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是公众对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的简称，这串数字代表着一支罪恶滔天的“恶魔”部队，也铭刻着一段为全人类带来伤痛的记忆。但鲜有人知的是，731部队还有一个“孪生兄弟”——侵华日军第100部队。一样的包藏祸心，一样罪恶滔天，一样试图掩盖自己犯下的累累罪行。
　　前身为临时病马收容所
　　 1949年12月底，苏联在其远东滨海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城）设立军事法庭，对日军12名细菌战罪犯进行审判。庭上，原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关东军兽医部部长高桥隆笃、侵华日军第100部队技术骨干平樱全作、三友一男等战犯供认了侵华日军第100部队（以下简称第100部队）从事细菌武器研制与量产，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事实，揭开了这支企图隐藏踪迹的“恶魔”的神秘面纱。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调集军马迅速向中国东北腹地扩张。为了应对东北战场马疫频发的态势，1931年9月20日，关东军兽医部在奉天（今沈阳）设立了临时病马收容所，负责战时军马检疫和收治工作，即第100部队的前身。次年，石井四郎在哈尔滨市郊的背阴河设立了东乡部队，为731部队的前身。两支部队不仅成立时间基本一致，隶属关系上也都直属于关东军司令部，而最终主导权在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
　　 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人员赵士见梳理相关史料发现，第100部队建立后经历了几次改编和搬迁，其职能也逐渐由收集与研究强毒菌苗向研制和生产供战争使用的细菌武器转变。
　　打开了恶魔的“牢笼”
　　  赵士见介绍，1933年2月15日，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奉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改编为关东军临时病马厂，并将厂址由奉天（今沈阳）迁至“新京”（今长春），部队内的机构与人员也得到加强。1936年4月，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向陆军省建议将关东军临时病马厂“强化”为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并成为细菌战对策研究机关。经日本陆军省批准，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开始改编。8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与陆军省同时向天皇上奏“部队改编完成”。至此，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至1940年，日军出于保密考虑，对侵华各路日军编设秘密的“通称号”，“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和“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分别获得了“满第100”“满第731”的秘密番号。
　　  在位于伪满皇宫博物院的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罪证陈列馆里，大量的历史照片和档案扫描件被封存在橱窗里。其中一份名为“关参一发第一八七七号”的文件格外醒目。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刘龙告诉记者，这份文件是关东军司令部向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提请任命高岛一雄等人从事军用细菌研究的文件，即“军用细菌研究从业者命令件”。经日本陆军省批准，陆军兽医大佐高岛一雄等18人在日军第100部队中从事“军用细菌”研究。这彻底打开了恶魔的“牢笼”。
　　  赵士见整理的平樱全作等战犯的受审记录证实，当时的第100部隊长官若松有次郎于部队内部训话，“一旦日本与苏联发生战争时，第100部队应当成为大量出产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的工厂，以军事破坏性的细菌战争去反对苏联”。“这标志着第100部队正式走向了有组织的国家性战争犯罪。”赵士见说。
　　罪恶滔天
　　  与731部队假借研究防治疾病与饮水净化为名进行细菌武器研究相似，第100部队的罪恶行径被掩盖得更加冠冕堂皇，其一直打着军马防疫的幌子来掩盖收集、研究和生产军用细菌的真实目的。吉林省博物院原党委书记、副院长赵聆实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从事第100部队的相关研究，通过多年来搜集到的一系列证据，逐渐揭开了这支部队的累累罪行。
　　  赵聆实介绍，为了尽早研究、制造出对动物、植物进行细菌战的细菌武器，第100部队在名为临时病马收容所时，就有意识地在东北各地收集强毒菌苗，其中尤以炭疽菌、鼻疽菌为主。“这两种疫病具有较强的人畜交叉感染特性，并且发病快、致死率高。这两种烈性致病菌不仅成为第100部队检疫的重心，也是日后该部队实施细菌战的重点。”
　　  为了加快军用细菌的研究，第100部队利用大量动物进行实验。“据战后调查推算，第100部队当时每年繁育、获得的鼠、兔、马等实验动物达几万只（匹）。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掠夺自无辜的百姓。”赵聆实说。
　　 为了检验细菌效能，第100部队还秘密进行了丧心病狂的人体活体实验。伪满皇宫博物院研究员彭超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长春市在伯力审判后对第100部队的遗址进行了实地踏查。在踏查过程中，发现了不少人的骨殖和埋尸坑，由此确认了人体活体实验后埋葬尸体的场所。有档案资料记载，原第100部队队员、陆军兽医少尉安藤敬太郎证实，1944至1945年，他曾亲眼看见把活人当作豚鼠做实验，被实验人员有中国人也有白种人。
　　（摘自《新华每日电讯》 张博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