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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二、越式青铜器
锡都博物馆收藏的青铜钺、锄、三羊盒、三足盘等，多见于两广、湘赣、闽浙等地区，是红河流域和岭南地区常见的器物。
1.兵器
（1）铜斧：锡都博物馆收藏有多件青铜斧，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半圆銎形斧（图30）。整体似山字形，中间有圆銎，刃部在器身下缘，长约10厘米左右，素面无纹饰。
（2）铜钺：个旧市锡都博物馆收藏的铜钺（图31），为个旧黑蚂井出土，1988年征集。为长方形銎、弧形肩，半圆形刃，刃部较宽。长12厘米，宽10厘米。
（3）铜戈：个旧市锡都博物馆收藏的青铜戈类型丰富，有直援戈、曲援戈、双翼四穿长胡戈等。大多数素面无纹饰。多为个旧倘甸石榴坝战国古墓群出土，少部分为征集品（图32）。
2.农具
（1）铜锄：锡都博物馆收藏的青铜锄分为尖叶锄和板锄等。尖叶形青铜锄，其整体似一阔树叶，中间起脊，有銎。1999年从个旧市贾沙乡白路脚村征集，共5件，均为尖叶形（图33），三角形銎，叶呈平面，素面无纹饰，长13～23.5厘米，叶宽在11～18.3厘米。
不对称形铜锄（图34），个旧麻玉田12号墓出土。呈不对称形，圆形横銎，銎下有三道出脊与叶面连接。铜锄长10厘米，宽11.8厘米。銎内残留有木和铜楔，刃口有使用痕迹。
（2）铜插：锡都博物馆收藏的铜插（图35），为个旧老厂出土品，为半圆形銎，弧形腹、叉形刃，长15.5厘米，宽9.2厘米。
（3）铜凿：锡都博物馆收藏的铜凿（图36）为半圆銎，銎部饰两道弦纹，上有方形孔。多为个旧倘甸石榴坝战国古墓群出土，少部分为征集品。
3.炊具
（1）釜：锡都博物馆收藏有铜釜10余件，代表性器物有盘口圜底釜（图37），盘口开敞，束颈，鼓圆腹，圜底。肩部有对称的两个环状系，系中穿一环耳。器表系耳的位置有一周凸棱状的弦纹，口沿内侧刻划有“大末方人”四字，口径28.8厘米，最大腹径30.1厘米，底径29厘米，通高24.4厘米。出土时置于铁三角架上，器表面有烟炱。
敞口平底釜（图38），敞口，口沿内折，鼓腹，平底内凹，口沿铸有对称的编绳纹立耳一对，立耳上各铸冠形装饰两个，底部有4个圆钉和十字形范线，口径13厘米，底径13.82厘米。
（2）青铜锅（图39），盘口，折沿，方唇，弧腹，平底。口沿外侧有两个对称的辫形立耳，腹部有一周凸弦纹。通高9.6厘米，口径18.4厘米，底径10厘米。
4.盛食具
（1）盘口鼎（图40），黑蚂井24号墓出土。盘口开敞，窄平沿，束颈，圆肩，弧腹，圜底，下接三细足，足断面呈半圆形。口沿上铸对称的编绳纹立耳一对，双耳上均有突起状物两个。通高24厘米，口径16.8厘米，腹径15.8厘米。
（2）青铜钵：黑蚂井出土的铜体（图41），为敞口，尖圆唇，弧腹，平底内凹。通高6.2厘米，口径16厘米，底径9.2厘米。
（3）青铜盒：锡都博物馆收藏的铜盒有圈足盒、三羊盒和三足盒三类，典型的有圈足铜盒（图42），带盖，子母口，圆弧腹，圈足。盖顶中央有钮，钮上穿有一环耳，盖顶正中为四柿蒂纹和四鸟纹，盖身饰菱形纹、锯齿纹各一周。盖顶、器身扣合处刻神兽纹、鸟纹，头部在器盖，身子在器身。盒身饰锯齿纹和菱形纹，圈足上饰锯齿纹。通高8.8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6.4厘米。
三羊盒（图43），有盖，子母口，圆弧腹，圈足。盖顶中央有钮，钮上穿一环耳，环耳周围刻一对辟邪和两只凤鸟，周围刻一圈三角形纹、弦纹和棱纹，盖顶周铸三只卧羊将器盖三等分。盖子中央的盖器、底扣合处刻辟邪纹、凤鸟纹，其头部在器盖，身子在器底。盖身腹部刻菱形纹，圈足上刻三角纹。通高8.5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6.6厘米。
三足铜盒（图44），为平顶直口盖，盒身直口短颈，子口，圆鼓腹，圜底，兽面三短足。盖顶正中央有一环状系钮，肩部也有两个对称的圆形穿系斜出，出土时附有细编绳，说明原有的肩系与盖系之间连接的活链也失。盖面系钮四周刻柿蒂纹将盖面四等分，柿蒂纹之间分别刻有凤鸟纹和辟邪纹。口沿外侧及颈部阴刻有锯齿纹、斜格纹、菱形纹和羽状纹。通高8.8厘米，口径6.6厘米，最大腹径10厘米，底径6.4厘米。
（4）铜桶（图45），为个旧黑蚂井出土，1988年征集入藏。直口、桶形、深腹、平底、假圈足，口外有对称的两条形系耳，腹部饰有竹节纹、卷云纹、弦纹构成的图案。通高25厘米，口径21.1厘米，底径8.9厘米。
铜提桶（图46），圆柱形，带盖，子母口。盖子正中央有一桥形钮，钮上穿带链扣。器口沿下方有一环耳。盖面刻柿蒂纹，盖沿刻锯齿纹，器身阴刻有神兽纹、锯齿纹等，图案精美，纹饰华丽。通高11厘米，直径4厘米。
（5）盘：锡都博物馆收藏的铜盘分为折沿盘和三足承盘两类。三足承盘（图47），黑蚂井16号墓出土。盘广口，外折沿，浅腹，兽状三扁足，断面作圆弧三角状。盘底有一周凸匝，内有三道凸棱，一头与足相连，另一头则交汇于盘底圆心。底部边缘阴刻“大末方”三字。盘内中心刻有由内外两层组成的圆圈，以此为中心，主体图案分内外两区，内区阴刻由柿蒂纹及神兽和凤鸟纹构成的主题图案。图案以圆圈为中心，以柿蒂纹为界，由四组对接的双菱纹汇于盘心，并将之分为四等份，各份内分别刻天禄和凤鸟各两只，辟邪高冠、双角、双翼、短尾、四足，作回首奔跑状;凤鸟为高冠、长颈、双翼、三叉状长尾，双翼煽动，双足跳动作舞状，外接菱形纹一周。外区由4个花树纹样分为四等份，花树纹中心为一条主干，从两边分出若干枝条，上部分枝条上翘，枝头有圆球形物，很像是分枝灯台，其下枝条弯曲下垂似垂柳。各份内分别刻昂首回望的舞凤一对，双凤高冠，昂首回望，双翅鼓动，双肢跳动，尾毛作开屏状，相向而舞。鹿纹共2大4小6只，大鹿有分叉形长角一对，回首扬蹄，作奔跑状。另两份刻有由1游龙与11条游鱼组成的图案共两组，龙为张口、大眼、四足，扬鬃、须，全身刻鳞纹。龙曲身、扬鬃、须、卷尾，作游动状态，其周围有游鱼。游鱼全身布满鱼鳞纹。图案外沿饰一圈菱形纹，接锯齿纹和菱形纹各一周，在主体纹饰之间以二弦纹相隔。口径45.2厘米，盘深1.6厘米，通高9.8厘米。盘出土时，其上置有一铜鉴。该盘纹饰繁缛，图案精美，是迄今发现的口径最大、最精美的刻纹青铜承盘。 5.灯具
锡都博物馆收藏的胡俑灯和凤凰灯，均为个旧市卡房镇黑蚂井汉墓群出土。
（1）铜胡俑灯（图48），为胡俑座三枝灯造型，灯座为踞状胡俑，坦胸露乳，赤身裸体，尖脸，浓眉大眼，双眼皮，高鼻，高颧骨，大耳，络腮胡子，须发上挠，胸毛发达，外露男性生殖器，头戴斜格纹头箍，在前额上呈前突圆椎状，腰扎菱形纹腰带，在肚脐附件系一扣。俑双手平伸略上举，头顶和双手分别执一灯盘，内有烛钎，灯盘、手臂、头均可拆卸。俑头头箍和腰带上均刻菱形纹，眉毛、眼毛、胡须也是线刻而成。造型古朴生动，线条粗犷，铸工精良。通高41.4厘米，宽47.3厘米。
（2）凤凰灯（图49），为昂首回望的凤鸟造型，凤鸟圆眼突起，高肉冠，双足并立，两爪爪尖弯曲，作抓地状，扁尾下垂，与双足构成三角支架以固定灯体。凤头部刻凤眼、眼翎纹，全身通体刻羽毛纹，颈、身、腹刻鱼鳞形羽毛纹，凤冠、翅膀上刻叶脉状羽毛纹，灯罩上刻神兽纹、凤鸟纹和锯齿纹。造型奇特，制作精良，纹饰华美。通高33厘米，体长45厘米，宽15厘米。
6.棺饰
铜棺饰分为圆形和柿蒂形两型（图50），均出自个旧市卡房镇黑蚂井16号墓，为棺椁上的装饰品。圆形棺饰，共6套，每套由一件圆形穿圆盘状饰件和泡钉组成，圆形盘状饰件直径24厘米，穿孔5.6厘米，厚0.15厘米。圆盘内侧因与棺面长时间贴合而附近着有许多红色纹饰和纺织物残屑。柿蒂状棺饰，共48套，每套由一件圆形穿孔柿蒂状铜片和圆形泡钉组成，对角距约8.2厘米，厚约0.2厘米。
三、青铜器的文化特征
锡都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不仅有明显的内地青铜文化影响的因素， 而且也有很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和百越文化色彩，呈现出多元文化兼容并蓄的特点，表现在：
首先，青铜器铸造精良，造型精美，器型风格与中原基本一致。锡都博物馆收藏的胡俑灯、凤灯、三足承盘、三羊盒、提梁壶、锺等青铜器，铸造精湛，器形典雅，构图精妙，堪称中国罕见、世界一流，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是同时期云南其他地区所难以比拟的。鼎、簋、釜、提梁壶、三足带流壶、耳杯、博山炉、带钩、博山炉、铜镜等器物，除少数为中原传入品外，绝大部分为中原器物的仿制品。且器型小巧，多为素面薄胎，多为实用生活器具，少见礼器和明器等等，在器形和风格上与同时期中原盛行的青铜器基本一致。从器物上出现的“贵”、“姑”、“赵”、“大末方人”（图51）、“大末方”等汉字铭文来看，汉代红河流域地区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区域。
其次，部分器物表现出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从器型来看，胡人俑灯的胡俑座三枝灯造型，为红河流域特有的器物。铜桶，仅见于红河流域的黑蚂井、越南东山、滇中和岭南西汉前期的墓葬中，其他地方尚未见。盘口鼎，多见于粤西、桂、东北及东南地区，形制与内地同一时期常见的类型迥然不同，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因此考古界称之为“越式”鼎， 是百越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凤灯，同类器物仅见于广西合浦望牛岭木椁墓出土的一对和个旧黑蚂井16号墓1件。
从纹饰方面看，锡都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最具特色的是刻纹青铜器，其特点有三：一是工艺来自东南越文化。铜器刻纹工艺是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于吴越地区的青铜装饰工艺，目前发现最早的刻纹青铜器是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出土春秋晚期的线刻纹铜残片（见汪遵国、郁厚本、尤振尧《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载《考古》1965年第3期）。此外发现的东周线刻画像铜器也当属吴越之器，它们是通过各种渠道从吴越地区流传出去的器物。大约在秦汉时期，随着百越民族的逐渐西移，其工艺经广东、广西出入云南东南部的红河流域一带，经此向滇中传播，在滇中地区迅速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青铜装饰工艺。二是刻纹装饰不仅广泛施于樽、壶、盒、炉等内地常见的器物上，而且也见于胡俑灯、凤灯等当地特有的器形上。三是从纹饰到图案均为中原常见的吉祥纹样，如柿蒂纹、龙纹、凤鸟纹、天禄、辟邪纹、神鹿纹、鱼纹以及几何纹带等（图52、图53），体现了祥瑞的文化色彩。
这些精湛的工艺，反映了汉代滇东南地区滇文化、东南百越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交流融合，折射出滇东南地区，是继广西、滇中之后的又一刻纹青铜文化中心。它一方面受到东南沿海、滇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另一方面，也将内地青铜文化、滇文化和黑蚂井青铜文明成果传播到周边地区，是内地青铜文明向东南亚传播的桥梁和东南百越文化西传的中途站（拙文《红河流域汉代青铜刻纹工艺初探》载中国民族博物馆主编《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2013》，民族出版社，2013年9月）。
四、结束语
从器物种类、组合、形制特征几方面看，锡都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融合了大量的中原文化以及邻近地域青铜文化的因素，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青铜文化。这种特点源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西汉置柯郡，将红河流域已纳入中央王统的范围。汉王朝采取选派官员与任用当地贵族相结合的边郡统治方式，在政治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巩固了中央王朝对红河流域地区的统治，同时，也密切了红河流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滇东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汉王朝还打通了由滇中，经通海、贲古、麋泠直到交趾的“进桑-麋泠道”，也称“马援道”，并与“博南古道”“五尺道”等相连接，使之成为“用为神捷”，“转输通利”“水陆并通”的比较成熟的交通网络。从此，滇东南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创造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全文完）（责编：雨岚）
参考文献
①红河州文物管理所编《红河考古》，云南民族出版，2011年8月。
②云南省考古研究、红河州文物管理所、个旧市博物馆编《个旧黑蚂井墓地第四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3年5月。
③云南省考古研究、红河州文物管理所、个旧市博物馆编《个旧黑玛井古墓群发掘报告》《云南考古报告集（二）》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12月。
④云南省考古研究所、文山州文物管理所、红河州文物管理所编《云南边境地区（红河州和文山州）考古调查报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
⑤红河州文物管理所编《红河青铜文化》，云南民族出版，2011年。
⑥个旧市政协、文化局编《个旧文物概览》，89页，云南大学出版，2008年10月。
⑦红河州文化局编《红河州文物志》，2007年11月。
锡都博物馆收藏的青铜钺、锄、三羊盒、三足盘等，多见于两广、湘赣、闽浙等地区，是红河流域和岭南地区常见的器物。
1.兵器
（1）铜斧：锡都博物馆收藏有多件青铜斧，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半圆銎形斧（图30）。整体似山字形，中间有圆銎，刃部在器身下缘，长约10厘米左右，素面无纹饰。
（2）铜钺：个旧市锡都博物馆收藏的铜钺（图31），为个旧黑蚂井出土，1988年征集。为长方形銎、弧形肩，半圆形刃，刃部较宽。长12厘米，宽10厘米。
（3）铜戈：个旧市锡都博物馆收藏的青铜戈类型丰富，有直援戈、曲援戈、双翼四穿长胡戈等。大多数素面无纹饰。多为个旧倘甸石榴坝战国古墓群出土，少部分为征集品（图32）。
2.农具
（1）铜锄：锡都博物馆收藏的青铜锄分为尖叶锄和板锄等。尖叶形青铜锄，其整体似一阔树叶，中间起脊，有銎。1999年从个旧市贾沙乡白路脚村征集，共5件，均为尖叶形（图33），三角形銎，叶呈平面，素面无纹饰，长13～23.5厘米，叶宽在11～18.3厘米。
不对称形铜锄（图34），个旧麻玉田12号墓出土。呈不对称形，圆形横銎，銎下有三道出脊与叶面连接。铜锄长10厘米，宽11.8厘米。銎内残留有木和铜楔，刃口有使用痕迹。
（2）铜插：锡都博物馆收藏的铜插（图35），为个旧老厂出土品，为半圆形銎，弧形腹、叉形刃，长15.5厘米，宽9.2厘米。
（3）铜凿：锡都博物馆收藏的铜凿（图36）为半圆銎，銎部饰两道弦纹，上有方形孔。多为个旧倘甸石榴坝战国古墓群出土，少部分为征集品。
3.炊具
（1）釜：锡都博物馆收藏有铜釜10余件，代表性器物有盘口圜底釜（图37），盘口开敞，束颈，鼓圆腹，圜底。肩部有对称的两个环状系，系中穿一环耳。器表系耳的位置有一周凸棱状的弦纹，口沿内侧刻划有“大末方人”四字，口径28.8厘米，最大腹径30.1厘米，底径29厘米，通高24.4厘米。出土时置于铁三角架上，器表面有烟炱。
敞口平底釜（图38），敞口，口沿内折，鼓腹，平底内凹，口沿铸有对称的编绳纹立耳一对，立耳上各铸冠形装饰两个，底部有4个圆钉和十字形范线，口径13厘米，底径13.82厘米。
（2）青铜锅（图39），盘口，折沿，方唇，弧腹，平底。口沿外侧有两个对称的辫形立耳，腹部有一周凸弦纹。通高9.6厘米，口径18.4厘米，底径10厘米。
4.盛食具
（1）盘口鼎（图40），黑蚂井24号墓出土。盘口开敞，窄平沿，束颈，圆肩，弧腹，圜底，下接三细足，足断面呈半圆形。口沿上铸对称的编绳纹立耳一对，双耳上均有突起状物两个。通高24厘米，口径16.8厘米，腹径15.8厘米。
（2）青铜钵：黑蚂井出土的铜体（图41），为敞口，尖圆唇，弧腹，平底内凹。通高6.2厘米，口径16厘米，底径9.2厘米。
（3）青铜盒：锡都博物馆收藏的铜盒有圈足盒、三羊盒和三足盒三类，典型的有圈足铜盒（图42），带盖，子母口，圆弧腹，圈足。盖顶中央有钮，钮上穿有一环耳，盖顶正中为四柿蒂纹和四鸟纹，盖身饰菱形纹、锯齿纹各一周。盖顶、器身扣合处刻神兽纹、鸟纹，头部在器盖，身子在器身。盒身饰锯齿纹和菱形纹，圈足上饰锯齿纹。通高8.8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6.4厘米。
三羊盒（图43），有盖，子母口，圆弧腹，圈足。盖顶中央有钮，钮上穿一环耳，环耳周围刻一对辟邪和两只凤鸟，周围刻一圈三角形纹、弦纹和棱纹，盖顶周铸三只卧羊将器盖三等分。盖子中央的盖器、底扣合处刻辟邪纹、凤鸟纹，其头部在器盖，身子在器底。盖身腹部刻菱形纹，圈足上刻三角纹。通高8.5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6.6厘米。
三足铜盒（图44），为平顶直口盖，盒身直口短颈，子口，圆鼓腹，圜底，兽面三短足。盖顶正中央有一环状系钮，肩部也有两个对称的圆形穿系斜出，出土时附有细编绳，说明原有的肩系与盖系之间连接的活链也失。盖面系钮四周刻柿蒂纹将盖面四等分，柿蒂纹之间分别刻有凤鸟纹和辟邪纹。口沿外侧及颈部阴刻有锯齿纹、斜格纹、菱形纹和羽状纹。通高8.8厘米，口径6.6厘米，最大腹径10厘米，底径6.4厘米。
（4）铜桶（图45），为个旧黑蚂井出土，1988年征集入藏。直口、桶形、深腹、平底、假圈足，口外有对称的两条形系耳，腹部饰有竹节纹、卷云纹、弦纹构成的图案。通高25厘米，口径21.1厘米，底径8.9厘米。
铜提桶（图46），圆柱形，带盖，子母口。盖子正中央有一桥形钮，钮上穿带链扣。器口沿下方有一环耳。盖面刻柿蒂纹，盖沿刻锯齿纹，器身阴刻有神兽纹、锯齿纹等，图案精美，纹饰华丽。通高11厘米，直径4厘米。
（5）盘：锡都博物馆收藏的铜盘分为折沿盘和三足承盘两类。三足承盘（图47），黑蚂井16号墓出土。盘广口，外折沿，浅腹，兽状三扁足，断面作圆弧三角状。盘底有一周凸匝，内有三道凸棱，一头与足相连，另一头则交汇于盘底圆心。底部边缘阴刻“大末方”三字。盘内中心刻有由内外两层组成的圆圈，以此为中心，主体图案分内外两区，内区阴刻由柿蒂纹及神兽和凤鸟纹构成的主题图案。图案以圆圈为中心，以柿蒂纹为界，由四组对接的双菱纹汇于盘心，并将之分为四等份，各份内分别刻天禄和凤鸟各两只，辟邪高冠、双角、双翼、短尾、四足，作回首奔跑状;凤鸟为高冠、长颈、双翼、三叉状长尾，双翼煽动，双足跳动作舞状，外接菱形纹一周。外区由4个花树纹样分为四等份，花树纹中心为一条主干，从两边分出若干枝条，上部分枝条上翘，枝头有圆球形物，很像是分枝灯台，其下枝条弯曲下垂似垂柳。各份内分别刻昂首回望的舞凤一对，双凤高冠，昂首回望，双翅鼓动，双肢跳动，尾毛作开屏状，相向而舞。鹿纹共2大4小6只，大鹿有分叉形长角一对，回首扬蹄，作奔跑状。另两份刻有由1游龙与11条游鱼组成的图案共两组，龙为张口、大眼、四足，扬鬃、须，全身刻鳞纹。龙曲身、扬鬃、须、卷尾，作游动状态，其周围有游鱼。游鱼全身布满鱼鳞纹。图案外沿饰一圈菱形纹，接锯齿纹和菱形纹各一周，在主体纹饰之间以二弦纹相隔。口径45.2厘米，盘深1.6厘米，通高9.8厘米。盘出土时，其上置有一铜鉴。该盘纹饰繁缛，图案精美，是迄今发现的口径最大、最精美的刻纹青铜承盘。 5.灯具
锡都博物馆收藏的胡俑灯和凤凰灯，均为个旧市卡房镇黑蚂井汉墓群出土。
（1）铜胡俑灯（图48），为胡俑座三枝灯造型，灯座为踞状胡俑，坦胸露乳，赤身裸体，尖脸，浓眉大眼，双眼皮，高鼻，高颧骨，大耳，络腮胡子，须发上挠，胸毛发达，外露男性生殖器，头戴斜格纹头箍，在前额上呈前突圆椎状，腰扎菱形纹腰带，在肚脐附件系一扣。俑双手平伸略上举，头顶和双手分别执一灯盘，内有烛钎，灯盘、手臂、头均可拆卸。俑头头箍和腰带上均刻菱形纹，眉毛、眼毛、胡须也是线刻而成。造型古朴生动，线条粗犷，铸工精良。通高41.4厘米，宽47.3厘米。
（2）凤凰灯（图49），为昂首回望的凤鸟造型，凤鸟圆眼突起，高肉冠，双足并立，两爪爪尖弯曲，作抓地状，扁尾下垂，与双足构成三角支架以固定灯体。凤头部刻凤眼、眼翎纹，全身通体刻羽毛纹，颈、身、腹刻鱼鳞形羽毛纹，凤冠、翅膀上刻叶脉状羽毛纹，灯罩上刻神兽纹、凤鸟纹和锯齿纹。造型奇特，制作精良，纹饰华美。通高33厘米，体长45厘米，宽15厘米。
6.棺饰
铜棺饰分为圆形和柿蒂形两型（图50），均出自个旧市卡房镇黑蚂井16号墓，为棺椁上的装饰品。圆形棺饰，共6套，每套由一件圆形穿圆盘状饰件和泡钉组成，圆形盘状饰件直径24厘米，穿孔5.6厘米，厚0.15厘米。圆盘内侧因与棺面长时间贴合而附近着有许多红色纹饰和纺织物残屑。柿蒂状棺饰，共48套，每套由一件圆形穿孔柿蒂状铜片和圆形泡钉组成，对角距约8.2厘米，厚约0.2厘米。
三、青铜器的文化特征
锡都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不仅有明显的内地青铜文化影响的因素， 而且也有很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和百越文化色彩，呈现出多元文化兼容并蓄的特点，表现在：
首先，青铜器铸造精良，造型精美，器型风格与中原基本一致。锡都博物馆收藏的胡俑灯、凤灯、三足承盘、三羊盒、提梁壶、锺等青铜器，铸造精湛，器形典雅，构图精妙，堪称中国罕见、世界一流，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是同时期云南其他地区所难以比拟的。鼎、簋、釜、提梁壶、三足带流壶、耳杯、博山炉、带钩、博山炉、铜镜等器物，除少数为中原传入品外，绝大部分为中原器物的仿制品。且器型小巧，多为素面薄胎，多为实用生活器具，少见礼器和明器等等，在器形和风格上与同时期中原盛行的青铜器基本一致。从器物上出现的“贵”、“姑”、“赵”、“大末方人”（图51）、“大末方”等汉字铭文来看，汉代红河流域地区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区域。
其次，部分器物表现出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从器型来看，胡人俑灯的胡俑座三枝灯造型，为红河流域特有的器物。铜桶，仅见于红河流域的黑蚂井、越南东山、滇中和岭南西汉前期的墓葬中，其他地方尚未见。盘口鼎，多见于粤西、桂、东北及东南地区，形制与内地同一时期常见的类型迥然不同，具有独特的地方特色，因此考古界称之为“越式”鼎， 是百越文化中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凤灯，同类器物仅见于广西合浦望牛岭木椁墓出土的一对和个旧黑蚂井16号墓1件。
从纹饰方面看，锡都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最具特色的是刻纹青铜器，其特点有三：一是工艺来自东南越文化。铜器刻纹工艺是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下，产生于吴越地区的青铜装饰工艺，目前发现最早的刻纹青铜器是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出土春秋晚期的线刻纹铜残片（见汪遵国、郁厚本、尤振尧《江苏六合程桥东周墓》，载《考古》1965年第3期）。此外发现的东周线刻画像铜器也当属吴越之器，它们是通过各种渠道从吴越地区流传出去的器物。大约在秦汉时期，随着百越民族的逐渐西移，其工艺经广东、广西出入云南东南部的红河流域一带，经此向滇中传播，在滇中地区迅速发展成为独具特色的青铜装饰工艺。二是刻纹装饰不仅广泛施于樽、壶、盒、炉等内地常见的器物上，而且也见于胡俑灯、凤灯等当地特有的器形上。三是从纹饰到图案均为中原常见的吉祥纹样，如柿蒂纹、龙纹、凤鸟纹、天禄、辟邪纹、神鹿纹、鱼纹以及几何纹带等（图52、图53），体现了祥瑞的文化色彩。
这些精湛的工艺，反映了汉代滇东南地区滇文化、东南百越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交流融合，折射出滇东南地区，是继广西、滇中之后的又一刻纹青铜文化中心。它一方面受到东南沿海、滇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的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另一方面，也将内地青铜文化、滇文化和黑蚂井青铜文明成果传播到周边地区，是内地青铜文明向东南亚传播的桥梁和东南百越文化西传的中途站（拙文《红河流域汉代青铜刻纹工艺初探》载中国民族博物馆主编《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2013》，民族出版社，2013年9月）。
四、结束语
从器物种类、组合、形制特征几方面看，锡都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融合了大量的中原文化以及邻近地域青铜文化的因素，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青铜文化。这种特点源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西汉置柯郡，将红河流域已纳入中央王统的范围。汉王朝采取选派官员与任用当地贵族相结合的边郡统治方式，在政治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巩固了中央王朝对红河流域地区的统治，同时，也密切了红河流域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滇东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汉王朝还打通了由滇中，经通海、贲古、麋泠直到交趾的“进桑-麋泠道”，也称“马援道”，并与“博南古道”“五尺道”等相连接，使之成为“用为神捷”，“转输通利”“水陆并通”的比较成熟的交通网络。从此，滇东南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创造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全文完）（责编：雨岚）
参考文献
①红河州文物管理所编《红河考古》，云南民族出版，2011年8月。
②云南省考古研究、红河州文物管理所、个旧市博物馆编《个旧黑蚂井墓地第四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3年5月。
③云南省考古研究、红河州文物管理所、个旧市博物馆编《个旧黑玛井古墓群发掘报告》《云南考古报告集（二）》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年12月。
④云南省考古研究所、文山州文物管理所、红河州文物管理所编《云南边境地区（红河州和文山州）考古调查报告》，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7月。
⑤红河州文物管理所编《红河青铜文化》，云南民族出版，2011年。
⑥个旧市政协、文化局编《个旧文物概览》，89页，云南大学出版，2008年10月。
⑦红河州文化局编《红河州文物志》，200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