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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没跟爸妈一起走？”“因为换一个地方就要留一级，再留级就不行了，不敢再搬了。”
“有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吗？”“都玩不长。”
这是15岁的孙榆跟记者的一段对话。因为父母经常在不同的城市打工，他也不得不经常转学。颠簸漂泊的生活让他不断留级，也没什么长久的友谊。
在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长期辗转在城市打工，出现了一批像孙榆一样的孩子。他们為了不成为农村留守儿童，跟随父母来到城市，但因为父母工作经常变动，他们不得不像农村留守儿童一样：由爷爷奶奶照料生活，甚至独自生活在陌生的城中村。
进了城，依然留守
孙榆的父母如今在石家庄打工，孙榆跟妹妹在河南郑州第七十六中学上学。离开郑州前，父母把66岁的奶奶黄仲英从老家河南信阳接到郑州，照顾孙榆兄妹俩。
如今祖孙三人住在郑州一城中村仅有十几平方米的出租屋里。记者在现场看到，狭小的房间里，祖孙三人的衣服、铺盖塞得满满当当。没有书桌，两个孩子就坐在床边，把小桌板放在腿上做作业。灯光昏暗，孙榆写字的时候把腰弯得很低。
因为姿势别扭，时间一久，腰和胳膊会疼，腿也会被压得不舒服。因此很多时候孙榆都在教室做完大部分作业才回家。
郑州市第七十六中学位于郑州市北部，生源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为主。该校副校长陈广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些年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量增多，学校招生规模也出现爆发式增长，由5年前每届8个班发展到去年的每届24个班。目前学校3？700名学生当中，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比例达到3？100？人，占全校总人数的82%，跟孙榆一样“留守”的学生不少。
与孙榆一样，11岁的小婕和8岁的弟弟孙冠冠也留守在南方的城市——广西南宁。
每天下午5点左右，70岁的陆生连就要提前赶到万秀小学，她不仅要去接小婕和孙冠冠，还要顺便把邻居的小孩也接回家。因为邻居夫妻俩下班都太晚，不能去接孩子放学。
小婕的妈妈农兰芳在电话里说，之前她和丈夫曾在南宁打工，去年他们在老家新建了一栋楼房，由于欠了不少债，今年春节后她和老公决定到广东省惠州市打工。孩子没法带走，只得留在南宁读书。“我们也知道这样对孩子不好，可实在没有办法。”姐弟俩曾是留守儿童，农兰芳深知不利于他们成长，毅然决然地将两个孩子接到南宁读书，只是生活压力太大，不得已姐弟二人再次留守在城里。
万秀小学位于南宁市区一处城中村，放学时正是下班高峰期，路上的小轿车、电动车和行人交融在一起，喧闹声此起彼伏。走过狭窄的城中村主干道，走进更窄的巷道内，两边的楼房靠得太近只可见一线天，即使白天光线也显不足，当地人称其为“握手楼”。在一栋墙体未经粉刷的楼房前，陆生连用电子卡打开门，这里就是他们租住的地方。
房间有二十几平方米，一张高低床把本就局促的客厅几乎占满，床头摆放着一张书桌，两名孩子平时在这里写作业。姐弟俩每天早上七点多出门，除了午餐时间，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度过，外婆陆生连负责照料二人的生活。
14岁的鑫鑫则已经一个人独自在郑州生活多年。从幼儿园开始，鑫鑫就被父母从老家南阳市带到郑州市读书，但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父母离开郑州市到附近的中牟县做生意，留下他一个人在郑州市读书生活。
一家“午托部”成了鑫鑫在异乡的“家”。每个月缴纳600元钱，这里就能供应一日三餐，还有辅导老师帮解决学习难题，目前这里接纳了20多个像鑫鑫这样的学生。在“午托部”里，大房间里住六七个孩子，小房间则住两三个。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午托部”里有的孩子已经住了五六年。
由于处在升学关键期，八年级的学习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性格较为内向的鑫鑫虽然看起来很懂事，但学习上的压力仍是他难以排解的困难。有时作业到了很晚也写不完，或者一些难题总是无法解决，鑫鑫就会大哭一场，父母只能通过电话安慰他一番，但最终问题还要靠他一个人去面对。
不仅是南宁、郑州这样的二、三线城市，广州市也存在留守情况。广州市海珠区康乐中学是一所接纳随迁子女人数较多的学校，学校在校900多名学生中，95%以上是外地户口学生。副校长唐仁说，上个学期一名学生，父亲在佛山工作，母亲和哥哥在湖南工作，这名学生一个人在广州学习生活。因为学校不能寄宿，所以这个孩子独自居住在离学校半小时车程远的出租屋。
父母流动难安定，孩子“留守”城中村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不少地区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敞开大门。正是看到城市优质的教学条件，以及留守儿童带来的成长问题，不少进城务工人员将孩子带到所在城市就读。
在有的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中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甚至超过本地学生。如珠海市教育部门今年公布的数据显示，珠海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为199？810人，其中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总数为116？096人，占比58.1%，超过户籍学生数量。南宁市教育局也对记者表示，近年来，由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人数急剧增加，原来按常住人口规划的学校布局和办学规模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教育资源接近饱和，同时因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存在周期性高峰和流动性难以预测，也增加了师资配置和资源配置难度。
而这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随迁子女学生中，因父母工作不稳定，在照顾子女与赚钱养家两方面往往难以兼顾，父母离开、孩子留守现象并不少见。南宁市一位中学校长说，不少家长来自安徽、湖南、河南等地，主要从事装修、建筑、销售等岗位，“他们时常更换工作单位和工作地点，有的虽然在一个城市却难住在一起，有的选择别的城市打工，还有的甚至出了省，家长会根本没办法参加。”
记者采访发现，“再留守”群体具有明显的分层，即小学阶段相对少、初中阶段相对多。南宁市一位小学校长说，孩子越小越离不开父母，但随着随迁子女年龄的增长，自理能力也慢慢增强，“不少孩子小学阶段就会洗衣做饭，每天独自搭公交车上学，具备了这些条件，不少家长才敢离开他们。” 这些“再留守”的随迁子女，父母基本都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养家才远走，经济困难使他们大多数都只能生活在城市里房租廉价的城中村。尤其在专门针对随迁子女的民办学校中，超过80%的学生为随迁子女。如在南宁市，万秀村、燕子岭社区、官桥村等民房多，且价格相对便宜，是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区，也是？“再留守”孩子生活的地方。
与此相关，当前不少城市在改扩建，城中村不断被拆除，由此带来的居住难题成为“再留守”增多的因素。陈广融说，随着附近几个村庄被拆掉，房源减少的同时租金也变高了，不少务工人员纷纷搬离，由于更换学校难度太大，只得将孩子留下来。
成长之忧，成才之险
一位“再留守”学生的爸爸告诉记者，自己在外面最担心的还是孩子的安全问题。“城里车多、人多，孩子如果走路不规矩很容易被车撞到。现在经常有拐卖儿童的新闻，很担心孩子的安全。”
农兰芳说，奶奶年龄大了，只能负责接送、做饭，学习上不能提供任何帮助。她说，两个孩子学习成绩都一般，“我觉得要是能多给她们补补课，成绩会提高一些的。”小婕曾在补习班里学习了一个月，英语成绩提高到90多分，“每个月300多块的补习费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太贵了，最后只补了一个月。”
留守城市的孩子们，需要面对的不仅是生活里的各种安全隐忧。更重要的是，在最需要呵护和引导的年龄缺失规导，他们面临着更高的成才风险。
一脸稚嫩的孙榆对记者说，他已经15岁了，这个年纪已经能克制对父母的思念了，他知道家里的难处，学好功课是对家里最好的回报。今年的目标是拿到全校前十名。神色间俨然一个小大人。
记者采访时，正好碰到孙榆在做作业，其中一道语文阅读理解题的文章是毕淑敏的《我在寻找那片野花》，文中讲述的是一个名叫荞的下岗女工坚强乐观地面对生活困窘的故事。
“这个故事能教给我们一些道理，对生活中的困难，要乐观面对不能放弃，直到把它克服。”孙榆说。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像孙榆一样上进懂事。陈广融说，“再留守”的学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一些孩子像孙榆一样在困难中积极奋进，但也有一些孩子被父母接到城市里后，沾染上玩游戏、泡网吧等不良嗜好，有的为筹集费用，甚至纠结社会人员参与偷盗。
在万秀小学老师眼里，正读七年级的小峰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问题少年。目前爷爷在城里照顾他的生活，却管不住他，夜不归宿、逃课、K歌、打游戏是经常的事。他平时和几个玩伴混在一起，并且还交了女朋友。“前几天我们去逛街，看一个人不顺眼，就把他打了一顿。”小峰若无其事地对记者说。
广西医科大学心理学教授王翔南说，与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相似，“再留守”群体多为独居或由亲属代管，其生活虽然可以得到基本照料，但他们与城市学生在生活方式、文化习俗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一旦遇到学习和人际交往等问题，没有父母的指导，其安全感就会下降，其行为容易出现偏差，导致出现各种成长问题。
不少孩子在初中阶段进入叛逆期，监管的缺失容易导致不良行为。唐仁说，很多学生都住在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这些地方往往居住人员庞杂，黑网吧、游戏厅等不少，没有家人在身边管教，孩子一沾上就很容易陷进去。
王翔南认为，“再留守”孩子在城市面临成才高风险，又缺乏有效的矫正，容易在城中村等聚居地形成偏离城市社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成为一个游离于城市社区之外的“边缘群体”。
一些地方随迁子女群体违法犯罪也呈多发趋势。来自南宁市兴宁区检察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至今，该检察院辖区内随迁子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占全院未成年人犯罪受案总数的62.33%。
城镇化的新挑战待解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说，“再留守”问题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背后有深层次原因。农民工子女进了城怎么办？这无疑给社会管理带来新的问题，需要城镇化政策的衔接、相关措施的跟进、NGO组织资源的整合等各方面统筹推进。
南宁市第十七中学校长张焰说，每学期开学之初学校就会与家长协商，尽量减少留守现象。针对“再留守”问题，经过多次沟通，有的家长已经回到孩子身边。
今年2月国务院在印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公办义务教育学校要普遍对农民工未成年子女开放，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农民工未成年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完善和落实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在输入地参加中考、高考政策。
不少城市也正在努力为随迁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
广东省今年宣布全面放开异地高考，只要满足“父母拥有合法稳定的职业、合法稳定的居所；父母在广东拥有3年的社保、居住证，子女有在广东就读的3年高中学籍”条件，就可以参加广东高考，报考的院校也不再仅限于职高。率先破除了多年来随迁子女在城市就读却不能在城市升学的藩篱。
南宁、郑州等城市教育部门表示已基本实现随迁子女“应读尽读”。2015年南宁市接收的随迁子女学生人数上升到12.8万人。郑州市？2015年随迁子女在校生达到27.8万人，占全市全部入学人数的40%左右。陈广融说，近几年来学校招生规模呈“爆发式增长”，由五年前的每届8个班发展到现在的每届24个班。目前教师数量、教学设施均无法满足教学需要。
资金扶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唐仁介绍，广州市对每个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补贴（中学）标准为每學期每人1？200元，仅此一项，每年对康乐中学的投入就超过200万元。
也有相关人士建议，从大环境上应采取多种措施促进随迁子女家庭融入城市。如教育上实现“同城待遇”，逐步打破一些地方随迁子女读差学校、城市学生读好学校的局面，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分配方案，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同城待遇”。依托社区、义工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对随迁子女家庭开展辅导和培训，？让家长以言传身教方式，让随迁子女更健康积极地融入城市。
“有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吗？”“都玩不长。”
这是15岁的孙榆跟记者的一段对话。因为父母经常在不同的城市打工，他也不得不经常转学。颠簸漂泊的生活让他不断留级，也没什么长久的友谊。
在我国城镇化的过程中，大量的农村人口长期辗转在城市打工，出现了一批像孙榆一样的孩子。他们為了不成为农村留守儿童，跟随父母来到城市，但因为父母工作经常变动，他们不得不像农村留守儿童一样：由爷爷奶奶照料生活，甚至独自生活在陌生的城中村。
进了城，依然留守
孙榆的父母如今在石家庄打工，孙榆跟妹妹在河南郑州第七十六中学上学。离开郑州前，父母把66岁的奶奶黄仲英从老家河南信阳接到郑州，照顾孙榆兄妹俩。
如今祖孙三人住在郑州一城中村仅有十几平方米的出租屋里。记者在现场看到，狭小的房间里，祖孙三人的衣服、铺盖塞得满满当当。没有书桌，两个孩子就坐在床边，把小桌板放在腿上做作业。灯光昏暗，孙榆写字的时候把腰弯得很低。
因为姿势别扭，时间一久，腰和胳膊会疼，腿也会被压得不舒服。因此很多时候孙榆都在教室做完大部分作业才回家。
郑州市第七十六中学位于郑州市北部，生源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为主。该校副校长陈广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些年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量增多，学校招生规模也出现爆发式增长，由5年前每届8个班发展到去年的每届24个班。目前学校3？700名学生当中，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比例达到3？100？人，占全校总人数的82%，跟孙榆一样“留守”的学生不少。
与孙榆一样，11岁的小婕和8岁的弟弟孙冠冠也留守在南方的城市——广西南宁。
每天下午5点左右，70岁的陆生连就要提前赶到万秀小学，她不仅要去接小婕和孙冠冠，还要顺便把邻居的小孩也接回家。因为邻居夫妻俩下班都太晚，不能去接孩子放学。
小婕的妈妈农兰芳在电话里说，之前她和丈夫曾在南宁打工，去年他们在老家新建了一栋楼房，由于欠了不少债，今年春节后她和老公决定到广东省惠州市打工。孩子没法带走，只得留在南宁读书。“我们也知道这样对孩子不好，可实在没有办法。”姐弟俩曾是留守儿童，农兰芳深知不利于他们成长，毅然决然地将两个孩子接到南宁读书，只是生活压力太大，不得已姐弟二人再次留守在城里。
万秀小学位于南宁市区一处城中村，放学时正是下班高峰期，路上的小轿车、电动车和行人交融在一起，喧闹声此起彼伏。走过狭窄的城中村主干道，走进更窄的巷道内，两边的楼房靠得太近只可见一线天，即使白天光线也显不足，当地人称其为“握手楼”。在一栋墙体未经粉刷的楼房前，陆生连用电子卡打开门，这里就是他们租住的地方。
房间有二十几平方米，一张高低床把本就局促的客厅几乎占满，床头摆放着一张书桌，两名孩子平时在这里写作业。姐弟俩每天早上七点多出门，除了午餐时间，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度过，外婆陆生连负责照料二人的生活。
14岁的鑫鑫则已经一个人独自在郑州生活多年。从幼儿园开始，鑫鑫就被父母从老家南阳市带到郑州市读书，但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父母离开郑州市到附近的中牟县做生意，留下他一个人在郑州市读书生活。
一家“午托部”成了鑫鑫在异乡的“家”。每个月缴纳600元钱，这里就能供应一日三餐，还有辅导老师帮解决学习难题，目前这里接纳了20多个像鑫鑫这样的学生。在“午托部”里，大房间里住六七个孩子，小房间则住两三个。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午托部”里有的孩子已经住了五六年。
由于处在升学关键期，八年级的学习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性格较为内向的鑫鑫虽然看起来很懂事，但学习上的压力仍是他难以排解的困难。有时作业到了很晚也写不完，或者一些难题总是无法解决，鑫鑫就会大哭一场，父母只能通过电话安慰他一番，但最终问题还要靠他一个人去面对。
不仅是南宁、郑州这样的二、三线城市，广州市也存在留守情况。广州市海珠区康乐中学是一所接纳随迁子女人数较多的学校，学校在校900多名学生中，95%以上是外地户口学生。副校长唐仁说，上个学期一名学生，父亲在佛山工作，母亲和哥哥在湖南工作，这名学生一个人在广州学习生活。因为学校不能寄宿，所以这个孩子独自居住在离学校半小时车程远的出租屋。
父母流动难安定，孩子“留守”城中村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不少地区向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敞开大门。正是看到城市优质的教学条件，以及留守儿童带来的成长问题，不少进城务工人员将孩子带到所在城市就读。
在有的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中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甚至超过本地学生。如珠海市教育部门今年公布的数据显示，珠海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为199？810人，其中异地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总数为116？096人，占比58.1%，超过户籍学生数量。南宁市教育局也对记者表示，近年来，由于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人数急剧增加，原来按常住人口规划的学校布局和办学规模难以适应新的形势，教育资源接近饱和，同时因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存在周期性高峰和流动性难以预测，也增加了师资配置和资源配置难度。
而这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随迁子女学生中，因父母工作不稳定，在照顾子女与赚钱养家两方面往往难以兼顾，父母离开、孩子留守现象并不少见。南宁市一位中学校长说，不少家长来自安徽、湖南、河南等地，主要从事装修、建筑、销售等岗位，“他们时常更换工作单位和工作地点，有的虽然在一个城市却难住在一起，有的选择别的城市打工，还有的甚至出了省，家长会根本没办法参加。”
记者采访发现，“再留守”群体具有明显的分层，即小学阶段相对少、初中阶段相对多。南宁市一位小学校长说，孩子越小越离不开父母，但随着随迁子女年龄的增长，自理能力也慢慢增强，“不少孩子小学阶段就会洗衣做饭，每天独自搭公交车上学，具备了这些条件，不少家长才敢离开他们。” 这些“再留守”的随迁子女，父母基本都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养家才远走，经济困难使他们大多数都只能生活在城市里房租廉价的城中村。尤其在专门针对随迁子女的民办学校中，超过80%的学生为随迁子女。如在南宁市，万秀村、燕子岭社区、官桥村等民房多，且价格相对便宜，是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区，也是？“再留守”孩子生活的地方。
与此相关，当前不少城市在改扩建，城中村不断被拆除，由此带来的居住难题成为“再留守”增多的因素。陈广融说，随着附近几个村庄被拆掉，房源减少的同时租金也变高了，不少务工人员纷纷搬离，由于更换学校难度太大，只得将孩子留下来。
成长之忧，成才之险
一位“再留守”学生的爸爸告诉记者，自己在外面最担心的还是孩子的安全问题。“城里车多、人多，孩子如果走路不规矩很容易被车撞到。现在经常有拐卖儿童的新闻，很担心孩子的安全。”
农兰芳说，奶奶年龄大了，只能负责接送、做饭，学习上不能提供任何帮助。她说，两个孩子学习成绩都一般，“我觉得要是能多给她们补补课，成绩会提高一些的。”小婕曾在补习班里学习了一个月，英语成绩提高到90多分，“每个月300多块的补习费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太贵了，最后只补了一个月。”
留守城市的孩子们，需要面对的不仅是生活里的各种安全隐忧。更重要的是，在最需要呵护和引导的年龄缺失规导，他们面临着更高的成才风险。
一脸稚嫩的孙榆对记者说，他已经15岁了，这个年纪已经能克制对父母的思念了，他知道家里的难处，学好功课是对家里最好的回报。今年的目标是拿到全校前十名。神色间俨然一个小大人。
记者采访时，正好碰到孙榆在做作业，其中一道语文阅读理解题的文章是毕淑敏的《我在寻找那片野花》，文中讲述的是一个名叫荞的下岗女工坚强乐观地面对生活困窘的故事。
“这个故事能教给我们一些道理，对生活中的困难，要乐观面对不能放弃，直到把它克服。”孙榆说。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像孙榆一样上进懂事。陈广融说，“再留守”的学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一些孩子像孙榆一样在困难中积极奋进，但也有一些孩子被父母接到城市里后，沾染上玩游戏、泡网吧等不良嗜好，有的为筹集费用，甚至纠结社会人员参与偷盗。
在万秀小学老师眼里，正读七年级的小峰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问题少年。目前爷爷在城里照顾他的生活，却管不住他，夜不归宿、逃课、K歌、打游戏是经常的事。他平时和几个玩伴混在一起，并且还交了女朋友。“前几天我们去逛街，看一个人不顺眼，就把他打了一顿。”小峰若无其事地对记者说。
广西医科大学心理学教授王翔南说，与农村留守儿童群体相似，“再留守”群体多为独居或由亲属代管，其生活虽然可以得到基本照料，但他们与城市学生在生活方式、文化习俗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一旦遇到学习和人际交往等问题，没有父母的指导，其安全感就会下降，其行为容易出现偏差，导致出现各种成长问题。
不少孩子在初中阶段进入叛逆期，监管的缺失容易导致不良行为。唐仁说，很多学生都住在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这些地方往往居住人员庞杂，黑网吧、游戏厅等不少，没有家人在身边管教，孩子一沾上就很容易陷进去。
王翔南认为，“再留守”孩子在城市面临成才高风险，又缺乏有效的矫正，容易在城中村等聚居地形成偏离城市社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成为一个游离于城市社区之外的“边缘群体”。
一些地方随迁子女群体违法犯罪也呈多发趋势。来自南宁市兴宁区检察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5年至今，该检察院辖区内随迁子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占全院未成年人犯罪受案总数的62.33%。
城镇化的新挑战待解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说，“再留守”问题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背后有深层次原因。农民工子女进了城怎么办？这无疑给社会管理带来新的问题，需要城镇化政策的衔接、相关措施的跟进、NGO组织资源的整合等各方面统筹推进。
南宁市第十七中学校长张焰说，每学期开学之初学校就会与家长协商，尽量减少留守现象。针对“再留守”问题，经过多次沟通，有的家长已经回到孩子身边。
今年2月国务院在印发的《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要从源头上逐步减少儿童留守现象，公办义务教育学校要普遍对农民工未成年子女开放，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农民工未成年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完善和落实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子女在输入地参加中考、高考政策。
不少城市也正在努力为随迁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
广东省今年宣布全面放开异地高考，只要满足“父母拥有合法稳定的职业、合法稳定的居所；父母在广东拥有3年的社保、居住证，子女有在广东就读的3年高中学籍”条件，就可以参加广东高考，报考的院校也不再仅限于职高。率先破除了多年来随迁子女在城市就读却不能在城市升学的藩篱。
南宁、郑州等城市教育部门表示已基本实现随迁子女“应读尽读”。2015年南宁市接收的随迁子女学生人数上升到12.8万人。郑州市？2015年随迁子女在校生达到27.8万人，占全市全部入学人数的40%左右。陈广融说，近几年来学校招生规模呈“爆发式增长”，由五年前的每届8个班发展到现在的每届24个班。目前教师数量、教学设施均无法满足教学需要。
资金扶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唐仁介绍，广州市对每个农民工子女的义务教育补贴（中学）标准为每學期每人1？200元，仅此一项，每年对康乐中学的投入就超过200万元。
也有相关人士建议，从大环境上应采取多种措施促进随迁子女家庭融入城市。如教育上实现“同城待遇”，逐步打破一些地方随迁子女读差学校、城市学生读好学校的局面，制定更为科学合理的分配方案，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同城待遇”。依托社区、义工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对随迁子女家庭开展辅导和培训，？让家长以言传身教方式，让随迁子女更健康积极地融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