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傅惜华的宝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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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惜华(1907-1970),我国著名曲艺、戏曲、小说研究专家,古典文献目录、版本、校勘专家,藏书家。傅惜华出生于北京,满族正白旗人,原名傅宝泉,曾用名佩涵,其书斋名为碧蕖馆,所以别号碧蕖馆主,曾用笔名仲涵、涵庐、寒山、曲盦(庵、厂)等。由于家境贫困,傅惜华自北京蒙藏学校毕业后,没能再继续求学深造。然而,傅惜华从小对我国民间文艺具有浓厚的兴趣,通过刻苦钻研和兄长傅芸子的引导,逐步走上了俗文学文献收藏和研究的道路。
  引言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傅惜华依托其自身的学术素养和碧蕖馆丰富的藏书,发表了大量的戏曲文献目录和研究著作,对推动该领域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然而,傅惜华在戏曲领域的影响,却使他的其他领域藏书和研究常常被人忽略,例如傅惜华还收藏有大量珍贵的宝卷文献,并且他在宝卷研究方面也卓有成就。为了使傅惜华的宝卷研究能够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完善傅惜华的理论研究结构,笔者将试着对傅惜华的宝卷研究做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探讨。
  宝卷产生自宋元时期,源于民间宗教。清初,宣讲宝卷已演变为综合民间信仰、教化、娱乐于一体的活动[14]5。在古代,由于各种原因,宝卷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顾颉刚以大量的俗文学资料为文献基础,用于研究孟姜女故事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演变情况,在《歌谣周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受到学界的普遍好评。由于这项研究的成功,使得宝卷——研究中运用到的俗文学资料之一——开始得到学界的关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郑振铎连续发表了多部与宝卷有关的著作,如《佛曲叙录》《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史略》《中国俗文学史》。在这些著作中,郑振铎或对其收藏的宝卷进行详细介绍,或者阐述宝卷渊源、分类、文体结构等问题,对宝卷的保护、收藏和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毫无疑问,这对傅惜华之后的宝卷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47至1948年,傅惜华和傅芸子共同主编“平字号”《俗文学》周刊。相对于“港字号”和“沪字号”《俗文学》周刊来讲,“平字号”《俗文学》周刊的研究视野更为广阔,刊载的文章类型除小说之外,还涉及到宝卷、变文、故事、笑话等。“平字号”《俗文学》周刊办刊时间不足一年半,但是在研究理论、研究方法及研究范围上都有所创新,推动了中国俗文学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15]55。毫无疑问,作为“平字号”《俗文学》周刊的主编之一,傅惜华造就了周刊的学术风格和质量,周刊也影响了傅惜华的宝卷研究。
  1951年,傅惜华编写的《宝卷总录》(以下简称《总录》)出版。《总录》集中碧蕖馆、长乐郑氏、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七家公私收藏的宝卷进行综合著录,共著录宝卷246种,345部。《总录》前附载宝卷书影若干张,书后附宝卷总录通检以便于读者检索所需信息,是一部较为规范的宝卷书目。《总录》问世前的宝卷目录作品皆为综合研究与目录的文章,著录的宝卷数量少,目录格式也较为简略,所以《总录》也是我国第一部宝卷书目。并且,《总录》出现在新旧两个时代的交替期,既是对之前的宝卷目录研究的总结,又为其后出现的宝卷书目提供了参考。
  傅惜华的宝卷研究
  关于碧蕖馆中宝卷的收藏由来,傅惜华曾写道:“余于历代民间文艺作品,笃嗜搜集,廿余年来,充架盈箧,甚有收获,而明清两代之宝卷,所得尤丰”[4]6,由此可见,傅惜华收藏宝卷的时间大约始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并且收藏的宝卷版本珍贵且数量丰富。1943年,傅惜华受聘于北京中法大学汉学研究所,主要从事搜集、整理和研究民间木刻版画、古代石刻画像拓本等工作,而宝卷刊本前后通常绘制若干龙牌和神像,这大概也促进了他对宝卷的收藏量。
  傅惜华有对藏书作题记的习惯,笔者在他收藏的两部宝卷中发现了类似的信息。这两条题记为傅惜华记录的宝卷名称和版本信息,分别记录在两张目录卡片上,粘贴或放置在对应的宝卷中。第一部宝卷为《孟姜女长城宝卷》,题记分四列以竖版呈现,书写内容自右向左依次为“孟姜女长城宝卷,清康熙间(约一六六二—一七二〇),金陵荣盛堂刻本,二册”,左下角为傅惜华留名。第二部宝卷为《目犍连尊者救母出离地狱生天宝卷》,此题记共分四列,书写内容自右向左依次为“目犍连尊者救母脱离地狱升天宝卷(笔者按:宝卷名称分两列完成),明(约十六世纪)抄本,二册一函”,左下角为傅惜华留名。
  通过傅惜华在《总录》中对宝卷的编排和分类,可以看出他对宝卷的整理特点。整体来看,《总录》以宝卷出现的时间先后进行编排,首先以与最早出现的《香山宝卷》和《目连宝卷》有关的宝卷开始,如《观世音菩萨本行经简集》、《观世音菩萨本行经》、《观音济度本愿真经》、《观世音菩萨香山因由》、《目犍连尊者救母脱离地狱生天宝卷》、《目连救母出离地狱升天宝卷》、《目莲三世宝卷》、《目连救母幽冥宝传》、《三世救母目莲记全传》,然后是一部分民间宗教宝卷如《混元门元沌教弘阳法》、《弘阳苦功悟道经》等,最后以《狮吼宝卷》、《双鼠奇冤宝卷》、《丝绦忠义宝卷》等后期民间故事宝卷结尾。这种编排方式符合宝卷的产生和演变历史,便于读者对宝卷的发展轨迹有较为直观的了解。再者,从《总录》在宝卷分类上的处理也可以看出,傅惜华对宝卷的研究非常细致。《总录》中有一部分类似的宝卷,却并没有被归为同一类。例如《观世音菩萨本行经简集》和《观世音菩萨本行经》,这两部宝卷都是由宋释普明撰写,只是在宝卷名称上存在一些差别。再由两部《太华山紫金岭两世修行刘香宝卷全集》来看,这两部宝卷名称一致,而前一部宝卷不注作者,后一部宝卷由清代余治重编,也被归为不同种类。由此可知,傅惜华在对宝卷分类时,至少综合了宝卷名称、作者和内容三个方面来作为判定依据。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傅惜华将这些宝卷归入不同种类,但是仍安排它们在相邻位置,并在各著录项中作补充说明以便于为之建立横向联系。如傅惜华在《观世音菩萨本行经》“按”项中说明,《观世音菩萨本行经》为《观世音菩萨本行经简集》的重订本,在《观音济度本愿真经》“按”项中说明该宝卷是《观世音菩萨本行经简集》的改编本等。这样的编排方式和分类便于研究者对宝卷作分析比较,以便于总结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通过《总录》和傅惜华后期的著作如《白蛇传集》《十五贯资料汇编》《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可以看出,傅惜华对宝卷的研究和利用是多元的、有层次的。在《总录》前言中,傅惜华首先将宝卷放在敦煌俗文学资料的大背景中,肯定宝卷在俗文学中的重要地位。接着,针对宝卷的文体结构、分类、篇幅、名称、体制和起源等问题,傅惜华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宝卷的渊源,傅惜华在郑振铎的研究基础上提出宝卷“滥觞于‘变文’。‘变文’者,原系一种宗教性之‘俗讲’……‘宝卷’一体,探本求源,既可上溯六朝之‘唱导’,与唐代之‘变文’,而降及明清,蔚然称盛,各有繁衍,在南则为‘弹词’,在北则为‘鼓词’”[4]5,这一说法不仅深化了郑振铎的宝卷起源说,还梳理了变文、俗讲、宝卷、弹词、鼓词等各种不同文学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并且,傅惜华肯定宝卷在研究“白莲教,弘阳教,无为教等秘密宗教之教理,与其师祖修道之事迹,俱可于此类宝卷探索之,实蕴藏无限之宝贵史料”[4]6的价值。由《白蛇传集》可知,傅惜华认为宣讲宝卷属于曲艺[7]1。由此可以看出,傅惜华对宝卷的研究更加细致、深入、多元。他不局限于宝卷在俗文学方面的价值,同时也肯定了宝卷在曲艺、民间宗教、民间文艺和民俗等方面的史料价值,这更加接近宝卷的本来面目。除《总录》之外,宝卷还作为文献资料出现在傅惜华的其他著作中,例如《白蛇传集》中收录《雷锋宝卷》,《十五贯戏曲资料汇编》中收录《双鼠奇冤宝卷》,《中国古典文学版画选集》中收录《临凡宝卷》等。由此可以看出,傅惜华摆脱了资料类型的限制,运用丰富的文献资料,对某一课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结语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我国宝卷研究刚刚起步,期间由于各种原因又导致相关工作中断,研究进程较为缓慢。
  现在,宝卷和宣讲宝卷已经引起国家的重视。自2006年起,江苏省靖江市、甘肃省张掖市、浙江省绍兴县、上海市浦东新区先后提交本地区较为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请项目,宝卷和宣讲宝卷分别以“民间文学”和“曲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这对繁荣地方曲艺和民俗活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再次掀起了宝卷和宣讲宝卷的研究热潮,成果层出不穷。这无疑促进了宝卷和宣讲宝卷的保护和研究,但是笔者认为,宝卷和宣讲宝卷源远流长,已经历几个世纪的发展和演变,追本溯源才是研究的基础和保证,所以梳理前辈学者的宝卷成果尤为重要。
  综上所述,傅惜华的藏书和研究领域较为广阔,不仅限于戏曲,他的宝卷收藏和研究也极具价值,有待于学界进一步的挖掘和阐释。但是,至今为止,傅惜华在宝卷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仍然鲜为人知,这不得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笔者遂不揣浅陋,特撰此文,以期求教于方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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