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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代宫廷音乐的教育职能
唐代统治者在设立太常寺、教坊、梨园等音乐机构时，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当时音乐文化的发展，而是为了上位者享乐之用，但其从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唐时宫廷音乐教育的发展。
（一）太常寺
太常寺原被称作秩宗，秦时更名为“奉常”，高祖时期再更为“太常”，及至梁时，便在“太常”之后追加“寺”字，故称之为“太常寺”，后代袭之。《新唐书·礼乐志》载：“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开元之年，凡是唐代乐工，皆隶属太常寺管辖之内，且在当时被统一称作“音声人”，数量之多，令人咂舌。
又《旧唐书·职官志》载：“太常卿之职，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理之，……总其官属，行其政令，少卿为之二。”从中可以看出，唐时期，太常寺的掌管者称为太常卿，其主要负责国家礼乐、郊庙及社稷诸事。太常寺下还可分为八个署，其中主要负责国家礼乐的便是太乐署和鼓吹署。其中太乐署的主要职能是负责唐时宫廷祀神供祖以及宴享之时的雅乐演奏和教学。除此之外，太乐署还设有专门的“音声博士”，负责培养乐工以及各类音乐的教学。至于鼓吹署，其下又可分为鼓吹部、羽葆部、饶吹部与大、小横吹部，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充当帝后、王侯以及公卿等的仪仗队，管理国家仪仗队中的鼓吹音乐，负责鼓吹乐队的排练与演奏工作，并根据其规格与级别在宗教祭祀活动之中进行演奏。此外，鼓吹署还承担着教习乐工和培训乐工的职责。
（二）教坊
教坊是李唐王朝专门用于管理宫廷雅乐的音乐官署，其沿袭了隋朝的教坊，唐时发展至顶峰。《新唐书·百官志》载：“武德后，置内教坊于禁中，武后如意元年，改曰‘云韶府’，以中宫为使，开元二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自是不隶太常，以中宫为教坊使。”唐高祖时期，曾于宫中创办内教坊，其主要职能是管理宫廷雅乐，属太常寺管辖范围之内。武周时期，曾以“云韶府”之名替代“教坊”，后又于神龙元年恢复原称。及至玄宗李隆基时期，又创办一内教坊，位于蓬莱宫侧。后期又于京都洛阳与长安创办左右两所教坊，教坊使中宫是也，此时，教坊已然非太常寺所属，其直接从属于宫廷，划归皇权所有。
唐朝伊始，教坊的主要职能是为当朝统治阶级提供歌舞享乐的服务，即便其后来的从属地位不断发生变化，但唐初教坊的主要职能却被延续下来。人所共知，唐玄宗李隆基对音乐尤为偏爱，其音乐素养更是极高，教坊作为宫廷直接统辖的音乐机构，统治者对其乐工的音乐水平要求非常之高，其中的音乐教育则更为严格。教坊中的音乐教育，一方面是对乐人进行歌舞的排演与训练，另一方面是请专业的乐官对教坊新进的无所长的平民女子进行专业技能的教学，如琵琶、三弦、箜篌等乐器。
玄宗李隆基时期，是教坊发展最为昌盛的时期。其时，教坊乐工人数已达上万，其中乐人分别按其技艺水平的高低划分不同的等级，而最终能够进入教坊宜春院进行表演和教学的乐工，多为唐代著名的音乐家和表演艺术家。
（三）梨园
盛唐时期，国家太平，人民安乐，经济发达，社会大环境使得唐时期的音乐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加之统治者李隆基对音乐的喜爱和需求，梨园应运而生。
李尤白先生的《梨园考论》言：“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既培养演员（弟子）又兼负演出的综合性皇家音乐、舞蹈、戏曲学院，而唐玄宗自己担任校长。”可见，唐代梨园已然具有现今音乐学院的性质，极大地推动了唐代宫廷音乐教育的稳步发展。
梨园实则是唐玄宗为了满足自身对音乐的需求而设立的一个音乐团体，而后随着规模的扩大，后人多将其称之为与太常寺、教坊齐名的唐代三大音乐机构之一。《新唐书·礼乐志》载：“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梨园初始，其主要职能是专门教习法曲。法曲最早源于民间，因玄宗李隆基对其尤为喜爱，便将之归入宫廷音乐，后而逐渐成为唐时的一种俗乐形式。因此，梨园亦是当时训练俗乐乐工的教习场所。玄宗当时对梨园尤为看重，其从太常乐工中严格筛选了技艺高超的三百坐部伎子弟专为梨园服务，学习音乐的表演与乐器的演奏，凭借其自身具有的音乐素养，玄宗在欣赏之余还会亲自纠正乐工的出错之处，因此，梨园乐工亦被后人称为皇帝梨园弟子。除禁苑梨园外，唐代还另设了两处梨园，即太常梨园别教院和梨园新院，分别位于西京和东京，分属當地太常寺统辖。
可以看出，唐时的梨园主要是为了服务统治阶级的享乐之用，在乐种的选择上主要依据上位者的喜好而定，因而音乐教育职能不如太常寺与教坊丰富。
二、音乐人才的培养模式
（一）教学方式
太乐署下不仅设立具有高水平音乐技能的协律郎、太乐令、太乐丞和乐正等职官，同时还设有专门的博士子弟，以便于第相传教。专职音乐博士的设立为唐代宫廷音乐教育提供了专业的教师团体，亦为唐代宫廷音乐教育的传承提供了充分条件。关于音声博士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主要由其专业水平的高低所决定。太常寺下所属机构除太乐署外，还有一鼓吹署，二者虽同属太常寺管辖之下，但其对音乐人才的选拔方式和标准却不尽相同。《新唐书·百官志》载：太乐署中学业“不成者隶鼓吹署。习大小横吹，难色四番而成，易色三番而成;不成者，博士有谪”。从中可以看出，太乐署中乐工之演奏水平是高于鼓吹署的。即便如此，鼓吹署中较为复杂的大小横吹亦需学习四遍才可学成，相对简单的横吹曲需学习三遍才可成。其中学业水平低于考核标准的音声博士，则将受到贬黜。如此教育方式，使得当时的音乐人才得到了合理的配置，技能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得到了合理的解决，同时亦激励了乐工自身音乐技能的提高和音声博士对教学方式的不断改良和完善。其他宫廷音乐机构中的教学方式亦与太乐署大同小异。 （二）考核制度
除严谨的教学方式外，完备的考核制度亦是唐代宫廷音乐教育的一大特色。《新唐书·百官志》载：“十五年有五上考、七中考者，授散官，直本司，年满考少者，不叙。得难曲五十以上任供奉者为业成。……内教博士及弟子长教者，给资钱而留之。”可以看出，太乐署乐工之间有着明确的等级划分，且每十五年便有五次大考，七次中考，以此作为“授散官，直本司”的考核标准。若是期限内考试次数未满，则无法任职。此外，乐工还需学习演奏五十首较为复杂的乐曲才可算作完成学业，否则便要继续学习。其中乐曲的难易程度由难到易依次为大部伎、次等大部伎、小部伎，学习年限则是大部伎三年，次等大部伎两年，小部伎一年。学业有成者，即可作为“音声博士”的候补，在太乐署任职。对于那些未完成十首乐曲学习的乐工，因其未达到考核标准，对其资助自然减半，而其中的内教博士和教学水平较高的乐工，机构则为其提高福利水平，以留得人才。
《旧唐书·职官志三》载：“凡习乐，立师以教。每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上、中、下三等，申礼部。十年大校之，量优劣而黜陟焉，凡乐人及音声人应教习，皆著薄籍，核其名数，分番上下。”可见，唐时音乐教育中的考核，除相关学习音乐的乐工外，对其中参与音乐教学的乐师的考核严格程度只升不降。“立师以教”体现了唐代完备的教学考核制度，乐工与乐师之间明确的师生关系以及格外严谨的教习制度。对于太乐署中的乐师，以一年为一周期，每年皆需对乐师们进行专业水平的考察，且需记下成绩，按水平高低依次分为上、中、下三等，后而记载入册。乐师教龄满十年之时，则需历经一次较为正式且大型的考核，太乐署采用优胜劣汰的规则，优秀者可往上晋升，成绩未达标者便会被降职甚至撤职。
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太乐署具有相当完善且严谨的考核制度，其他诸如教坊等音乐机构在考核与等级晋升上和太乐署一样，都有着较为严格的制度。此种完备且严谨的考核制度，无疑保证了唐代乐师和乐工在技艺水平和教学水平上的提高。
三、唐代音乐教育思想
（一）“艺术至上”
唐王朝的统治者们多对音乐极为喜爱，且都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欣赏之余还能够进行音乐创作，如武则天、唐太宗、唐玄宗等皇帝都曾作过较高难度的乐曲。其中唐玄宗为了满足自身对享乐的需求，便命全国各地的著名艺术家和民间艺人会集于宫廷之中，为宫廷培养乐人和舞人之用，主要负责统治阶级的享乐歌舞的创作与表演活动。作为一位音乐专业水平较高的唐朝统治者，玄宗李隆基不仅在宫廷歌舞表演的形式上追求华丽宏伟，还要求表演者具有精湛高超的演奏技巧。由此反映出唐朝的音乐教育思想，则是强调技艺的提高。
除此之外，唐代注重音乐技能的培养在其众多音乐机构中亦能反映出来。李唐时期，除梨园中设立的少幼班“小部音声”属于专门的音乐教育，其他诸如太常寺、教坊和梨园等皆是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具有教育性质的综合性音乐机构。这些宫廷音乐机构的规模都非常庞大，其下管理着数以万计的乐师和乐工，并提供培养乐人的教习场所，丰富了唐代宫廷音乐教育的内容，推动了唐代音乐教育的发展。这些音乐机构中的音乐教育活动皆注重对乐工音乐技能的培养，其下的宫廷乐人对自身的音乐技能亦是极为看重的。如《白居易·立部伎》载：“太常部伎有等级，堂上者坐堂下立，……立部贱，坐部贵，坐部退为立部伎，击鼓吹笙和杂戏。”唐代宫廷燕乐的乐工分为坐部伎与立部伎，其中乐人的等级划分主要是由其专业水平的高低决定的。若是坐部伎水平不足便调至立部伎，立部伎水平不足便改学击鼓吹笙和表演杂戏，由此便体现了唐代艺术之上的音乐教育思想。
又如太常直官制度中所规定：各种专业技术直官，分别从三大类人员中提升而成，其中一类便是身份地位低下的太常音声人、宫掖奴婢、司农寺务农者等，其中技艺超群者可提升为直官，可以看出，唐时对乐人的专业程度是极为重视的。
（二）“重在娱人”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认为，人的修养源于对诗的学习，人的自立源于对礼的学习，而人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则源于对音乐的学习，即音乐具有教化育人的作用。在当时，音乐是文人士大夫们用于提高自身修养的工具，其主要作用是娱己或是育己。王朝的更迭，时代的进步，使得人们的意识形态逐渐开始转变，音乐的育人功能逐渐开始弱化，直至唐时，统治阶级的治国理念和对音乐喜好的转变，将此种社会风向推向顶峰。
唐代伊始，唐太宗极为强调儒家思想对社会的作用，其认为国家的动乱需以武力来平定，国家的政权需以文治的手段来维系，因此，唐太宗比前朝任何一位统治者都要重视文士。其一方面对将来要进入政坛的贵族子弟进行艺术教育，一方面实行科举制度，推动了唐代士大夫阶层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的开展，极大地促进了唐代艺术的繁荣发展。盛唐后至中唐前，儒学思想在韩愈、柳宗元二人提倡的文体改革运动中逐步回流，加之統治者对礼乐文化的重视，雅乐不再一家独大，唐代音乐艺术文化逐渐从对社会的教化作用转向娱人。虽然此时仍然重视音乐艺术的社会教化功能，但音乐对社会教化的作用已然开始淡化，且逐渐向娱人方向转变。出现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实则在于统治阶级对音乐需求的变化。唐代宫廷音乐机构原先便是为了服务统治阶级而设立的，因此，在当朝统治者的审美口味发生变化之时，音乐的核心思想便自然而然地随之改变。此种娱人的音乐思想在中晚唐时期发展至鼎盛。这种改变在玄宗亲自创建的音乐机构梨园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梨园初建之时，主要职能是演奏玄宗最为喜爱的法曲，法曲是集清乐、雅乐、胡乐和俗乐等为一体的综合性音乐形式，而其中提到的音乐类型皆是在娱乐之时演奏。
随着宫廷用乐类型的转变，唐代音乐教育的核心思想便随着大环境的改变而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在中唐太宗李世民的领导下，唐代政治经济和音乐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后来的玄宗李隆基亦为了唐代歌舞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因其后期贪图享乐，忽视音乐的育人作用，致使唐代音乐歌舞艺术日落千丈。
综上所述，唐代的宫廷音乐机构的主要职能是服务当朝统治阶级，其教育对象之广泛，教学规模之庞大，教育制度之完善，教育水准之专业，是其他历朝历代所不能及的。显而易见，唐朝的宫廷音乐教育在中国音乐教育史中起到了程碑式的作用，亦为后人提供了较为专业且可贵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责任编辑 朱守锂
唐代统治者在设立太常寺、教坊、梨园等音乐机构时，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当时音乐文化的发展，而是为了上位者享乐之用，但其从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唐时宫廷音乐教育的发展。
（一）太常寺
太常寺原被称作秩宗，秦时更名为“奉常”，高祖时期再更为“太常”，及至梁时，便在“太常”之后追加“寺”字，故称之为“太常寺”，后代袭之。《新唐书·礼乐志》载：“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开元之年，凡是唐代乐工，皆隶属太常寺管辖之内，且在当时被统一称作“音声人”，数量之多，令人咂舌。
又《旧唐书·职官志》载：“太常卿之职，掌邦国礼乐、郊庙、社稷之事，以八署分而理之，……总其官属，行其政令，少卿为之二。”从中可以看出，唐时期，太常寺的掌管者称为太常卿，其主要负责国家礼乐、郊庙及社稷诸事。太常寺下还可分为八个署，其中主要负责国家礼乐的便是太乐署和鼓吹署。其中太乐署的主要职能是负责唐时宫廷祀神供祖以及宴享之时的雅乐演奏和教学。除此之外，太乐署还设有专门的“音声博士”，负责培养乐工以及各类音乐的教学。至于鼓吹署，其下又可分为鼓吹部、羽葆部、饶吹部与大、小横吹部，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充当帝后、王侯以及公卿等的仪仗队，管理国家仪仗队中的鼓吹音乐，负责鼓吹乐队的排练与演奏工作，并根据其规格与级别在宗教祭祀活动之中进行演奏。此外，鼓吹署还承担着教习乐工和培训乐工的职责。
（二）教坊
教坊是李唐王朝专门用于管理宫廷雅乐的音乐官署，其沿袭了隋朝的教坊，唐时发展至顶峰。《新唐书·百官志》载：“武德后，置内教坊于禁中，武后如意元年，改曰‘云韶府’，以中宫为使，开元二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自是不隶太常，以中宫为教坊使。”唐高祖时期，曾于宫中创办内教坊，其主要职能是管理宫廷雅乐，属太常寺管辖范围之内。武周时期，曾以“云韶府”之名替代“教坊”，后又于神龙元年恢复原称。及至玄宗李隆基时期，又创办一内教坊，位于蓬莱宫侧。后期又于京都洛阳与长安创办左右两所教坊，教坊使中宫是也，此时，教坊已然非太常寺所属，其直接从属于宫廷，划归皇权所有。
唐朝伊始，教坊的主要职能是为当朝统治阶级提供歌舞享乐的服务，即便其后来的从属地位不断发生变化，但唐初教坊的主要职能却被延续下来。人所共知，唐玄宗李隆基对音乐尤为偏爱，其音乐素养更是极高，教坊作为宫廷直接统辖的音乐机构，统治者对其乐工的音乐水平要求非常之高，其中的音乐教育则更为严格。教坊中的音乐教育，一方面是对乐人进行歌舞的排演与训练，另一方面是请专业的乐官对教坊新进的无所长的平民女子进行专业技能的教学，如琵琶、三弦、箜篌等乐器。
玄宗李隆基时期，是教坊发展最为昌盛的时期。其时，教坊乐工人数已达上万，其中乐人分别按其技艺水平的高低划分不同的等级，而最终能够进入教坊宜春院进行表演和教学的乐工，多为唐代著名的音乐家和表演艺术家。
（三）梨园
盛唐时期，国家太平，人民安乐，经济发达，社会大环境使得唐时期的音乐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加之统治者李隆基对音乐的喜爱和需求，梨园应运而生。
李尤白先生的《梨园考论》言：“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既培养演员（弟子）又兼负演出的综合性皇家音乐、舞蹈、戏曲学院，而唐玄宗自己担任校长。”可见，唐代梨园已然具有现今音乐学院的性质，极大地推动了唐代宫廷音乐教育的稳步发展。
梨园实则是唐玄宗为了满足自身对音乐的需求而设立的一个音乐团体，而后随着规模的扩大，后人多将其称之为与太常寺、教坊齐名的唐代三大音乐机构之一。《新唐书·礼乐志》载：“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梨园初始，其主要职能是专门教习法曲。法曲最早源于民间，因玄宗李隆基对其尤为喜爱，便将之归入宫廷音乐，后而逐渐成为唐时的一种俗乐形式。因此，梨园亦是当时训练俗乐乐工的教习场所。玄宗当时对梨园尤为看重，其从太常乐工中严格筛选了技艺高超的三百坐部伎子弟专为梨园服务，学习音乐的表演与乐器的演奏，凭借其自身具有的音乐素养，玄宗在欣赏之余还会亲自纠正乐工的出错之处，因此，梨园乐工亦被后人称为皇帝梨园弟子。除禁苑梨园外，唐代还另设了两处梨园，即太常梨园别教院和梨园新院，分别位于西京和东京，分属當地太常寺统辖。
可以看出，唐时的梨园主要是为了服务统治阶级的享乐之用，在乐种的选择上主要依据上位者的喜好而定，因而音乐教育职能不如太常寺与教坊丰富。
二、音乐人才的培养模式
（一）教学方式
太乐署下不仅设立具有高水平音乐技能的协律郎、太乐令、太乐丞和乐正等职官，同时还设有专门的博士子弟，以便于第相传教。专职音乐博士的设立为唐代宫廷音乐教育提供了专业的教师团体，亦为唐代宫廷音乐教育的传承提供了充分条件。关于音声博士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主要由其专业水平的高低所决定。太常寺下所属机构除太乐署外，还有一鼓吹署，二者虽同属太常寺管辖之下，但其对音乐人才的选拔方式和标准却不尽相同。《新唐书·百官志》载：太乐署中学业“不成者隶鼓吹署。习大小横吹，难色四番而成，易色三番而成;不成者，博士有谪”。从中可以看出，太乐署中乐工之演奏水平是高于鼓吹署的。即便如此，鼓吹署中较为复杂的大小横吹亦需学习四遍才可学成，相对简单的横吹曲需学习三遍才可成。其中学业水平低于考核标准的音声博士，则将受到贬黜。如此教育方式，使得当时的音乐人才得到了合理的配置，技能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得到了合理的解决，同时亦激励了乐工自身音乐技能的提高和音声博士对教学方式的不断改良和完善。其他宫廷音乐机构中的教学方式亦与太乐署大同小异。 （二）考核制度
除严谨的教学方式外，完备的考核制度亦是唐代宫廷音乐教育的一大特色。《新唐书·百官志》载：“十五年有五上考、七中考者，授散官，直本司，年满考少者，不叙。得难曲五十以上任供奉者为业成。……内教博士及弟子长教者，给资钱而留之。”可以看出，太乐署乐工之间有着明确的等级划分，且每十五年便有五次大考，七次中考，以此作为“授散官，直本司”的考核标准。若是期限内考试次数未满，则无法任职。此外，乐工还需学习演奏五十首较为复杂的乐曲才可算作完成学业，否则便要继续学习。其中乐曲的难易程度由难到易依次为大部伎、次等大部伎、小部伎，学习年限则是大部伎三年，次等大部伎两年，小部伎一年。学业有成者，即可作为“音声博士”的候补，在太乐署任职。对于那些未完成十首乐曲学习的乐工，因其未达到考核标准，对其资助自然减半，而其中的内教博士和教学水平较高的乐工，机构则为其提高福利水平，以留得人才。
《旧唐书·职官志三》载：“凡习乐，立师以教。每岁考其师之课业，为上、中、下三等，申礼部。十年大校之，量优劣而黜陟焉，凡乐人及音声人应教习，皆著薄籍，核其名数，分番上下。”可见，唐时音乐教育中的考核，除相关学习音乐的乐工外，对其中参与音乐教学的乐师的考核严格程度只升不降。“立师以教”体现了唐代完备的教学考核制度，乐工与乐师之间明确的师生关系以及格外严谨的教习制度。对于太乐署中的乐师，以一年为一周期，每年皆需对乐师们进行专业水平的考察，且需记下成绩，按水平高低依次分为上、中、下三等，后而记载入册。乐师教龄满十年之时，则需历经一次较为正式且大型的考核，太乐署采用优胜劣汰的规则，优秀者可往上晋升，成绩未达标者便会被降职甚至撤职。
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太乐署具有相当完善且严谨的考核制度，其他诸如教坊等音乐机构在考核与等级晋升上和太乐署一样，都有着较为严格的制度。此种完备且严谨的考核制度，无疑保证了唐代乐师和乐工在技艺水平和教学水平上的提高。
三、唐代音乐教育思想
（一）“艺术至上”
唐王朝的统治者们多对音乐极为喜爱，且都有着很高的艺术造诣，欣赏之余还能够进行音乐创作，如武则天、唐太宗、唐玄宗等皇帝都曾作过较高难度的乐曲。其中唐玄宗为了满足自身对享乐的需求，便命全国各地的著名艺术家和民间艺人会集于宫廷之中，为宫廷培养乐人和舞人之用，主要负责统治阶级的享乐歌舞的创作与表演活动。作为一位音乐专业水平较高的唐朝统治者，玄宗李隆基不仅在宫廷歌舞表演的形式上追求华丽宏伟，还要求表演者具有精湛高超的演奏技巧。由此反映出唐朝的音乐教育思想，则是强调技艺的提高。
除此之外，唐代注重音乐技能的培养在其众多音乐机构中亦能反映出来。李唐时期，除梨园中设立的少幼班“小部音声”属于专门的音乐教育，其他诸如太常寺、教坊和梨园等皆是集歌舞乐为一体的具有教育性质的综合性音乐机构。这些宫廷音乐机构的规模都非常庞大，其下管理着数以万计的乐师和乐工，并提供培养乐人的教习场所，丰富了唐代宫廷音乐教育的内容，推动了唐代音乐教育的发展。这些音乐机构中的音乐教育活动皆注重对乐工音乐技能的培养，其下的宫廷乐人对自身的音乐技能亦是极为看重的。如《白居易·立部伎》载：“太常部伎有等级，堂上者坐堂下立，……立部贱，坐部贵，坐部退为立部伎，击鼓吹笙和杂戏。”唐代宫廷燕乐的乐工分为坐部伎与立部伎，其中乐人的等级划分主要是由其专业水平的高低决定的。若是坐部伎水平不足便调至立部伎，立部伎水平不足便改学击鼓吹笙和表演杂戏，由此便体现了唐代艺术之上的音乐教育思想。
又如太常直官制度中所规定：各种专业技术直官，分别从三大类人员中提升而成，其中一类便是身份地位低下的太常音声人、宫掖奴婢、司农寺务农者等，其中技艺超群者可提升为直官，可以看出，唐时对乐人的专业程度是极为重视的。
（二）“重在娱人”
春秋战国时期，孔子认为，人的修养源于对诗的学习，人的自立源于对礼的学习，而人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则源于对音乐的学习，即音乐具有教化育人的作用。在当时，音乐是文人士大夫们用于提高自身修养的工具，其主要作用是娱己或是育己。王朝的更迭，时代的进步，使得人们的意识形态逐渐开始转变，音乐的育人功能逐渐开始弱化，直至唐时，统治阶级的治国理念和对音乐喜好的转变，将此种社会风向推向顶峰。
唐代伊始，唐太宗极为强调儒家思想对社会的作用，其认为国家的动乱需以武力来平定，国家的政权需以文治的手段来维系，因此，唐太宗比前朝任何一位统治者都要重视文士。其一方面对将来要进入政坛的贵族子弟进行艺术教育，一方面实行科举制度，推动了唐代士大夫阶层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活动的开展，极大地促进了唐代艺术的繁荣发展。盛唐后至中唐前，儒学思想在韩愈、柳宗元二人提倡的文体改革运动中逐步回流，加之統治者对礼乐文化的重视，雅乐不再一家独大，唐代音乐艺术文化逐渐从对社会的教化作用转向娱人。虽然此时仍然重视音乐艺术的社会教化功能，但音乐对社会教化的作用已然开始淡化，且逐渐向娱人方向转变。出现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实则在于统治阶级对音乐需求的变化。唐代宫廷音乐机构原先便是为了服务统治阶级而设立的，因此，在当朝统治者的审美口味发生变化之时，音乐的核心思想便自然而然地随之改变。此种娱人的音乐思想在中晚唐时期发展至鼎盛。这种改变在玄宗亲自创建的音乐机构梨园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梨园初建之时，主要职能是演奏玄宗最为喜爱的法曲，法曲是集清乐、雅乐、胡乐和俗乐等为一体的综合性音乐形式，而其中提到的音乐类型皆是在娱乐之时演奏。
随着宫廷用乐类型的转变，唐代音乐教育的核心思想便随着大环境的改变而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在中唐太宗李世民的领导下，唐代政治经济和音乐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后来的玄宗李隆基亦为了唐代歌舞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然因其后期贪图享乐，忽视音乐的育人作用，致使唐代音乐歌舞艺术日落千丈。
综上所述，唐代的宫廷音乐机构的主要职能是服务当朝统治阶级，其教育对象之广泛，教学规模之庞大，教育制度之完善，教育水准之专业，是其他历朝历代所不能及的。显而易见，唐朝的宫廷音乐教育在中国音乐教育史中起到了程碑式的作用，亦为后人提供了较为专业且可贵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责任编辑 朱守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