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通过发放问卷调查高职辅导员校园危机应对方式及主观幸福感，探讨两者的相关性。本文通过分析得知：不同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高职辅导员在应对方式“预防”、“正视与解决问题”、“抱怨”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高职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应对方式“预防”、“正视与解决问题”维度呈正相关，与“抱怨”维度呈负相关。
关键词 高职 辅导员 应对方式 主观 幸福感
基金项目：2017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立项课题（项目编号：17SYC-180）。
作者简介：王芳，沙洲职业工学院。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12.099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是指评价者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评价，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意向综合性指标。对于如何提升高职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一些专家和学者进行了探讨。孙英红提出自我和谐在工作压力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李飒认为，应对方式对工作压力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减弱的调节作用；佟月华认为，大学生积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笔者拟以“高职院校辅导员”为调查对象，探讨高职辅导员校园危机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从而为提升高职辅导员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一定参考。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江苏省高职院校辅导员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从江苏省高职院校辅导员中抽取220名辅导员接受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92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185份，有效率96.4%。其中，男性辅导员 69人，女性辅导员 116人。
此次调查使用的问卷主要包括两种。其一，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Fazio，1977，简称GBW）。该量表共有18题，包含六个分量表：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心情忧郁或愉快、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松弛或紧张。量表采取六级评分法，由低到高得分分别为1分、2分、3分、4分、5分、6分，其中1、3、6、7、9、11、13、15、16题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为便于分析，将总分划分为80以上、75-80、75以下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分别对应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为“3=较高”、“2=一般”、“1=较低”。其二，《高校辅导员工作中的突发事件应对方式问卷》。该问卷由西南大学谯利平等人编制。问卷将危机应对方式从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两个维度具体化为预防、转移注意力、抱怨、正视与解决问题、寻求情感支持等五个维度。问卷共38题，采取五级评分法，即“不会采用这种方式”记1分，“很少采用这种方式”记2分，“不确定”记3分，“较多采取这种方式”记4分，“都会采用这种方式”记5分，得分越高，表明使用该种应对方式的频次就越多。
（三）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使用SPSS19.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采用描述统计、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等方法进行统计。
二、结果分析
（一）高职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水平
调查显示，8.10%的高职辅导员主观幸福感较低，较高的占58.38%，一般的占33.51%。由此可见，高职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水平总体良好。
（二）不同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高职辅导员在校园危机应对方式的比较
表1：不同主观幸福感水平的被试在校园危机应对方式各维度上的得分情况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从表1可知，不同主观幸福感水平的被试在“预防”、“正视与解决问题”维度上存在及其显著差异（p=0.006，0.004<0.01），在“预防”维度上的得分情况是较低（2.625）<一般（3.625）<较高（4.400），在“正视与解决问题”维度上的得分情况是较低（2.700）<一般（3.650）<较高（4.440），即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的被试在校园危机应对方式中选择“预防”、“正视与解决问题”频次越高；不同主观幸福感水平的被试在“抱怨”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p= 0.038<0.05），得分情况是较低（3.625）>一般（2.312）>较高（1.900），即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的被试在校园危机应对方式中选择“抱怨”频次越高。
（三）高职辅导员校园危机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研究
表2：高职辅导员校园危机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
（注：*表示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从表2可知，应对方式“预防”、“正视与解决问题”与主观幸福感水平关系密切，相关系数为0.848，0.864>0，双尾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001，0.001<0.01，故拒绝原假设，表明“预防”、“正视与解决问题”与主观幸福感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抱怨”与主观幸福感水平关系密切，相关系数为-0.589<0，双尾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046<0.05，故拒绝原假设，表明“抱怨”与主观幸福感水平存在显著的負相关。
三、讨论
（一）高职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水平
研究显示，高职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水平总体良好。这与陈红英研究结论一致。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家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高度重视，对高校辅导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作用予以了充分肯定。高职辅导员这一岗位较之以前享有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社会变迁日益加剧，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因不良网络贷款、校园伤害事件、家庭经济困难、心理障碍等带来的校园的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在应对各类复杂的事件中，辅导员自身的业务素质也在不断提升。伴随着日益规范和严格的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辅导员获得了更高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高职辅导员校园危机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相关性
从研究来看，主观幸福感水平不同的高职辅导员其校园危机应对方式存在较大差异。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的高职辅导员在应对校园危机时，使用“预防”、“正视与解决问题”频次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的高职辅导员在应对校园危机时，使用“抱怨”频次越高。原因在于，主观幸福感较高的高职辅导员一般拥有较高的自信，遇事乐观、态度积极、行为主动，能有限范围内有效地整合各种资源。面对问题，有较为客观全面的看法，能够很好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并善于把每次校园危机事件的发生、发展、处理看成是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因此，一旦有校园危机发生，能够综合各项因素即时作出反应，果断作出决策，并能够发现事件背后存在的隐患，及早做好预防，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而主观幸福感水平低的高职辅导员自我价值感低、自信不足，遇事悲观、态度消极、行为被动，对校园危机事件，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想法。一旦校园危机事件发生，由于缺乏应对危机事件的信心，缺少临场应变的能力，很容易产生抱怨、回避等方式，将自身的行为“合理化”。
研究还发现，高职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应对方式中的“预防”、“正视与解决问题”维度呈正相关，与“抱怨”維度呈负相关。这表明，高职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受“预防”、“正视与解决问题”正影响，受“抱怨”负影响。即应对校园危机时，采用“预防”、“正视与解决问题”频次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也就越高；采用“抱怨”频次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
四、结论
一是高职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水平总体良好。高职辅导员拥有较高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是不同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高职辅导员在应对方式“预防”、“正视与解决问题”、“抱怨”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三是高职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应对方式中的“预防”、“正视与解决问题”维度呈正相关，与“抱怨”维度呈负相关。
参考文献：
[1]杨菁.高校校园危机、应对方式与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山东建筑大学硕士论文.2015（4）.
[2]倪献鸟.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3（7）﹒
[3]陈红英.福建省高职院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研究.中国民族博览.2016（4）.
关键词 高职 辅导员 应对方式 主观 幸福感
基金项目：2017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立项课题（项目编号：17SYC-180）。
作者简介：王芳，沙洲职业工学院。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12.099
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简称SWB）是指评价者依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评价，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意向综合性指标。对于如何提升高职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一些专家和学者进行了探讨。孙英红提出自我和谐在工作压力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发挥着完全中介作用；李飒认为，应对方式对工作压力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具有减弱的调节作用；佟月华认为，大学生积极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笔者拟以“高职院校辅导员”为调查对象，探讨高职辅导员校园危机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从而为提升高职辅导员主观幸福感、心理健康水平提供一定参考。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江苏省高职院校辅导员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从江苏省高职院校辅导员中抽取220名辅导员接受调查。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92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185份，有效率96.4%。其中，男性辅导员 69人，女性辅导员 116人。
此次调查使用的问卷主要包括两种。其一，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Fazio，1977，简称GBW）。该量表共有18题，包含六个分量表：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对健康的担心、精力、心情忧郁或愉快、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松弛或紧张。量表采取六级评分法，由低到高得分分别为1分、2分、3分、4分、5分、6分，其中1、3、6、7、9、11、13、15、16题为反向计分。得分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为便于分析，将总分划分为80以上、75-80、75以下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分别对应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为“3=较高”、“2=一般”、“1=较低”。其二，《高校辅导员工作中的突发事件应对方式问卷》。该问卷由西南大学谯利平等人编制。问卷将危机应对方式从积极应对与消极应对两个维度具体化为预防、转移注意力、抱怨、正视与解决问题、寻求情感支持等五个维度。问卷共38题，采取五级评分法，即“不会采用这种方式”记1分，“很少采用这种方式”记2分，“不确定”记3分，“较多采取这种方式”记4分，“都会采用这种方式”记5分，得分越高，表明使用该种应对方式的频次就越多。
（三）统计学处理
本研究使用SPSS19.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采用描述统计、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等方法进行统计。
二、结果分析
（一）高职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水平
调查显示，8.10%的高职辅导员主观幸福感较低，较高的占58.38%，一般的占33.51%。由此可见，高职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水平总体良好。
（二）不同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高职辅导员在校园危机应对方式的比较
表1：不同主观幸福感水平的被试在校园危机应对方式各维度上的得分情况
（注：*表示p<0.05，**表示p<0.01。）
从表1可知，不同主观幸福感水平的被试在“预防”、“正视与解决问题”维度上存在及其显著差异（p=0.006，0.004<0.01），在“预防”维度上的得分情况是较低（2.625）<一般（3.625）<较高（4.400），在“正视与解决问题”维度上的得分情况是较低（2.700）<一般（3.650）<较高（4.440），即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的被试在校园危机应对方式中选择“预防”、“正视与解决问题”频次越高；不同主观幸福感水平的被试在“抱怨”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p= 0.038<0.05），得分情况是较低（3.625）>一般（2.312）>较高（1.900），即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的被试在校园危机应对方式中选择“抱怨”频次越高。
（三）高职辅导员校园危机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研究
表2：高职辅导员校园危机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
（注：*表示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表示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从表2可知，应对方式“预防”、“正视与解决问题”与主观幸福感水平关系密切，相关系数为0.848，0.864>0，双尾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001，0.001<0.01，故拒绝原假设，表明“预防”、“正视与解决问题”与主观幸福感水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抱怨”与主观幸福感水平关系密切，相关系数为-0.589<0，双尾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046<0.05，故拒绝原假设，表明“抱怨”与主观幸福感水平存在显著的負相关。
三、讨论
（一）高职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总体水平
研究显示，高职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水平总体良好。这与陈红英研究结论一致。原因在于，一方面，国家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高度重视，对高校辅导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作用予以了充分肯定。高职辅导员这一岗位较之以前享有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社会变迁日益加剧，信息化的飞速发展，因不良网络贷款、校园伤害事件、家庭经济困难、心理障碍等带来的校园的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在应对各类复杂的事件中，辅导员自身的业务素质也在不断提升。伴随着日益规范和严格的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辅导员获得了更高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高职辅导员校园危机应对方式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相关性
从研究来看，主观幸福感水平不同的高职辅导员其校园危机应对方式存在较大差异。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的高职辅导员在应对校园危机时，使用“预防”、“正视与解决问题”频次越高；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的高职辅导员在应对校园危机时，使用“抱怨”频次越高。原因在于，主观幸福感较高的高职辅导员一般拥有较高的自信，遇事乐观、态度积极、行为主动，能有限范围内有效地整合各种资源。面对问题，有较为客观全面的看法，能够很好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并善于把每次校园危机事件的发生、发展、处理看成是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因此，一旦有校园危机发生，能够综合各项因素即时作出反应，果断作出决策，并能够发现事件背后存在的隐患，及早做好预防，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而主观幸福感水平低的高职辅导员自我价值感低、自信不足，遇事悲观、态度消极、行为被动，对校园危机事件，都是唯恐避之不及的想法。一旦校园危机事件发生，由于缺乏应对危机事件的信心，缺少临场应变的能力，很容易产生抱怨、回避等方式，将自身的行为“合理化”。
研究还发现，高职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应对方式中的“预防”、“正视与解决问题”维度呈正相关，与“抱怨”維度呈负相关。这表明，高职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受“预防”、“正视与解决问题”正影响，受“抱怨”负影响。即应对校园危机时，采用“预防”、“正视与解决问题”频次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也就越高；采用“抱怨”频次越高，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低。
四、结论
一是高职辅导员主观幸福感水平总体良好。高职辅导员拥有较高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二是不同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高职辅导员在应对方式“预防”、“正视与解决问题”、“抱怨”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三是高职辅导员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与应对方式中的“预防”、“正视与解决问题”维度呈正相关，与“抱怨”维度呈负相关。
参考文献：
[1]杨菁.高校校园危机、应对方式与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山东建筑大学硕士论文.2015（4）.
[2]倪献鸟.高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与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3（7）﹒
[3]陈红英.福建省高职院校辅导员主观幸福感研究.中国民族博览.2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