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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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合理活动”的内在逻辑，我们就可以将自由活动分解为两个基本方面：自由与“由自”。直观上，“根据自己的意志”主要体现“由自”，“进行合理活动”则主要体现自由，前者主要基于自我、基于观念，后者主要基于“我他（它）”、基于实在。“由自”是不应隐没、归附于自由概念的，它需要从自由概念中突现出来加以特别对待。由于人们时常把“由自”混同于自由之中，于是便导致在对自由的规定和理解上出现了一些逻辑上的困难。只有将“由自”从自由概念中提升出来，厘清“由自”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才能对自由有更加深入准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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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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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进行合理活动”的内在逻辑，我们就可以将自由活动分解为两个基本方面：自由与“由自”。直观上，“根据自己的意志”主要体现“由自”，“进行合理活动”则主要体现自由，前者主要基于自我、基于观念，后者主要基于“我他（它）”、基于实在。“由自”是不应隐没、归附于自由概念的，它需要从自由概念中突现出来加以特别对待。由于人们时常把“由自”混同于自由之中，于是便导致在对自由的规定和理解上出现了一些逻辑上的困难。只有将“由自”从自由概念中提升出来，厘清“由自”与自由之间的关系，才能对自由有更加深入准确的把握，也才能更好地理解“由自”与意志自由、与责任担当之间的内在联系。
其他文献
强调“无用之用”并不是庄子哲学的最高境界，因为“无用之用”仍是从“用”的立场观物，因而亦是有局限的。庄子不仅要人突破“有用之用”的藩蓠，以达到对于“无用之用”的知会与把握，更要人突破“用”的限制，达到不以“用”的眼光和立场观物、待物。因此，不以“用”的眼光和立场观物、待物，才是庄子所期许的最高境界。
存在论揭示，时间是显示存在的内在形式，此即“存在-时间”，它是“自由时间”的基础，人在其中面向未来筹划并实现自身的各种可能性。人类文明的发展需要从根本上控制事物的时间节奏，“存在-时间”转化为“技术-时间”。“技术-时间”使时间摆脱存在与空间的束缚，时间演变为独立的“核算单元”，以适应现代化和资本运行的需要。“技术-时间”为“劳动时间”或“工作时间”奠定基础。时间技术经历了从“时钟时间”到“自决时间”的现代演变，“自由时间”与“工作时间”的冲突不断加深。人们需要从存在论的维度反思时间技术，现代政治哲学探索
王伟光院长的重要论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学习马克思1879-1882年期间研究笔记札记》深入分析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特征和主要内涵。论文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出发，回答了理论和实践中的许多重大问题。
托尼在英国社会主义史上具有独特地位。他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一步步摆脱基督教控制，成为一个不受道德约束的贪婪社会的过程，并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托尼克服贪婪社会的办法是建构一种与基督教有深厚渊源的平等主义哲学，其思想底色可以被概括为基督教人文主义。
作为作者之一，我想谈谈写作《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群众观》的体会。写大众读物，既要区别于教科书，又要区别于学术论文。教科书是求全，什么都要写，平均使用力量。写大众读物，要写得比较自由，有的内容可以一笔带过，重要的东西要着力去讲。写通俗读物难在老生常谈中发挥出新意，从通俗性讲，《群众观》并不算成功。但是，此文与本人此前的学术论文比较，在哲学大众化方面的确有新的面貌，把构思时的感受写出来，将会对后来居上者有抛砖引玉的效果，故草拟此文。
在二战以后的法国现象学语境中，法国当代哲学家亨利·马尔蒂尼（Henri Maldiney）反思现象学脉络中将“敞开”与人的存有的存有论的确立相混淆所难以超越的困难，从思考“世界本身的敞开”到提问实现“跨界通达性”的可能性条件，试图在重新确立的敞开视域中建立人与世界之间更有机的联系。马尔蒂尼召唤从“世界性”的去蔽走向“共生”之路，探求一种具有动感、生气、多样化的“共生”关系。本文尝试围绕敞开的深度、与他者的相遇、构成性转化与共生的视角展开马尔蒂尼的思想与庄子哲学的跨文化对话，从现象学内在演变的视角重新解读马
科学性是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衡量标准，其实质是追问科学何以可能与科学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被科学哲学界看作是“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在不同的哲学语境、学科范式及价值体系中，科学性的科学表征与哲学指涉各有不同。本文力图从哲学解释学的视野出发以新兴学科生命文化学的科学性为例，探讨科学性问题在当代欧洲大陆哲学传统中的不同解释。
朱子的《孝经》学为《孝经》学史上的一大转折。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代替《孝经》成为五经的基础。正是由于朱子的理学立场，他不像汉代人那样从政治的角度，而是从个人道德的角度来思考《孝经》。这样，《孝经》中讲“孝”也不再是孔子立法的基础，而成为个人修身的格言。在这一基础上，《孝经》的一些内容也被认为是“害理”而受到朱熹的批判。朱子对《孝经》的这种理解，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孝经》学。
啖助、赵匡、陆淳是唐中后期治《春秋》颇有建树的人物，其《春秋》学思想对北宋苏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辙对其所采取的“择善而从、取舍由经”与以权变思想阐发《春秋》微旨的治经之法作了大量的继承，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前儒“牵经以就传”的治学弊端。针对啖氏等治《春秋》所采取的否定《左传》史料价值与“舍传求经”的做法，苏辙重申了《左传》的史料价值，强调解经应以史为据，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啖氏等《春秋》学对北宋《春秋》学所造成的“逞意说经”的流弊。
中国传统逻辑是不同于形式逻辑的一种价值的逻辑，价值判断之真假取决于论证者的价值取向，作为这种价值的逻辑，其价值观构成论证结构之规则。先秦逻辑讨论重点不在论证结构，而是“正名”、“用名”问题，即一旦厘清了“名”，正确地用名便是一个合理论证。正名、用名构成先秦逻辑重要内容，前者体现“名”的哲学功能，后者体现“名”论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