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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A股的暴跌来说，讨论监管部门“救市”只是表面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完善的重要性，否则，即便股指再振雄风，“中国式涨跌”也将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大不和谐因素。
目前，境内外资本市场“寒流”不断。在美国，著名投行贝尔斯登因陷入财务危机而“贱卖”给摩根大通，引发了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的第三轮信心冲击，导致业已脆弱的美股再次重挫。受其拖累，亚洲股市也跌声一片。在国内，A股市场从连绵不绝的阴跌，又重迎惨烈的暴跌局面，投资者信心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应该说，对于世间万物来说，盛极必衰、否极泰来的平衡是亘古不变的，经济现象也是一样。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一段时间，全球经济金融动荡不断，但也同时把许多国家经济中的“毒素”挤了出来。进入21世纪，随着各国经济的“拨乱反正”与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的努力，新世纪繁荣便一度在全球占了上风。与此同时，美国引导全球低利率政策的盛行，最终导致流动性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为了满足巨大的饥渴资金的需求，自然以信用重构为核心的金融产品创新便迅速膨胀起来，并伴随着全球资本市场的再度繁荣。
然而，从周期变化的角度来看，随着繁荣时期的不断延展，衰退和危机的风险就会不断临近，资本市场更是如此。我们看到，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失控，最终引致了金融创新的失控，又导致信用链条的崩溃。这最早在美国发生，进而扩散到许多发达市场经济体，在此过程中，法国兴业银行之类的事件都只是窥豹一斑。应该说，在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中国并不能在这些大的变化中独善其身，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周期性变化特征与欧美国家相比有所滞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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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意义上看，当前全球已出现由流动性过剩向流动性趋紧逆转的迹象，在此过程中，必然面临资产价格泡沫的挤压与重估。因此，中国股市已经失去了2007年“疯狂”的基础，暴跌只是加速了这一价值回归的过程。
而从实体经济运行来看，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分为四个阶段：繁荣、衰退、复苏和扩张。其中，在繁荣阶段后期，向衰退阶段的转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济逐渐减速的过渡，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实际GDP高于潜在GDP，但是经济增速已呈现趋势性降低，同时通货膨胀仍处在高位。种种情况表明，我国目前正处于这一经济减速阶段。而投资理论告诉我们，由于预期回报增长率的降低，这一阶段股票在最佳投资选择中的地位不断下降。虽然说股市并非一定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但是在全球面临滞涨风险的情况下，希望A股出现超过2007年的暴涨状况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好的情况，也是所谓的“慢牛”状态。对此，A股投资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即在股市从“快牛”到“慢牛”的过渡中，先前振奋人心的投资低风险、高收益已不复存在，高风险、低收益必然成为主流。
然而，既然资本市场的挤出泡沫是全球性的，而A股的下跌也是价值回归的一种表现，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股市动荡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呢？这是因为，一是A股一直处于“非正常”的涨跌，表现为涨起来就鸡犬升天，而跌起来的幅度和频率也都很少见。二是因为非规范因素、制度扭曲因素太多，导致股市“赌场”色彩浓厚，加上投资行为的普遍非理性，最终使股市的再分配效应过度扭曲，使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中低收入者在股市涨跌中受到严重损失，因而产生强烈的不满。三是股市定位含混，在比较效率和公平的时候，过于注重前者而忽视后者，导致股市运行往往优先满足“政策性”、“战略性”功能，而忽视中小投资者保护。
政府应走出观念误区
因此，对于A股的暴跌来说，讨论监管部门“救市”只是表面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完善的重要性，否则，即便股指再振雄风，“中国式涨跌”也将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大不和谐因素。
真正弄清楚股市的功能，这需要政府理清思路。
首先，强调股市融资功能，这是历来的传统理念，也是在金融供求结构扭曲背景下的无奈选择。但是过度强调股市融资功能，也容易导致股市发展陷入误区。例如，中国等“金砖四国”的IPO规模远居全球前列，但这并不能说明这四个国家的金融市场比欧美国家更发达，而恰恰说明了这是发展中经济体的非正常阶段。只有真正使A股功能定位从“融资途径”中走出来，才能彻底改变股市“圈钱”的形象。当然，这不仅需要理念的转变，更需要制度完善与配套改革，如改革上市公司选择机制、完善新股发行制度、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等。
其次，股市应该尽可能避免承担国家战略职能。股市作为面向公众的公开市场，其运行的首要目的就是避免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在此过程中，过分强调运用股市完成国家战略意图，是不符合现代股市发展原则的。最为典型的是，通过股市进行国有企业整合重组的战略目标，是需要彻底摒弃的。客观上说，由于国企本身具有特殊的资源优势，以及与政府之间难以阐明的内在关系，国企通过股市进行资源配置的行为，往往会损害公众的长远利益，并且使政府始终难以摆脱“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双重角色。
第三，股市难以起到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功能。之所以要谈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不是简单地讨论藏富于民，而是在财富两级分化严重、社会中下层收入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为中低收入者增加消费能力。而从各国股市发展历史来看，股市都难以担当这种功能。由于风险承受能力不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股市的游戏规则从来都不是为中低收入者制定的。总体来看，股市的藏富于民只能是引起有利于高收入者的财富再分配，而政府则是通过保护中小投资者，避免这一再分配的过度扭曲。因此，依靠股市来解决广大普通公众的财产性收入，只是镜花水月。从根本上看，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只能是针对中等收入以上阶层来说的，要真正增加中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与消费能力，除了增加其可支配收入，更要从两点着手，即切实增加社会保障性支出，以及扩大消费能力的金融手段，如消费信贷。
重构股市微观基础
要促使股市走上健康发展道路，必须完善和重构股市的微观基础。
第一，必须不断促进上市公司的制度优化。曾几何时，我们把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等同于改制为股份制公司并且上市，但现在看来，对于多数公司来说，上市只是一个改革的起点，并非终点。要按照对公众负责、内部治理有效的现代企业标准来说，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其中，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很多在上市之后就停止了进一步的改革，虽然引入了多元化的股东，但管理机制、委托—代理模式、公司目标方面仍然保留了很多国企的传统。甚至对很多引入的境外和民营股东来说，由于短期利益的考虑，还希望国企继续保持类似背景，来增加政府信用特征。由此我们看到，市值最大化的目标往往不被纳入公司管理目标，而非理性再融资引起的股价下跌也不会对管理层有实质性影响。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虽然相对来说内部机制更完善一些，但仍然存在问题。一是在A股市场难以真正反映公司内在价值的情况下，公司财务管理目标就会与股价发生严重脱节，这也是非规范背景下的非理性炒作的恶果，事实上很多公司股价对内在价值的背离已到了离谱的境地。二是公司治理结构也还存在问题，尤其是对各种大型集团公司来说。近年来各类控股集团迅速興起，这一层面的公司治理结构改善还有所不足，这就使得集团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上市公司为大股东服务而不是对公众投资者负责的情况屡见不鲜。
第二，股市中介机构的不完善，放大了非规范导致的泡沫风险。例如，在一些虚假并购重组活动中，许多金融中介机构确实起到了“为虎作伥”的作用，并且不排除利用内幕信息误导中小投资者而进行获利的行为。但是，对于并购重组的中介机构的规定几乎是空白，这是与当前金融机构发展现状有关的。在西方国家，并购重组的中介是投资银行，因此可以通过有关投资银行的相关法律来规范并购活动。而我国投行业发展还较落后，相关法律规范也有所缺位，自然难以规范中介机构参与并购重组的行为。当然，不仅是投行业务，其他一些相关业务领域的中介活动也存在众多问题，例如投资咨询业再次出现混乱局面。对此，应该进行严格的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定落到实处的法律法规。
第三，应逐渐促进证券交易所的市场化。证券交易所承担着转移风险、发现价格的功能，其公益性和公正性要求较高，非赢利的会员组织有利于保证其公益性和公正性。但随着世界性的市场化、国际化、交易电子化，交易所日益需要“庞大资金”和“快速决策”的支持，会员制组织形式在这方面已力不从心。股份公司制的组织形式恰好能够在快速决策和资金筹措方面提供便利，这是证券交易所公司化的原因所在。世纪之交，全球主要证券交易所纷纷从传统的会员制组织转向公司制企业。
当然，对于交易所来说，过度行政化与过度市场化，都会产生过犹不及的弊端。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坚持了213年的市场化自我约束之后，由于自我监管隐患开始突出，于2005年4月12日首次同意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外界监督。而对于我国的证券交易所来说，基本还属于政府行政控制的特征，因此在运行中会产生很多过于行政化的弊端，如为人诟病的股票停牌制度、权证交易制度的随意性。长远来看，逐渐促使交易所实行市场化基础上的会员制度，进而为公司化做好准备，才是符合资本市场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大趋势。
第四，机构投资者还需进一步完善。与股市发展初期不同的是，当前机构投资者已经成为股市的核心力量，这在增加了股市稳定性同时，也产生了众多非稳定的因素。一方面，在缺乏做空机制的情况下，公募基金事实上成为股市泡沫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而由于缺乏监管规则，尚未走到阳光下的私募基金行为也增加了交易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在保险资金等各类大资金纷纷入市的情况下，出现了社保基金等入市合理性值得商榷的机构，走在灰色边缘的银行理财产品，国企资金、灰色收入大量入市，以及银行信贷资金违规入市等。如果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在巨大利益吸引下，“机构时代”恐怕会比当年的“散户时代”带来更大的潜在风险。
对股市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要真正予以严惩。我国现在的股市相关规定不可谓不严，不可谓不多，但关键在于执行较差，难以落到实处。无论法律和规定怎么完美，如果不能有效地执行和运用，监管效果也不会改善，这也是困扰中国社会已久的有法不依的情况。何况对于并购重组来说，依据的还多是行政规定。当然，在当前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过程中，牵扯了太多的利益纠葛，要真正打破利益陷阱，真正为市场的公正和透明而监管，也不是朝夕间能做到的。另外，违规行为屡见不鲜的原因之一，就是违规成本还是太低，即使有关规定里提到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但由于证监会并没有公诉权利，也多是空文而已。虽然新刑法对虚假信息、操纵市场的惩罚已有了改进，但还需要进一步细化，以适应日新月异的股市与并购重组违规的泛滥，使违规成本落实到对个人的重罚。
例如，美国证券法非常严格，如果发现内部透露信息，那是要坐牢的。任何内部人员都不得透露信息，如公司每个季度的盈利报告，有关会计师和审计师在做完报告后，即被“软禁”起来，不得与外界接触，直到报告公布后，方能“释放”。在盈利报告公布前，任何人都不知道具体情况，包括公司总裁。如果A股市场能够做到这个程度，那么股市的健康发展自然就不在话下了。归根到底，证券市场的法治化难以落实，还是因为牵扯太多利益关系与权力关系。长远来看，如果要真正做到现代股市的标准，除了完善股市立法之外，还可通过实现独立司法权的制约来完成，这当然是任重而道远的改革。
股市运行的原则，应该坚定地设置为公平目标，即以保护中小投资者为根本原则。在各国股市发展初期，都曾经出现被大机构、大资本操纵的现象，而最终会以危机的方式把这一问题暴露出来，此后，各国都逐渐把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作为首要原则。中国股市没有采取其他国家的渐进模式，而是在政府主导下呈现跳跃性发展，一举实现发达国家的规模水平。在此情况下，有必要与当前发展阶段相适应，采取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看，由于技术、信息不对称，现代股市运行越来越不利于中小投资者，而有利于上市公司、大股东、机构投资者，如果政府不加以约束，则股市就会距离现代市场经济伦理越来越远。尤其是在我国，由于条件差异，在股市上涨阶段，中小投资者在博弈中只获得更少的利益，而在股市下跌阶段，中小投资者则会遭受更大损失。如此反复，股市就会成为财富从中低阶层向上層不断再分配的工具，这是不符合和谐社会发展原则的。因此，建立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原则，是中国股市发展的重中之重。
总之，股市的短期涨跌是正常的，政府的职责也不是频繁地挤压泡沫和救市，而在于通过制度建设而促使股市走向规范化、现代化。否则，一个非规范运行的股市只能带来国力的虚幻强大，只会扭曲市场效率、道德伦理并产生社会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转移的逆向再分配效用，因此贻害无穷。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所）
目前，境内外资本市场“寒流”不断。在美国，著名投行贝尔斯登因陷入财务危机而“贱卖”给摩根大通，引发了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的第三轮信心冲击，导致业已脆弱的美股再次重挫。受其拖累，亚洲股市也跌声一片。在国内，A股市场从连绵不绝的阴跌，又重迎惨烈的暴跌局面，投资者信心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应该说，对于世间万物来说，盛极必衰、否极泰来的平衡是亘古不变的，经济现象也是一样。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一段时间，全球经济金融动荡不断，但也同时把许多国家经济中的“毒素”挤了出来。进入21世纪，随着各国经济的“拨乱反正”与重建国际金融秩序的努力，新世纪繁荣便一度在全球占了上风。与此同时，美国引导全球低利率政策的盛行，最终导致流动性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为了满足巨大的饥渴资金的需求，自然以信用重构为核心的金融产品创新便迅速膨胀起来，并伴随着全球资本市场的再度繁荣。
然而，从周期变化的角度来看，随着繁荣时期的不断延展，衰退和危机的风险就会不断临近，资本市场更是如此。我们看到，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失控，最终引致了金融创新的失控，又导致信用链条的崩溃。这最早在美国发生，进而扩散到许多发达市场经济体，在此过程中，法国兴业银行之类的事件都只是窥豹一斑。应该说，在经济金融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今天，中国并不能在这些大的变化中独善其身，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周期性变化特征与欧美国家相比有所滞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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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意义上看，当前全球已出现由流动性过剩向流动性趋紧逆转的迹象，在此过程中，必然面临资产价格泡沫的挤压与重估。因此，中国股市已经失去了2007年“疯狂”的基础，暴跌只是加速了这一价值回归的过程。
而从实体经济运行来看，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分为四个阶段：繁荣、衰退、复苏和扩张。其中，在繁荣阶段后期，向衰退阶段的转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济逐渐减速的过渡，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实际GDP高于潜在GDP，但是经济增速已呈现趋势性降低，同时通货膨胀仍处在高位。种种情况表明，我国目前正处于这一经济减速阶段。而投资理论告诉我们，由于预期回报增长率的降低，这一阶段股票在最佳投资选择中的地位不断下降。虽然说股市并非一定是宏观经济的晴雨表，但是在全球面临滞涨风险的情况下，希望A股出现超过2007年的暴涨状况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好的情况，也是所谓的“慢牛”状态。对此，A股投资者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即在股市从“快牛”到“慢牛”的过渡中，先前振奋人心的投资低风险、高收益已不复存在，高风险、低收益必然成为主流。
然而，既然资本市场的挤出泡沫是全球性的，而A股的下跌也是价值回归的一种表现，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股市动荡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呢？这是因为，一是A股一直处于“非正常”的涨跌，表现为涨起来就鸡犬升天，而跌起来的幅度和频率也都很少见。二是因为非规范因素、制度扭曲因素太多，导致股市“赌场”色彩浓厚，加上投资行为的普遍非理性，最终使股市的再分配效应过度扭曲，使风险承受能力较低的中低收入者在股市涨跌中受到严重损失，因而产生强烈的不满。三是股市定位含混，在比较效率和公平的时候，过于注重前者而忽视后者，导致股市运行往往优先满足“政策性”、“战略性”功能，而忽视中小投资者保护。
政府应走出观念误区
因此，对于A股的暴跌来说，讨论监管部门“救市”只是表面的东西，更为重要的，是制度完善的重要性，否则，即便股指再振雄风，“中国式涨跌”也将一直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大不和谐因素。
真正弄清楚股市的功能，这需要政府理清思路。
首先，强调股市融资功能，这是历来的传统理念，也是在金融供求结构扭曲背景下的无奈选择。但是过度强调股市融资功能，也容易导致股市发展陷入误区。例如，中国等“金砖四国”的IPO规模远居全球前列，但这并不能说明这四个国家的金融市场比欧美国家更发达，而恰恰说明了这是发展中经济体的非正常阶段。只有真正使A股功能定位从“融资途径”中走出来，才能彻底改变股市“圈钱”的形象。当然，这不仅需要理念的转变，更需要制度完善与配套改革，如改革上市公司选择机制、完善新股发行制度、大力发展债券市场等。
其次，股市应该尽可能避免承担国家战略职能。股市作为面向公众的公开市场，其运行的首要目的就是避免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在此过程中，过分强调运用股市完成国家战略意图，是不符合现代股市发展原则的。最为典型的是，通过股市进行国有企业整合重组的战略目标，是需要彻底摒弃的。客观上说，由于国企本身具有特殊的资源优势，以及与政府之间难以阐明的内在关系，国企通过股市进行资源配置的行为，往往会损害公众的长远利益，并且使政府始终难以摆脱“裁判员”与“运动员”的双重角色。
第三，股市难以起到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功能。之所以要谈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不是简单地讨论藏富于民，而是在财富两级分化严重、社会中下层收入增长乏力的情况下，为中低收入者增加消费能力。而从各国股市发展历史来看，股市都难以担当这种功能。由于风险承受能力不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股市的游戏规则从来都不是为中低收入者制定的。总体来看，股市的藏富于民只能是引起有利于高收入者的财富再分配，而政府则是通过保护中小投资者，避免这一再分配的过度扭曲。因此，依靠股市来解决广大普通公众的财产性收入，只是镜花水月。从根本上看，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只能是针对中等收入以上阶层来说的，要真正增加中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与消费能力，除了增加其可支配收入，更要从两点着手，即切实增加社会保障性支出，以及扩大消费能力的金融手段，如消费信贷。
重构股市微观基础
要促使股市走上健康发展道路，必须完善和重构股市的微观基础。
第一，必须不断促进上市公司的制度优化。曾几何时，我们把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等同于改制为股份制公司并且上市，但现在看来，对于多数公司来说，上市只是一个改革的起点，并非终点。要按照对公众负责、内部治理有效的现代企业标准来说，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其中，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很多在上市之后就停止了进一步的改革，虽然引入了多元化的股东，但管理机制、委托—代理模式、公司目标方面仍然保留了很多国企的传统。甚至对很多引入的境外和民营股东来说，由于短期利益的考虑，还希望国企继续保持类似背景，来增加政府信用特征。由此我们看到，市值最大化的目标往往不被纳入公司管理目标，而非理性再融资引起的股价下跌也不会对管理层有实质性影响。
对于民营企业来说，虽然相对来说内部机制更完善一些，但仍然存在问题。一是在A股市场难以真正反映公司内在价值的情况下，公司财务管理目标就会与股价发生严重脱节，这也是非规范背景下的非理性炒作的恶果，事实上很多公司股价对内在价值的背离已到了离谱的境地。二是公司治理结构也还存在问题，尤其是对各种大型集团公司来说。近年来各类控股集团迅速興起，这一层面的公司治理结构改善还有所不足，这就使得集团公司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上市公司为大股东服务而不是对公众投资者负责的情况屡见不鲜。
第二，股市中介机构的不完善，放大了非规范导致的泡沫风险。例如，在一些虚假并购重组活动中，许多金融中介机构确实起到了“为虎作伥”的作用，并且不排除利用内幕信息误导中小投资者而进行获利的行为。但是，对于并购重组的中介机构的规定几乎是空白，这是与当前金融机构发展现状有关的。在西方国家，并购重组的中介是投资银行，因此可以通过有关投资银行的相关法律来规范并购活动。而我国投行业发展还较落后，相关法律规范也有所缺位，自然难以规范中介机构参与并购重组的行为。当然，不仅是投行业务，其他一些相关业务领域的中介活动也存在众多问题，例如投资咨询业再次出现混乱局面。对此，应该进行严格的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定落到实处的法律法规。
第三，应逐渐促进证券交易所的市场化。证券交易所承担着转移风险、发现价格的功能，其公益性和公正性要求较高，非赢利的会员组织有利于保证其公益性和公正性。但随着世界性的市场化、国际化、交易电子化，交易所日益需要“庞大资金”和“快速决策”的支持，会员制组织形式在这方面已力不从心。股份公司制的组织形式恰好能够在快速决策和资金筹措方面提供便利，这是证券交易所公司化的原因所在。世纪之交，全球主要证券交易所纷纷从传统的会员制组织转向公司制企业。
当然，对于交易所来说，过度行政化与过度市场化，都会产生过犹不及的弊端。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在坚持了213年的市场化自我约束之后，由于自我监管隐患开始突出，于2005年4月12日首次同意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外界监督。而对于我国的证券交易所来说，基本还属于政府行政控制的特征，因此在运行中会产生很多过于行政化的弊端，如为人诟病的股票停牌制度、权证交易制度的随意性。长远来看，逐渐促使交易所实行市场化基础上的会员制度，进而为公司化做好准备，才是符合资本市场国际化和现代化的大趋势。
第四，机构投资者还需进一步完善。与股市发展初期不同的是，当前机构投资者已经成为股市的核心力量，这在增加了股市稳定性同时，也产生了众多非稳定的因素。一方面，在缺乏做空机制的情况下，公募基金事实上成为股市泡沫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而由于缺乏监管规则，尚未走到阳光下的私募基金行为也增加了交易秩序的混乱。另一方面，在保险资金等各类大资金纷纷入市的情况下，出现了社保基金等入市合理性值得商榷的机构，走在灰色边缘的银行理财产品，国企资金、灰色收入大量入市，以及银行信贷资金违规入市等。如果不加以规范和约束，在巨大利益吸引下，“机构时代”恐怕会比当年的“散户时代”带来更大的潜在风险。
对股市中的违法违规行为要真正予以严惩。我国现在的股市相关规定不可谓不严，不可谓不多，但关键在于执行较差，难以落到实处。无论法律和规定怎么完美，如果不能有效地执行和运用，监管效果也不会改善，这也是困扰中国社会已久的有法不依的情况。何况对于并购重组来说，依据的还多是行政规定。当然，在当前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过程中，牵扯了太多的利益纠葛，要真正打破利益陷阱，真正为市场的公正和透明而监管，也不是朝夕间能做到的。另外，违规行为屡见不鲜的原因之一，就是违规成本还是太低，即使有关规定里提到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但由于证监会并没有公诉权利，也多是空文而已。虽然新刑法对虚假信息、操纵市场的惩罚已有了改进，但还需要进一步细化，以适应日新月异的股市与并购重组违规的泛滥，使违规成本落实到对个人的重罚。
例如，美国证券法非常严格，如果发现内部透露信息，那是要坐牢的。任何内部人员都不得透露信息，如公司每个季度的盈利报告，有关会计师和审计师在做完报告后，即被“软禁”起来，不得与外界接触，直到报告公布后，方能“释放”。在盈利报告公布前，任何人都不知道具体情况，包括公司总裁。如果A股市场能够做到这个程度，那么股市的健康发展自然就不在话下了。归根到底，证券市场的法治化难以落实，还是因为牵扯太多利益关系与权力关系。长远来看，如果要真正做到现代股市的标准，除了完善股市立法之外，还可通过实现独立司法权的制约来完成，这当然是任重而道远的改革。
股市运行的原则，应该坚定地设置为公平目标，即以保护中小投资者为根本原则。在各国股市发展初期，都曾经出现被大机构、大资本操纵的现象，而最终会以危机的方式把这一问题暴露出来，此后，各国都逐渐把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作为首要原则。中国股市没有采取其他国家的渐进模式，而是在政府主导下呈现跳跃性发展，一举实现发达国家的规模水平。在此情况下，有必要与当前发展阶段相适应，采取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基本原则。从根本上看，由于技术、信息不对称，现代股市运行越来越不利于中小投资者，而有利于上市公司、大股东、机构投资者，如果政府不加以约束，则股市就会距离现代市场经济伦理越来越远。尤其是在我国，由于条件差异，在股市上涨阶段，中小投资者在博弈中只获得更少的利益，而在股市下跌阶段，中小投资者则会遭受更大损失。如此反复，股市就会成为财富从中低阶层向上層不断再分配的工具，这是不符合和谐社会发展原则的。因此，建立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原则，是中国股市发展的重中之重。
总之，股市的短期涨跌是正常的，政府的职责也不是频繁地挤压泡沫和救市，而在于通过制度建设而促使股市走向规范化、现代化。否则，一个非规范运行的股市只能带来国力的虚幻强大，只会扭曲市场效率、道德伦理并产生社会财富从多数人向少数人转移的逆向再分配效用，因此贻害无穷。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金融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