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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接受美学理论，以《咕噜牛》和《戴高帽的猫》为例，从译本的可朗读性方面来研究任溶溶儿童绘本的翻译策略和技巧。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任溶溶在翻译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地遵循了接受美学理论中的“期待视野”原则，通过使用口语化的表达、统一的句式结构、强烈的节奏感和音乐性等策略来实现可朗读的目的。研究任老的经典译作必将对以后的绘本翻译有所帮助。此外，本文也指出了其中译本中一些可以改进之处。
关键词：任溶溶儿童绘本翻译；可朗读性；接受美学；《咕噜牛》；《戴高帽的猫》
任溶溶一生翻译了300多部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多语种儿童文学作品，是儿童文学翻译界的泰斗，对儿童文学翻译的贡献不可忽略。不过，与任老丰富的译作体裁及广泛的涉及范围不相等称的是，研究其翻译作品的论文覆盖面过于狭窄，多集中于其翻译的E·B·怀特的儿童小说三部曲。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在广度上有待提高。事实上，儿童文学除儿童小说以外还有众多其他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如图画书，朗读文本，儿童电影字幕，儿童戏剧等等。（张群星：2014 （03）： 30-32）但遗憾的是对这些题材的儿童文学的翻译研究在国内却几乎一片空白。另外，研究者对近年来的新译作鲜有涉及，而且已发表的大多数文章都是只谈优点，不评不妥之处（荆素蓉， 2015，05： 74）。根据张嘉坤和李新新统计，在知网上检索任溶溶儿童文学翻译理论技巧，搜索到2006-2015间共有213篇此类文章，不过研究其儿童绘本翻译策略的却一篇也无（2016，23：127）。此外，尽管任老的译作在选词造句的口语化、节奏韵律的处理等方面都非常出彩，但有时为了追求句子结构统一和口语化而导致句意出现些许偏差，译文极少数地方也会出现需要继续提高之处。只有找到现译本中可继续修正之处并给予完善，才能为儿童绘本翻译提供更多参考，在促进儿童文学翻译繁荣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综合上述原因，笔者认为这一课题有研究的必要性，因此笔者将结合接受美学理论中的以读者为本位的思想来着重研究任老在儿童绘本翻译过程中如何实现绘本的可朗读性。
一、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最早是于20世纪60年代由前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汉斯·罗伯特·姚斯和沃尔夫冈·伊瑟尔创建的。在随后的几十年内，接受美学迅速发展并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文学翻译提供了又一理论依据，是文学翻译领域的一大突破。接受美学坚持文学研究的方向应该从传统的以作者-文本关系为中心转移到以读者-文本关系为中心。
学者刘凤梅指出，接受美学的核心是“期待视野”，即阅读一部作品时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式或先在结构决定读者接受能否实现（2005， 02： 24）。儿童作为比较特殊的读者群，由于其身心发展不够全面成熟，缺乏阅读经验，其对于新词以及句法的接受程度远远低于成人，因此充分考虑儿童的心理、接受能力以及理解能力在儿童文学翻译领域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儿童缺乏阅读经验，尤其是低龄儿童还不具备对文字的认知能力，其理解吸收文本的最主要途径就是倾听，所以儿童绘本译作的可朗读性就显得更加有必要。在《儿童翻译》一书里，Snell-Hornby将可朗读性解读为文本被用于朗读的可能性或适宜性（2000： 35）。由于可读性和可朗读性概念有非常大的区别，可读性只要求读者领会文章的意思即可，而可朗读性则要求文章能够被朗读出来，这里的朗读特别指有节奏、有韵律、有音乐性的朗读。
可见，可朗读性的要求远远大于可读性，在翻译过程中实现译文与原文有同样的可朗读性则需要译者在遣词造句上做到朗朗上口，有较强的节奏感和音乐性，句子结构和谐统一，语体也应该使用更加口语化的语言（张鲁艳，2009，02： 77）。事实上，任溶溶无论在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还是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始终提倡并践行口语化的原则。
二、从接受美学理论视角看任溶溶的翻译策略和技巧
本文通过对比《咕噜牛》、《戴高帽的猫》的英文版本和任溶溶的译文，研究任溶溶在翻译儿童作品过程中如何兼顾儿童的理解能力和译作的可朗读性，同时指出译作中的少数不妥之处。
（一）口语化的表达
口语化表达在《咕噜牛》英文原作里几乎随处可见，例如“A mouse took a troll through the deep dark wood. A fox saw the mouse and the mouse looked good.”与之相对应，任老在翻译过程中遵循接受美学中关于读者接受的相关原则，采取了口语化的译法：“一只小老鼠，叽布叽布，在密林深处溜达。一只狐狸看到他，馋得口水直嘀嗒。”（2005，5）作者将took a stroll翻译为“溜达”而不是“散步”，显然是因为“溜达”一词更加符合幼龄儿童的表达和理解。“散步”虽然更具文学气息，但适用的对象往往是年龄比较大的孩子。另外，译作也没有把“the mouse looked good”翻译为“小老鼠看起来很好吃”，而是译为“馋得口水直嘀嗒”。此句译文的精妙之处在于：第一，“口水滴嗒”更加富有画面感，第二“滴嗒”和前面的“溜达”押韵，實现了朗读的韵律感。
另外，这句话的翻译还体现了任溶溶在翻译的过程中遵循了“根据儿童的阅读理解能力对情节、语言、特征进行调整”这一原则（张鲁艳， 2007，06：95）。原文中的小老鼠并没有名字，作者只说它是一只“small brown mouse”，但任老在翻译的时候特意给小老鼠冠上了“叽布叽布”这个名字。有名字的小老鼠被人格化了，小朋友在听的时候也会带入特殊感情。同时“叽布叽布”这一拟声词还把小老鼠和它那特有的 “叽布叽布”的叫声联系在一起。这恰恰体现了接受美学中将读者的期待视野纳入文学翻译中的诉求。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在《戴高帽的猫》中，那只戴高帽的猫说到：“With a game that I call UP-UP-UP with a fish！”任老的译文是：“这个游戏就叫做：金鱼节节高！”（2002，12）笔者认为，将原文中的“UP-UP-UP”翻译作“节节高”非常恰当，不仅在字面意思上完全对等，而且AAB结构的表达也非常口语化。 （二）句式结构的和谐统一
任溶溶在翻译儿童绘本的时候，为了实现句子的可朗读性，对句式结构给予了充分考虑，具体表现在：译文的字数相等，词性相对，句式相同。比如，绘本分三次描述了各种动物对小老鼠不怀好意，可在听了小老鼠口中的咕噜牛如何可怕之后落荒而逃的情形：“… and away he sped”，“… and away Owl flew”， “… and away snake slid”。（1999，7，11，15）读者不难发现，英语原文通过改变动词但是不改变基本的倒装结构“away…sb do”来实现语言的节奏感。深谙儿童语言之道的任老将其分别译为：“狐狸说着飞也似的就开溜”，“猫头鹰说着拍拍翅膀就开溜”，“蛇说着扭着身子就开溜”（2005，7，11，15）。译文通过变换副词而非动词，不仅实现了语言结构上的统一，而且还通过四字状语达到字数统一，读起来韵律十足、朗朗上口，实现了“口语化”的原则。
（三）节奏感和音乐性的体现
在翻译The Cat in the Hat这本书的题目时，任溶溶就使用了这一策略。“cat”和“hat”押尾韵，发/?t/音时嘴巴夸张地张大，发音清晰简单，符合儿童的朗读心理。任溶溶巧妙地将其翻译为“戴高帽的猫”，笔者认为这是有意而为之。他在翻译的时候有意加了一个“高”字，因为这个“高”字恰好和“帽”，“猫”的韵母部分ao发音相同。更精妙的是中英两版的发音都含有夸张的/a/音，使得译文和原版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夸张的发音在读起来的时候会更加富有音乐性，像是在唱歌，符合儿童朗读的特点。
类似的翻译策略也被运用在The Gruffalo的题目翻译中。笔者认为原作者通过单词合成的方法，将gruff（脾气暴躁的）和buffalo（野牛）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个新词“Gruffalo”。母语是英语的阅读者一听到“Gruffalo”就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一个脾气暴躁、形似水牛的大怪物顿时跃然纸上。任溶溶将“Gruffalo”译作“咕噜牛”，可谓神来之笔。与英文的巧妙创意相得益彰，任溶溶也独创新意地造出“咕噜牛”这个看似无厘头、读起来却充满童趣的词。“咕噜”这一拟声词和原文的“gru”的读音听上去很相像，而这类拟声词由于其自带的音乐性对儿童也有着独特的吸引力。
此外，《戴高帽的猫》里“And then something went BUMP！ How that bump made us jump！”的翻译也彰显了任老深厚的语文文字功底以及卓越的翻译能力。原句中的bump和jump使用了押尾韵的手法，读起来非常顺溜。任老先生的译文“忽然砰的一声！我们吓了一跳，往上一蹦！” （2002，5）也非常巧妙，“一跳，一蹦”两个均为第四声的动词使声音变得短促有力，而 朗读时“跳”和“蹦”的重读不仅展现出较强的节奏感，体现出“我们”那时候怦怦跳的心，也同时鲜活地呈现出“我”和“妹妹”当时惊慌的样子，配上绘本里两个小孩子从凳子上蹦起来的插图就更加富有画面感。
三、任溶溶译文中值得商榷之处
比起《咕噜牛》近乎无可挑剔的翻译，笔者认为任老在《戴高帽的猫》中有些地方的译文值得商榷。
比如，“Too wet to go out，And too cold to play ball.”被译作“下雨出不去，玩球又太冷。”（2002，2）原文前后两句都出现了too…to结构，使得句子结構和谐，节奏统一。任老先生的译文中虽然也是一句五字，结构和节奏上统一了，但却丢失了句子的韵律，导致句子前后的协调缺少。译作“玩球又太冷”造成歧义，原文的意思是太冷了玩不了球，而译文既可以解读为天气太冷玩不了球，也可以理解为因为在室内或室外玩了球所以感到很冷。思索之下，笔者认为不妨将其改为“下雨不出去，太湿不玩球”。这样不仅实现了译文在句式结构的统一，同时也避免了歧义。
另外，在翻译“So we sat in the house. We do nothing at all.”时，任老将其翻译为“我们坐在家里，不做任何事情。”（2002，12）译文六字一句，结构整齐，句子长短适中。但笔者认为，原文的“We do nothing at all.”是想要表达“我们被大雨困在家里，做不了什么事情”，，但译文“不做任何事情”则更倾向于主观的不行动，表达不出孩子无奈的心情，不妨改作“我们在家干坐着，什么事儿也做不了”，或者更加口语话的“我们坐在家，啥也干不了”。这样的译法不仅遵循了句子结构整齐、长短适中的原则，没有破坏其可朗读性，“干坐着”和“啥”也更加“接地气”，体现出了小孩子被大雨困在家里的无可奈何。“我们在家干坐着，什么事儿也做不了”虽然字数不对称，但是由于儿化不占音节，在朗读的时候也实现了节奏的统一，结构的和谐对称，而且在尝试朗读过程中也更加容易带入情绪。
四、结语
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在进行文学翻译的时候，充分考虑到小读者的感受，从小读者的视角来选词造句，特别注重口语化表达以及句子的节奏感，充分体现了接受美学中从读者角度出发翻译作品的理念。在翻译策略上，为了实现可朗读性，任溶溶忠实于语言的口语化、节奏感和音乐性，给小读者带来听觉上的享受。当然，翻译家任溶溶所使用的策略远不止这些，例如叠词的运用，归化和异化的选择，以及画面感的再现等等。学习和研究这些策略和技巧必将为今后的儿童文学翻译提供一些参考。
参考文献：
[1]Donaldson， Julia. The Gruffalo [M]. London： Macmillan Children’s Books，1999.
[2]Geisel Theodore Seuss. The Cat in the Hat [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Children’s Books， 1985.
[3]Snell-Hornby，Mary. Translating for children [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2000：33-34.
[4]刘凤梅.从接受美学视角论翻译[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02）： 23-27.
[5]任溶溶译.朱莉亚·唐纳森著/阿克塞尔·舍夫勒图，咕噜牛[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6]任溶溶译.西多·苏思·吉赛尔图文，戴高帽的猫[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7]荆素蓉，米树江.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研究综述[J].外国语文研究，2015（05）：70-75.
[8]张嘉坤，李新新.任溶溶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综述[J].海外英语，2016 （23）： 127-129.
[9]张鲁艳.儿童文学翻译的接受性研究[J].时代文学（双月上半月），2009 （02）： 76-77.
[10]张鲁艳.接受美学与儿童文学翻译[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7 （06）：92-96.
[11]张群星.对2005年——2010年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反思[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3）：30-32.
（指导老师：王慧 华东理工大学）
关键词：任溶溶儿童绘本翻译；可朗读性；接受美学；《咕噜牛》；《戴高帽的猫》
任溶溶一生翻译了300多部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多语种儿童文学作品，是儿童文学翻译界的泰斗，对儿童文学翻译的贡献不可忽略。不过，与任老丰富的译作体裁及广泛的涉及范围不相等称的是，研究其翻译作品的论文覆盖面过于狭窄，多集中于其翻译的E·B·怀特的儿童小说三部曲。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在广度上有待提高。事实上，儿童文学除儿童小说以外还有众多其他体裁的儿童文学作品，如图画书，朗读文本，儿童电影字幕，儿童戏剧等等。（张群星：2014 （03）： 30-32）但遗憾的是对这些题材的儿童文学的翻译研究在国内却几乎一片空白。另外，研究者对近年来的新译作鲜有涉及，而且已发表的大多数文章都是只谈优点，不评不妥之处（荆素蓉， 2015，05： 74）。根据张嘉坤和李新新统计，在知网上检索任溶溶儿童文学翻译理论技巧，搜索到2006-2015间共有213篇此类文章，不过研究其儿童绘本翻译策略的却一篇也无（2016，23：127）。此外，尽管任老的译作在选词造句的口语化、节奏韵律的处理等方面都非常出彩，但有时为了追求句子结构统一和口语化而导致句意出现些许偏差，译文极少数地方也会出现需要继续提高之处。只有找到现译本中可继续修正之处并给予完善，才能为儿童绘本翻译提供更多参考，在促进儿童文学翻译繁荣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综合上述原因，笔者认为这一课题有研究的必要性，因此笔者将结合接受美学理论中的以读者为本位的思想来着重研究任老在儿童绘本翻译过程中如何实现绘本的可朗读性。
一、接受美学
接受美学最早是于20世纪60年代由前联邦德国康斯坦茨大学的汉斯·罗伯特·姚斯和沃尔夫冈·伊瑟尔创建的。在随后的几十年内，接受美学迅速发展并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文学翻译提供了又一理论依据，是文学翻译领域的一大突破。接受美学坚持文学研究的方向应该从传统的以作者-文本关系为中心转移到以读者-文本关系为中心。
学者刘凤梅指出，接受美学的核心是“期待视野”，即阅读一部作品时读者的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式或先在结构决定读者接受能否实现（2005， 02： 24）。儿童作为比较特殊的读者群，由于其身心发展不够全面成熟，缺乏阅读经验，其对于新词以及句法的接受程度远远低于成人，因此充分考虑儿童的心理、接受能力以及理解能力在儿童文学翻译领域就显得尤为重要。由于儿童缺乏阅读经验，尤其是低龄儿童还不具备对文字的认知能力，其理解吸收文本的最主要途径就是倾听，所以儿童绘本译作的可朗读性就显得更加有必要。在《儿童翻译》一书里，Snell-Hornby将可朗读性解读为文本被用于朗读的可能性或适宜性（2000： 35）。由于可读性和可朗读性概念有非常大的区别，可读性只要求读者领会文章的意思即可，而可朗读性则要求文章能够被朗读出来，这里的朗读特别指有节奏、有韵律、有音乐性的朗读。
可见，可朗读性的要求远远大于可读性，在翻译过程中实现译文与原文有同样的可朗读性则需要译者在遣词造句上做到朗朗上口，有较强的节奏感和音乐性，句子结构和谐统一，语体也应该使用更加口语化的语言（张鲁艳，2009，02： 77）。事实上，任溶溶无论在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还是儿童文学翻译过程中，始终提倡并践行口语化的原则。
二、从接受美学理论视角看任溶溶的翻译策略和技巧
本文通过对比《咕噜牛》、《戴高帽的猫》的英文版本和任溶溶的译文，研究任溶溶在翻译儿童作品过程中如何兼顾儿童的理解能力和译作的可朗读性，同时指出译作中的少数不妥之处。
（一）口语化的表达
口语化表达在《咕噜牛》英文原作里几乎随处可见，例如“A mouse took a troll through the deep dark wood. A fox saw the mouse and the mouse looked good.”与之相对应，任老在翻译过程中遵循接受美学中关于读者接受的相关原则，采取了口语化的译法：“一只小老鼠，叽布叽布，在密林深处溜达。一只狐狸看到他，馋得口水直嘀嗒。”（2005，5）作者将took a stroll翻译为“溜达”而不是“散步”，显然是因为“溜达”一词更加符合幼龄儿童的表达和理解。“散步”虽然更具文学气息，但适用的对象往往是年龄比较大的孩子。另外，译作也没有把“the mouse looked good”翻译为“小老鼠看起来很好吃”，而是译为“馋得口水直嘀嗒”。此句译文的精妙之处在于：第一，“口水滴嗒”更加富有画面感，第二“滴嗒”和前面的“溜达”押韵，實现了朗读的韵律感。
另外，这句话的翻译还体现了任溶溶在翻译的过程中遵循了“根据儿童的阅读理解能力对情节、语言、特征进行调整”这一原则（张鲁艳， 2007，06：95）。原文中的小老鼠并没有名字，作者只说它是一只“small brown mouse”，但任老在翻译的时候特意给小老鼠冠上了“叽布叽布”这个名字。有名字的小老鼠被人格化了，小朋友在听的时候也会带入特殊感情。同时“叽布叽布”这一拟声词还把小老鼠和它那特有的 “叽布叽布”的叫声联系在一起。这恰恰体现了接受美学中将读者的期待视野纳入文学翻译中的诉求。
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比如在《戴高帽的猫》中，那只戴高帽的猫说到：“With a game that I call UP-UP-UP with a fish！”任老的译文是：“这个游戏就叫做：金鱼节节高！”（2002，12）笔者认为，将原文中的“UP-UP-UP”翻译作“节节高”非常恰当，不仅在字面意思上完全对等，而且AAB结构的表达也非常口语化。 （二）句式结构的和谐统一
任溶溶在翻译儿童绘本的时候，为了实现句子的可朗读性，对句式结构给予了充分考虑，具体表现在：译文的字数相等，词性相对，句式相同。比如，绘本分三次描述了各种动物对小老鼠不怀好意，可在听了小老鼠口中的咕噜牛如何可怕之后落荒而逃的情形：“… and away he sped”，“… and away Owl flew”， “… and away snake slid”。（1999，7，11，15）读者不难发现，英语原文通过改变动词但是不改变基本的倒装结构“away…sb do”来实现语言的节奏感。深谙儿童语言之道的任老将其分别译为：“狐狸说着飞也似的就开溜”，“猫头鹰说着拍拍翅膀就开溜”，“蛇说着扭着身子就开溜”（2005，7，11，15）。译文通过变换副词而非动词，不仅实现了语言结构上的统一，而且还通过四字状语达到字数统一，读起来韵律十足、朗朗上口，实现了“口语化”的原则。
（三）节奏感和音乐性的体现
在翻译The Cat in the Hat这本书的题目时，任溶溶就使用了这一策略。“cat”和“hat”押尾韵，发/?t/音时嘴巴夸张地张大，发音清晰简单，符合儿童的朗读心理。任溶溶巧妙地将其翻译为“戴高帽的猫”，笔者认为这是有意而为之。他在翻译的时候有意加了一个“高”字，因为这个“高”字恰好和“帽”，“猫”的韵母部分ao发音相同。更精妙的是中英两版的发音都含有夸张的/a/音，使得译文和原版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夸张的发音在读起来的时候会更加富有音乐性，像是在唱歌，符合儿童朗读的特点。
类似的翻译策略也被运用在The Gruffalo的题目翻译中。笔者认为原作者通过单词合成的方法，将gruff（脾气暴躁的）和buffalo（野牛）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了一个新词“Gruffalo”。母语是英语的阅读者一听到“Gruffalo”就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一个脾气暴躁、形似水牛的大怪物顿时跃然纸上。任溶溶将“Gruffalo”译作“咕噜牛”，可谓神来之笔。与英文的巧妙创意相得益彰，任溶溶也独创新意地造出“咕噜牛”这个看似无厘头、读起来却充满童趣的词。“咕噜”这一拟声词和原文的“gru”的读音听上去很相像，而这类拟声词由于其自带的音乐性对儿童也有着独特的吸引力。
此外，《戴高帽的猫》里“And then something went BUMP！ How that bump made us jump！”的翻译也彰显了任老深厚的语文文字功底以及卓越的翻译能力。原句中的bump和jump使用了押尾韵的手法，读起来非常顺溜。任老先生的译文“忽然砰的一声！我们吓了一跳，往上一蹦！” （2002，5）也非常巧妙，“一跳，一蹦”两个均为第四声的动词使声音变得短促有力，而 朗读时“跳”和“蹦”的重读不仅展现出较强的节奏感，体现出“我们”那时候怦怦跳的心，也同时鲜活地呈现出“我”和“妹妹”当时惊慌的样子，配上绘本里两个小孩子从凳子上蹦起来的插图就更加富有画面感。
三、任溶溶译文中值得商榷之处
比起《咕噜牛》近乎无可挑剔的翻译，笔者认为任老在《戴高帽的猫》中有些地方的译文值得商榷。
比如，“Too wet to go out，And too cold to play ball.”被译作“下雨出不去，玩球又太冷。”（2002，2）原文前后两句都出现了too…to结构，使得句子结構和谐，节奏统一。任老先生的译文中虽然也是一句五字，结构和节奏上统一了，但却丢失了句子的韵律，导致句子前后的协调缺少。译作“玩球又太冷”造成歧义，原文的意思是太冷了玩不了球，而译文既可以解读为天气太冷玩不了球，也可以理解为因为在室内或室外玩了球所以感到很冷。思索之下，笔者认为不妨将其改为“下雨不出去，太湿不玩球”。这样不仅实现了译文在句式结构的统一，同时也避免了歧义。
另外，在翻译“So we sat in the house. We do nothing at all.”时，任老将其翻译为“我们坐在家里，不做任何事情。”（2002，12）译文六字一句，结构整齐，句子长短适中。但笔者认为，原文的“We do nothing at all.”是想要表达“我们被大雨困在家里，做不了什么事情”，，但译文“不做任何事情”则更倾向于主观的不行动，表达不出孩子无奈的心情，不妨改作“我们在家干坐着，什么事儿也做不了”，或者更加口语话的“我们坐在家，啥也干不了”。这样的译法不仅遵循了句子结构整齐、长短适中的原则，没有破坏其可朗读性，“干坐着”和“啥”也更加“接地气”，体现出了小孩子被大雨困在家里的无可奈何。“我们在家干坐着，什么事儿也做不了”虽然字数不对称，但是由于儿化不占音节，在朗读的时候也实现了节奏的统一，结构的和谐对称，而且在尝试朗读过程中也更加容易带入情绪。
四、结语
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在进行文学翻译的时候，充分考虑到小读者的感受，从小读者的视角来选词造句，特别注重口语化表达以及句子的节奏感，充分体现了接受美学中从读者角度出发翻译作品的理念。在翻译策略上，为了实现可朗读性，任溶溶忠实于语言的口语化、节奏感和音乐性，给小读者带来听觉上的享受。当然，翻译家任溶溶所使用的策略远不止这些，例如叠词的运用，归化和异化的选择，以及画面感的再现等等。学习和研究这些策略和技巧必将为今后的儿童文学翻译提供一些参考。
参考文献：
[1]Donaldson， Julia. The Gruffalo [M]. London： Macmillan Children’s Books，1999.
[2]Geisel Theodore Seuss. The Cat in the Hat [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Children’s Books， 1985.
[3]Snell-Hornby，Mary. Translating for children [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2000：33-34.
[4]刘凤梅.从接受美学视角论翻译[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02）： 23-27.
[5]任溶溶译.朱莉亚·唐纳森著/阿克塞尔·舍夫勒图，咕噜牛[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6]任溶溶译.西多·苏思·吉赛尔图文，戴高帽的猫[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7]荆素蓉，米树江.儿童文学翻译家任溶溶研究综述[J].外国语文研究，2015（05）：70-75.
[8]张嘉坤，李新新.任溶溶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综述[J].海外英语，2016 （23）： 127-129.
[9]张鲁艳.儿童文学翻译的接受性研究[J].时代文学（双月上半月），2009 （02）： 76-77.
[10]张鲁艳.接受美学与儿童文学翻译[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7 （06）：92-96.
[11]张群星.对2005年——2010年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反思[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3）：30-32.
（指导老师：王慧 华东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