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哈希·扎西多杰，今年58岁，是一个黑不溜秋、皱皱巴巴的老人。有大学生叫我扎多大哥，这个称呼我比较喜欢，年龄奔六，我的心却特别年轻。
　　好像有一种骨子里与生俱来的东西，我不现实，总是去做梦，总会遇到同行的人。从教育改革到民间环保，我总想要改变一些什么。到现在也一样，要是没有梦的话，我就活不下去。
　　我曾经作为秘书跟随杰桑·索南达杰，两年间12次进入可可西里。1994年1月，索南达杰被藏羚羊盗猎分子杀害，那是我们走得最深入的一次。一生中，再没有第二件事，能带给我如此大的影响。索南达杰的牺牲，改变了我的后半生。

我们是带刺的

　　《尼恰黑刺》是一本油印杂志，20多页，分汉文和藏文两部分，只出过一期。尼恰，是我家乡的一条河，河岸长着许多黑刺林。那年我26岁，常和几位年轻朋友聚在一起，自称“唤醒会”。我们觉得自己是带刺的，就像河边的黑刺林，要用我们的刺去唤醒老家的人，好像别人都还没睡醒似的。
　　我的家乡在青海省治多县，“治多”藏语意为长江源头，这里是青藏高原腹地，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想做杂志，我们什么都没有，就拿油印机自己印。手拿铁笔，把文章誊抄在一张蜡纸上，制成蜡版，再用黑色油墨印出来。我当时担任汉文编辑，大家自己写文章，内容多是关于如何唤醒家乡。十几份杂志装订成册，我们就分发到县里各处。
　　杂志具体内容我有些记不清，只记得油墨印在白纸上，上面画着黑刺林。第一期做完，我们开始准备第二期。那时初生牛犊不怕虎，很多想法走在前沿，甚至有些激进。“唤醒会”的会长比我们年纪大一些，他觉出不妥，《尼恰黑刺》就此再没出过。
　　“唤醒”之后，我们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教育。我们都不是师范专业，就给县委政府写申请，希望调到治多县民族中学做老师。当时我在邮电局工作，没有任何门路，耗了很长时间，最后大家也被感动了。

　　我们一进去就特别投入，尝试了很多改革。成立校委会，学校的事情不再只由校长说了算，而是民主商议决定。建立听课制，以前老师在课堂上讲错也没人管，现在会有其他老师来听课。
　　除了上课，学生和老师没有太多接触。我不想那样，就把办公桌搬到教室后边，尽可能和同学们在一起。他们上课，我在后面备课、批改作业，他们下课，我就陪他们一起玩。这让老师们有些不舒服，好像我在监督他们。
　　当时学生被管得很严，像是一个个模具一样，没有自由发言，没有那种活跃的状态。我的教育思想比较自由化。举个例子，什么是生产力？其他老师会说翻到第几页，从这里背到那里就可以及格。我特别不赞成那样。如果学生一字不少地写下课本的原话，我就只给他一半的分数。如果另一个学生用自己语言来表达，说生产力是铁锹、十字镐，那我會给他满分。
　　我不喜欢形式主义。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老师来了，学生要安静得连针掉下来都能听到，这样通常能得到流动红旗。我说，我的班不要流动红旗，要吵吵闹闹，学生可以来回窜一窜，这种状态才是对的。
　　每个学生都要特别，所以我带的班别的老师都受不了。教书两年，我和朋友向校长申请，由我俩“承包”一个班，从初一带到初三。所有课程我们来教，其他老师不要插手，带这个班一切要按照我们的想法来。校长一开始同意，后来却忽然变卦。
　　当时我们非要走“承包”班级这条路，如果不能这么做，我们觉得是在误人子弟。要是在其他行业，随便混也许无所谓，但是教师这个职业，我觉得来不得半点瑕疵。孩子是珍贵的，如果只是当个老师，教成怎样都行，我不愿这样。
　　没人劝我留下来，走了又不知道去哪里。我和朋友离开学校，这时就刚好遇上索南达杰。

可可西里

　　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贴出告示，招人开发可可西里，负责人正是杰桑-索南达杰。我和他同村，从小就知道他，长得帅，也特别有人格魅力。他是县委副书记兼任西部工委书记，在整个治多县口碑很好。可可西里，陌生的地域，陌生的工作，我忍不住好奇。
　　教育改革受挫，我和两个朋友找到索南达杰，说我们想跟着他走。交谈中，我说起学校说话不算数，我们有想法有热情，等到真正落实，学校却不支持。索南达杰听后对我很生气，说他比学校领导还不好，我们不能到他这里来。
　　告辞出门，朋友有些不高兴，他俩拿过报名表，把自己的名字划掉，而我还是报了名。索南达杰说是不能到他那里，后来我才感觉这句话真正表达的是，做任何事情，都不应该指责别人没做好，而是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他是一个勇于担当的人，自然会批评我的那种说法。
　　问过报名原因，索南达杰也谈起为什么贴告示招人。他需要三种人，司机、医生、秘书。原本县里允许他点名抽调，这意味着他可以选县里最好的医生随队治疗，让知识水平最好的老师写汇报材料。索南达杰拒绝，点名抽调，同样意味着治多县的百姓会少一位好医生、一名好老师。更何况可可西里环境艰苦，与其强人所难，不如有人自告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