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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现代大学史的不少学者都认为，作为舶来品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能很快摒弃“中体西用”的思维，引进之初便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学的现代大学制度接轨，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便迅速办出了一批具有当时国际水平的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中央大学、南开大学、交通大学、武汉大学等，并培养了杨振宁、李政道、华罗庚等一大批国际上领先的学者（杨振宁、李政道获诺贝尔奖时，所持的仍是“中华民国”护照），归其因，是当时有一批能睁眼看世界的大学校长。实际上，看过去的大学，大致如看一个人，每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而个性的形成，依赖于校长的风格。校长譬如大学的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学才有所指望，大学个性才有所依附。
一
眼下谈到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很多人都喜欢引用北大蔡元培校长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清华校长梅贻琦“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办学观点。其实，研究中国过去大学校长的谱系，会发现既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共性，又持有个性特色之教育理念的校长决不仅仅只有蔡元培、梅贻琦两人，而是有一个较大规模的显著人群，可以说，每一所学校的发展定位都体现了其校长的教育家品质。
1932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将“求是”作为浙大的校训并视为办学的核心价值观。他在一篇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讲演中指出：“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深思熟虑，自出心裁，独具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校长郭秉文提出训育、智育、体育的“三育并举”，及办学要做到“四平衡”：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执掌中央大学十年之久的罗家伦校长，在其就职演说《中央大学的使命》中将“诚朴雄伟”作为中央大学的校训和学风。据罗家伦先生解释：“诚”乃诚实真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待人要以诚相见，求学需戒虚浮焦躁，不以它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以它为取得文凭资格的工具；“朴”指学习需“崇实而用笨功，方能立朴厚之学术气象”；“雄”乃进取争胜，积健方能为雄；“伟”则寓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避免流于小巧，行事需立意高远，育人者开拓维新，受教者博采众长。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校长认为国人存在“贫、弱、愚、私、散”五种毛病，因此，办南开只有两个目的：“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为实现这一目标，他确定了南开办学的五项原则。即：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倡导团体组织、注重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并将这五项原则归纳为南开校训“公能”。唐文治任交通大学校长期间，着力推行其“崇德、尚实、重文、健身”的办学主张，制定了“勤、俭、敬、信”四字为交大校训，强调尚实的中心就是“求实学、务实业”，以造就“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的人才。1929年出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王世杰，基于要使武大“能履行新的使命、传播高深的知识、提高深邃的学术、担起中华文化中枢的责任”的办学理想，在学校欢迎他的会上说：办好武汉大学，他将努力创造五个条件，即：巨大的校舍、良好的设备、独立的经费、一流的教授、严整的纪律。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确定“牺牲、服务、团结”为复旦精神，要求学生务必养成“至诚、纯洁、无私、博爱”的品德。他在《我们所需要的教育》一文中，指出“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发展，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个人中最有价值而应启发的心能，亦就是社会上最高贵的德行”。任云南大学校长十二年之久的熊庆来先生，亲自制定了“诚、正、敏、毅”的校训，鼓励师生“努力求新、努力求真”。在他的教育理念指导下，云南大学由成立之初仅有两个学院（文法、理工）、教师四十九人，发展成五个学院（文法、理工、工学、农学、医学），下设十八个系、三个专修科，教师达二百三十九人的国内知名综合性大学。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先生上任伊始便明确提出川大要尽快实现“国立化、现代化”的任务，完成三个使命：第一，要输入世界的智识；第二，要建设西南的文化中心；第三，要担负民族复兴的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不完全等于治校理念。治校理念作为校长主观上的一种治校思维模式，它的功能是“召唤师生脱离满足平淡现实的一种观念”，并促使大学主体对发展大学及以“大学的力量来造福社会乃至人类的一种追求和抱负”。从这个角度分析，大学校长治校理念实际也是其职业行为的主要标志；而职业行为敬业程度的观察视角主要应体现在这些方面：他是否已经成为大学和它的知识、教学质量、真理、自由、学术和公共利益的捍卫人，他是否具备随时与象牙塔外的黑暗势力作抗争的勇气。看过去大学校长治校理想的践行，能清晰领悟到他们为捍卫大学理想所体现出来的教育家人格。
抗战期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当时的云南省省长龙云曾给予联大很大的支持。一日，龙云来校拜见联大梅贻琦校长，说他儿子未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收录，梅校长称不能破例，建议明年再考，他可以请老师为之晚上补习，但要收“家教费”。维护大学理想尊严的风骨，由此可见一斑。蔡元培先生为伸张大学的理想，任北大校长期间，先后两次公开发表自己的辞职启事。一次是因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干涉、镇压学生表达爱国感情的五四运动，蔡元培首先拒绝了当时的教育总长要其协助政府约束学生的请求，表示“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后，于1919年5月9日，以“吾倦矣！……我欲小休矣”发表轰动全国的辞职启事，之后不久（同年6月），蔡元培先生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陈述了三点理由：（一）我绝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公牍，要是稍破点例，就是要呈教育部，候他批准……我是个痛恨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吗？（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想稍稍开点风气，请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旧的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证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强权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巢，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难道还要我再去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另一次是1923年1月19日，因目睹官僚政府的种种腐败，蔡元培先生再次在各报端公开发表自己的辞职启事：“……我自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一天要见多少不愿见的人，说多少不愿说的话，看多少不愿看的信……实苦痛之极……不要人格，只要权力，这种恶劣的空气一天天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
尊重并保护教授和学生表达自己的独立观点，也是观察过去大学校长治校理念的一个视角。罗尔纲教授对担任过中国公学和北大校长的胡适开明治校模式倍加怀念，他说：“学校办公室前，树有许多木牌，给学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左派办的，有国民党员办的，有国家主义派的，有无党无派办的。胡适一视同仁，准许学生各抒所见。”周鲠生给胡适的信中也曾忆及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他写道：“我们在北大的时候，尽管在军阀政府之肘腋下，可是学校内部行政及教育工作完全是独立的、自由的；大学有学府的尊严，学术有不可以物质标准计度之价值，教授先生们在社会有不可侵犯之无形的权威，更有自尊心。”1930年，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维护人权。当时教育部饬令光华大学把罗隆基撤职。为此，张寿镛校长于1931年1月19日呈文国民政府，文中说：“今旬奉部电遵照公布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陷此覆辙，人人自危！”他还借蒋介石当时提出所谓“赦免政治犯”的言论，就题强调：“夫因政治而著于行为者尚且可以赦免；今罗隆基仅以文字发表意见……略迹原心，意在匡救阙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拟请免予撤职处分，以示包容。”在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方面，一些校长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1946年初，为反对国民党政府坚持独裁、内战的政策，中央大学师生发动并组织了重庆“一·二五”万人大游行。时任该校校长的吴有训先生，尽管事前已接到当局要求取消游行的指示，但他仍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游行，且走到队伍的最前头。
“魅力”一词最早源于希腊语，意思是神圣天赋的力量。马克斯·韦伯把这个词运用到管理学、社会学领域，将其理解为领导者个人影响力的一种非凡状态，是一种超凡的权力。按他的解释，社会生活中存在三种合法权力，即法定权力、传统权力、超凡权力。前两种权力属于法律和传统授予的硬权力，超凡的权力虽属于非权力因素的软权力，但却集中表现了领导者是否具备激发部属追随自己动机的能力。国外有研究领导科学的学者甚至认为：百分之九十九的超凡权力（个人魅力），百分之一的法定权力，是领导的成功定律。从这个定律看过去大学校长人格魅力的形成，可大致从他们的为“官”之道和与师生间的关系这两个层面去了解。
为“官”之道。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由省市政府分别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之。”于法律制度的角度看，大校校长无疑均为“政府官员”，但从实际操作中观察能明显感到，不少人出任校长主要是基于教育理念和治校理想，不是为官而官，更不存在跑官要官之类，这一点可从当时一些人向政府当局提出的“任职前提条件”中找到不少佐证。1937年，云南省主席龙云聘熊庆来任云大校长，熊向龙提出的任职前提是：校务行政省政府不要加以干涉，校长有权招聘或解聘教职员，学生入学须经考试录取而不凭条子介绍，得到龙的同意。1936年，蒋介石亲自召见竺可桢，请他出任浙大校长。竺当时没有表态同意，说要与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商量后再考虑。在征求蔡先生意见后，竺认为，若再不为浙大着想，而抱“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必陷于党部之手”，于是向当局提了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党政干涉；时间以半年为限。除第三条外，都得到官方允准，竺可桢才肯出任校长。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主动限制自己既得的法定权力资源，不用政府机关行政命令的手段管理学校，不以“长官、老板”之类自居，最大限度地尊重学术自由、教授治学的大学核心价值观，也是过去一些大学校长赢得师生尊重的主要原因。1934年，国民政府下令取消当时一些大学设立的大学评议会、教授会、校务会等与《大学组织法》相抵触的“土制度”，然北大、清华及后来的西南联大等大学却始终坚持实行这一“民主治校制度”。朱自清先生有一段文字，颇能反映当时的教授对校长的情感：“清华的民主制度，可以说诞生于十八年……但是这个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的话。梅月涵先生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好校长……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
与师生的情感沟通。大学校长的一个重要素质是其是否具备人格亲和力，并甘当学校“牧羊人”的角色。因为校长不仅是治校、治学的领导之源、活力之源，同时还是学校师生的情感支持之源。1949年2月，竺可桢六十大寿，学生自治会拟建“可桢图书馆”以祝贺，竺以“人尚健在，何必馆为”坚辞，然学生仍献给竺校长一面锦旗，上书“浙大保姆”四字，足见他在学生中的人格魅力。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也是一位牧羊人式的校长：“每年新生入学，他必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茶会或设宴招待；在校园遇到学生，总要亲切交谈；如有需要他帮助解决的问题，他会尽力帮助解决……燕大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男婴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是他……”两相比较，“保姆式”的大学校长今天恐怕已经难觅踪影了，且不说普通学生难睹校长尊容，就是身为白丁的“纯教授”想和校长亲近恐怕也是一件难事。
二
按时间顺序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大学校长人群的基本特征，大致可分三个时间段加以比较：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为第一时间段，1978年后到世纪之交为第二时间段，世纪之交后为第三时间段。第一时间段的大学校长主要由解放前即已成名的党外知名教育家、学者，党内知名学者及工农干部等三类人群组成。当时的校长，应该说，治校办学的基本思路，主要是遵循计划经济的统一要求，按原苏联的模式改造旧式大学，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学体制，同时尽可能保护大学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这些人中，无论是知识分子干部还是工农干部，为减少当时极左思潮对教学科研工作的干扰，大都体现了自身的良知，因而在师生中享有良好的声誉，他们当中的不少办学佳话，“成为特殊年代一段沉重而温馨的传奇”。1978年后，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和拨乱反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及“大师办学”的传统得到恢复，这段时间的大学校长就治校而言，主要着重于改革过去计划经济和原苏联模式下形成的“陈旧、僵硬”模式，试图与先进国家大学的办学理念、模式接轨，同时又具“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为此，不少大学校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前两个时间段的大学校长，其治校大环境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太多的非学术性意识形态的干扰，教育理念和治校理想处在难以施展境地的话，而到了世纪之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当校长接力棒传到当前更为年轻的一代时，应该说，他们展示教育理念的舞台较之他们前辈要宽松许多。这一批大学校长，尤其是知名大学的校长，多由有理工科背景的专家型学者担任，所以他们的治校思想，也往往明显带有“技术理性”的色彩，关注的焦点多是通过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建设、科研项目等具体数字化指标，实现创办世界一流、国内一流的办学目标。但中国大学改革发展要基于何种问题意识，何谓一流大学的标准，拿什么来创一流大学，清晰独到并取得实效的教育理论似乎还不多见。事实也是这样，中国高等教育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大众化进程，特别是通过近些年扩张化的发展，从大学的规模、学科门类、学生及教授人数、大楼数量等等，与过去的大学相比，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即是与国外一些大学比也毫不逊色。但问题是，作为高等教育大国，我们目前还没有一所在国际上真正具有一流水准的大学，甚至在亚洲，我们的大学排名也不靠前。据《亚洲周刊》2000年对亚洲大学的排名，在综合大学方面，前四十一位无一所中国大陆地区的大学；而在工程类大学方面，中国内地大学最好的排名是第十五名。2000年至2002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六所国内顶级大学，共计在《Science》、《Nature》发表论文二十七篇，而日本东京大学一家就在这两个刊物发表论文一百三十二篇。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2004年7月发表了该所搜集全球三十六种语言的八千多种科技刊物，主要对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1997年至2001年科技论文引用次数的统计分析报告披露，前十七个国家占了全世界科技论文引用率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五，中国列十九位，与其他十三个国家共占论文引用次数少得可怜的百分之二点五；该报告还显示，全世界科技论文引用率最高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家目前有四千人，只有十三个中国人，而在这十三人中，大陆仅两人（香港十一人）。另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我国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持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二十四位降到第二十九位，科学技术由第十三位降到第二十八位，国际竞争力由第二十四位降到第三十一位。清华大学教授针对这份调查报告，认为“这与中国高等教育素质严重下滑有关，主要原因是高等院校中行政干预太多，高校创新受限等因素制约”。
从我国目前大学的管理体制看，的确较严重的存在行政权力大于甚至凌驾于学术权力的怪现象。我们知道，大学的组织内部主要运转着两大权力：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来源于学科专业能力，而不是来源于官位和组织。一所真正的大学，其权力运行机制应该是行政权力受学术权力支配，行政权力服务于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的运转原则，要符合并保障学术权力的尊严和荣誉。而现在的问题是反宾为主，大学不是或不完全是学术组织意义上的大学了，而是政府行政体系在大学系统内部的延伸。校内庞大的行政官员和准官员队伍成为支配和支撑大学的真正主体，纯教学科研人员、包括白丁教授却成为“弱势群体”；与之对应，各院、系人员按权力级别框架编排在不同位格等级中，权力意志超越学术标准成为大学运作的根本价值信号，权力价值标准是评价人的行为、肯定人的价值的根本标准和根据。虽然行政人员中不乏学术精英，特别是主要领导和一些教育科研部门负责人往往都是学科带头人，但由于校内体制的科层运作模式，这些人也渐渐行政化、官员化起来，他们一般不是作为学科带头人而是作为官员在发号施令。显然，由于行政导向某种程度上成为诱发大学教研人员萌生适者生存的“官念”的源头，使得须耐住寂寞的高深学术研究也异化为进入官场的功利性“学术表演”。这表现在首先通过学术成就赢得行政职位，行政职位反过来又强化、巩固自己的学术地位，行政资源与学术地位成为一对相互促进、相互利用的“良性”互动关系。作为这种行政导向体系的必然结果，大学内的学术生态圈形成一种完全是中国特色的学术“潜规则”，即官大学问大、学术权威官僚化。大凡进入这个权力架构中的人，哪怕不从事具体的学术研究，也能借助非学术因素，轻而易举的将其自然转化为学位、学衔、学术奖项、学术荣誉等等学术资源；此外，行政本位还造就大学出现了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使校园内同样存在社会上的两元分割现象，一些人依托行政权力资源，成为获取学术成果评价、控制权的“学术寡头”。
不过，行政本位固然是制约我国大学提升办学水平的主要因素，但大学运作本身并非完全没有舞台摆脱其控制。其实，《高等教育法》已明晰大学的基本任务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为实现这一组织目标，该法赋予校长可行使全面负责学校的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自主拟订学校的发展规划、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及任免这些部门负责人的权力；此外，中国自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后，公立大学就一直面临着“行政干预太多”的问题。于校长的权力来源看，现在和过去的公立大学校长都是由政府任命的，作为政府官员，他们同样存在如何与任命他们的行政部门保持一致的问题。但在任校长后，其权力运作是向大学理想、学术规律倾斜，向教授、学生负责还是向上级行政部门负责，是秉持上行下效的教育行政惯性力量，还是基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学等多元思维治理学校，则是判断校长把自己视为学者还是官僚的界限。过去的大学校长虽由政府任命，权力却主动下放集中在由教授组成的评议会中，治校采取“无为而治”、“吾从众”的谦虚态度（梅贻琦语），没有因为是政府任命，主要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就放弃对现代大学理想的诉求。某种程度上讲，真正对大学理念的运作危害最直接、最大的行政干预源，恐怕主要还是来自于大学内部的制度设计及学术行为导向。换言之，保证大学教育、学术研究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关键在于大学校长对大学内部制度的设计和导向，能否体现学理良知和学理精神，以制度化的方式维护学术权力、学术道德的尊严，构建并严格践行符合大学这一学术组织基本理念的管理体制，而不是把它纳入行政官僚体系。当然，这样做，意味着他们不仅要具备为了维护大学的宗旨、个性、学术荣誉甘愿挺身而出的教育家品质，同时还要付出责任远大于权力的代价，没有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是不可能办出一所具本体意识的大学的。
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眭依凡教授曾就“大学是否应当成立教授会（具决策性质），以便形成和发挥学术权力在治校中的作用”调查过部分大学校长，结果是：百分之六十三点九二的校长认为没必要成立或曰不清楚是否应当成立，只有百分之三十六点零八的校长认为应当成立。这说明相当数量的大学校长对教授治校的“民主治校”制度持怀疑态度。然而，实现民主治校理念的前提，是校长要有放弃自己既得权力待遇的学理同情心，中国大学之所以存在由官本位主导下的办学庸俗化和办学趋同化这两大倾向，主要原因与一些校长缺失这种理念不无关系。竺可桢任浙大校长前，已是当时有名的气象专家，而在任浙大十三年校长期间，没有为自己专业捞一点好处。主持南开校政四十四年的张伯苓，尽管拿着当时大学校长中最低的薪金——大洋四十元，却谢绝了出任教育总长、天津市长等职位，硬是一手把南开从第一期的七十余名学生发展到后来达三千多人的全国著名学府。他曾回忆说：“四十多年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做片刻停留。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还咬紧牙关未停一步。”傅任敢先生认为梅贻琦先生治校的突出品格，是“终生一职”，一生只做一件事（校长），决不“今天干教育，明天弄政治；干着校长，想着部长”。
就此而言，比较过去的大学校长与现在的大学校长办学治校的价值观差异，核心观测点只有一个：是否具备学理同情心，是否愿意放弃自己既得利益资源，是否只当一个纯校长。眼下基于责任、教育家理念当纯大学校长的人有，但不多见了。作为与时俱进的一种特征，大学校长的行政待遇和权力资源，恐怕才是一些人的考虑重点。如既为部级、厅级官员，又是教授、博导乃至院士，集行政、学术乃至经济权力于一身。也许正是与这种行政力量的惯性思维有关，使得不少大学校长办学的言行举止，给人的感觉是政治家成分已多过教育家的品质，其表现更像一个善于围绕行政组织原则说话、行事的高级干部。显然，当纯校长的人少，当纯教授的人也必然会少。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如今在中国的大学里，要找一个没有教授职称的行政领导，比找一只没有颜色的猫还要困难。由于学术研究在某些聪明人眼里（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已变成装潢门面、谋“双肩挑”的一种手段，校园内的“官念”已蔚然成风，所谓学术泡沫、灰色学术、学术浮夸等学术腐败现象也由此风衍生而成。
韩水法先生说：中国的大学从来没有进入过学术本位的象牙塔。大学的这种尴尬，社会要负责任，但校长也难辞其咎。不过，倘若回过头去审视，又觉此论略有偏差。中国过去的大学曾一度走进过这个象牙塔，真问题是现在的大学没有跟进，且又退了出来，至今仍徘徊于象牙塔门外。究其前后发展不对称的原因，发现过去大学“校格、校风”之养成，主要得益于当时大学校长一言一行所体现的教育家责任和民主自律精神；现在的大学校长若能尝试做一个纯校长，以集中精力干教育一件事，则无论成败与否，其示范导向意义都将是深远的。
一
眼下谈到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很多人都喜欢引用北大蔡元培校长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清华校长梅贻琦“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办学观点。其实，研究中国过去大学校长的谱系，会发现既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共性，又持有个性特色之教育理念的校长决不仅仅只有蔡元培、梅贻琦两人，而是有一个较大规模的显著人群，可以说，每一所学校的发展定位都体现了其校长的教育家品质。
1932年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将“求是”作为浙大的校训并视为办学的核心价值观。他在一篇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讲演中指出：“所谓求是，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必须深思熟虑，自出心裁，独具只眼，来研辨是非得失。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然后尽吾力以行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校长郭秉文提出训育、智育、体育的“三育并举”，及办学要做到“四平衡”：通才与专才的平衡、人文与科学的平衡、师资与设备的平衡、国内与国际的平衡。执掌中央大学十年之久的罗家伦校长，在其就职演说《中央大学的使命》中将“诚朴雄伟”作为中央大学的校训和学风。据罗家伦先生解释：“诚”乃诚实真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待人要以诚相见，求学需戒虚浮焦躁，不以它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以它为取得文凭资格的工具；“朴”指学习需“崇实而用笨功，方能立朴厚之学术气象”；“雄”乃进取争胜，积健方能为雄；“伟”则寓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避免流于小巧，行事需立意高远，育人者开拓维新，受教者博采众长。南开大学创始人张伯苓校长认为国人存在“贫、弱、愚、私、散”五种毛病，因此，办南开只有两个目的：“其消极目的，在矫正上述民族五病；其积极目的，为培养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为实现这一目标，他确定了南开办学的五项原则。即：重视体育、提倡科学、倡导团体组织、注重道德训练、培养救国力量；并将这五项原则归纳为南开校训“公能”。唐文治任交通大学校长期间，着力推行其“崇德、尚实、重文、健身”的办学主张，制定了“勤、俭、敬、信”四字为交大校训，强调尚实的中心就是“求实学、务实业”，以造就“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的人才。1929年出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王世杰，基于要使武大“能履行新的使命、传播高深的知识、提高深邃的学术、担起中华文化中枢的责任”的办学理想，在学校欢迎他的会上说：办好武汉大学，他将努力创造五个条件，即：巨大的校舍、良好的设备、独立的经费、一流的教授、严整的纪律。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确定“牺牲、服务、团结”为复旦精神，要求学生务必养成“至诚、纯洁、无私、博爱”的品德。他在《我们所需要的教育》一文中，指出“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发展，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个人中最有价值而应启发的心能，亦就是社会上最高贵的德行”。任云南大学校长十二年之久的熊庆来先生，亲自制定了“诚、正、敏、毅”的校训，鼓励师生“努力求新、努力求真”。在他的教育理念指导下，云南大学由成立之初仅有两个学院（文法、理工）、教师四十九人，发展成五个学院（文法、理工、工学、农学、医学），下设十八个系、三个专修科，教师达二百三十九人的国内知名综合性大学。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先生上任伊始便明确提出川大要尽快实现“国立化、现代化”的任务，完成三个使命：第一，要输入世界的智识；第二，要建设西南的文化中心；第三，要担负民族复兴的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不完全等于治校理念。治校理念作为校长主观上的一种治校思维模式，它的功能是“召唤师生脱离满足平淡现实的一种观念”，并促使大学主体对发展大学及以“大学的力量来造福社会乃至人类的一种追求和抱负”。从这个角度分析，大学校长治校理念实际也是其职业行为的主要标志；而职业行为敬业程度的观察视角主要应体现在这些方面：他是否已经成为大学和它的知识、教学质量、真理、自由、学术和公共利益的捍卫人，他是否具备随时与象牙塔外的黑暗势力作抗争的勇气。看过去大学校长治校理想的践行，能清晰领悟到他们为捍卫大学理想所体现出来的教育家人格。
抗战期间，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当时的云南省省长龙云曾给予联大很大的支持。一日，龙云来校拜见联大梅贻琦校长，说他儿子未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收录，梅校长称不能破例，建议明年再考，他可以请老师为之晚上补习，但要收“家教费”。维护大学理想尊严的风骨，由此可见一斑。蔡元培先生为伸张大学的理想，任北大校长期间，先后两次公开发表自己的辞职启事。一次是因抗议北洋军阀政府干涉、镇压学生表达爱国感情的五四运动，蔡元培首先拒绝了当时的教育总长要其协助政府约束学生的请求，表示“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后，于1919年5月9日，以“吾倦矣！……我欲小休矣”发表轰动全国的辞职启事，之后不久（同年6月），蔡元培先生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陈述了三点理由：（一）我绝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的关系……那里用呈，那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公牍，要是稍破点例，就是要呈教育部，候他批准……我是个痛恨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吗？（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想稍稍开点风气，请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旧的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证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强权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吗？（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巢，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难道还要我再去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另一次是1923年1月19日，因目睹官僚政府的种种腐败，蔡元培先生再次在各报端公开发表自己的辞职启事：“……我自任了半官式的国立大学校长以后，不知一天要见多少不愿见的人，说多少不愿说的话，看多少不愿看的信……实苦痛之极……不要人格，只要权力，这种恶劣的空气一天天厚起来，我实在不能再受了……”
尊重并保护教授和学生表达自己的独立观点，也是观察过去大学校长治校理念的一个视角。罗尔纲教授对担任过中国公学和北大校长的胡适开明治校模式倍加怀念，他说：“学校办公室前，树有许多木牌，给学生贴壁报用。那些壁报，有左派办的，有国民党员办的，有国家主义派的，有无党无派办的。胡适一视同仁，准许学生各抒所见。”周鲠生给胡适的信中也曾忆及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他写道：“我们在北大的时候，尽管在军阀政府之肘腋下，可是学校内部行政及教育工作完全是独立的、自由的；大学有学府的尊严，学术有不可以物质标准计度之价值，教授先生们在社会有不可侵犯之无形的权威，更有自尊心。”1930年，光华大学政治系教授罗隆基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文章，主张维护人权。当时教育部饬令光华大学把罗隆基撤职。为此，张寿镛校长于1931年1月19日呈文国民政府，文中说：“今旬奉部电遵照公布后，教员群起恐慌，以为学术自由从此打破，议论稍有不合，必将陷此覆辙，人人自危！”他还借蒋介石当时提出所谓“赦免政治犯”的言论，就题强调：“夫因政治而著于行为者尚且可以赦免；今罗隆基仅以文字发表意见……略迹原心，意在匡救阙失。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拟请免予撤职处分，以示包容。”在保护学生的爱国热情方面，一些校长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1946年初，为反对国民党政府坚持独裁、内战的政策，中央大学师生发动并组织了重庆“一·二五”万人大游行。时任该校校长的吴有训先生，尽管事前已接到当局要求取消游行的指示，但他仍义无反顾地参加了游行，且走到队伍的最前头。
“魅力”一词最早源于希腊语，意思是神圣天赋的力量。马克斯·韦伯把这个词运用到管理学、社会学领域，将其理解为领导者个人影响力的一种非凡状态，是一种超凡的权力。按他的解释，社会生活中存在三种合法权力，即法定权力、传统权力、超凡权力。前两种权力属于法律和传统授予的硬权力，超凡的权力虽属于非权力因素的软权力，但却集中表现了领导者是否具备激发部属追随自己动机的能力。国外有研究领导科学的学者甚至认为：百分之九十九的超凡权力（个人魅力），百分之一的法定权力，是领导的成功定律。从这个定律看过去大学校长人格魅力的形成，可大致从他们的为“官”之道和与师生间的关系这两个层面去了解。
为“官”之道。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第九条规定：“大学设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大学校长由国民政府任命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由省市政府分别呈请国民政府任命之。”于法律制度的角度看，大校校长无疑均为“政府官员”，但从实际操作中观察能明显感到，不少人出任校长主要是基于教育理念和治校理想，不是为官而官，更不存在跑官要官之类，这一点可从当时一些人向政府当局提出的“任职前提条件”中找到不少佐证。1937年，云南省主席龙云聘熊庆来任云大校长，熊向龙提出的任职前提是：校务行政省政府不要加以干涉，校长有权招聘或解聘教职员，学生入学须经考试录取而不凭条子介绍，得到龙的同意。1936年，蒋介石亲自召见竺可桢，请他出任浙大校长。竺当时没有表态同意，说要与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商量后再考虑。在征求蔡先生意见后，竺认为，若再不为浙大着想，而抱“明哲保身主义，则浙大必陷于党部之手”，于是向当局提了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党政干涉；时间以半年为限。除第三条外，都得到官方允准，竺可桢才肯出任校长。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主动限制自己既得的法定权力资源，不用政府机关行政命令的手段管理学校，不以“长官、老板”之类自居，最大限度地尊重学术自由、教授治学的大学核心价值观，也是过去一些大学校长赢得师生尊重的主要原因。1934年，国民政府下令取消当时一些大学设立的大学评议会、教授会、校务会等与《大学组织法》相抵触的“土制度”，然北大、清华及后来的西南联大等大学却始终坚持实行这一“民主治校制度”。朱自清先生有一段文字，颇能反映当时的教授对校长的情感：“清华的民主制度，可以说诞生于十八年……但是这个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的话。梅月涵先生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好校长……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同仁都能安心工作．他使同仁觉着学校是我们大家的，谁都有一份儿。”
与师生的情感沟通。大学校长的一个重要素质是其是否具备人格亲和力，并甘当学校“牧羊人”的角色。因为校长不仅是治校、治学的领导之源、活力之源，同时还是学校师生的情感支持之源。1949年2月，竺可桢六十大寿，学生自治会拟建“可桢图书馆”以祝贺，竺以“人尚健在，何必馆为”坚辞，然学生仍献给竺校长一面锦旗，上书“浙大保姆”四字，足见他在学生中的人格魅力。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也是一位牧羊人式的校长：“每年新生入学，他必在未名湖畔的临湖轩举行茶会或设宴招待；在校园遇到学生，总要亲切交谈；如有需要他帮助解决的问题，他会尽力帮助解决……燕大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总有上千上万的人，这上千上万的人的生、婚、病、死四件大事里，都短不了他。为男婴施洗的是他，证婚的是他，丧礼主仪的是他……”两相比较，“保姆式”的大学校长今天恐怕已经难觅踪影了，且不说普通学生难睹校长尊容，就是身为白丁的“纯教授”想和校长亲近恐怕也是一件难事。
二
按时间顺序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大学校长人群的基本特征，大致可分三个时间段加以比较：建国之初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为第一时间段，1978年后到世纪之交为第二时间段，世纪之交后为第三时间段。第一时间段的大学校长主要由解放前即已成名的党外知名教育家、学者，党内知名学者及工农干部等三类人群组成。当时的校长，应该说，治校办学的基本思路，主要是遵循计划经济的统一要求，按原苏联的模式改造旧式大学，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学体制，同时尽可能保护大学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这些人中，无论是知识分子干部还是工农干部，为减少当时极左思潮对教学科研工作的干扰，大都体现了自身的良知，因而在师生中享有良好的声誉，他们当中的不少办学佳话，“成为特殊年代一段沉重而温馨的传奇”。1978年后，经历了思想解放运动和拨乱反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以及“大师办学”的传统得到恢复，这段时间的大学校长就治校而言，主要着重于改革过去计划经济和原苏联模式下形成的“陈旧、僵硬”模式，试图与先进国家大学的办学理念、模式接轨，同时又具“中国特色”的大学制度。为此，不少大学校长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后，前两个时间段的大学校长，其治校大环境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当时太多的非学术性意识形态的干扰，教育理念和治校理想处在难以施展境地的话，而到了世纪之交，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当校长接力棒传到当前更为年轻的一代时，应该说，他们展示教育理念的舞台较之他们前辈要宽松许多。这一批大学校长，尤其是知名大学的校长，多由有理工科背景的专家型学者担任，所以他们的治校思想，也往往明显带有“技术理性”的色彩，关注的焦点多是通过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建设、科研项目等具体数字化指标，实现创办世界一流、国内一流的办学目标。但中国大学改革发展要基于何种问题意识，何谓一流大学的标准，拿什么来创一流大学，清晰独到并取得实效的教育理论似乎还不多见。事实也是这样，中国高等教育得益于改革开放后的大众化进程，特别是通过近些年扩张化的发展，从大学的规模、学科门类、学生及教授人数、大楼数量等等，与过去的大学相比，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即是与国外一些大学比也毫不逊色。但问题是，作为高等教育大国，我们目前还没有一所在国际上真正具有一流水准的大学，甚至在亚洲，我们的大学排名也不靠前。据《亚洲周刊》2000年对亚洲大学的排名，在综合大学方面，前四十一位无一所中国大陆地区的大学；而在工程类大学方面，中国内地大学最好的排名是第十五名。2000年至2002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六所国内顶级大学，共计在《Science》、《Nature》发表论文二十七篇，而日本东京大学一家就在这两个刊物发表论文一百三十二篇。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2004年7月发表了该所搜集全球三十六种语言的八千多种科技刊物，主要对三十一个国家和地区1997年至2001年科技论文引用次数的统计分析报告披露，前十七个国家占了全世界科技论文引用率的百分之九十七点五，中国列十九位，与其他十三个国家共占论文引用次数少得可怜的百分之二点五；该报告还显示，全世界科技论文引用率最高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家目前有四千人，只有十三个中国人，而在这十三人中，大陆仅两人（香港十一人）。另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2000年度国际竞争力报告》，我国国民素质、科学技术、国际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持续下滑；国民素质由1998年的第二十四位降到第二十九位，科学技术由第十三位降到第二十八位，国际竞争力由第二十四位降到第三十一位。清华大学教授针对这份调查报告，认为“这与中国高等教育素质严重下滑有关，主要原因是高等院校中行政干预太多，高校创新受限等因素制约”。
从我国目前大学的管理体制看，的确较严重的存在行政权力大于甚至凌驾于学术权力的怪现象。我们知道，大学的组织内部主要运转着两大权力：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来源于学科专业能力，而不是来源于官位和组织。一所真正的大学，其权力运行机制应该是行政权力受学术权力支配，行政权力服务于学术权力，行政权力的运转原则，要符合并保障学术权力的尊严和荣誉。而现在的问题是反宾为主，大学不是或不完全是学术组织意义上的大学了，而是政府行政体系在大学系统内部的延伸。校内庞大的行政官员和准官员队伍成为支配和支撑大学的真正主体，纯教学科研人员、包括白丁教授却成为“弱势群体”；与之对应，各院、系人员按权力级别框架编排在不同位格等级中，权力意志超越学术标准成为大学运作的根本价值信号，权力价值标准是评价人的行为、肯定人的价值的根本标准和根据。虽然行政人员中不乏学术精英，特别是主要领导和一些教育科研部门负责人往往都是学科带头人，但由于校内体制的科层运作模式，这些人也渐渐行政化、官员化起来，他们一般不是作为学科带头人而是作为官员在发号施令。显然，由于行政导向某种程度上成为诱发大学教研人员萌生适者生存的“官念”的源头，使得须耐住寂寞的高深学术研究也异化为进入官场的功利性“学术表演”。这表现在首先通过学术成就赢得行政职位，行政职位反过来又强化、巩固自己的学术地位，行政资源与学术地位成为一对相互促进、相互利用的“良性”互动关系。作为这种行政导向体系的必然结果，大学内的学术生态圈形成一种完全是中国特色的学术“潜规则”，即官大学问大、学术权威官僚化。大凡进入这个权力架构中的人，哪怕不从事具体的学术研究，也能借助非学术因素，轻而易举的将其自然转化为学位、学衔、学术奖项、学术荣誉等等学术资源；此外，行政本位还造就大学出现了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使校园内同样存在社会上的两元分割现象，一些人依托行政权力资源，成为获取学术成果评价、控制权的“学术寡头”。
不过，行政本位固然是制约我国大学提升办学水平的主要因素，但大学运作本身并非完全没有舞台摆脱其控制。其实，《高等教育法》已明晰大学的基本任务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及社会服务。为实现这一组织目标，该法赋予校长可行使全面负责学校的教学、科研和行政管理工作，自主拟订学校的发展规划、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方案及任免这些部门负责人的权力；此外，中国自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后，公立大学就一直面临着“行政干预太多”的问题。于校长的权力来源看，现在和过去的公立大学校长都是由政府任命的，作为政府官员，他们同样存在如何与任命他们的行政部门保持一致的问题。但在任校长后，其权力运作是向大学理想、学术规律倾斜，向教授、学生负责还是向上级行政部门负责，是秉持上行下效的教育行政惯性力量，还是基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学等多元思维治理学校，则是判断校长把自己视为学者还是官僚的界限。过去的大学校长虽由政府任命，权力却主动下放集中在由教授组成的评议会中，治校采取“无为而治”、“吾从众”的谦虚态度（梅贻琦语），没有因为是政府任命，主要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就放弃对现代大学理想的诉求。某种程度上讲，真正对大学理念的运作危害最直接、最大的行政干预源，恐怕主要还是来自于大学内部的制度设计及学术行为导向。换言之，保证大学教育、学术研究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关键在于大学校长对大学内部制度的设计和导向，能否体现学理良知和学理精神，以制度化的方式维护学术权力、学术道德的尊严，构建并严格践行符合大学这一学术组织基本理念的管理体制，而不是把它纳入行政官僚体系。当然，这样做，意味着他们不仅要具备为了维护大学的宗旨、个性、学术荣誉甘愿挺身而出的教育家品质，同时还要付出责任远大于权力的代价，没有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是不可能办出一所具本体意识的大学的。
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眭依凡教授曾就“大学是否应当成立教授会（具决策性质），以便形成和发挥学术权力在治校中的作用”调查过部分大学校长，结果是：百分之六十三点九二的校长认为没必要成立或曰不清楚是否应当成立，只有百分之三十六点零八的校长认为应当成立。这说明相当数量的大学校长对教授治校的“民主治校”制度持怀疑态度。然而，实现民主治校理念的前提，是校长要有放弃自己既得权力待遇的学理同情心，中国大学之所以存在由官本位主导下的办学庸俗化和办学趋同化这两大倾向，主要原因与一些校长缺失这种理念不无关系。竺可桢任浙大校长前，已是当时有名的气象专家，而在任浙大十三年校长期间，没有为自己专业捞一点好处。主持南开校政四十四年的张伯苓，尽管拿着当时大学校长中最低的薪金——大洋四十元，却谢绝了出任教育总长、天津市长等职位，硬是一手把南开从第一期的七十余名学生发展到后来达三千多人的全国著名学府。他曾回忆说：“四十多年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做片刻停留。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也还咬紧牙关未停一步。”傅任敢先生认为梅贻琦先生治校的突出品格，是“终生一职”，一生只做一件事（校长），决不“今天干教育，明天弄政治；干着校长，想着部长”。
就此而言，比较过去的大学校长与现在的大学校长办学治校的价值观差异，核心观测点只有一个：是否具备学理同情心，是否愿意放弃自己既得利益资源，是否只当一个纯校长。眼下基于责任、教育家理念当纯大学校长的人有，但不多见了。作为与时俱进的一种特征，大学校长的行政待遇和权力资源，恐怕才是一些人的考虑重点。如既为部级、厅级官员，又是教授、博导乃至院士，集行政、学术乃至经济权力于一身。也许正是与这种行政力量的惯性思维有关，使得不少大学校长办学的言行举止，给人的感觉是政治家成分已多过教育家的品质，其表现更像一个善于围绕行政组织原则说话、行事的高级干部。显然，当纯校长的人少，当纯教授的人也必然会少。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如今在中国的大学里，要找一个没有教授职称的行政领导，比找一只没有颜色的猫还要困难。由于学术研究在某些聪明人眼里（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已变成装潢门面、谋“双肩挑”的一种手段，校园内的“官念”已蔚然成风，所谓学术泡沫、灰色学术、学术浮夸等学术腐败现象也由此风衍生而成。
韩水法先生说：中国的大学从来没有进入过学术本位的象牙塔。大学的这种尴尬，社会要负责任，但校长也难辞其咎。不过，倘若回过头去审视，又觉此论略有偏差。中国过去的大学曾一度走进过这个象牙塔，真问题是现在的大学没有跟进，且又退了出来，至今仍徘徊于象牙塔门外。究其前后发展不对称的原因，发现过去大学“校格、校风”之养成，主要得益于当时大学校长一言一行所体现的教育家责任和民主自律精神；现在的大学校长若能尝试做一个纯校长，以集中精力干教育一件事，则无论成败与否，其示范导向意义都将是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