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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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之年,也是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重要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国教育事业全面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扎实开展,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新进展和新突破。教育科研的创新能力和服务水平进一步增强,产生了一系列新成果,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本报告根据有关报刊发表的文献,对2013年中国教育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进行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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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起步早、基础好,有着良好的学科支撑条件。自新中国建立后,华中师范大学即成为中南地区马克思主义研究、宣传、教育的中心。1953年,该校的政治教育系开始培养本科生,为全国各高校输送了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产生过一批像高原、陶军、陈铁等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教育家。
叶舒宪认为,理解文化产业的前提是要先理解文化。这不单单是一个经济问题,根本的关键不在产业运作方面,而在于文化资本的锤炼方面。核心的问题是全体从业者如何尊重本土文化资源,实现文化再启蒙和再教育的问题。向勇从西方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理论发展、中国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目标对策等三方面入手,认为中国的文化产业学科建设一开始就带有文化复兴和产业振兴双重历史使命。虽然中国文化产业研究的基础理论几乎完全来源于西方,但它自身却经历了合法性研究与合理性研究两个阶段。前者的成果表现为中国文化产业终于在2002年得到了合
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加以反省时,首先要对作为哲学学科意义的中国哲学方法与作为哲学史意义的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加以区分。这两者的区分其实是"分际说"与"非分际说"的区别。典型的"分际说"以西方哲学为代表,其特点是形上世界与形下世界二分,主体与客体二分;而中国历史上的哲学研究方法则采取"非分际说",其特点是形上世界与形下世界不分,主体世界与客观世界不分。未来哲学的发展态势应当是中西哲学方法论上的互补,这意味着西方哲学应当吸收中国哲学的"非分际说",而中国哲学也应当吸收西方哲学的"分际说"。在此基础上,一种既包融
克里普克只强调了"必然性"和"先验性"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几乎没有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他关于"棍子S在时间t0是一米长"是先验偶然命题的论证不成立,其根源在于他所援引的"一米"定义是如此不严格和不精确,以致不可能在它的基础上同时证明该命题的偶然性和先验性。当他论证"长庚星是启明星"这类命题是必然的时,他所强调的是等式两边的"同":等式两边表示同一个对象;当他论证这类陈述是后验的时,他所强调的是等式两边的"异":等式两边有不同的名称。于是,他关于此类命题是"后验必然命题"的论证是把完全不同的东西叠加在一起的结
中国国有企业与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建立发展国有经济不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而是为了消灭和取代旧的社会制度,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生产关系基础。不宜将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与"垄断"相混同,垄断与控制经济命脉有统一、有差别。国有经济在掌握经济命脉,促进技术进步,保障国家政治经济安全,促进社会稳定快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关键支柱作用,总体效率较高。目前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实力仍弱,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进一步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发挥公有制主体的作用,十分重要。
巴金和英国天主教神甫赖诒恩在1943年底到1944年初在《广西日报》副刊"漓水"上展开了一场辩论,主题是有关"道德标准"和"生活标准"哪个更重要的问题。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罕见的著名作家和西方基督教传播者之间公开的辩论,也是巴金一生仅有的一次与宗教神职人员的笔战。而从巴金和赖诒恩在这场"不可能"的对话中体现的分歧和误会,我们则可看出,巴金对基督教所采取的启蒙者的姿态,将不合理的制度和宗教本质紧密联系的思维方式,以及巴金所继承的"立人"的价值准则与基督教的"原罪"观的对抗,近代启蒙意识形态的大背景……凡此种种
基于能力理论与收益理论,构建了高等院校学生培养成本补偿比例模型。现实数据的测算结果表明,受教育者(个人及其家庭)与组织(政府、企业及其他主体)合理的成本补偿比例区间为1:1.41~1:2.25,即组织应当比受教育者多补偿学生培养成本。这既符合目前中外高校学生培养成本补偿的实际情况,又为政府确定相应的高等教育收费水平、个人及家庭理解并遵循学费政策提供了量性依据。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东西互动合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精神,发挥浙江大学教学、科研和人才优势,支持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教育部和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
程恩富和王朝科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构建了一个低碳经济的理论框架,并为深化低碳经济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方法。杨志和陈波对碳排放权的三种产权类型进行分析,认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方式是在对排放总量严格控制的前提下,借助特定的制度安排将碳排放权或减排目标分解并落实到每一个微观单位。马艳和李真认为,在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交换活动申。除了直接体现在国际商品价值生产方面的不平等交换之外,还存在“碳”的不平等交换,两种经济体在贸易品生产技术和国际碳排放标准的制定权等方面的差异性,是导致国
目前,关于国际贸易与碳排放和碳交易的关系问题,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但是,研究视角基本都是关于进出口贸易对环境和资源的影响的直接分析,研究方法也基本都是采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或统计学等方法,而很少有人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以不平等交换的视角来分析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贸易中内涵的“碳”不平等交换问题。我们认为,在国际贸易交换活动中,除了直接体现在国际商品价值方面的不平等交换之外,还存在“碳”的不平等交换。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