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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
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就是通过“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推动了本国农业快速现代化。
位于欠发达地区、处于欠发达阶段的重庆，该如何学以致用？
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模式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向农民家庭输入现代生产模式，提高单位生产力水平
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江津市（现江津区）夏坝镇余粮村。
程迪英提起行李包，迈出家门。
走到村口，她回过头——熟悉的故乡，渐渐在眼前模糊。
“我不愿到外面打工，可在家种田糊不了口！”程迪英摇头。
程迪英的苦恼，正是传统农业的无奈——传统农业生产以糊口为目标，仅仅是家庭式初级生产的重复，导致单位生产力低、收益低、专业化程度低。
如此窘境，如何破解？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首先应该‘升级’小农家庭式生产方式！”专家大声疾呼。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家庭农场”概念。
“家庭农场以传统农业家庭为基础，同时强调了生产行为的商业属性。”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说，这让农业基本单位具备了产业化特征。
中央决策如春风拂面，一大批家庭农场在全市萌芽。
程迪英很快从中受益——她返乡承包了150亩山地搞果园；儿子大学毕业后，也从城里回到老家，在果树下养起了山地鸡。随后，母子俩将果园注册为家庭农场，并被评为全区首家市级家庭农场示范点。
2013年，母子俩笑翻了——他们的家庭农场收入120万元。
向农业输入现代组织模式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向传统农业输入新型组织模式，优化配置人力和物质资源，聚合产业化力量
伯志礼是忠县新立镇人。2003年以前，他一直在上海打工，“一年存不下2000元钱”。
2003年，伯志礼响应政府号召，回忠县种起了柑橘。
“柑橘挂了果，收入节节高——2012年，我家净收入5万元。”
如此好事，源自忠县对传统农业的重组。
2003年以前，忠县柑橘一直叫好不叫座。
为什么？
“我国传统农业以分散经营为组织形式，导致很难形成产业聚合力。”有专家表示。
聚合力如何产生？
“农业产业化组织形态主要有三类：一是以大型农业企业为龙头，二是以半官方的产业管理机构为核心，三是以农民合作组织为基础。”专家说。
忠县选择了第一项：龙头企业。
2003年以来，忠县相继引进了重庆三峡果业集团和美国施格兰公司等大型企业，按照企业化标准，重新组织柑橘生产。
“龙头企业入驻好处有三：一是聚合了柑橘种植户，形成了规模合力；二是统一了生产标准，形成了品质合力；三是保障了销路，形成了抗御市场风险的合力。”忠县一位干部说。
三大合力相加，产业聚合力应运而生——2013年，忠县柑橘年产值近13亿元，帮助6.5万人实现就业。
向农业输入现代服务模式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改造农业服务模式，让农民“轻装上阵”
2013年11月，巫溪县白鹿镇下坝村。
马铃薯熟了。田间地头，有不少乡亲正在挖收。
一派丰收景象间，一根顶着铁箱的木桩煞是惹眼。
“这东西干啥用？”常有外来人发问。
“这是电子报警器——专门预报马铃薯晚疫病！”村党支部书记卢和平说。
由于发病期很难确定，马铃薯晚疫病防控一直是个难题。
“这场仗，仅仅靠种植户赢不了。”卢和平说。
“赢不了”三个字，道出了传统农业保障服务的无奈——在小农经济模式下，从播种收割、农资制备到病虫害防治，都靠农民自己负担，造成农业生产单位成本高、农民抗风险能力弱。
如此难题，何以破解？
“农业保障不能仅靠农民——政府应投入人力、技术和资金，建立相应保障机构和制度；同时也可借助市场力量，建立各类农业服务企业，为农民提供技术、种苗、农资、管护、防疫、法律等配套服务。”农业经济学专家曹正勇建议。
巫溪县很快行动起来。
舒进康是巫溪县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2013年，他和同事们开始忙活一件大事：到马铃薯田里立“木桩”。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马铃薯晚疫病防控系统。它以气象电子信息网为基础，能够持续收集温度、湿度等环境即时参数，不断传回系统终端，再由终端计算机对数据进行分析，对可能爆发的疫情作出精确预警。”舒进康说。
当年，巫溪县马铃薯喜获丰收。
向农业输入现代流通模式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向农业输入现代流通模式，减少农民利益在流通环节的损失
2012年8月的一天，花椒贩子收购了江津区先锋镇椒农马杰的花椒。
拿到钱，马杰却不高兴——一斤才18元，价格太低。
为何农产品丰收，农民却讨不到好？
对此，市政协委员王健进行过深入研究。
“农产品从生产到终端消费者手中，需要经过生产者、小贩或经销商、销地批发市场、农贸市场或超市等环节。每经过一个环节，农产品价格就会上涨一次，由此造成农产品‘卖难买贵’，既伤农民又伤消费者。”王健说。
王健的观点，揭示出“菜贱伤农”的核心——在传统农产品流通模式下，各个流通环节不断蚕食农产品利润，导致农民收益微薄。
如此难题，如何解决？
2013年1月，重庆“两会”期间，市政协农业界别组集体提交了“一号提案”——《关于畅通农产品流通实现利农惠民的建议》，提出了一系列破解农业流通困境的办法。
“农超对接”就是其中之一。
2014年2月，巫溪人陈飞跃来主城访友。
他跟朋友一起到永辉超市买菜，准备大快朵颐。
逛了一圈超市，陈飞跃眼前一亮：“主城超市里，竟然也卖巫溪土鸡！”
陈飞跃并不知道，这些出现在主城超市的“家乡菜”，正在推动传统农业流通模式的升级。
近年来，重庆部分大型超市展开了“农超对接”试点——通过农产品基地和大型超市直接对接，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避免农民收益流失。
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就是通过“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推动了本国农业快速现代化。
位于欠发达地区、处于欠发达阶段的重庆，该如何学以致用？
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模式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向农民家庭输入现代生产模式，提高单位生产力水平
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江津市（现江津区）夏坝镇余粮村。
程迪英提起行李包，迈出家门。
走到村口，她回过头——熟悉的故乡，渐渐在眼前模糊。
“我不愿到外面打工，可在家种田糊不了口！”程迪英摇头。
程迪英的苦恼，正是传统农业的无奈——传统农业生产以糊口为目标，仅仅是家庭式初级生产的重复，导致单位生产力低、收益低、专业化程度低。
如此窘境，如何破解？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首先应该‘升级’小农家庭式生产方式！”专家大声疾呼。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家庭农场”概念。
“家庭农场以传统农业家庭为基础，同时强调了生产行为的商业属性。”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说，这让农业基本单位具备了产业化特征。
中央决策如春风拂面，一大批家庭农场在全市萌芽。
程迪英很快从中受益——她返乡承包了150亩山地搞果园；儿子大学毕业后，也从城里回到老家，在果树下养起了山地鸡。随后，母子俩将果园注册为家庭农场，并被评为全区首家市级家庭农场示范点。
2013年，母子俩笑翻了——他们的家庭农场收入120万元。
向农业输入现代组织模式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向传统农业输入新型组织模式，优化配置人力和物质资源，聚合产业化力量
伯志礼是忠县新立镇人。2003年以前，他一直在上海打工，“一年存不下2000元钱”。
2003年，伯志礼响应政府号召，回忠县种起了柑橘。
“柑橘挂了果，收入节节高——2012年，我家净收入5万元。”
如此好事，源自忠县对传统农业的重组。
2003年以前，忠县柑橘一直叫好不叫座。
为什么？
“我国传统农业以分散经营为组织形式，导致很难形成产业聚合力。”有专家表示。
聚合力如何产生？
“农业产业化组织形态主要有三类：一是以大型农业企业为龙头，二是以半官方的产业管理机构为核心，三是以农民合作组织为基础。”专家说。
忠县选择了第一项：龙头企业。
2003年以来，忠县相继引进了重庆三峡果业集团和美国施格兰公司等大型企业，按照企业化标准，重新组织柑橘生产。
“龙头企业入驻好处有三：一是聚合了柑橘种植户，形成了规模合力；二是统一了生产标准，形成了品质合力；三是保障了销路，形成了抗御市场风险的合力。”忠县一位干部说。
三大合力相加，产业聚合力应运而生——2013年，忠县柑橘年产值近13亿元，帮助6.5万人实现就业。
向农业输入现代服务模式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改造农业服务模式，让农民“轻装上阵”
2013年11月，巫溪县白鹿镇下坝村。
马铃薯熟了。田间地头，有不少乡亲正在挖收。
一派丰收景象间，一根顶着铁箱的木桩煞是惹眼。
“这东西干啥用？”常有外来人发问。
“这是电子报警器——专门预报马铃薯晚疫病！”村党支部书记卢和平说。
由于发病期很难确定，马铃薯晚疫病防控一直是个难题。
“这场仗，仅仅靠种植户赢不了。”卢和平说。
“赢不了”三个字，道出了传统农业保障服务的无奈——在小农经济模式下，从播种收割、农资制备到病虫害防治，都靠农民自己负担，造成农业生产单位成本高、农民抗风险能力弱。
如此难题，何以破解？
“农业保障不能仅靠农民——政府应投入人力、技术和资金，建立相应保障机构和制度；同时也可借助市场力量，建立各类农业服务企业，为农民提供技术、种苗、农资、管护、防疫、法律等配套服务。”农业经济学专家曹正勇建议。
巫溪县很快行动起来。
舒进康是巫溪县农技推广中心副主任。2013年，他和同事们开始忙活一件大事：到马铃薯田里立“木桩”。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马铃薯晚疫病防控系统。它以气象电子信息网为基础，能够持续收集温度、湿度等环境即时参数，不断传回系统终端，再由终端计算机对数据进行分析，对可能爆发的疫情作出精确预警。”舒进康说。
当年，巫溪县马铃薯喜获丰收。
向农业输入现代流通模式
——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必须向农业输入现代流通模式，减少农民利益在流通环节的损失
2012年8月的一天，花椒贩子收购了江津区先锋镇椒农马杰的花椒。
拿到钱，马杰却不高兴——一斤才18元，价格太低。
为何农产品丰收，农民却讨不到好？
对此，市政协委员王健进行过深入研究。
“农产品从生产到终端消费者手中，需要经过生产者、小贩或经销商、销地批发市场、农贸市场或超市等环节。每经过一个环节，农产品价格就会上涨一次，由此造成农产品‘卖难买贵’，既伤农民又伤消费者。”王健说。
王健的观点，揭示出“菜贱伤农”的核心——在传统农产品流通模式下，各个流通环节不断蚕食农产品利润，导致农民收益微薄。
如此难题，如何解决？
2013年1月，重庆“两会”期间，市政协农业界别组集体提交了“一号提案”——《关于畅通农产品流通实现利农惠民的建议》，提出了一系列破解农业流通困境的办法。
“农超对接”就是其中之一。
2014年2月，巫溪人陈飞跃来主城访友。
他跟朋友一起到永辉超市买菜，准备大快朵颐。
逛了一圈超市，陈飞跃眼前一亮：“主城超市里，竟然也卖巫溪土鸡！”
陈飞跃并不知道，这些出现在主城超市的“家乡菜”，正在推动传统农业流通模式的升级。
近年来，重庆部分大型超市展开了“农超对接”试点——通过农产品基地和大型超市直接对接，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避免农民收益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