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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母亲王桂英的故事，要从这面朴素的红旗说起。
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设在距下良10公里的王家峪，下良成为抗日战争的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总部的前沿哨所。在抗战期间，下良人民经历了日军的“九路围攻”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敌人的残暴激起了百姓的强烈反抗。“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下良大批热血青年，仁人志士纷纷加入了抗日队伍，李俊先的父亲、年轻的共产党员李体成便是其中之一。新婚之际，他将18岁的新娘王桂英独自留在香甜的婚房里，自己义无反顾地扛枪上了战场。
这件事在王桂英心里并没有留下遗憾，而是种下一颗红色的种子。丈夫参军上了前线，她在村里也不甘落后，担任起村妇救会主任，组织妇女们做军鞋、磨军粮、洗军衣，投身支前工作;内外接应党组织活动，引导群众转移躲避日军侵袭。
日军侵占了省城太原，继而又集中三万兵力，兵分两路，一路经安泽侵占临汾，一路以邯长线侵占了长治，晋东南的县城多数被敌人占领。八路军129师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住在下良村李俊先家，运筹指挥神头岭伏击战，其间王桂英配合担任村主任的大哥李体华参与支前工作，为八路军筹集运送军粮。神头岭战役胜利后，她又亲眼见证了在下良村举办的神头岭战役庆功大会。这些特别的经历，让王桂英更加坚定了拥护我党、支援抗战的决心。
1938年，日军入侵襄垣，在下良镇各村频繁残杀我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惨重损失令百姓痛心疾首，却一时想不出应对的好办法。当时的党组织为了坚持抗日，保卫国土，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召集各村积极分子紧急碰头，商量对策。王桂英年龄虽小，但头脑机灵，提出在各村的制高处分别设置一个信号点，由村里选派站岗放哨员，前方侦察人员一旦发现日军出发的动静，立马发出信号，向村民通风报信。这个主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認可。
会议一结束，王桂英没顾上回家吃午饭，就直接上了“天齐庙”。这里是下良村的制高点，也是村子的人口，与居民聚集的正村之间隔着七八亩庄稼地。所有从外面进村的人，都要先经过“天齐庙”，绕山路下来，再穿过庄稼地，才能进了村。王桂英仔细踅摸了一圈，庙前的一棵钻天杨成为她的首选。下良村最常见的树就是杨树，但钻天杨是个稀缺品种，它天生是攒足劲儿往高长的性子，况且不知是谁有先见之明，当初偏偏就将它种在了这么个关键的位置。王桂英喜出望外，到家后立即找来布料，裁剪缝制了一面红旗挂在这棵杨树上。从此，下良村“天齐庙”前就有了一面会说话的红旗。红旗在，日子就太平，红旗一摘，老百姓就知道日本人要来了。放哨摘旗的事由王桂英亲自负责。
村里不论男女老幼，都知道“红旗离树，百姓出村”的暗号。其他各村也迅速如法炮制，就地取材采取了不同的信号标志。这一来可真管用，日军每次兴冲冲地进村扫荡，期待满载而归，不料每次村村都是看上去井然有序，实则空无一人，到头来只好灰溜溜地返回。后来时间一长，红旗报信的事就被一些地主亲日分子给暴露了。
一次，王桂英从“天齐庙”摘了红旗下来，人才刚走到半山腰，脚底下突然就“突突突突”子弹乱飞。原来是敌人从南桥堙方向朝她射击。他听丈夫说过，这种情况说明敌人很可能已经发现了自己，只是子弹打得偏低了没击中。情急之下，王桂英抱着红旗慌忙向前一跃，翻身滚进玉米地里，穿过“青纱帐”抄近道直接来到村支书宋锦龙家报告情况。村支书急忙暗中观察敌情，南桥堙方向山顶的坡道上已经隐隐约约看见日本人的队伍加速赶来。支书立即安排部署，通知干部群众分头行动，有的去进一步侦探敌情;有的埋伏在玉米地与敌人周旋，拖延时间;有的带领群众紧急转移。由于转移及时，待日本鬼子来到下良时，等候他们的已是一个鸦雀无声的空村子。领头的见此情形，恼羞成怒。后来得知红旗再次挂起来时，立刻就命人上“天齐庙”一把火给烧了。谁知，一面旗才刚烧掉，王桂英已经又缝好了一面。她毫不示弱地说：“红旗烧了咱再缝，抗日决心烧不尽！”还增派了专门的秘密护旗手。
1942年夏的一天傍晚，几位八路军党员同志在李俊先家秘密商讨保护枪支弹药和粮食的来源问题，突然有人进来报信儿，“红旗不见了。”他们火速进行了转移。会说话的信号旗，又一次帮助我方免遭损失。在抗日战争年代，类似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直到今天，村里年纪稍长的人一提到“天齐庙”的信号旗，仍旧有说不完的话题。革命前辈的信仰和智慧，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1945年9月2日襄垣解放后，为了纪念革命战争的胜利，王桂英特地将曾经挂在“天齐庙”前的一面红旗保存了下来，作为这个红色家庭的传家之宝，让革命先辈的牺牲精神代代传承。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王桂英再次忆起抗战往事，不禁感慨万千。她特地用崭新的黄色布料工工整整剪了两颗大五角星，八颗小五角星，正反两面贴在红旗上。“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人心要发芽……”此时，每一颗五角星在王桂英手里，仿佛都变成了报仇雪恨的武器，她用闪闪发光的五角星掩埋了旗面上残酷的烟尘。然而，她又刻意将一两处弹痕留下，告诉后人要永远铭记战争，谨守和平。
轻轻抚摸这面红旗，我终于明白李俊先老人内心的沉重。
抗战时期，八路军总部设在距下良10公里的王家峪，下良成为抗日战争的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总部的前沿哨所。在抗战期间，下良人民经历了日军的“九路围攻”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敌人的残暴激起了百姓的强烈反抗。“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下良大批热血青年，仁人志士纷纷加入了抗日队伍，李俊先的父亲、年轻的共产党员李体成便是其中之一。新婚之际，他将18岁的新娘王桂英独自留在香甜的婚房里，自己义无反顾地扛枪上了战场。
这件事在王桂英心里并没有留下遗憾，而是种下一颗红色的种子。丈夫参军上了前线，她在村里也不甘落后，担任起村妇救会主任，组织妇女们做军鞋、磨军粮、洗军衣，投身支前工作;内外接应党组织活动，引导群众转移躲避日军侵袭。
日军侵占了省城太原，继而又集中三万兵力，兵分两路，一路经安泽侵占临汾，一路以邯长线侵占了长治，晋东南的县城多数被敌人占领。八路军129师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住在下良村李俊先家，运筹指挥神头岭伏击战，其间王桂英配合担任村主任的大哥李体华参与支前工作，为八路军筹集运送军粮。神头岭战役胜利后，她又亲眼见证了在下良村举办的神头岭战役庆功大会。这些特别的经历，让王桂英更加坚定了拥护我党、支援抗战的决心。
1938年，日军入侵襄垣，在下良镇各村频繁残杀我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惨重损失令百姓痛心疾首，却一时想不出应对的好办法。当时的党组织为了坚持抗日，保卫国土，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召集各村积极分子紧急碰头，商量对策。王桂英年龄虽小，但头脑机灵，提出在各村的制高处分别设置一个信号点，由村里选派站岗放哨员，前方侦察人员一旦发现日军出发的动静，立马发出信号，向村民通风报信。这个主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認可。
会议一结束，王桂英没顾上回家吃午饭，就直接上了“天齐庙”。这里是下良村的制高点，也是村子的人口，与居民聚集的正村之间隔着七八亩庄稼地。所有从外面进村的人，都要先经过“天齐庙”，绕山路下来，再穿过庄稼地，才能进了村。王桂英仔细踅摸了一圈，庙前的一棵钻天杨成为她的首选。下良村最常见的树就是杨树，但钻天杨是个稀缺品种，它天生是攒足劲儿往高长的性子，况且不知是谁有先见之明，当初偏偏就将它种在了这么个关键的位置。王桂英喜出望外，到家后立即找来布料，裁剪缝制了一面红旗挂在这棵杨树上。从此，下良村“天齐庙”前就有了一面会说话的红旗。红旗在，日子就太平，红旗一摘，老百姓就知道日本人要来了。放哨摘旗的事由王桂英亲自负责。
村里不论男女老幼，都知道“红旗离树，百姓出村”的暗号。其他各村也迅速如法炮制，就地取材采取了不同的信号标志。这一来可真管用，日军每次兴冲冲地进村扫荡，期待满载而归，不料每次村村都是看上去井然有序，实则空无一人，到头来只好灰溜溜地返回。后来时间一长，红旗报信的事就被一些地主亲日分子给暴露了。
一次，王桂英从“天齐庙”摘了红旗下来，人才刚走到半山腰，脚底下突然就“突突突突”子弹乱飞。原来是敌人从南桥堙方向朝她射击。他听丈夫说过，这种情况说明敌人很可能已经发现了自己，只是子弹打得偏低了没击中。情急之下，王桂英抱着红旗慌忙向前一跃，翻身滚进玉米地里，穿过“青纱帐”抄近道直接来到村支书宋锦龙家报告情况。村支书急忙暗中观察敌情，南桥堙方向山顶的坡道上已经隐隐约约看见日本人的队伍加速赶来。支书立即安排部署，通知干部群众分头行动，有的去进一步侦探敌情;有的埋伏在玉米地与敌人周旋，拖延时间;有的带领群众紧急转移。由于转移及时，待日本鬼子来到下良时，等候他们的已是一个鸦雀无声的空村子。领头的见此情形，恼羞成怒。后来得知红旗再次挂起来时，立刻就命人上“天齐庙”一把火给烧了。谁知，一面旗才刚烧掉，王桂英已经又缝好了一面。她毫不示弱地说：“红旗烧了咱再缝，抗日决心烧不尽！”还增派了专门的秘密护旗手。
1942年夏的一天傍晚，几位八路军党员同志在李俊先家秘密商讨保护枪支弹药和粮食的来源问题，突然有人进来报信儿，“红旗不见了。”他们火速进行了转移。会说话的信号旗，又一次帮助我方免遭损失。在抗日战争年代，类似这样的故事屡见不鲜。直到今天，村里年纪稍长的人一提到“天齐庙”的信号旗，仍旧有说不完的话题。革命前辈的信仰和智慧，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1945年9月2日襄垣解放后，为了纪念革命战争的胜利，王桂英特地将曾经挂在“天齐庙”前的一面红旗保存了下来，作为这个红色家庭的传家之宝，让革命先辈的牺牲精神代代传承。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王桂英再次忆起抗战往事，不禁感慨万千。她特地用崭新的黄色布料工工整整剪了两颗大五角星，八颗小五角星，正反两面贴在红旗上。“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强咽下，仇恨人心要发芽……”此时，每一颗五角星在王桂英手里，仿佛都变成了报仇雪恨的武器，她用闪闪发光的五角星掩埋了旗面上残酷的烟尘。然而，她又刻意将一两处弹痕留下，告诉后人要永远铭记战争，谨守和平。
轻轻抚摸这面红旗，我终于明白李俊先老人内心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