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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方言问题是研究二十世纪文艺大众化无法忽视的重要问题。从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中期，方言的地位经历了从上扬到沉潜的变化，这一变化主要出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对“大众化”与“方言”的理解亦有了新变。语言观和语言政策的变化，对农村题材小说的语言形态和语言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方言;文艺大众化;农村题材;语言问题研究
语言问题既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最基本问题，也是兹事体大的大问题。新文化运动最早便是从推行白话文入手以求思想文化之革新，1930年代的左翼知识分子也将语言问题视作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关键所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把学习群众语言作为实现文艺大众化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基本前提，1949年以后的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也成为共和国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方面。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方言运用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在当代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中，小说中的方言不再仅仅是审美质素的问题，而成为一个与个体价值立场、国家文化诉求、民族思想意义等等复杂纠葛的超话题大话题。福柯认为，言语带有权力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就更为复杂。”{1}从现代以来的历次语言革新来看，方言问题始终纠缠其中，成为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尤其对农村题材小说来说，方言往往是作家营造地方色彩的主要凭借，也是塑造人物、提升作品艺术魅力的重要手段。梳理和探讨现代以来的语言变革、分析变革中的方言问题，对于理解“大众化”与文学语言问题、剖析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诉求及其内在逻辑等都大有裨益。
一、从欧化到方言土语化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是书面用语的革新时代，从文言向白话的转变影响深远。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白话文的资源取向经历了由西向中、从精英向底层的转变，这一转变推动了白话文从欧化走向大众化，并成为“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现。由于意识形态的提倡和宣传的需要，1940年代的大众化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方言土语化，这使得大量方言土语进入到白话文学的创作中，现代文学的语言风格也逐渐从精细繁复变为粗疏平实，使用方言土语遂成为不少作家语言风格乃至思想情感转向的一个极为显著的外在标志。
新文化运动的一大功绩是从文言向白话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文学的书写样态，其所导向的“言文一致”也相对降低了文化传播的门槛，释放了久被压抑的思想与创造力，这与五四知识分子所殷切追求的思想启蒙无疑是深度契合的。舒衡哲指出：“意识到贵族的书写语文已经和平民的口说语言远相脱离，是‘五四’运动的起因之一。早期的改革者试图通过吸收来自下层的词汇、俗语、方言而使文学重获活力，……通过彻底地改造语文，‘五四’启蒙者开始拆除介于‘文人’和‘平民’之间最巨大的障碍。”{2}当然，语言文字的变革并未囿于文学领域，为推行白話文，蔡元培、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有识之士深入思考了白话文与教育之关系，积极推动国文教育变革。这种努力最终在制度层面得到落实，1920年1月，民国教育部发文推行“国语教育”，“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3}同年4月，教育部又发文要求在1922年之前逐步采用语体文教科书，并最终废止用文言文编写的教科书。有学者高度肯定了这一变革，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五四文学革命最具有实质性与决定意义的成果”。{4}
语言的变革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它还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人类思考的媒介。现代语言学家赋予语言以本体论的地位，在他们看来，与其说语言是工具，毋宁说语言就是思想本身，“我们正是通过语言而拥有一个世界或一种对于世界的态度”。{5}
因此，语言的变革也必将带来思维模式、甚至世界观的改变，“文化、思想、思维方式的转型从根本上是语言的变革”。{6}如此看来，五四白话文运动以白话取代文言固然有扩大文化传播的意图，但在语言改革的背后，更有着深切的思想革新的强烈诉求。反对文言，实质上反对的是负载于文言之上的封建思想。所以，白话文运动虽然借助口语（白话）化而降低了文化传播门槛，但其真正指向的并非大众化与通俗化，而是西化和现代化。也正因为此，使得现代白话文在语法、句式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欧化倾向，与纯然的口语白话有着明显的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新文学难以被社会底层接受的缺憾。
这一缺憾受到了左翼知识分子的诟病。1930年左联成立后，曾有过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在1931年11月发布的左联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将大众化问题视作“首要的第一重大的问题”，并对文艺的语言形式做出了细致的规定，要求“必须简明易解，必须用工人农民所听得懂以及他们接近的语言文字”。为达成此目的，则“必须竭力排除智识份子式的句法，而去研究工农大众言语的表现法”，“在必要时容许使用方言”。{7}很显然，在这项决议中已出现了将知识分子话语与工农话语对立并置的倾向，另外也不难看出，左翼文学与“五四”文学持有迥然有别的立场和价值考量。在1932年关于大众化问题的更深入的讨论中，瞿秋白等左翼知识分子也依然将矛头对准了五四现代白话文的大众化困境，并不无偏激地批评“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在瞿秋白看来，造成这种困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五四”仅仅创造了“‘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这种“白话”只是“一种欧化的新文言”，人民大众是无福受用的。{8}1934年开始的 “大众语”讨论，其问题指向依然是现代白话在底层民众中的传播困境，探求一种易于为大众理解接受的语言成为讨论的核心内容，关于方言的运用问题也被集中讨论过。
到1940年代，语言问题仍是共产党推行文艺大众化的重要问题，但其语言改革与“五四”已明显存在着以下几点差异。首先，五四白话文运动欲借语言变革实现思想革新，共产党的语言改革虽也有改造知识分子思想情感的用意，但处在战时状态下的共产党更看重语言的工具意义，进行语言改革的第一要义是更好地服务战争需要与政治宣传。其次，出发点和身份立场的不同，导致了语言改革思路的差异。“五四”倡导的白话文倾向西化，实质上是一种精英语言，其改革也呈现出“从上至下”的思路，这导致其在短期内难以真正实现“大众化”，其改革无疑需要更为漫长的时间。与此不同的是，为适应战时形势以期在短期内获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延安时期共产党的语言变革则主要采取“从下至上”的思路。虽然学习群众语言首先是政治高层的要求（“从上”），但这一要求却是通过知识分子下潜到民间来达成的，从语言改革的资源取向来看，也主要通过吸纳底层的民间资源来进行（“从下”）。所以，在改革思路尤其是资源取向上，1940年代共产党的语言改革实质上呈现出的是明显的“从下至上”的倾向，这一倾向无疑更有利于文艺与政治理念更高效快速地在底层传播。最后，“五四”知识分子更倾心于语言的“提高”，希望通过借鉴西方资源来创造一种现代白话，共产党则从“普及”出发而更多地吸纳了旧白话甚至方言土语作为语言改革的重要资源。在当时的形势下，毛泽东认为“普及”比“提高”更重要，《讲话》指出：“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这种对于普及工作和文艺大众化的重视，使得毛泽东十分关注语言问题。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所谓“提高农民文化”意味着首先要以底层的农民文化为基础，文化的提高也必须在此基础上进行。要实现这种大众化，则“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9}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演讲，讲话批评了五四欧化的白话文，认为五四现代白话文已逐渐发展出“洋八股、洋教条”，并将“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列为党八股的罪状之一。毛泽东认为学习群众语言是决定宣传工作成败的关键，如无视群众语言，则很容易导致“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由于当时共产党主要活跃在农村地区，所以语言方面的“大众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方言土语化，毛泽东指出：“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10}
毛泽东相信只有先做好群众的学生（大众化），才有可能更好地成为群众的先生（化大众）。这种关于“大众化”的观点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到了进一步阐发。在毛泽东看来，如果“大众化”从根本上意味着“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那么要实现此目的，就必须以“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为首要前提：“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毛泽东不无尖锐地指出由于不熟悉群众语言而造成的后果，即“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而这最终导致的是宣传的失效，“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至于如何才能学好群众的语言，毛泽东给出的办法是深入生活，借助与群众紧密结合的生活斗争来改造思想情感，最终“从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11}。
毛泽东《讲话》对于语言问题的强调，使得不少文艺作者、尤其是一些已经习惯于欧化表达方式的作家开始反思并努力扭转自己的写作风格，关于这一问题已有诸多学者做过相关研究，{12}就解放区外来作家来说，欧阳山、丁玲、周立波等人在语言风格上的转变都是极为典型的例证。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之所以能受到高度肯定，其在语言上接近群众口语、对方言土语的有效化用是极为重要的原因。需要注意的是，延安时期为了利于宣传，书面语明显是迁就于口语的。1942年《讲话》中所强调的“群众语言”在当时基本等同于农民的方言土语，出于宣传需要而要求向群众学习语言，所学的也正是方言土语。另外，《讲话》所追求的“大众化”也是以语言的方言土语化为表征的，并进而希望借助这种语言变革达成改造知识分子思想情感的目的。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对于方言土语的学习和运用在当时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书写语言的选择问题，“而是涉及到文艺家的立场、路线和方向等这些根本的大问题”。{13}
总的来看，1942年《讲话》以后，解放区在“大众化”的文学实践中取得了相当成果，而这些创作实践最为显明的一大特点就是语言的方言口语化。茅盾在1948年谈及解放区文学时，曾不无激动地指出：“新形式，改造过的旧形式或‘民间形式’，创造性的形式——这三种解放区的文艺形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尽尽采用各地人民的口语，方言文学的色彩都相当强烈。……大众化的实践终于由这些生活在人民中，在战斗中的青年作家提供出例证来了！”{14}
二、从方言土语化到汉语规范化
1949年以后，延安文学经验开始向全国推广，文学生产的体制化和一体化渐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最重要的任务是面向民众进行政治宣传和教育，如何消除语言壁垒以求得文学在更大范围的传播就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毋庸置疑的是，新中国文艺的建设和发展依然奉《讲话》为圭臬，《讲话》对知识分子学习群众语言的要求仍然是不变的金科玉律。但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展，对《讲话》的理解和阐释也起了变化。就学习群众语言这一要求来说，其内涵已与延安时期有了较为本质的差别：在“大众化”这一不变的目标下，农民化/方言口语化已逐渐被普适化/统一规范化取代，曾被鼓励的方言土语逐渐丧失其优势地位，语言改革思路也由“从下至上”转变为“从上至下”，这无疑昭示着语言改革的新变。
方言土语的“失势”及语言改革思路的转变主要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
其一是面向全国的文化传播与政治宣传需要更具普适性的话语，方言显然已不能担当此任。不能否认，方言在1949年以后的宣传工作中依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广播网络的建设中，对外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广东、潮州、客家、厦门等地方言面向国外华侨进行宣传广播，对内的地方广播也积极地利用方言的宣传优势。如华东军政委员会指示“各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并应尽可能增加各地方言节目，使广播电台所广播的内容真正为广大人民所欢迎”。一些农村广播站“还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要的口语广播节目翻译成当地方言重播”，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此外，方言在扫盲、客运列车政策宣传等工作中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5}但从这些例证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借助方言的宣传虽然有效，但其作用的发挥却大都局限在神经末端的狭小地区或特定领域，难以向全国铺展。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宣传必须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地方走向全国，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方言土语显然已丧失了宏观层面的宣传优势，甚至因为其较为狭隘的地域性而造成了明显的传播困境。
这种因方言土语而造成的传播困境存在于各个领域，其中最为典型是新闻媒体。早在1948年12月9日，新华通讯社总社就曾致电各分社，要求注意“纠正新闻作品中几种技术上的通病”。这封电报后来刊登在1949年1月27日的《人民日报》，1950年1月4日的《人民日报》又加编者按再一次刊登此电报，由此可见当时对纸媒语言问题的重视程度。这封电报指出各自为政的语言使用，使得“不但新解放城市的读者完全不懂，即本地以外的其他老解放区的读者也有很多不懂;不但普通读者完全不懂，即总社的编辑人员和中央领导同志也有很多不懂”。文件要求“凡方言和专门术语，必须代以流行较广的普通语或加注解”，强调“一切发表的文字必须以最大多数读者能够完全明了为原则”{16}。这封电报发出之后，不少新闻报纸对语言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检讨。在《东北日报》、东北总分社的检讨中，我们发现当时的新闻工作者普遍认为使用方言土語就是“群众化、通俗化”。{17}另外，当时甚至有人认为“工农大众只需要方言，不需要共通语，只需要日常语汇，不需要知识分子的语汇”。{18}这些偏狭之见的产生与流行，与延安时期的语言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在1949年后各地报纸的通俗化改革中，使用方言土语一度成为增强报纸通俗性的一种颇为盛行的手段。借方言来实现通俗化、大众化的思路无疑也是从1942年的《讲话》而来，但这种从形式入手的通俗化改革却难称成功，反而带来了诸多弊端，甚至一些本有可能发挥方言优势的地方性报纸也面临着传播的尴尬。比如湖南的通俗报纸《长沙大众报》，其主要的目标读者是全省的农民。为照顾并吸引更多的农民读者，报纸曾一度采用长沙方言撰写新闻，但这一举措竟走向了其初衷的反面。由于“湖南的语言比较复杂，很难找到一种代表性的方言”，用方言撰写新闻反而导致农民阅读困难。{19}东北的《黑龙江日报》在追求通俗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为求得使农民能看懂、听懂的效果，报纸不加批判地大量采用方言土语，并显现出滥用方言、“为采用方言而采用方言”的不良倾向。针对报纸在通俗化改革中出现的乱象，《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强调“通俗化的根本问题是内容问题，而不只是形式问题”，并对滥用方言的倾向提出批评。{20}
除却新闻撰写外，方言问题也突出地表现在语文教材、民校教材、小人书等通俗读物编写，推广新秧歌、电影摄制、话剧表演等领域。{21}由方言土语所带来的传播困境对新闻传播、文化教育以及文学艺术等各领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扫除方言所造成的传播壁垒、实现语言的统一及规范化已是迫在眉睫的事。
其二，语言改革从方言土语化走向统一规范化是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安德森在其关于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就曾专门论述过语言在统一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意义。1949年以后的语言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出于国家共同体的建设诉求，“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地方性特征最重要的表现形式的方言土语受到压抑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22}也正因为此，新中国的语言变革一改延安时期俯就农民语言的低姿态，采取了“从上至下”的改革思路：包括汉语规范化、文字简化、拼音文字、普通话推广、方言调查、帮助少数民族创立文字等在内的一系列语言改革举措，全都依仗专业的知识分子并通过国家机构来推行实施。更为关键的是，统一规范的语言标准、语法规则等也都是由专门机构的知识分子着眼全国情况研究制定，而不再是偏狭一隅一味迎合农民用语习惯。这种语言规范化的努力对于“政治整合”大有裨益，并有效促使“过去彼此疏离、涣散的各阶层民众，能一律自觉地按一个统一意志去思想和行动”。{23}在1950年代进行口语及书面语改革时，当局就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了语言改革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意义，正如当时《人民日报》的一篇头版文章所说：“推广普通话和实现汉语的规范化决不只是为着文字改革。无论为了加强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为了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为了充分地发挥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交际作用，以至为了有效地发展民族间和国际间的联系、团结工作，都必须使汉民族共同语的规范明确，并且推广到全民族的范围。”{24}
不论是汉语规范化还是普通话的推广，这些统一民族共同语的改革措施从方案的提出到商讨再到具体实施无不体现着国家意志，并呈现出明显的“从上至下”的思路。关于语言文字的改革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已经受到了相当的重视。1949年8月28日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第三次发起人会议上，吴玉章就提出“要以较普遍的、通行得最广的北方话作为标准，使全国语言有一个统一发展的方向”{25}。另外，拼音文字、简化字等方案也在会上提出。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并于同日开始连载吕叔湘和朱德熙撰写的《语法、修辞讲话》。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很快向所属机构和全国出版工作者发出号召，要求认真学习《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并将《语法、修辞讲话》定为“经常的业务学习材料”{26}。社论批评了文理不通等语言使用乱象，认为正确使用语言“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强调“必须使任何文件、报告、报纸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现思想”。{27}
在推动书面语规范化的同时，普通话的推广工作也被提上日程。普通话的推行所带来的是口头语的统一，这一举措对于语言规范化和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设都大有裨益。1955年10月15日到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并一致同意在全国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闭幕仅两天后，教育部就马上召集参加过此次会议的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的教师代表以及教育行政干部举行了座谈会，决定重点对教师进行普通话训练。与这次座谈会同时进行的还有规模更大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这两个会议“标志着中国文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化工作的开端”。{28}自此，汉语规范化和普通话的推广工作稳步向前推进。
其三，语言改革也是进行现代工业化建设的迫切需要，语言的统一和规范化工作始终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及建设事业而发展。新中国在完成经济复苏之后，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五年计划的实施在实际上加大了全国性的人口流动，语言问题的急迫性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人口流动加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以铁路这一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例，据当时参与过铁路建设工程的老人回忆，当时“施工几乎是采用人海战术”{29}。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即成渝铁路就动用了多达15万的建设者，其中大多是来自各地的民工。{30}到1957年底，全国新建铁路33条，铁路通车里程达到29862公里，比1952年增加22%。{31}铁路的建成更便利了全国性的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加大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五年计划的重心在工业化建设，但当时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工业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也典型地体现在人才分布上。为完成工业建设计划，大量的技术人才流向全国各地。比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就输出了大量人力资源，“到1957年，超过25万工人（其中2.8万被明确地鉴定为技术人员，17万为熟练工人）迁出上海，到外地有工程的地方长期定居”{32}。另有研究者通过对东北地区人口迁移的考察也证实了这点，仅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兴建为例，从1953年7月15日开始，“从外省招聘参加建设或分配来厂工作的工人及各类人员不包括家属已达1万人左右，其中约75%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来自上海市和华东地区，其余人员来自北京、天津、大连、哈尔滨、常州、云南等地。这是1953年吉林省迁入人口迅速增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另外，1953年辽宁人口总量也出现了大幅上升，净迁入人口45.14万，迁入人口对人口总量的贡献率高达42.47%。{33}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50至70年代国内的人口迁移往往是跨省际跨区域的，“基本的人口迁移方向是由东南向西北，由沿海向边疆，由城市向农村，由人口稠密区向人口稀疏区，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34}。由于南北各地的方言分歧甚大，人口流动所带来的沟通问题也日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为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建设，语言的统一和规范化也就势在必行。 最后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1949年以后“一边倒”的时代背景下，语言改革也必然受到苏联经验和苏联模式的影响。1950年代的《人民日报》《中国语文》《中华俄语》《科学通报》等报刊译介了不少关于苏联语言政策的文章，苏联的相关语言政策和关于语言问题的讨论无疑也影响了1949年以后的语言改革。延安时期对学习群众语言的要求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指向。学习群众语言、使用方言土语创作、吸纳民间形式等固然是迫于战时宣传需要而采用的权宜之计，但是否学习并使用群众语言在当时也成为判定作家政治立场的一个重要标尺，语言因此就被赋予了浓重的阶级色彩。这种将语言阶级化的做法在1949年后的语言改革中有所遏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苏联语言问题的讨论、尤其是斯大林的语言观起了作用。1950年6月20日，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这篇文章是对此前苏联语言学问题讨论的回应和总结。斯大林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语言没有阶级性”的观点，这一论断缓释了1942年《讲话》加诸于语言的阶级性。另外，斯大林对方言土语的认识也对国内的语言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35}1950年邢公畹的一篇关于方言文学的文章引发了一场波及语言学及文学等领域的重要讨论，邢公畹对方言文学看法的转变、其文章观点的形成，都与斯大林的这篇文章有着莫大的关系。
三、方言问题讨论与文学语言风格转向
1930年代到1940年代，“大众化”主要追求的是文艺被地方底层民众理解和接纳，在追求“大众化”的过程中，方言的地位也被确立起来，成为政治正确的、被高扬的文学语言。语言的方言口语化与艺术形式的民族化，遂成为解放区文学最突出的特征。1949年以后想要立时改变对方言的既有看法并非易事。
1949年后，对于能否采用方言口语进行文学创作并没有形成共识，甚至有不少人是明确支持用方言口语进行创作的。比如杨振声就认为“要使文学的语言本身有生命，有力量，他必是某一种方言的应用与滋长”{36}，俞平伯亦认为“老解放区的作品多用方言是很对的”{37}。当欧阳山的小说《小伯温》因语言的方言口语倾向而引发争议时，也有不少人支持方言口语写作，认为“新的人民文艺可以用口语来写，应该用口语来写”{38}。当时甚至有不少人支持在教材中运用方言，认为这“是我们新文化教育走着大众方向的一个具体表现”。对于方言给教学带来的诸多不便，他们也并不认为是方言的问题，反而认为是教师“生活和大众脱节，思想感情和工农隔离”所致{39}。由此也不难看出，1942年《讲话》所塑造起来的语言观不仅影响了作家和文学创作，其话语逻辑更是渗透到了各个领域。
但随着共和国的成立，意识形态的诉求也有了新的變化，当然，文艺的大众化和普及工作依然受到重视，但建构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才是最迫切的任务。在这一新形势下，“大众化”的所指及其具体实践路径已发生变化，求得文艺在更大范围的传播成为“大众化”新的内涵。方言因其本身所带有的地方性，自然也就丧失了曾经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实现民族共同语的统一规范化成为语言改革最主要的任务。正如研究者所言：“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人们不再像20世纪40年代那样从民族性、阶级性等价值尺度出发理解文学的地方性问题，而是转而以普遍性的价值尺度看待这一问题。……20世纪30年代曾经出现过的那种认为加强文学的地方性特征会影响作品在全国范围传播的观点，再次浮出历史地表。”{40}这样，对此前的语言政策作出重新阐释乃至方向调整就成为必要的事，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解决方言问题。如此看来，在语言改革的转折点上，进行一场关于方言问题的讨论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1950年代初的“方言问题讨论”可谓适时而生，经由这场讨论，文艺界对方言及方言文学的既有认识受到了冲击，这次讨论对于辨明语言改革方向、引导文学语言规范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农村题材小说的语言走向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改变。关于这场讨论，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41}，讨论的发起、展开、参与人、主要观点等基本史实已比较明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1950年代的方言问题讨论与1940年代末华南方言文学讨论的延续性及差异性。1950年代的这场讨论缘起于邢公畹《谈“方言文学”》{42}一文，从文章中不难看出，邢公畹在接受斯大林语言观之前，较多地受到了华南方言文学讨论与茅盾语言观的影响，但在《谈“方言文学”》中，他已较为明确地否定了茅盾的观点。
1948年，茅盾发表《杂谈方言文学》和《再谈“方言文学”》时，华南方言文学讨论已基本形成结论{43}，茅盾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方言文学的主流看法。华南方言文学讨论中，茅盾等知识分子对方言文学的提倡，首先是基于时局的需要，其初衷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文学的普及和大众化。面对国内战争形势，茅盾将使用方言土语视为对作家的“最低限度”的要求{44}。其次，倡导方言文学也出于茅盾对白话文学的理解。在茅盾看来，白话就是口语，而在现实生活中口语实际上也就是各地方言。所以，白话文学显然并不等于国语文学，并且白话文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方言文学，“离开了‘方言’的‘白话’，在理论上是不通，在事实上是没有的”。茅盾进而揭开了白话文学尴尬的困境，他指出：“‘五四’当时，一方面主张‘吾手写吾口’，另一方面却又叫吴语区域以及福建广东的人们去写北方之口，实在是一种矛盾，然而当时不闻有异议，亦无非是旧传统观念太强而已。”{45}最后，茅盾并不认同“五四”所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说法，认为“其根源实为大一统的思想，并且和政治上的所谓‘法统’乃至武力统一的思想，有不可分离的血缘的关系。这样不正确的观念，现在应当加以纠正”{46}。当然，茅盾将“国语”与“大一统”甚至“法统”“武力统一”等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性的。总之，在1948年前后，统一民族共同语远非最紧迫的任务，茅盾等知识分子是以求得文艺的大众化以利于政治宣传为根本出发点的。在茅盾看来，“五四”将北方语言视为文学语言之正宗的观念将阻碍大众化的实现，要求得文学的真正的大众化，在形式上“恐怕也只有通过方言这一条路”{47}，发展方言文学因此成为实现文艺大众化的不二法门。华南方言文学讨论是1942年《讲话》与解放区文学影响之下的产物，讨论紧承《讲话》的“大众化”精神，其主要观点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产生并获得合法性的。 在1949年以后新的形势下，华南方言文学讨论所得出的结论就明显不合时宜了。1949年，文协香港分会的代表曾向文代会提交了《在全国各处发展方言文学运动》的提案，但并未被采纳。最终，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有关方言文学的内容只有区区几个字”，{48}此前颇为热烈的方言文学运动就此沉寂下去。曾对华南方言文学讨论颇为认同的邢公畹，在新的形势之下，尤其是在读过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之后，也对先前的看法产生了质疑并作出了修正，最终形成《谈“方言文学”》一文。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华南方言文学讨论的回应和继续，同时，更带有了明显的反思与重新审察的意味。这篇文章的重要性还在于，其反思所向并未拘囿于华南方言文学讨论，它还尝试在新的语境下对1942年《讲话》作出新的理解和阐释。事实上，邢公畹关于方言文学的看法与1942年的《讲话》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面对这种矛盾，邢公畹选择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阐释《讲话》精神，他指出《讲话》所提及的“人民的语言”/“群众语言”并不是指“某一地的方言”{49}，这也就解构了方言合法性得以确立的大前提。当“方言”与“群众语言”剥离分裂开来，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就丧失了原本毋庸置疑的正确性。如此看来，这篇文章在发表后引起文艺界的重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1951年3月10日，共和国最顶级的文艺期刊《文艺报》在第3卷第10期重点介绍了这篇文章的内容{50}，并随即发起了关于方言问题的讨论。邢公畹的文章最先发表在《文艺学习》，但问题的集中探讨却转移到了《文艺报》，由此也不难看出意识形态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
不难想见，关于方言文学的固有观点不可能短时改变。在讨论之初，刘作骢、周立波等人均对邢公畹的观点持保留态度，他们的观点在当时很有代表性。需要注意的是，刘、周二人立论的出发点又有所不同。刘作骢主要还是遵循着华南方言文学讨论的思路和逻辑，从文艺的大众化和普及出发来论证方言的合法性。他在文章中反复强调中国尚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认为借助方言来进行普及工作仍然是目前的重中之重。至于统一民族共同语的生成，在他看来并非一日之功，且必须以方言为基础。{51}
周立波则以作家的身份主要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来为方言正名。从周立波的文章里我们不难看出1942年《讲话》对他的规训和影响，他反复强调学习群众语言的重要性，认为“我们自己国家几万万劳动人民天天使用的活的语言，各地的方言土语，将是我们学习的主要的对象，营养的重要的源泉”。但对于一个已有着深切的乡村书写经验的作家而言，周立波对方言的肯定绝不仅仅只是政治的，而更是文学的。这体现在两方面：首先，他在文章中并未提及方言土语的阶级性，反倒是强调了语言的无阶级性。他说：“文字，方言，是‘我能往，寇亦能往’，敌我双方都能利用的。同样的方块字，蒋介石匪帮用来诌反动的胡说，我们用来写革命的文章，区别主要在内容，而不在文字。”另外，他也未特别强调学习方言土语对于改造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对《讲话》权威论断的引用更多是為了争得方言在文学创作中的合法性。对于方言，周立波的态度很明确，他认为在创作中“应该继续采用各地方的方言，继续使用地方性的土话”。在他看来，不少方言土语实际上要比通行白话更为精炼生动，且有利于地方色彩的营造。尤其是在写对话时，“书中人物是哪里人，就用哪里的话，这样才能够传神。要是你所写的是北京人，说上海话固然不行，说东北话也不大好”。{52}当然，周立波也承认分歧甚大的方言会造成理解困难，同时也认可统一民族共同语的重要性{53}，但他认为这些均不足以成为否认方言价值的理由。对于前者，他认为可用文学技术手段“想方设法使读者能懂”，比如在叙事中尽量不用某一地的方言，而使用易为各地理解的“普通话”，再比如对任何地方的方言土语“都得有所删除，有所增益，换句话说：都得要经过洗炼”。对于后者，他则指出方言对于统一民族共同语的建构同样大有裨益，如果简单否定方言，则“统一的民族语也将不过是空谈，或是只剩下干巴巴的几根筋”{54}。
在讨论之初，各种不同的观点都得到了发表的机会，但随着“从上至下”的语言改革的实施，方言问题逐渐失去了自由讨论的条件。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社论中对滥用方言土语的做法提出了严正批评，呼吁“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55}。以此为标志，方言问题的讨论也发生了变化，众声喧哗的讨论很快被导向唯一正确的方向。方言的失势已是在所难免，统一的民族共同语成为“无论从事实上说，从理论上说，都是比各地区的方言更高级，也更丰富和更完备的语言”{56}。此后，由方言所衍生的相关讨论也并未断绝。比如《中国语文》在1954年关于歇后语的讨论和1957年的“关于‘社会习惯语’或‘社会方言’的讨论”等都可被视作是方言问题讨论的余绪，围绕方言的相关讨论甚至一直延续到1960年代。但是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对于统一规范的民族共同语的强力推行，方言问题讨论在观点上呈现明显的同质化，方言问题的政治考量压倒了文学考量。讨论最终导向的是方言地位的下降，斯大林关于方言与民族共同语的论述成为文艺界的共识，方言在服从并丰富民族共同语的层面获得了有限的合法性。尤其是对于与方言缠绕较深的农村题材小说而言，这场讨论成为其语言风格转向的开始。
在“从上至下”的语言改革中，文艺作品被委以重任，作家在以创作配合政治宣传的同时，也承担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重任。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下，不少作家积极响应汉语规范化运动，典型的比如老舍、叶圣陶等。{57}此外，批评家和广大读者都对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方言倾向警惕起来，成为语言规范化的自觉维护者。当时有评论者指出：“任何一个作者在写作时，不应忘记他负有纯洁和丰富民族语言的光荣任务，应当努力作语言的艺术家，不要仅仅停留在只会运用土语方言的‘土作家’的水平线上。”{58}也曾有读者致信《人民文学》，对杨朔、陈登科、沙汀、周立波等作家使用方言创作提出批评。这些读者认为作家“应成为普通话的推广者”{59}，“不要再用难懂的方言土语了”{60}。这场“从上至下”的语言改革对文学语言产生了切实的影响。有学者以《人民文学》刊发的文学作品为考察对象，研究对比了汉语规范化运动前后的方言使用情况，发现在1951年到1952年的农村题材小说中，语言的方言土语化和口语化倾向很明显，甚至一些非农村题材的小说作品的语言风格也带有明显的方言倾向。但到了1957年至1958年，语言风格上倾向方言化的小说已大大减少，“即使有运用方言，方式也明显规范化”。{61} 但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依然有作家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来维护方言的合法性，周立波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1950年在方言问题讨论中他态度明确地支持方言的使用。1952年，周立波在分享《暴风骤雨》的创作经验时也坚持此前对方言的看法。他说：“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建筑材料，写农民对话而不用农民的语言，写出来一定不像。”{62}甚至在1957年拥护汉字改革的表态文章中，周立波依然不改初心，他强调“推广普通话时，希望妥当解决这个问题：尽可能不要使普通话失去各地方言中所包含的可珍贵的丰富语汇和生动成语。普通话应该不是干巴巴的学生腔的同义语”{63}。随着汉语规范化运动的开展，周立波在语言问题上也受到了更多的质疑和诟病。1958年《山乡巨变》问世后，就有读者和批评家对小说中的方言使用表达不满。面对这些质疑，周立波却依然坚持为方言辩护，他说：“方言土语是广泛流传于群众口头的活的语言，如果完全摒弃它不用，会使表现生活的文学作品受到蛮大的损失。……我以为文学语言，特别是小说里的人物的对话，应该尽可能地口语化。”{64}
当然，周立波不可能不受到汉语规范化运动的影响，也不可能不感受到坚持使用方言所带来的压力，因此他也试图在方言与普通话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考察周立波在1950年代关于方言问题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方言的态度从完全的肯定转变为有限的肯定。这首先体现在具体的创作行为中。比如在《山乡巨变》里，周立波在方言的使用上就“采用了三种办法”{65}，以确保读者能读懂。有研究者在对比过周立波小说的各种版本后指出：“周立波小说使用方言，是人们攻击最多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对方言词从不注到注，就是回应人们的批评的重要佐证。”{66}1958年，在长沙作协座谈会的讲话中，周立波已对方言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他指出“文学作品采用方言土话是可以的，有时很必要。……但外地人完全不懂的方言，可以少用的，要尽量少用，定必要用时，应当加注”{67}。在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之后，周立波承认“方言的局限性很大，一省的口语，往往为别省的人所不懂。不懂就不能接受”，并主张在方言的使用上“不应尽弃，但也难于全采用”，只能“批判的摄取”。{68}这种谨慎的态度，一方面使其小说尽可能地保留了地方色彩，另一方面也最大程度地弱化了可能出现的批评。在当时，虽然有读者及批评家不满于周立波对方言的倚重{69}，但同时也有不少人对此持肯定与赞赏的态度{70}，认为周立波“在方言土语的运用上，是相当成功的”{71}。可以说，正是因为周立波在方言与民族共同语之间寻找到了一种平衡，从而使得当时并未出现“一边倒”的批评。这种对方言的坚持以及在方言使用上的谨慎态度也造就了周立波独特的语言魅力，关于这一点也得到了诸多文学史著作的确证。{72}
除周立波外，赵树理也是一例。他一方面依然坚持要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强调“普及”的重要性，认为“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任务是该文学作品以外的各种手段（如学校）担负的。终久说来作品是要求读者即时能读懂，能及时起到它的社会作用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却也不得不在方言问题上有所让步，“在用地方语汇时，也得照顾到不妨碍广大读者的欣赏。譬如说：山西农民说话很有风趣，生动，准确，是书本上找不到的。但用这种山西方言写作，别的地区、风土人情各异的读者群众就会看不懂，所以也最好不用”。{73}
回顾1949年以后对使用方言创作的诸种批评，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其一是关于地方色彩的营造困境。曾有读者致信《人民日报》反映文艺作品中采用方言所出现的问题。这篇来信认为像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新文艺作品大都偏好采用方言土语，似乎“作家们认为只有方言土语才是文学语言”。接着，这位读者不无尖锐地指出：“周立波同志的《暴风骤雨》的背景是东北农村，所以书里边用的是东北土语。假如他写一个广东的故事呢？也许就用广东土语吧！如果把广东的很多有音无字的说话，勉强地照着声音把它写下来，这样不但别的地方的人不懂，恐怕连广东人也不会完全看懂的。”{74}这里虽然主要想反映的是方言所带来的传播和接受问题，但是却也在无意中揭示出了农村题材小说的书写困境。随着风俗、风景、风情三幅画卷的隐退，方言土语成为作家营造地方色彩和塑造人物的重要凭借。在某种程度上，语言的方言口语化成为农村题材小说之所以为农村题材小说的重要标志，但汉语规范化的要求却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农村题材小说的特殊性。其二是真实观与地方性的矛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要求的是一种本质的真实，在这种情况下，营造某种地方的真实并不重要，过分追求具体的细节的真实反而容易被扣上自然主义的帽子。在周定一批评周立波的文章中，我们就看到了从“真实”出发而产生的质疑：“‘要写啥象（像）啥’，这是个创作原则，单就这个原则来说，大约不会有人反对;但是这句话若是跟语言问题合在一起来谈，大家的理解就会有些出入。比如说，‘写农民的对话’，是不是一定得用‘地方性的土话’，才算‘写啥象（像）啥’，才‘适宜于表现实际生活’呢？”周定一接着说：“假若我们理解‘农民的口语’不被‘地方性的土话’这一涵义限制住的话，而是指的能够反映农民的‘实际生活’内容的用語，反映农民的阶级特点和个人特点的用语，那末，许多地方就不一定非用方言土语不可;因为农民的实际生活不会跟方言平行，不会因为方言差别到什么程度，生活也差别到什么程度。”{75}这里显然是将农村与农民作了本质化的理解，在这种真实观的统摄下，文学创作中使用方言的合法性也难以为继。
方言不同于民族共同语，因其带有浓厚的地方性和地域特点，当其成为文学书写用语时，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贝内代托·克罗齐认为方言文学与民族文学不是相悖的对抗性关系：“艺术方言文学的真正发展动因或主要发展动因，并不是要推翻和取代民族文学，而恰恰相反，是要补充民族文学，民族文学在它面前并不是什么敌人，而是一个楷模。”{76}如何在不影响作品传播与汉语规范的前提下使用方言土语是当时反复被讨论的重要话题。但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方言使用的边界是难以厘清的，而且在“从上至下”的语言改革中，方言问题也很难完全在文学的范畴内进行讨论。由方言问题讨论和汉语规范化所形塑的语言风格不仅改变了当时农村题材小说的语言风貌，其影响还一直绵延到当下乡土小说的写作。 注释：
{1}魏宏瑞：《言与思——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方言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6期。
{2}[美]舒衡哲著，刘京建译：《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
{3}朱有谳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上册》（第三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
{4}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
{5}涂纪亮：《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及其他》，见涂纪亮：《涂纪亮哲学论著选》（第六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52页。
{6}高玉：《语言变革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华中师范大学2000年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7}陈早春编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文件选编》，《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8}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见瞿秋白：《论中国文学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30页。在1940年代华南方言文学的讨论中，茅盾也指出现代白话文存在的问题，即作家要从事白话文学的写作，就必须学会以北中国方言为基础的白话文，这在实际上造成了新的言文分离。在这个意义上，茅盾认为“北方语（白话）竟成了新文言”。（茅盾：《再谈“方言文学”》，《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第1辑）
{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708页。
{10}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1—841页。
{1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12}相关研究成果有张卫中：《解放区小说的语言变革及意义》（《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5期）;侯业智：《<讲话>前后延安小说语言的流变研究》（《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等。
{13}颜同林：《陕北方言和<王贵与李香香>》，《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3期。
{14}茅盾：《再谈“方言文学”》，《大众文艺丛刊·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第1辑。
{15}参见华侨事务委员会宣传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侨务工作的回顾》，《人民日报》1954年10月6日第3版;本报讯：《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布指示 普遍开展广播工作 要在秋收前建立全区广播收音网》，《人民日报》1950年8月15日第3版;新华社：《农村有线广播站正逐步发展》，《人民日报》1955年9月4日第3版;王中青：《山西文水县西峪口村是怎样实验速成识字法的》，《人民日报》1952年10月20日第3版;陈春森：《列车宣传》，《人民日报》1951年3月17日第3版。
{16}《关于纠正新闻作品中几种技术上的通病——新华总社致各分社电》，《人民日报》1949年1月27日 第4版。
{17}《东北日报东北总分社关于使用数字、方言、缩语初步检讨向总社的报告》，《宣教工作通知》1949年第5期。
{18}Boxan：《文字改革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5日第5版。
{19}《通俗报纸长沙大众报经验介绍》，《人民日报》1951年4月15日第6版。
{20}参见李薰风：《省级报纸黑龙江日报通俗化经验》，《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第6版;《关于省级报纸的通俗化》，《人民日报》1951年6月25日第6版。
{21}参见人民教育出版社：《敬答各方面对于教科书的批评》，《人民日报》1951年2月18日第6版;余力：《关于“冬学民校政治教材”》，《人民日报》1955年1月17日第3版;禾果：《沈阳市北市区和沈河区小人书阅读情况的调查》，《人民日报》1951年4月1日第6版;马彦祥：《我看新秧歌》，《人民日报》1948年10月4日第4版;孙谦：《电影工作者必须重视语言问题》，《人民日报》1955年11月22日第3版;《促进话剧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人民日报》1956年4月7日第1版。
{22}{40}李松睿：《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06页、第303—304页。
{23}王一川：《近五十年文学语言研究札记》，《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24}《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6日第1版。
{25}《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发起人会 确定章程草案 吴玉章提出改革意见》，《人民日报》1949年8月29日第1版。
{26}《出版总署号召全国出版工作者学习<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和<语法、修辞讲话>》，《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第6版。
{27}{55}《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第1版。
{28}参见新华社：《教育部召开研究推广普通话问题的座谈会》，《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7日第1版;《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人民日報》1955年10月26日第1版。
{29}薛学伟、王刚：《工程机械助推中国铁路建设60年大发展》，《建设机械技术与管理》2009年第9期。
{30}张孝良：《新中国第一条铁路建设始末》，《人民交通》2017年第10期。
{31}罗忠敏主编：《中国革命史》，华文出版社 1996年版，第250页。
关键词：方言;文艺大众化;农村题材;语言问题研究
语言问题既是文学创作的一个最基本问题，也是兹事体大的大问题。新文化运动最早便是从推行白话文入手以求思想文化之革新，1930年代的左翼知识分子也将语言问题视作实现文艺大众化的关键所在，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把学习群众语言作为实现文艺大众化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基本前提，1949年以后的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也成为共和国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方面。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方言运用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在当代中国特殊的文化语境中，小说中的方言不再仅仅是审美质素的问题，而成为一个与个体价值立场、国家文化诉求、民族思想意义等等复杂纠葛的超话题大话题。福柯认为，言语带有权力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在中国当代文化语境中就更为复杂。”{1}从现代以来的历次语言革新来看，方言问题始终纠缠其中，成为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尤其对农村题材小说来说，方言往往是作家营造地方色彩的主要凭借，也是塑造人物、提升作品艺术魅力的重要手段。梳理和探讨现代以来的语言变革、分析变革中的方言问题，对于理解“大众化”与文学语言问题、剖析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诉求及其内在逻辑等都大有裨益。
一、从欧化到方言土语化
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是书面用语的革新时代，从文言向白话的转变影响深远。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白话文的资源取向经历了由西向中、从精英向底层的转变，这一转变推动了白话文从欧化走向大众化，并成为“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转向的一个重要表现。由于意识形态的提倡和宣传的需要，1940年代的大众化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方言土语化，这使得大量方言土语进入到白话文学的创作中，现代文学的语言风格也逐渐从精细繁复变为粗疏平实，使用方言土语遂成为不少作家语言风格乃至思想情感转向的一个极为显著的外在标志。
新文化运动的一大功绩是从文言向白话的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文学的书写样态，其所导向的“言文一致”也相对降低了文化传播的门槛，释放了久被压抑的思想与创造力，这与五四知识分子所殷切追求的思想启蒙无疑是深度契合的。舒衡哲指出：“意识到贵族的书写语文已经和平民的口说语言远相脱离，是‘五四’运动的起因之一。早期的改革者试图通过吸收来自下层的词汇、俗语、方言而使文学重获活力，……通过彻底地改造语文，‘五四’启蒙者开始拆除介于‘文人’和‘平民’之间最巨大的障碍。”{2}当然，语言文字的变革并未囿于文学领域，为推行白話文，蔡元培、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等有识之士深入思考了白话文与教育之关系，积极推动国文教育变革。这种努力最终在制度层面得到落实，1920年1月，民国教育部发文推行“国语教育”，“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3}同年4月，教育部又发文要求在1922年之前逐步采用语体文教科书，并最终废止用文言文编写的教科书。有学者高度肯定了这一变革，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五四文学革命最具有实质性与决定意义的成果”。{4}
语言的变革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它还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人类思考的媒介。现代语言学家赋予语言以本体论的地位，在他们看来，与其说语言是工具，毋宁说语言就是思想本身，“我们正是通过语言而拥有一个世界或一种对于世界的态度”。{5}
因此，语言的变革也必将带来思维模式、甚至世界观的改变，“文化、思想、思维方式的转型从根本上是语言的变革”。{6}如此看来，五四白话文运动以白话取代文言固然有扩大文化传播的意图，但在语言改革的背后，更有着深切的思想革新的强烈诉求。反对文言，实质上反对的是负载于文言之上的封建思想。所以，白话文运动虽然借助口语（白话）化而降低了文化传播门槛，但其真正指向的并非大众化与通俗化，而是西化和现代化。也正因为此，使得现代白话文在语法、句式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欧化倾向，与纯然的口语白话有着明显的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新文学难以被社会底层接受的缺憾。
这一缺憾受到了左翼知识分子的诟病。1930年左联成立后，曾有过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在1931年11月发布的左联执行委员会决议中，将大众化问题视作“首要的第一重大的问题”，并对文艺的语言形式做出了细致的规定，要求“必须简明易解，必须用工人农民所听得懂以及他们接近的语言文字”。为达成此目的，则“必须竭力排除智识份子式的句法，而去研究工农大众言语的表现法”，“在必要时容许使用方言”。{7}很显然，在这项决议中已出现了将知识分子话语与工农话语对立并置的倾向，另外也不难看出，左翼文学与“五四”文学持有迥然有别的立场和价值考量。在1932年关于大众化问题的更深入的讨论中，瞿秋白等左翼知识分子也依然将矛头对准了五四现代白话文的大众化困境，并不无偏激地批评“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在瞿秋白看来，造成这种困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五四”仅仅创造了“‘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谓白话）的文学”，这种“白话”只是“一种欧化的新文言”，人民大众是无福受用的。{8}1934年开始的 “大众语”讨论，其问题指向依然是现代白话在底层民众中的传播困境，探求一种易于为大众理解接受的语言成为讨论的核心内容，关于方言的运用问题也被集中讨论过。
到1940年代，语言问题仍是共产党推行文艺大众化的重要问题，但其语言改革与“五四”已明显存在着以下几点差异。首先，五四白话文运动欲借语言变革实现思想革新，共产党的语言改革虽也有改造知识分子思想情感的用意，但处在战时状态下的共产党更看重语言的工具意义，进行语言改革的第一要义是更好地服务战争需要与政治宣传。其次，出发点和身份立场的不同，导致了语言改革思路的差异。“五四”倡导的白话文倾向西化，实质上是一种精英语言，其改革也呈现出“从上至下”的思路，这导致其在短期内难以真正实现“大众化”，其改革无疑需要更为漫长的时间。与此不同的是，为适应战时形势以期在短期内获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延安时期共产党的语言变革则主要采取“从下至上”的思路。虽然学习群众语言首先是政治高层的要求（“从上”），但这一要求却是通过知识分子下潜到民间来达成的，从语言改革的资源取向来看，也主要通过吸纳底层的民间资源来进行（“从下”）。所以，在改革思路尤其是资源取向上，1940年代共产党的语言改革实质上呈现出的是明显的“从下至上”的倾向，这一倾向无疑更有利于文艺与政治理念更高效快速地在底层传播。最后，“五四”知识分子更倾心于语言的“提高”，希望通过借鉴西方资源来创造一种现代白话，共产党则从“普及”出发而更多地吸纳了旧白话甚至方言土语作为语言改革的重要资源。在当时的形势下，毛泽东认为“普及”比“提高”更重要，《讲话》指出：“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这种对于普及工作和文艺大众化的重视，使得毛泽东十分关注语言问题。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所谓“提高农民文化”意味着首先要以底层的农民文化为基础，文化的提高也必须在此基础上进行。要实现这种大众化，则“文字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加以改革，言语必须接近民众”。{9}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演讲，讲话批评了五四欧化的白话文，认为五四现代白话文已逐渐发展出“洋八股、洋教条”，并将“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列为党八股的罪状之一。毛泽东认为学习群众语言是决定宣传工作成败的关键，如无视群众语言，则很容易导致“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由于当时共产党主要活跃在农村地区，所以语言方面的“大众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方言土语化，毛泽东指出：“有些天天喊大众化的人，连三句老百姓的话都讲不来，可见他就没有下过决心跟老百姓学，实在他的意思仍是小众化。”{10}
毛泽东相信只有先做好群众的学生（大众化），才有可能更好地成为群众的先生（化大众）。这种关于“大众化”的观点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得到了进一步阐发。在毛泽东看来，如果“大众化”从根本上意味着“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那么要实现此目的，就必须以“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为首要前提：“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毛泽东不无尖锐地指出由于不熟悉群众语言而造成的后果，即“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而这最终导致的是宣传的失效，“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至于如何才能学好群众的语言，毛泽东给出的办法是深入生活，借助与群众紧密结合的生活斗争来改造思想情感，最终“从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11}。
毛泽东《讲话》对于语言问题的强调，使得不少文艺作者、尤其是一些已经习惯于欧化表达方式的作家开始反思并努力扭转自己的写作风格，关于这一问题已有诸多学者做过相关研究，{12}就解放区外来作家来说，欧阳山、丁玲、周立波等人在语言风格上的转变都是极为典型的例证。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之所以能受到高度肯定，其在语言上接近群众口语、对方言土语的有效化用是极为重要的原因。需要注意的是，延安时期为了利于宣传，书面语明显是迁就于口语的。1942年《讲话》中所强调的“群众语言”在当时基本等同于农民的方言土语，出于宣传需要而要求向群众学习语言，所学的也正是方言土语。另外，《讲话》所追求的“大众化”也是以语言的方言土语化为表征的，并进而希望借助这种语言变革达成改造知识分子思想情感的目的。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对于方言土语的学习和运用在当时已经不是单纯的文学书写语言的选择问题，“而是涉及到文艺家的立场、路线和方向等这些根本的大问题”。{13}
总的来看，1942年《讲话》以后，解放区在“大众化”的文学实践中取得了相当成果，而这些创作实践最为显明的一大特点就是语言的方言口语化。茅盾在1948年谈及解放区文学时，曾不无激动地指出：“新形式，改造过的旧形式或‘民间形式’，创造性的形式——这三种解放区的文艺形式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都尽尽采用各地人民的口语，方言文学的色彩都相当强烈。……大众化的实践终于由这些生活在人民中，在战斗中的青年作家提供出例证来了！”{14}
二、从方言土语化到汉语规范化
1949年以后，延安文学经验开始向全国推广，文学生产的体制化和一体化渐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最重要的任务是面向民众进行政治宣传和教育，如何消除语言壁垒以求得文学在更大范围的传播就成为一个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毋庸置疑的是，新中国文艺的建设和发展依然奉《讲话》为圭臬，《讲话》对知识分子学习群众语言的要求仍然是不变的金科玉律。但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开展，对《讲话》的理解和阐释也起了变化。就学习群众语言这一要求来说，其内涵已与延安时期有了较为本质的差别：在“大众化”这一不变的目标下，农民化/方言口语化已逐渐被普适化/统一规范化取代，曾被鼓励的方言土语逐渐丧失其优势地位，语言改革思路也由“从下至上”转变为“从上至下”，这无疑昭示着语言改革的新变。
方言土语的“失势”及语言改革思路的转变主要由以下几个原因造成。
其一是面向全国的文化传播与政治宣传需要更具普适性的话语，方言显然已不能担当此任。不能否认，方言在1949年以后的宣传工作中依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广播网络的建设中，对外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广东、潮州、客家、厦门等地方言面向国外华侨进行宣传广播，对内的地方广播也积极地利用方言的宣传优势。如华东军政委员会指示“各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并应尽可能增加各地方言节目，使广播电台所广播的内容真正为广大人民所欢迎”。一些农村广播站“还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重要的口语广播节目翻译成当地方言重播”，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此外，方言在扫盲、客运列车政策宣传等工作中也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15}但从这些例证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借助方言的宣传虽然有效，但其作用的发挥却大都局限在神经末端的狭小地区或特定领域，难以向全国铺展。1949年以后，意识形态宣传必须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地方走向全国，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方言土语显然已丧失了宏观层面的宣传优势，甚至因为其较为狭隘的地域性而造成了明显的传播困境。
这种因方言土语而造成的传播困境存在于各个领域，其中最为典型是新闻媒体。早在1948年12月9日，新华通讯社总社就曾致电各分社，要求注意“纠正新闻作品中几种技术上的通病”。这封电报后来刊登在1949年1月27日的《人民日报》，1950年1月4日的《人民日报》又加编者按再一次刊登此电报，由此可见当时对纸媒语言问题的重视程度。这封电报指出各自为政的语言使用，使得“不但新解放城市的读者完全不懂，即本地以外的其他老解放区的读者也有很多不懂;不但普通读者完全不懂，即总社的编辑人员和中央领导同志也有很多不懂”。文件要求“凡方言和专门术语，必须代以流行较广的普通语或加注解”，强调“一切发表的文字必须以最大多数读者能够完全明了为原则”{16}。这封电报发出之后，不少新闻报纸对语言方面存在的问题作了检讨。在《东北日报》、东北总分社的检讨中，我们发现当时的新闻工作者普遍认为使用方言土語就是“群众化、通俗化”。{17}另外，当时甚至有人认为“工农大众只需要方言，不需要共通语，只需要日常语汇，不需要知识分子的语汇”。{18}这些偏狭之见的产生与流行，与延安时期的语言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在1949年后各地报纸的通俗化改革中，使用方言土语一度成为增强报纸通俗性的一种颇为盛行的手段。借方言来实现通俗化、大众化的思路无疑也是从1942年的《讲话》而来，但这种从形式入手的通俗化改革却难称成功，反而带来了诸多弊端，甚至一些本有可能发挥方言优势的地方性报纸也面临着传播的尴尬。比如湖南的通俗报纸《长沙大众报》，其主要的目标读者是全省的农民。为照顾并吸引更多的农民读者，报纸曾一度采用长沙方言撰写新闻，但这一举措竟走向了其初衷的反面。由于“湖南的语言比较复杂，很难找到一种代表性的方言”，用方言撰写新闻反而导致农民阅读困难。{19}东北的《黑龙江日报》在追求通俗化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为求得使农民能看懂、听懂的效果，报纸不加批判地大量采用方言土语，并显现出滥用方言、“为采用方言而采用方言”的不良倾向。针对报纸在通俗化改革中出现的乱象，《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强调“通俗化的根本问题是内容问题，而不只是形式问题”，并对滥用方言的倾向提出批评。{20}
除却新闻撰写外，方言问题也突出地表现在语文教材、民校教材、小人书等通俗读物编写，推广新秧歌、电影摄制、话剧表演等领域。{21}由方言土语所带来的传播困境对新闻传播、文化教育以及文学艺术等各领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扫除方言所造成的传播壁垒、实现语言的统一及规范化已是迫在眉睫的事。
其二，语言改革从方言土语化走向统一规范化是建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需要。安德森在其关于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就曾专门论述过语言在统一民族国家建构中的重要意义。1949年以后的语言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出于国家共同体的建设诉求，“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地方性特征最重要的表现形式的方言土语受到压抑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22}也正因为此，新中国的语言变革一改延安时期俯就农民语言的低姿态，采取了“从上至下”的改革思路：包括汉语规范化、文字简化、拼音文字、普通话推广、方言调查、帮助少数民族创立文字等在内的一系列语言改革举措，全都依仗专业的知识分子并通过国家机构来推行实施。更为关键的是，统一规范的语言标准、语法规则等也都是由专门机构的知识分子着眼全国情况研究制定，而不再是偏狭一隅一味迎合农民用语习惯。这种语言规范化的努力对于“政治整合”大有裨益，并有效促使“过去彼此疏离、涣散的各阶层民众，能一律自觉地按一个统一意志去思想和行动”。{23}在1950年代进行口语及书面语改革时，当局就已经明确地认识到了语言改革对于民族国家共同体建构的重要意义，正如当时《人民日报》的一篇头版文章所说：“推广普通话和实现汉语的规范化决不只是为着文字改革。无论为了加强汉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统一，为了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的建设，为了充分地发挥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交际作用，以至为了有效地发展民族间和国际间的联系、团结工作，都必须使汉民族共同语的规范明确，并且推广到全民族的范围。”{24}
不论是汉语规范化还是普通话的推广，这些统一民族共同语的改革措施从方案的提出到商讨再到具体实施无不体现着国家意志，并呈现出明显的“从上至下”的思路。关于语言文字的改革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已经受到了相当的重视。1949年8月28日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第三次发起人会议上，吴玉章就提出“要以较普遍的、通行得最广的北方话作为标准，使全国语言有一个统一发展的方向”{25}。另外，拼音文字、简化字等方案也在会上提出。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并于同日开始连载吕叔湘和朱德熙撰写的《语法、修辞讲话》。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很快向所属机构和全国出版工作者发出号召，要求认真学习《人民日报》的这篇社论，并将《语法、修辞讲话》定为“经常的业务学习材料”{26}。社论批评了文理不通等语言使用乱象，认为正确使用语言“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中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强调“必须使任何文件、报告、报纸和出版物都能用正确的语言来表现思想”。{27}
在推动书面语规范化的同时，普通话的推广工作也被提上日程。普通话的推行所带来的是口头语的统一，这一举措对于语言规范化和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建设都大有裨益。1955年10月15日到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并一致同意在全国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闭幕仅两天后，教育部就马上召集参加过此次会议的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的教师代表以及教育行政干部举行了座谈会，决定重点对教师进行普通话训练。与这次座谈会同时进行的还有规模更大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这两个会议“标志着中国文字改革和汉语规范化工作的开端”。{28}自此，汉语规范化和普通话的推广工作稳步向前推进。
其三，语言改革也是进行现代工业化建设的迫切需要，语言的统一和规范化工作始终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及建设事业而发展。新中国在完成经济复苏之后，从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五年计划的实施在实际上加大了全国性的人口流动，语言问题的急迫性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暴露出来。人口流动加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工业化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以铁路这一基础设施的建设为例，据当时参与过铁路建设工程的老人回忆，当时“施工几乎是采用人海战术”{29}。新中国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即成渝铁路就动用了多达15万的建设者，其中大多是来自各地的民工。{30}到1957年底，全国新建铁路33条，铁路通车里程达到29862公里，比1952年增加22%。{31}铁路的建成更便利了全国性的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加大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五年计划的重心在工业化建设，但当时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工业发展水平严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也典型地体现在人才分布上。为完成工业建设计划，大量的技术人才流向全国各地。比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就输出了大量人力资源，“到1957年，超过25万工人（其中2.8万被明确地鉴定为技术人员，17万为熟练工人）迁出上海，到外地有工程的地方长期定居”{32}。另有研究者通过对东北地区人口迁移的考察也证实了这点，仅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兴建为例，从1953年7月15日开始，“从外省招聘参加建设或分配来厂工作的工人及各类人员不包括家属已达1万人左右，其中约75%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来自上海市和华东地区，其余人员来自北京、天津、大连、哈尔滨、常州、云南等地。这是1953年吉林省迁入人口迅速增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另外，1953年辽宁人口总量也出现了大幅上升，净迁入人口45.14万，迁入人口对人口总量的贡献率高达42.47%。{33}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50至70年代国内的人口迁移往往是跨省际跨区域的，“基本的人口迁移方向是由东南向西北，由沿海向边疆，由城市向农村，由人口稠密区向人口稀疏区，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34}。由于南北各地的方言分歧甚大，人口流动所带来的沟通问题也日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为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化建设，语言的统一和规范化也就势在必行。 最后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在1949年以后“一边倒”的时代背景下，语言改革也必然受到苏联经验和苏联模式的影响。1950年代的《人民日报》《中国语文》《中华俄语》《科学通报》等报刊译介了不少关于苏联语言政策的文章，苏联的相关语言政策和关于语言问题的讨论无疑也影响了1949年以后的语言改革。延安时期对学习群众语言的要求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指向。学习群众语言、使用方言土语创作、吸纳民间形式等固然是迫于战时宣传需要而采用的权宜之计，但是否学习并使用群众语言在当时也成为判定作家政治立场的一个重要标尺，语言因此就被赋予了浓重的阶级色彩。这种将语言阶级化的做法在1949年后的语言改革中有所遏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苏联语言问题的讨论、尤其是斯大林的语言观起了作用。1950年6月20日，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这篇文章是对此前苏联语言学问题讨论的回应和总结。斯大林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语言没有阶级性”的观点，这一论断缓释了1942年《讲话》加诸于语言的阶级性。另外，斯大林对方言土语的认识也对国内的语言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35}1950年邢公畹的一篇关于方言文学的文章引发了一场波及语言学及文学等领域的重要讨论，邢公畹对方言文学看法的转变、其文章观点的形成，都与斯大林的这篇文章有着莫大的关系。
三、方言问题讨论与文学语言风格转向
1930年代到1940年代，“大众化”主要追求的是文艺被地方底层民众理解和接纳，在追求“大众化”的过程中，方言的地位也被确立起来，成为政治正确的、被高扬的文学语言。语言的方言口语化与艺术形式的民族化，遂成为解放区文学最突出的特征。1949年以后想要立时改变对方言的既有看法并非易事。
1949年后，对于能否采用方言口语进行文学创作并没有形成共识，甚至有不少人是明确支持用方言口语进行创作的。比如杨振声就认为“要使文学的语言本身有生命，有力量，他必是某一种方言的应用与滋长”{36}，俞平伯亦认为“老解放区的作品多用方言是很对的”{37}。当欧阳山的小说《小伯温》因语言的方言口语倾向而引发争议时，也有不少人支持方言口语写作，认为“新的人民文艺可以用口语来写，应该用口语来写”{38}。当时甚至有不少人支持在教材中运用方言，认为这“是我们新文化教育走着大众方向的一个具体表现”。对于方言给教学带来的诸多不便，他们也并不认为是方言的问题，反而认为是教师“生活和大众脱节，思想感情和工农隔离”所致{39}。由此也不难看出，1942年《讲话》所塑造起来的语言观不仅影响了作家和文学创作，其话语逻辑更是渗透到了各个领域。
但随着共和国的成立，意识形态的诉求也有了新的變化，当然，文艺的大众化和普及工作依然受到重视，但建构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才是最迫切的任务。在这一新形势下，“大众化”的所指及其具体实践路径已发生变化，求得文艺在更大范围的传播成为“大众化”新的内涵。方言因其本身所带有的地方性，自然也就丧失了曾经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实现民族共同语的统一规范化成为语言改革最主要的任务。正如研究者所言：“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人们不再像20世纪40年代那样从民族性、阶级性等价值尺度出发理解文学的地方性问题，而是转而以普遍性的价值尺度看待这一问题。……20世纪30年代曾经出现过的那种认为加强文学的地方性特征会影响作品在全国范围传播的观点，再次浮出历史地表。”{40}这样，对此前的语言政策作出重新阐释乃至方向调整就成为必要的事，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解决方言问题。如此看来，在语言改革的转折点上，进行一场关于方言问题的讨论就是在所难免的了。
1950年代初的“方言问题讨论”可谓适时而生，经由这场讨论，文艺界对方言及方言文学的既有认识受到了冲击，这次讨论对于辨明语言改革方向、引导文学语言规范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农村题材小说的语言走向也在很大程度上被改变。关于这场讨论，学界已有诸多研究成果{41}，讨论的发起、展开、参与人、主要观点等基本史实已比较明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1950年代的方言问题讨论与1940年代末华南方言文学讨论的延续性及差异性。1950年代的这场讨论缘起于邢公畹《谈“方言文学”》{42}一文，从文章中不难看出，邢公畹在接受斯大林语言观之前，较多地受到了华南方言文学讨论与茅盾语言观的影响，但在《谈“方言文学”》中，他已较为明确地否定了茅盾的观点。
1948年，茅盾发表《杂谈方言文学》和《再谈“方言文学”》时，华南方言文学讨论已基本形成结论{43}，茅盾的观点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方言文学的主流看法。华南方言文学讨论中，茅盾等知识分子对方言文学的提倡，首先是基于时局的需要，其初衷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文学的普及和大众化。面对国内战争形势，茅盾将使用方言土语视为对作家的“最低限度”的要求{44}。其次，倡导方言文学也出于茅盾对白话文学的理解。在茅盾看来，白话就是口语，而在现实生活中口语实际上也就是各地方言。所以，白话文学显然并不等于国语文学，并且白话文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方言文学，“离开了‘方言’的‘白话’，在理论上是不通，在事实上是没有的”。茅盾进而揭开了白话文学尴尬的困境，他指出：“‘五四’当时，一方面主张‘吾手写吾口’，另一方面却又叫吴语区域以及福建广东的人们去写北方之口，实在是一种矛盾，然而当时不闻有异议，亦无非是旧传统观念太强而已。”{45}最后，茅盾并不认同“五四”所提出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说法，认为“其根源实为大一统的思想，并且和政治上的所谓‘法统’乃至武力统一的思想，有不可分离的血缘的关系。这样不正确的观念，现在应当加以纠正”{46}。当然，茅盾将“国语”与“大一统”甚至“法统”“武力统一”等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性的。总之，在1948年前后，统一民族共同语远非最紧迫的任务，茅盾等知识分子是以求得文艺的大众化以利于政治宣传为根本出发点的。在茅盾看来，“五四”将北方语言视为文学语言之正宗的观念将阻碍大众化的实现，要求得文学的真正的大众化，在形式上“恐怕也只有通过方言这一条路”{47}，发展方言文学因此成为实现文艺大众化的不二法门。华南方言文学讨论是1942年《讲话》与解放区文学影响之下的产物，讨论紧承《讲话》的“大众化”精神，其主要观点也是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产生并获得合法性的。 在1949年以后新的形势下，华南方言文学讨论所得出的结论就明显不合时宜了。1949年，文协香港分会的代表曾向文代会提交了《在全国各处发展方言文学运动》的提案，但并未被采纳。最终，茅盾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报告中“有关方言文学的内容只有区区几个字”，{48}此前颇为热烈的方言文学运动就此沉寂下去。曾对华南方言文学讨论颇为认同的邢公畹，在新的形势之下，尤其是在读过斯大林《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之后，也对先前的看法产生了质疑并作出了修正，最终形成《谈“方言文学”》一文。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华南方言文学讨论的回应和继续，同时，更带有了明显的反思与重新审察的意味。这篇文章的重要性还在于，其反思所向并未拘囿于华南方言文学讨论，它还尝试在新的语境下对1942年《讲话》作出新的理解和阐释。事实上，邢公畹关于方言文学的看法与1942年的《讲话》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矛盾。面对这种矛盾，邢公畹选择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重新阐释《讲话》精神，他指出《讲话》所提及的“人民的语言”/“群众语言”并不是指“某一地的方言”{49}，这也就解构了方言合法性得以确立的大前提。当“方言”与“群众语言”剥离分裂开来，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就丧失了原本毋庸置疑的正确性。如此看来，这篇文章在发表后引起文艺界的重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1951年3月10日，共和国最顶级的文艺期刊《文艺报》在第3卷第10期重点介绍了这篇文章的内容{50}，并随即发起了关于方言问题的讨论。邢公畹的文章最先发表在《文艺学习》，但问题的集中探讨却转移到了《文艺报》，由此也不难看出意识形态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
不难想见，关于方言文学的固有观点不可能短时改变。在讨论之初，刘作骢、周立波等人均对邢公畹的观点持保留态度，他们的观点在当时很有代表性。需要注意的是，刘、周二人立论的出发点又有所不同。刘作骢主要还是遵循着华南方言文学讨论的思路和逻辑，从文艺的大众化和普及出发来论证方言的合法性。他在文章中反复强调中国尚有“百分之八十的文盲”，认为借助方言来进行普及工作仍然是目前的重中之重。至于统一民族共同语的生成，在他看来并非一日之功，且必须以方言为基础。{51}
周立波则以作家的身份主要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来为方言正名。从周立波的文章里我们不难看出1942年《讲话》对他的规训和影响，他反复强调学习群众语言的重要性，认为“我们自己国家几万万劳动人民天天使用的活的语言，各地的方言土语，将是我们学习的主要的对象，营养的重要的源泉”。但对于一个已有着深切的乡村书写经验的作家而言，周立波对方言的肯定绝不仅仅只是政治的，而更是文学的。这体现在两方面：首先，他在文章中并未提及方言土语的阶级性，反倒是强调了语言的无阶级性。他说：“文字，方言，是‘我能往，寇亦能往’，敌我双方都能利用的。同样的方块字，蒋介石匪帮用来诌反动的胡说，我们用来写革命的文章，区别主要在内容，而不在文字。”另外，他也未特别强调学习方言土语对于改造知识分子的作用，他对《讲话》权威论断的引用更多是為了争得方言在文学创作中的合法性。对于方言，周立波的态度很明确，他认为在创作中“应该继续采用各地方的方言，继续使用地方性的土话”。在他看来，不少方言土语实际上要比通行白话更为精炼生动，且有利于地方色彩的营造。尤其是在写对话时，“书中人物是哪里人，就用哪里的话，这样才能够传神。要是你所写的是北京人，说上海话固然不行，说东北话也不大好”。{52}当然，周立波也承认分歧甚大的方言会造成理解困难，同时也认可统一民族共同语的重要性{53}，但他认为这些均不足以成为否认方言价值的理由。对于前者，他认为可用文学技术手段“想方设法使读者能懂”，比如在叙事中尽量不用某一地的方言，而使用易为各地理解的“普通话”，再比如对任何地方的方言土语“都得有所删除，有所增益，换句话说：都得要经过洗炼”。对于后者，他则指出方言对于统一民族共同语的建构同样大有裨益，如果简单否定方言，则“统一的民族语也将不过是空谈，或是只剩下干巴巴的几根筋”{54}。
在讨论之初，各种不同的观点都得到了发表的机会，但随着“从上至下”的语言改革的实施，方言问题逐渐失去了自由讨论的条件。1951年6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的社论，社论中对滥用方言土语的做法提出了严正批评，呼吁“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55}。以此为标志，方言问题的讨论也发生了变化，众声喧哗的讨论很快被导向唯一正确的方向。方言的失势已是在所难免，统一的民族共同语成为“无论从事实上说，从理论上说，都是比各地区的方言更高级，也更丰富和更完备的语言”{56}。此后，由方言所衍生的相关讨论也并未断绝。比如《中国语文》在1954年关于歇后语的讨论和1957年的“关于‘社会习惯语’或‘社会方言’的讨论”等都可被视作是方言问题讨论的余绪，围绕方言的相关讨论甚至一直延续到1960年代。但是随着政治意识形态对于统一规范的民族共同语的强力推行，方言问题讨论在观点上呈现明显的同质化，方言问题的政治考量压倒了文学考量。讨论最终导向的是方言地位的下降，斯大林关于方言与民族共同语的论述成为文艺界的共识，方言在服从并丰富民族共同语的层面获得了有限的合法性。尤其是对于与方言缠绕较深的农村题材小说而言，这场讨论成为其语言风格转向的开始。
在“从上至下”的语言改革中，文艺作品被委以重任，作家在以创作配合政治宣传的同时，也承担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重任。在政治意识形态的要求下，不少作家积极响应汉语规范化运动，典型的比如老舍、叶圣陶等。{57}此外，批评家和广大读者都对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方言倾向警惕起来，成为语言规范化的自觉维护者。当时有评论者指出：“任何一个作者在写作时，不应忘记他负有纯洁和丰富民族语言的光荣任务，应当努力作语言的艺术家，不要仅仅停留在只会运用土语方言的‘土作家’的水平线上。”{58}也曾有读者致信《人民文学》，对杨朔、陈登科、沙汀、周立波等作家使用方言创作提出批评。这些读者认为作家“应成为普通话的推广者”{59}，“不要再用难懂的方言土语了”{60}。这场“从上至下”的语言改革对文学语言产生了切实的影响。有学者以《人民文学》刊发的文学作品为考察对象，研究对比了汉语规范化运动前后的方言使用情况，发现在1951年到1952年的农村题材小说中，语言的方言土语化和口语化倾向很明显，甚至一些非农村题材的小说作品的语言风格也带有明显的方言倾向。但到了1957年至1958年，语言风格上倾向方言化的小说已大大减少，“即使有运用方言，方式也明显规范化”。{61} 但就在这样的形势下，依然有作家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出发来维护方言的合法性，周立波就是最为典型的代表。1950年在方言问题讨论中他态度明确地支持方言的使用。1952年，周立波在分享《暴风骤雨》的创作经验时也坚持此前对方言的看法。他说：“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建筑材料，写农民对话而不用农民的语言，写出来一定不像。”{62}甚至在1957年拥护汉字改革的表态文章中，周立波依然不改初心，他强调“推广普通话时，希望妥当解决这个问题：尽可能不要使普通话失去各地方言中所包含的可珍贵的丰富语汇和生动成语。普通话应该不是干巴巴的学生腔的同义语”{63}。随着汉语规范化运动的开展，周立波在语言问题上也受到了更多的质疑和诟病。1958年《山乡巨变》问世后，就有读者和批评家对小说中的方言使用表达不满。面对这些质疑，周立波却依然坚持为方言辩护，他说：“方言土语是广泛流传于群众口头的活的语言，如果完全摒弃它不用，会使表现生活的文学作品受到蛮大的损失。……我以为文学语言，特别是小说里的人物的对话，应该尽可能地口语化。”{64}
当然，周立波不可能不受到汉语规范化运动的影响，也不可能不感受到坚持使用方言所带来的压力，因此他也试图在方言与普通话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考察周立波在1950年代关于方言问题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他对方言的态度从完全的肯定转变为有限的肯定。这首先体现在具体的创作行为中。比如在《山乡巨变》里，周立波在方言的使用上就“采用了三种办法”{65}，以确保读者能读懂。有研究者在对比过周立波小说的各种版本后指出：“周立波小说使用方言，是人们攻击最多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对方言词从不注到注，就是回应人们的批评的重要佐证。”{66}1958年，在长沙作协座谈会的讲话中，周立波已对方言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他指出“文学作品采用方言土话是可以的，有时很必要。……但外地人完全不懂的方言，可以少用的，要尽量少用，定必要用时，应当加注”{67}。在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之后，周立波承认“方言的局限性很大，一省的口语，往往为别省的人所不懂。不懂就不能接受”，并主张在方言的使用上“不应尽弃，但也难于全采用”，只能“批判的摄取”。{68}这种谨慎的态度，一方面使其小说尽可能地保留了地方色彩，另一方面也最大程度地弱化了可能出现的批评。在当时，虽然有读者及批评家不满于周立波对方言的倚重{69}，但同时也有不少人对此持肯定与赞赏的态度{70}，认为周立波“在方言土语的运用上，是相当成功的”{71}。可以说，正是因为周立波在方言与民族共同语之间寻找到了一种平衡，从而使得当时并未出现“一边倒”的批评。这种对方言的坚持以及在方言使用上的谨慎态度也造就了周立波独特的语言魅力，关于这一点也得到了诸多文学史著作的确证。{72}
除周立波外，赵树理也是一例。他一方面依然坚持要用农民听得懂的语言，强调“普及”的重要性，认为“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任务是该文学作品以外的各种手段（如学校）担负的。终久说来作品是要求读者即时能读懂，能及时起到它的社会作用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却也不得不在方言问题上有所让步，“在用地方语汇时，也得照顾到不妨碍广大读者的欣赏。譬如说：山西农民说话很有风趣，生动，准确，是书本上找不到的。但用这种山西方言写作，别的地区、风土人情各异的读者群众就会看不懂，所以也最好不用”。{73}
回顾1949年以后对使用方言创作的诸种批评，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其一是关于地方色彩的营造困境。曾有读者致信《人民日报》反映文艺作品中采用方言所出现的问题。这篇来信认为像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新文艺作品大都偏好采用方言土语，似乎“作家们认为只有方言土语才是文学语言”。接着，这位读者不无尖锐地指出：“周立波同志的《暴风骤雨》的背景是东北农村，所以书里边用的是东北土语。假如他写一个广东的故事呢？也许就用广东土语吧！如果把广东的很多有音无字的说话，勉强地照着声音把它写下来，这样不但别的地方的人不懂，恐怕连广东人也不会完全看懂的。”{74}这里虽然主要想反映的是方言所带来的传播和接受问题，但是却也在无意中揭示出了农村题材小说的书写困境。随着风俗、风景、风情三幅画卷的隐退，方言土语成为作家营造地方色彩和塑造人物的重要凭借。在某种程度上，语言的方言口语化成为农村题材小说之所以为农村题材小说的重要标志，但汉语规范化的要求却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农村题材小说的特殊性。其二是真实观与地方性的矛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要求的是一种本质的真实，在这种情况下，营造某种地方的真实并不重要，过分追求具体的细节的真实反而容易被扣上自然主义的帽子。在周定一批评周立波的文章中，我们就看到了从“真实”出发而产生的质疑：“‘要写啥象（像）啥’，这是个创作原则，单就这个原则来说，大约不会有人反对;但是这句话若是跟语言问题合在一起来谈，大家的理解就会有些出入。比如说，‘写农民的对话’，是不是一定得用‘地方性的土话’，才算‘写啥象（像）啥’，才‘适宜于表现实际生活’呢？”周定一接着说：“假若我们理解‘农民的口语’不被‘地方性的土话’这一涵义限制住的话，而是指的能够反映农民的‘实际生活’内容的用語，反映农民的阶级特点和个人特点的用语，那末，许多地方就不一定非用方言土语不可;因为农民的实际生活不会跟方言平行，不会因为方言差别到什么程度，生活也差别到什么程度。”{75}这里显然是将农村与农民作了本质化的理解，在这种真实观的统摄下，文学创作中使用方言的合法性也难以为继。
方言不同于民族共同语，因其带有浓厚的地方性和地域特点，当其成为文学书写用语时，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贝内代托·克罗齐认为方言文学与民族文学不是相悖的对抗性关系：“艺术方言文学的真正发展动因或主要发展动因，并不是要推翻和取代民族文学，而恰恰相反，是要补充民族文学，民族文学在它面前并不是什么敌人，而是一个楷模。”{76}如何在不影响作品传播与汉语规范的前提下使用方言土语是当时反复被讨论的重要话题。但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方言使用的边界是难以厘清的，而且在“从上至下”的语言改革中，方言问题也很难完全在文学的范畴内进行讨论。由方言问题讨论和汉语规范化所形塑的语言风格不仅改变了当时农村题材小说的语言风貌，其影响还一直绵延到当下乡土小说的写作。 注释：
{1}魏宏瑞：《言与思——论中国当代小说中的方言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6期。
{2}[美]舒衡哲著，刘京建译：《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新星出版社2007年版，第93页。
{3}朱有谳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上册》（第三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
{4}钱理群：《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3期。
{5}涂纪亮：《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及其他》，见涂纪亮：《涂纪亮哲学论著选》（第六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52页。
{6}高玉：《语言变革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华中师范大学2000年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
{7}陈早春编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文件选编》，《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8}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见瞿秋白：《论中国文学革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30页。在1940年代华南方言文学的讨论中，茅盾也指出现代白话文存在的问题，即作家要从事白话文学的写作，就必须学会以北中国方言为基础的白话文，这在实际上造成了新的言文分离。在这个意义上，茅盾认为“北方语（白话）竟成了新文言”。（茅盾：《再谈“方言文学”》，《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第1辑）
{9}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708页。
{10}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摘自《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1—841页。
{11}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12}相关研究成果有张卫中：《解放区小说的语言变革及意义》（《文艺理论与批评》2006年第5期）;侯业智：《<讲话>前后延安小说语言的流变研究》（《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等。
{13}颜同林：《陕北方言和<王贵与李香香>》，《文艺理论与批评》2008年第3期。
{14}茅盾：《再谈“方言文学”》，《大众文艺丛刊·文艺的新方向》1948年第1辑。
{15}参见华侨事务委员会宣传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 侨务工作的回顾》，《人民日报》1954年10月6日第3版;本报讯：《华东军政委员会发布指示 普遍开展广播工作 要在秋收前建立全区广播收音网》，《人民日报》1950年8月15日第3版;新华社：《农村有线广播站正逐步发展》，《人民日报》1955年9月4日第3版;王中青：《山西文水县西峪口村是怎样实验速成识字法的》，《人民日报》1952年10月20日第3版;陈春森：《列车宣传》，《人民日报》1951年3月17日第3版。
{16}《关于纠正新闻作品中几种技术上的通病——新华总社致各分社电》，《人民日报》1949年1月27日 第4版。
{17}《东北日报东北总分社关于使用数字、方言、缩语初步检讨向总社的报告》，《宣教工作通知》1949年第5期。
{18}Boxan：《文字改革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49年10月25日第5版。
{19}《通俗报纸长沙大众报经验介绍》，《人民日报》1951年4月15日第6版。
{20}参见李薰风：《省级报纸黑龙江日报通俗化经验》，《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第6版;《关于省级报纸的通俗化》，《人民日报》1951年6月25日第6版。
{21}参见人民教育出版社：《敬答各方面对于教科书的批评》，《人民日报》1951年2月18日第6版;余力：《关于“冬学民校政治教材”》，《人民日报》1955年1月17日第3版;禾果：《沈阳市北市区和沈河区小人书阅读情况的调查》，《人民日报》1951年4月1日第6版;马彦祥：《我看新秧歌》，《人民日报》1948年10月4日第4版;孙谦：《电影工作者必须重视语言问题》，《人民日报》1955年11月22日第3版;《促进话剧艺术的发展和繁荣》，《人民日报》1956年4月7日第1版。
{22}{40}李松睿：《书写“我乡我土”：地方性与20世纪40年代中国小说》，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06页、第303—304页。
{23}王一川：《近五十年文学语言研究札记》，《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
{24}《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6日第1版。
{25}《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发起人会 确定章程草案 吴玉章提出改革意见》，《人民日报》1949年8月29日第1版。
{26}《出版总署号召全国出版工作者学习<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和<语法、修辞讲话>》，《人民日报》1951年6月10日第6版。
{27}{55}《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第1版。
{28}参见新华社：《教育部召开研究推广普通话问题的座谈会》，《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7日第1版;《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力》，《人民日報》1955年10月26日第1版。
{29}薛学伟、王刚：《工程机械助推中国铁路建设60年大发展》，《建设机械技术与管理》2009年第9期。
{30}张孝良：《新中国第一条铁路建设始末》，《人民交通》2017年第10期。
{31}罗忠敏主编：《中国革命史》，华文出版社 1996年版，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