是这种经济中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那一部分。传统部门的生产效率和人均产量比现代部门低。
（三）两个阶段。
刘易斯以劳动力为标识，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由于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是过剩的，因此工资水平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稀缺阶段。随着现代部门对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吸纳和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不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存在。
两点说明：
1.关于现代部门工资提高的原因和本质。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进入刘易斯拐点之前也有可能提高，刘易斯认为“这种情况可能由于四个原因中的某一个而发生。第一，如果资本积累进行得比人口增长快，从而维持生计部门的人数绝对地减少，……而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被迫上升。第二，资本主义部门的规模相对于维持生计部门的增加，可能使贸易条件变得不利于资本主义部门（如果它们是生产不同的产品），这样就迫使资本家把更多部分的产品支付给工人，以便维持工人的实际收人不变。第三，从技术上看，维持生计部门的生产率也可能变得更高。……而任何提高维持生计部门（按人口平均）生产率的事情都将提高资本主义部门的实际工资，……除非同时贸易条件会相应地变得更加不利于维持生计部门。第四，资本主义部门的工人也可能模仿资本家的生活方式，并因此要求生活得更好些。……如果劳动力丰富，这是很难办到的；但是，它可以通过工会联合起来向资本家的良心施加压力来实现。”（刘易斯，1989）因此，现代部门工资的提高并不绝对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
2.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两个转折点。其实刘易斯拐点有两个，刘易斯1972年在“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一文中提到“当资本主义部门扩张时，可以设想工资在一段时间里保持不变。这时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在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增长停止，其平均收人提高了，并使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上升时出现。第二个转折点出现于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之时，这样我们便到达了新古典学派的单一经济的状态。第二个转折点与费和拉尼斯所讲的一样，第一个转折点的定义也相同，但推导机制不同，因为他们着眼于第二种形态。在这种形态里，资本主义部门依赖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农产品。……决定性的转折点并非第一个，而是第二个，因为正是从这里，我们超过边界进人新古典主义体系。”（刘易斯，1989）而国内学者对刘易斯拐点的理解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呈现一种二元经济格局，一方面是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的传统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是由积累率制约的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部门。直到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把传统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增长才逐步被合成为一体化的均衡的现代经济增长。因此，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就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1989）可以看出，国内学者的理解跟刘易斯阐述的并不一致，最多只能是算上刘易斯第一拐点，而完全忽略了决定性的刘易斯第二拐点。
二、“民工荒”何以形成的逻辑分析
（一）“民工荒”现象的历史回顾。
自1989年第一次“民工潮”的出现，20多年来，“民工潮”已成为中国社会一种常态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民工潮”折射出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的社会流动轨迹，折射出传统的农业大国向工业化迈进的历程。但从2003年起，一种被媒体称之为“民工荒”的现象却开始在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开始出现，进入2004年，“民工荒”现象进一步蔓延，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同叫“缺工”。此后，局部性和结构性的缺工一直存在着。一直到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由于大量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破产，使得大量农民工纷纷失业，“民工荒”这个词汇，曾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进入2009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回暖，关于“民工荒”现象的报道又开始占据各大媒体的版面。2009年8月以来，据多家媒体报道，在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很多中小企业的订单大量增加，但是却招不到工人。来自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珠三角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显示，这个接纳全国近1/3农民工的地区，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在1：1.14到1：1.51之间，也就是说每个求职的人有1个以上岗位虚位以待；在温州，2009年8月份该地区职介中心的用工缺口占比73%多，相比2009年6月52%上升了21个百分点。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一些一贯是农民工输出地的内陆省份，也不同程度出现了“民工荒”，江西、湖南等地都出现了企业招工难的现象 （二）“民工荒”的实质是“低技术陷阱”。
一些专家学者提出：所谓的“民工荒”是个伪命题，“技工荒”才是事情的真相。在福建、广东等一些缺工严重的地区，缺少的并不是普通劳工，而是缺少技术工人，普遍劳工仍是供过于求。民工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已成为目前国内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悖存现象。据报道，广东劳动力市场仍是供大于求，就业难与个别企业招工难并存，“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同时并存。中国经济尽管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但目前面临的一个最大障碍就是缺少熟练技术工人。与国际上制造业大国相比，中国的工人技术构成非常低；在一些制造业大国，高级工人占30-35%，中级工人占50%，初级工人只占15-20%。而在中国，高级工人只占5%，中级工人占30-35%，初级工人所占比例高达60%。在劳动力总量供给继续增长的情况下，在部分地区、部分行业或工种，对特定年龄段或性别、技术水平的劳动力的需求大于供给，而且缺口较大，从而导致局部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近期专门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主要的劳动力输入地区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几个劳动力输出大省进行了重点调查。结果显示：需求量大、严重短缺的是18～25岁的年轻女工和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反映缺工严重的主要是从事“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以上调查反映的一方面是产业结构失衡。近几年，各地加速发展经济，投资往往集中于进入门槛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产业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企业聚集在同一地区，需要的又是某一年龄段的特定劳动力，这就容易造成劳动力的局部短缺。另一方面是劳动力的供需结构失衡。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成分是没有技能、未经过培训的非熟练工人，而劳动力短缺的重头是熟练工人和技工，这样必然形成缺口。
（三）“三农”利好政策刺激农民工回流。
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发，连续三个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国家在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的投入与支持。国家从2005年起，全部取消农牧业税、农业特产税。为鼓励农民种粮积极性，国家对农民种粮面积进行粮食补贴，2006年每亩补贴标准为26.30元。对优质小麦良种推广补贴政策，补贴标准为0.20元/斤（只限于种子公司购买良种时进行补贴）。对大型农机具购置实行农机补贴政策。农民的负担极大减轻，生产和生活条件极大地改善，在家生产的收入不低于，甚至超过外出务工，极大地刺激和提高了农民工返乡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中国农民作为“理性”的主体，在综合权衡外出务工与在家生产的收益与成本之后，倾向选择返乡务农。在国家加强对“三农”支持力度和粮食价格恢复性上涨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今年上半年全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1345元，增长百分之十点九，是1997年以来增收形势最好的一年。
（四）城市务工的高风险、高成本迫使农民工“用脚投票”。
“民工荒”的出现是劳资博弈的结果，是农民工由于现实遭遇和社会体制性环境的约束而被迫的时间性和地域性选择。首先，农民工由于自身文化素质的原因，只能集中于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力密集型低端产业就业，而处于这些产业的企业基本上只能靠最大程度地压缩工人的工资、减少改善劳动条件的必要投人来赚取利润。因此广大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一般都是过于偏低，并且工作条件恶劣。事实上不管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从199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其次，沿海城市物价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90年代末以来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也越来越高，这改变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收人预期，他们只能用脚来对市场做出选择。第三，长期的体制约束和制度缺失使得城市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的边缘，难以享受到和城市人平等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权利，城市对他们生存权利的拒绝迫使他们选择离开，此外农民工的弱势地位经常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加剧了他们对城市的逃离。
三、“民工荒”现象并不能表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一）我国仍处于大量劳动力剩余阶段。
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72亿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8.46%。按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陈卫教授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一直维持高达70%以上的比例，之后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虽然有所下降，但到2050年，依然有8.41亿人，仍然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六成以上（60.85%）。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2003年11月底全国外出务工农民达9800万人，并且这个数字一直以5%的增幅稳步增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北京、天津、深圳等使用农民工较多的26个城市2600多家企业展开调查，结果显示：2004年企业雇用的农民工人数比2003年增加13%。另据国家统计局调查，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单位从业人员10895.9万人，同比增加55.2万人。国家统计局分析，此中受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季节性用工增加的影响。在统计的19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中，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等9个行业从业人员同比有所增加，其中，制造业、建筑业从业人员同比增加最多，分别增加113.3万人和37.9万人。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并没有明显下降的迹象，劳动力市场供给充裕，短期内我们根本不应该担心劳动力的供给问题只反倒应该为解决我国庞大的劳动力人口的就业问题而担优。有学者仅观察“年增劳动人口”这一增量指标（张车伟，2006），而忽视了“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这一总量指标，所以发现不了中国人口基数过于庞大这一问题的本质。而另一些学者通过描述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又1的更替水平下降到目前的1.7左右来试图佐证我国“十一五期间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给将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逆转”这一观点（蔡昉，2007）也会出现同样的认识偏差。 （二）工资上涨的实质只是资本过快增长对劳动力红利的补偿。
刘易斯认为，随着现代部门对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的吸收殆尽，现代部门必须上涨工资以吸引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进行转移来满足现代部门自身对劳动力的需求。国内有的学者通过对我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绝对额的逐年增长比例进行纵向比较，得出“大多数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平均工资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的观点（蔡防，2007）。据蔡昉教授不久前提供的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的最初几年，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约为2%至5%，2004至2007年期间工资增长约为7%，但去年却一下子猛增了16%。另据来自温州的消息也显示，今年当地大多数工厂的职工工资都已上涨了20%。这种纵向的上涨实质上是一种工资的“内卷化”，只是泡沫资本对劳动力红利的补偿。道理很简单，按照原来的测算，中国的劳动者红利至少应该可以延续到2015年，但是随着超发的货币大量向资本品走，土地和地产近年来急剧涨起来了，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是在下降的，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能承受的地步，因此必然倒逼工资要上涨。另外，尽管我国GDP连续20多年基本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而我国的工资增长速度却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劳动者工资在GDP中的比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1978年时为15.61%，1995年时为13.54%，到2000年的时候下降到10.87%，而最近几年，这一比例始终在11%左右徘徊。长期以来，我国的劳动力还没能平等地与资本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四、结论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仍存在大量的潜在剩余劳动力，未来20年内劳动力资源仍是我国的比较优势，而我国所谓的“民工荒”现象，本质上是制度缺失与权利缺失的廉价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外加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推动，并不是刘易斯性质上的转折。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呈现初级劳动力领域、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领域和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劳动力领域的中间小，两头大的特征，中间劳动力领域的紧缺直接决定着我国长期以来的“缺工”，而民工城市生活、务工环境的恶化以及合法权利的缺失迫使他们重新“理性”选择。即使是最近上涨的工资也只是泡沫经济对劳动力红利的补偿，只是对他们生活成本的弥补，并不能实现他们自我生存发展的生活资料。因此，结构性的“民工荒”并不能表明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
参考文献：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中译本）[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刘伟，《刘易斯拐点的再认识》[J]，理论月刊，2008，（2）.
[3]蔡昉，《破解农村劳动力剩余之谜》[J]，中国人口科学，2007，（2）.
[4]刘林平、万向东，《制度短缺与劳工短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5]马晓河、马建蕾：《中国农村劳动力到底剩余多少？》，中国农村经济 ，2007（12）.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民工荒；结构性短缺；劳动力补偿
中图分类号：F01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10-0076-03
近期华南地区的劳资纠纷和工资上涨事件，以及再联系今年早些时候珠三角地区的用工荒，似乎表明中国真的正在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长期以来高速增长所依赖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关于这些的讨论，从2004年“民工荒”端倪初现时就已经开始，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大规模的“返乡潮”更是引起政府和学界的关注。笔者认为，从2004年开始的，持续到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全国较全面性的“民工荒”表明中国正在向一种新的劳动力供需关系转变中，而长期以来的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关系正在裂变。尤其是在定性“刘易斯拐点”到来之时，必须认清三个事实关系：一是必须正确认识劳动力供需关系的周期性变化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二是必须把每个时期的加薪、上调工资放在工资上涨、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中去看，三是“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的关系。
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刘易斯拐点”理论
关于“刘易斯拐点”的理解，一直以来国内存在着一些理解的偏差，如何正确理解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刘易斯拐点理论”是蕴含在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理论中，要深入理解“刘易斯拐点”必须把握以下几个关键点。
（一）一个假设。
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起飞初期的劳动力市场是一个古典市场，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根据资本的需要而无限供给。
（二）两个部门。
基于生产要素、生产效率和生产收益的分配规则，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部门划分为代表资本主义的现代部门和非资本主义的传统部门两个部门。代表资本主义的现代部门是那些在经济中使用在生产性资本，并由于这种使用而向资本家支持报酬的那一部门，以工业部门为代表。非资本主义的传统部门是维持生计部门，它是这种经济中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那一部分。传统部门的生产效率和人均产量比现代部门低。
（三）两个阶段。
刘易斯以劳动力为标识，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力无限供给阶段。由于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是过剩的，因此工资水平取决于维持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二是劳动力稀缺阶段。随着现代部门对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不断吸纳和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不再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存在。
两点说明：
1.关于现代部门工资提高的原因和本质。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进入刘易斯拐点之前也有可能提高，刘易斯认为“这种情况可能由于四个原因中的某一个而发生。第一，如果资本积累进行得比人口增长快，从而维持生计部门的人数绝对地减少，……而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被迫上升。第二，资本主义部门的规模相对于维持生计部门的增加，可能使贸易条件变得不利于资本主义部门（如果它们是生产不同的产品），这样就迫使资本家把更多部分的产品支付给工人，以便维持工人的实际收人不变。第三，从技术上看，维持生计部门的生产率也可能变得更高。……而任何提高维持生计部门（按人口平均）生产率的事情都将提高资本主义部门的实际工资，……除非同时贸易条件会相应地变得更加不利于维持生计部门。第四，资本主义部门的工人也可能模仿资本家的生活方式，并因此要求生活得更好些。……如果劳动力丰富，这是很难办到的；但是，它可以通过工会联合起来向资本家的良心施加压力来实现。”（刘易斯，1989）因此，现代部门工资的提高并不绝对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标志。
2.二元经济结构模型的两个转折点。其实刘易斯拐点有两个，刘易斯1972年在“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一文中提到“当资本主义部门扩张时，可以设想工资在一段时间里保持不变。这时有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在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增长停止，其平均收人提高了，并使资本主义部门的工资上升时出现。第二个转折点出现于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之时，这样我们便到达了新古典学派的单一经济的状态。第二个转折点与费和拉尼斯所讲的一样，第一个转折点的定义也相同，但推导机制不同，因为他们着眼于第二种形态。在这种形态里，资本主义部门依赖非资本主义部门的农产品。……决定性的转折点并非第一个，而是第二个，因为正是从这里，我们超过边界进人新古典主义体系。”（刘易斯，1989）而国内学者对刘易斯拐点的理解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就呈现一种二元经济格局，一方面是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的传统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是由积累率制约的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部门。直到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把传统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增长才逐步被合成为一体化的均衡的现代经济增长。因此，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就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刘易斯，1989）可以看出，国内学者的理解跟刘易斯阐述的并不一致，最多只能是算上刘易斯第一拐点，而完全忽略了决定性的刘易斯第二拐点。
二、“民工荒”何以形成的逻辑分析
（一）“民工荒”现象的历史回顾。
自1989年第一次“民工潮”的出现，20多年来，“民工潮”已成为中国社会一种常态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民工潮”折射出中国数量庞大的农民群体的社会流动轨迹，折射出传统的农业大国向工业化迈进的历程。但从2003年起，一种被媒体称之为“民工荒”的现象却开始在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开始出现，进入2004年，“民工荒”现象进一步蔓延，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同叫“缺工”。此后，局部性和结构性的缺工一直存在着。一直到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由于大量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破产，使得大量农民工纷纷失业，“民工荒”这个词汇，曾一度淡出人们的视野。进入2009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回暖，关于“民工荒”现象的报道又开始占据各大媒体的版面。2009年8月以来，据多家媒体报道，在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很多中小企业的订单大量增加，但是却招不到工人。来自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珠三角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显示，这个接纳全国近1/3农民工的地区，劳动力市场求人倍率在1：1.14到1：1.51之间，也就是说每个求职的人有1个以上岗位虚位以待；在温州，2009年8月份该地区职介中心的用工缺口占比73%多，相比2009年6月52%上升了21个百分点。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一些一贯是农民工输出地的内陆省份，也不同程度出现了“民工荒”，江西、湖南等地都出现了企业招工难的现象 （二）“民工荒”的实质是“低技术陷阱”。
一些专家学者提出：所谓的“民工荒”是个伪命题，“技工荒”才是事情的真相。在福建、广东等一些缺工严重的地区，缺少的并不是普通劳工，而是缺少技术工人，普遍劳工仍是供过于求。民工就业难与企业招工难已成为目前国内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悖存现象。据报道，广东劳动力市场仍是供大于求，就业难与个别企业招工难并存，“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同时并存。中国经济尽管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但目前面临的一个最大障碍就是缺少熟练技术工人。与国际上制造业大国相比，中国的工人技术构成非常低；在一些制造业大国，高级工人占30-35%，中级工人占50%，初级工人只占15-20%。而在中国，高级工人只占5%，中级工人占30-35%，初级工人所占比例高达60%。在劳动力总量供给继续增长的情况下，在部分地区、部分行业或工种，对特定年龄段或性别、技术水平的劳动力的需求大于供给，而且缺口较大，从而导致局部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近期专门对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东南、浙东南等主要的劳动力输入地区和湖南、四川、江西、安徽等几个劳动力输出大省进行了重点调查。结果显示：需求量大、严重短缺的是18～25岁的年轻女工和有一定技能的熟练工；反映缺工严重的主要是从事“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主要集中在产品竞争比较激烈的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以上调查反映的一方面是产业结构失衡。近几年，各地加速发展经济，投资往往集中于进入门槛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产业结构相同或相似的企业聚集在同一地区，需要的又是某一年龄段的特定劳动力，这就容易造成劳动力的局部短缺。另一方面是劳动力的供需结构失衡。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成分是没有技能、未经过培训的非熟练工人，而劳动力短缺的重头是熟练工人和技工，这样必然形成缺口。
（三）“三农”利好政策刺激农民工回流。
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200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下发，2006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下发，连续三个中央一号文件，规定国家在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的投入与支持。国家从2005年起，全部取消农牧业税、农业特产税。为鼓励农民种粮积极性，国家对农民种粮面积进行粮食补贴，2006年每亩补贴标准为26.30元。对优质小麦良种推广补贴政策，补贴标准为0.20元/斤（只限于种子公司购买良种时进行补贴）。对大型农机具购置实行农机补贴政策。农民的负担极大减轻，生产和生活条件极大地改善，在家生产的收入不低于，甚至超过外出务工，极大地刺激和提高了农民工返乡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中国农民作为“理性”的主体，在综合权衡外出务工与在家生产的收益与成本之后，倾向选择返乡务农。在国家加强对“三农”支持力度和粮食价格恢复性上涨等因素共同作用下，今年上半年全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1345元，增长百分之十点九，是1997年以来增收形势最好的一年。
（四）城市务工的高风险、高成本迫使农民工“用脚投票”。
“民工荒”的出现是劳资博弈的结果，是农民工由于现实遭遇和社会体制性环境的约束而被迫的时间性和地域性选择。首先，农民工由于自身文化素质的原因，只能集中于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力密集型低端产业就业，而处于这些产业的企业基本上只能靠最大程度地压缩工人的工资、减少改善劳动条件的必要投人来赚取利润。因此广大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一般都是过于偏低，并且工作条件恶劣。事实上不管是长三角还是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从1990年代以来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其次，沿海城市物价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90年代末以来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使得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成本也越来越高，这改变了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收人预期，他们只能用脚来对市场做出选择。第三，长期的体制约束和制度缺失使得城市农民工被排斥在城市的边缘，难以享受到和城市人平等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权利，城市对他们生存权利的拒绝迫使他们选择离开，此外农民工的弱势地位经常使他们的合法权益遭受侵害，加剧了他们对城市的逃离。
三、“民工荒”现象并不能表明“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一）我国仍处于大量劳动力剩余阶段。
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72亿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68.46%。按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陈卫教授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一直维持高达70%以上的比例，之后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虽然有所下降，但到2050年，依然有8.41亿人，仍然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六成以上（60.85%）。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2003年11月底全国外出务工农民达9800万人，并且这个数字一直以5%的增幅稳步增长。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北京、天津、深圳等使用农民工较多的26个城市2600多家企业展开调查，结果显示：2004年企业雇用的农民工人数比2003年增加13%。另据国家统计局调查，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单位从业人员10895.9万人，同比增加55.2万人。国家统计局分析，此中受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季节性用工增加的影响。在统计的19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中，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等9个行业从业人员同比有所增加，其中，制造业、建筑业从业人员同比增加最多，分别增加113.3万人和37.9万人。可以看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并没有明显下降的迹象，劳动力市场供给充裕，短期内我们根本不应该担心劳动力的供给问题只反倒应该为解决我国庞大的劳动力人口的就业问题而担优。有学者仅观察“年增劳动人口”这一增量指标（张车伟，2006），而忽视了“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这一总量指标，所以发现不了中国人口基数过于庞大这一问题的本质。而另一些学者通过描述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从又1的更替水平下降到目前的1.7左右来试图佐证我国“十一五期间将从总量上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力供给将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逆转”这一观点（蔡昉，2007）也会出现同样的认识偏差。 （二）工资上涨的实质只是资本过快增长对劳动力红利的补偿。
刘易斯认为，随着现代部门对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的吸收殆尽，现代部门必须上涨工资以吸引传统部门的劳动力进行转移来满足现代部门自身对劳动力的需求。国内有的学者通过对我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绝对额的逐年增长比例进行纵向比较，得出“大多数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平均工资都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的观点（蔡防，2007）。据蔡昉教授不久前提供的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的最初几年，中国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约为2%至5%，2004至2007年期间工资增长约为7%，但去年却一下子猛增了16%。另据来自温州的消息也显示，今年当地大多数工厂的职工工资都已上涨了20%。这种纵向的上涨实质上是一种工资的“内卷化”，只是泡沫资本对劳动力红利的补偿。道理很简单，按照原来的测算，中国的劳动者红利至少应该可以延续到2015年，但是随着超发的货币大量向资本品走，土地和地产近年来急剧涨起来了，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劳动者的实际生活支付能力是在下降的，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能承受的地步，因此必然倒逼工资要上涨。另外，尽管我国GDP连续20多年基本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而我国的工资增长速度却远低于GDP的增长速度，劳动者工资在GDP中的比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1978年时为15.61%，1995年时为13.54%，到2000年的时候下降到10.87%，而最近几年，这一比例始终在11%左右徘徊。长期以来，我国的劳动力还没能平等地与资本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四、结论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仍存在大量的潜在剩余劳动力，未来20年内劳动力资源仍是我国的比较优势，而我国所谓的“民工荒”现象，本质上是制度缺失与权利缺失的廉价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外加政治性与社会性的推动，并不是刘易斯性质上的转折。我国的劳动力市场结构呈现初级劳动力领域、以技师、技工为代表的中级劳动力领域和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劳动力领域的中间小，两头大的特征，中间劳动力领域的紧缺直接决定着我国长期以来的“缺工”，而民工城市生活、务工环境的恶化以及合法权利的缺失迫使他们重新“理性”选择。即使是最近上涨的工资也只是泡沫经济对劳动力红利的补偿，只是对他们生活成本的弥补，并不能实现他们自我生存发展的生活资料。因此，结构性的“民工荒”并不能表明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
参考文献：
[1]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中译本）[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2]刘伟，《刘易斯拐点的再认识》[J]，理论月刊，2008，（2）.
[3]蔡昉，《破解农村劳动力剩余之谜》[J]，中国人口科学，2007，（2）.
[4]刘林平、万向东，《制度短缺与劳工短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5]马晓河、马建蕾：《中国农村劳动力到底剩余多少？》，中国农村经济 ，200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