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总理在这里强调的“穷人教育学”，正是他曾提出的平民教育的理念，当时在教育界曾掀起波澜。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我们已经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早已不是当年晏阳初开展贫民教育、难民教育时的情况，今天重提这一概念似乎并无多少必要性和针对性。以我的认识，虽然中国教育已经超越了当年那样的贫穷落后，但平民教育的理念、精神和价值——面向大多数人、面向农民和弱势群体的教育公平价值，以及朴实无华的“平民化”教育的价值——并没有过时，而是我们的教育现实中十分匮乏的。“穷人教育学”重申的依然是我们的教育必须是面向大多数人的，是农村贫困家庭等弱势人群能够享用的。这正是“穷人教育学”的第一要义，我把它称之为“关注穷人的教育”。
　　众所周知，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平等的功能；然而，教育并非自然就具有这种平等化的功能。正如布尔迪厄揭示的，在存在巨大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中，教育的作用究竟是促进社会经济平等还是强化这种不平等，取决于教育制度自身的价值和特征。普及和扩大教育，向工农及其子弟开门、关注劳苦大众的教育等等，原本就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价值。但是，在近些年来追求高速度、高档次、高学历的教育发展中，我们的确有意无意地弱化了这一价值。一方面，教育的重心过高，资源主要向城市和高等教育集中；另一方面，在师资配备、学校撤并、教学模式等方面大统一的计划管理，忽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别，致使在山区、贫困地区出现新的“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当前，国家已经将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作为教育公共政策的核心价值。今年8月3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座谈会上讲话，提出“以更大的决心、更多的财力支持教育事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要优先安排教育发展，财政资金要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公共资源要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这样的表态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当前教育发展新的现实。
　　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保障的主要是平等的教育机会，这只是实现教育公平的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教育内部，即学生在学业成就方面的平等。让我们正视这一被遮蔽的事实：在许多农村贫困地区，农村教育的硬件和经费问题已经大面积解决，教育的贫困从外表上看已不那么触目惊心；然而，虽然小学和初中生的入学率已经很高，但他们的学业合格率却很低。最近，我们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调查，发现小学的语文、数学两课合格率仅达10%左右，初中六科的及格率更是低到不足2%。由于取消了留级制度，也为了控制流失辍学，不论成绩如何都可以达到初中毕业。然而，这真是穷人所需要的教育吗？
　　农村义务教育质量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农村教师数量不足，质量低下，尚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因而，“穷人教育学”的第二要义，不妨称之为“为穷人服务的教育”。当前，它突出表现为关注农村教师，培养愿意和能够为农村教育服务，在贫困地区留得住、用得上的农村教师。近年来，我们倡导的大多是依靠城市大学生和城镇教师短期支教的项目，比较忽视因地制宜地培养在贫困地区留得住、用得上的农村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的长效机制。前些年高等教育扩张，高校合并、升格热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教育重心不断提高，极大地削弱了师范教育培养农村教师的功能，尤其是片面追求高学历，大量取消为农村培养小学教师的中等师范教育，致使乡村小学教师的来源出现危机。新近实行的免费师范生计划，是一个切实有效的治本之策，但仅在六所重点大学实行，仍有重心过高之弊；而省级以下的师范院校能否仿效实行，受制于地方财力，在最需要实行这一措施的西部地区，仅靠地方财政是难以支撑的。
　　贫困地区农村教育另一个流血的伤口是代课教师。由于教育经费不足，他们作为编外教师，以极低的待遇在最偏远、贫困的乡村教学点长期执教，全国仍有四五十万之众。在广西，他们占教师队伍的24%；在甘肃陇南，他们的工资待遇仅为每月80~200元。他们是农村社会中最穷的一群，也是面向“穷人的教育”难以替代的主力。然而，对于农村代课教师，我们缺乏正视历史和实事求是的态度，缺乏必要的支持和救助。主管部门企图用冷酷的“清退”办法勾销几十万代课教师十几年的心血和奉献，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是说不过去的。最近，重庆市从1万余名代课教师中招考8000名公办教师，一举解决代课教师问题，是值得学习、推广的善政之举。实事求是地解决好贫困地区农村代课教师问题，关键是温总理所说的不仅要用财力，还要用“心力”：“无论是做教师，还是做人，都应该有一颗同情心、一颗爱心。同情和爱心是道德的基础。”如果有这样的爱心和道德基础，以今天政府的财力，解决代课教师问题应当是不难的。
　　“穷人教育学”的第三要义应当是“对穷人有用的教育”，即对学业成就、教育结果的追求。在老少边穷地区，上述高入学率和低合格率的情况并不鲜见。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多年来我们追求、表征的只是入学率、巩固率，十分低下的教育质量这一事实似乎被遮蔽了。关注穷人的教育，农民的孩子有学上固然是重要的；但向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教育同样重要。对此，“有用的教育”也许是比“高质量教育”更具针对性的说法。当然，对大多数农村孩子而言，有用的教育是什么样的，应当说我们还缺乏研究，这是涉及农村教育改造的大题目。但它至少是与只求数量的“普及”和达标，脱离实用和过于城市化的教育不相容的，更不用说那种两眼向上的奢华教育。用陶行知的话说，平民教育不是培养小姐少爷书呆子的教育，而是一种“粗茶淡饭”、“家常便饭”的教育，读平民的书，说平民的话，做平民的事。黄炎培的追求则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近年来长江平民教育基金会在安徽休宁举办的鲁班木工学校，不仅培养有很强技能的工匠，而且培养“诚实、勤劳、有爱心、不走捷径”的人；晏阳初乡建中心在厦门开展的工友教育，提出“使无力者有力，使有力者有爱”，开展符合农民工实际需要的教育，都是有益的探索。
　　可见，关注穷人的教育，培养愿意和能够为穷人服务的乡村教师，造就穷人所需要的教育，这样的主题和任务是十分现实和真实的，是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们所不容易感受的。这正是提出“穷人教育学”的难能可贵之处。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