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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底层的日常生活叙事
姜燕鸣对都市日常生活倾注了最大的热情，她认为所谓“都市性”，始终韧性地存在于都市的日常生活之中。她不仅在市井街巷中关注都市生活本身的节律和机制，寻找日常生活的“芯子”，而且也在现代都市的欲望化生存景观中发现新质的日常生活。细节化、审美化的都市生活，是姜燕鸣表现世俗人间情怀的空间，同时也为小说中日常生活叙事立场的确立、日常生活的思维逻辑与价值取向增添了认同感。
姜燕鸣的日常生活叙事，在文本建构上体现了自身特有的美学逻辑。首先，作者在文本内容上拒绝承载社会、历史主题等宏大叙事，将目光锁定于细枝末节的日常生活领域。小说创作与日常生活直接对接，对日常经验进行汇集或转喻性表达，从而体现和满足了读者的日常审美习惯。其次，日常时间的“一维性”特征，落实到文本内容的操作上，便呈现出按自然时序或事理逻辑为顺序的线性生活流态结构。而且小说中日常生活现实的推进和悬置，舒缓了故事进程，降低了故事的表达强度：一方面，细节成为文本叙事的枢纽，作者不再注重情节结构的戏剧化而是对生活细节全力操作；另一方面，重复是日常生活的质地与纹理，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没有复杂的结构，作家在叙述过程中，重复驱动情节，弱化了故事的硬度，使整部小说变得更加柔软，更能让一种自在、淳朴、不失健康美丽的生命形式得以呈现。
当代文学的日常生活叙事，曾经被许多学院派文化精英指责为“媚俗”，认为充斥其中的知足常乐（自在性）、宿命意识（重复性）是一种应该批判的“妥协精神”。实际上，“不妥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狂妄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早已受到了诸如文化人类学、解构主义、新儒家、道家、生态伦理学等许多学派的质疑。胡塞尔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针对科学的危机，以实证科学为例指出“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被遗忘了的基础，“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是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具有自在性和重复性的两大性质，由于这两种性质，中国传统哲学肯定了日常生活的自在性、自然性、重复性、给定性，强调天人合一、自然、无为、中庸、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等。就是这种精神，建构了长篇小说《汉口之春》日常生活的行为主体——民间、民众的价值取向。
长篇小说《汉口之春》体现了姜燕鸣对民间价值的高度重视。在她看来，由于文学所具有的日常生活叙事的通俗性、大众化特征，使得民间精神的传播具有了更易于接受的文本形态。文学的书写对象，不再是某些知识精英所鼓吹的那种“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而是作家关注个体日常生活状态、感受、经历的艺术表达载体。姜燕鸣的日常生活叙事，无疑是一种对处于下层的民众的人文关怀，也是对日常生活本身的高雅化、审美化，同时又是对民间的价值和意义的努力寻找，而不是圣哲“上化下式”的对民间价值的歧视。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日常生活在当代文学中凸显，其实质就是文学重归民间，重视从民间精神中获取对当代人精神救赎的鲜活性资源。
家庭史谱的文学性解读
面对流光溢彩的世界和多元化的文学思潮，姜燕鸣依据自己的个体经历和文学经验，选择了一种适合于自己思考和表达的叙事文本。她选择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意识形态不同，也明显区别流行于当下文学市场的话语文本，我们可以称之为“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文学叙事文本。这种叙事文本，以城市普通市民及其日常生活琐事为言说对象，通过人物生活细节的打捞与铺展，真实地记录了作家视域之内的身边俗事。在摒弃以往现实主义文学中的政治说教、道德训诫和灵魂塑造的非文学元素的同时，也堵截了文学娱乐化和“意义消解”的话语通道。因此，姜燕鸣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文学叙事文本，便能够巧妙地唤起或迎合积淀于中国读者审美心理深层的、追求小说理趣的集体无意识。
姜燕鸣的长篇小说《汉口之春》，将堂皇的国家历史放置在“眼光向下”的民间稗史视角中。半个多世纪的都市历史被日常情态下，平民的苦难历程和精神轨迹冲撞得支离破碎，个人性的、日常化的生活以及偶然性的事物，获得了独立的价值，从而取代了集体性的、历史化的现实以及必然性的规律。主流文学推崇的现实主义小说，原本是对现代“必然性”历史观念的确认与演绎，而姜燕鸣的小说创作，则是对日常生活“偶然性”的把摸。而且这种充斥“偶然性”的都市世界，显然与现代性的时间——历史观念无关，也与现实主义的主流文学叙事无甚关涉。
《汉口之春》的民族史谱，是以日常生活叙事呈现某种生活方式进而呈现文化内涵方式来展开的。在现代意义上，“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涵，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名词用来表示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姜燕鸣给我们提供的汉口满春街的“日常生活”是一个家族在百年之内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及其兴衰过程。《汉口之春》还原了日常语境的不同历史镜像，偏离了约定俗成的官方历史和主流逻辑，津津乐道于芸芸众生的个人历史和庸常情态，从而消解了历史自身的刻板性。小说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大力凸显，体现了作家关注底层、书写民间的人文关怀精神。实际上，长篇小说《汉口之春》日常叙事，是对民间价值（精神）的认同与回归，作家远离了当代文坛的浮躁之气，平心静气地探寻着一个普通家族的渴望，经过细火慢炖似的艺术处理，传达了作者对于中国文化的个性化解读。
以广阔深厚的历史空间为根据地，以中国最广大的底层民众为依据，面对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都市繁华；面对着平庸卑贱的中国知识群体，面对着豪华、喧嚣的“盛世”高歌；面对着全球化和日益娱乐化的世界写作，面对着商业文明下文学作品的野蛮生产，姜燕鸣以自己独特的文学话语方式，进行了绝望的反抗。她的长篇小说《汉口之春》使底层这个词语得到了昭雪和拯救，同时也使自由、人道和美以及民间等概念的内涵得到了真正的确认。不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姜燕鸣的写作都是一场彻底地绝处逢生的叛乱和起义，她以文学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和时代挑战，向读者呈现了另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学价值和审美意义。
快餐文化时代的细火慢炖 姜燕鸣的小说具有很高的浓缩度，其文本结构基本上沿袭了传统长篇小说的套路。从深层的民族审美心理而言，这种艺术套路反映的是作者和读者对生活事件共同的伦理情感反应和道德评价。在历经大半个世纪的家族故事中，细火慢炖的不是社会结构、民族精神等宏大要素，而是普通汉口市民的“日常生活”，而这种日常生活叙事传达的，恰恰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这群普通女性的“生活”，既受到家族的恩赐，又受到家族的牽连，她们不得不直接面对社会变故和离难的残酷，同时又在社会变故和离难中享受族群的温情、拯救和爱。姜燕鸣以细火慢炖讲故事的叙事方式，奠定的小说文本温情和忧伤、悲凉和孤独的气场，本身也隐喻了我们中华民族史谱里的沧桑感。
长篇小说《汉口之春》所有涉及到的人的生存状态、存在意识与存在方式，常常弥漫着人类生存状况的尴尬与无奈。作品气氛平静、节奏舒缓却又弥漫着一种忧郁和绝望。破碎的婚姻，似乎都是爱情的反科幻，而那些坚守心灵的人，也许只是一个“牺牲者”。然而，正是在她们的人生境遇中，在我们看到一种惊心动魄的荒凉的同时，也看到了人性和人道；看到了一片使我们感动的人性的光辉。面对坚硬的现实，姜燕鸣几乎是残酷地剥去了作品中所有女人在生生死死问题上一切浪漫的、感伤的、悲喜的、夸张的感情饰物。一种清醒的彻悟意识，使姜燕鸣面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的命运保持了冷静、甚至看起来冷漠而无动于衷的情态。《汉口之春》好像是都市生存荒诞性的缩影，但同时又好像是人类在文明的废墟上，与荒诞命运抗争精神的突现。于是，我们不得不惊讶于作家在许多简单和司空见惯的事情上，显示出来的异乎寻常的敏锐。
姜燕鸣的小说特别“生活”，又特别的“文本”， 她能以深邃的目光来看待生活，于是，生活对于她，就不再是泥沙俱下的文学“原料”，而是细化成了某种悠扬的曲式。《汉口之春》还有一个不易察觉的特点，那就是在小说人物、故事的地方色彩与叙述者相对的中性的话语立场之间的平衡，姜燕鸣很善于利用叙述者的不同语调来巧妙地传达自己的立场，小说人物不同的声音和语调，就好比戏曲中“唱”与“念”的关系。我们发现，小说的叙述层次分明，作家的叙事立场自由而独立，既游刃于其中，又置身于事外。在武汉方言的运用上，也能做到繁而不滥，把握有度。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表达，故事的整体架构是氏族史诗的架构，小说没有去设置“抓人”的情节、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是将笔触像慢镜头一样，对这个家族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一一扫描。这些细节的奇异之处在于，这样的细节越多，汉口人都市日常生活的全貌甚至精神生活的全貌就越清晰，其中的“市井味道”也显得越来越浓厚。这些浓墨重彩的日常生活的细致雕刻，大部分篇幅都集中在汉口满春街叶家大院里，几个女人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上，这是小说的独特魅力展现之处，也是小说在这个文化快餐时代和通俗故事相区别开来的审美方式的独特选择。《汉口之春》在展开一个家族史谱画卷的过程中，以日常生活叙事的细火慢炖呈现出来的女性历史和她们血迹斑斑的命运，写在纸上却清澈如水，写出了不一样的气质，写出了一部不同一般的家族。
一个中国作家的思想深度，常常取决于他对中国国情理解的程度以及文学表现的面向。如果文学仍然可以被憧憬为一个神圣的领域的话，那么底层化、民间化的决意程度，将影响文学的性质。因为有深度的文学，永远有对于人心、人道和对于人本身的尊重；永远有底层、穷人、正义的选择；永远有青春、反抗、自由的气质。姜燕鸣在向大千世界的繁复经验开放自己的感官的同时，融入了整个民族的DNA，因此，在她的小说文本背后，隐藏着一个社会底层人对自由的渴望、对人性回归的期盼。
（作者单位：武汉市作家协会）
姜燕鸣对都市日常生活倾注了最大的热情，她认为所谓“都市性”，始终韧性地存在于都市的日常生活之中。她不仅在市井街巷中关注都市生活本身的节律和机制，寻找日常生活的“芯子”，而且也在现代都市的欲望化生存景观中发现新质的日常生活。细节化、审美化的都市生活，是姜燕鸣表现世俗人间情怀的空间，同时也为小说中日常生活叙事立场的确立、日常生活的思维逻辑与价值取向增添了认同感。
姜燕鸣的日常生活叙事，在文本建构上体现了自身特有的美学逻辑。首先，作者在文本内容上拒绝承载社会、历史主题等宏大叙事，将目光锁定于细枝末节的日常生活领域。小说创作与日常生活直接对接，对日常经验进行汇集或转喻性表达，从而体现和满足了读者的日常审美习惯。其次，日常时间的“一维性”特征，落实到文本内容的操作上，便呈现出按自然时序或事理逻辑为顺序的线性生活流态结构。而且小说中日常生活现实的推进和悬置，舒缓了故事进程，降低了故事的表达强度：一方面，细节成为文本叙事的枢纽，作者不再注重情节结构的戏剧化而是对生活细节全力操作；另一方面，重复是日常生活的质地与纹理，小说的日常生活叙事没有复杂的结构，作家在叙述过程中，重复驱动情节，弱化了故事的硬度，使整部小说变得更加柔软，更能让一种自在、淳朴、不失健康美丽的生命形式得以呈现。
当代文学的日常生活叙事，曾经被许多学院派文化精英指责为“媚俗”，认为充斥其中的知足常乐（自在性）、宿命意识（重复性）是一种应该批判的“妥协精神”。实际上，“不妥协”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狂妄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早已受到了诸如文化人类学、解构主义、新儒家、道家、生态伦理学等许多学派的质疑。胡塞尔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针对科学的危机，以实证科学为例指出“生活世界”是自然科学被遗忘了的基础，“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是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日常生活具有自在性和重复性的两大性质，由于这两种性质，中国传统哲学肯定了日常生活的自在性、自然性、重复性、给定性，强调天人合一、自然、无为、中庸、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等。就是这种精神，建构了长篇小说《汉口之春》日常生活的行为主体——民间、民众的价值取向。
长篇小说《汉口之春》体现了姜燕鸣对民间价值的高度重视。在她看来，由于文学所具有的日常生活叙事的通俗性、大众化特征，使得民间精神的传播具有了更易于接受的文本形态。文学的书写对象，不再是某些知识精英所鼓吹的那种“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而是作家关注个体日常生活状态、感受、经历的艺术表达载体。姜燕鸣的日常生活叙事，无疑是一种对处于下层的民众的人文关怀，也是对日常生活本身的高雅化、审美化，同时又是对民间的价值和意义的努力寻找，而不是圣哲“上化下式”的对民间价值的歧视。由此我们也可以认为，日常生活在当代文学中凸显，其实质就是文学重归民间，重视从民间精神中获取对当代人精神救赎的鲜活性资源。
家庭史谱的文学性解读
面对流光溢彩的世界和多元化的文学思潮，姜燕鸣依据自己的个体经历和文学经验，选择了一种适合于自己思考和表达的叙事文本。她选择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种意识形态不同，也明显区别流行于当下文学市场的话语文本，我们可以称之为“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文学叙事文本。这种叙事文本，以城市普通市民及其日常生活琐事为言说对象，通过人物生活细节的打捞与铺展，真实地记录了作家视域之内的身边俗事。在摒弃以往现实主义文学中的政治说教、道德训诫和灵魂塑造的非文学元素的同时，也堵截了文学娱乐化和“意义消解”的话语通道。因此，姜燕鸣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文学叙事文本，便能够巧妙地唤起或迎合积淀于中国读者审美心理深层的、追求小说理趣的集体无意识。
姜燕鸣的长篇小说《汉口之春》，将堂皇的国家历史放置在“眼光向下”的民间稗史视角中。半个多世纪的都市历史被日常情态下，平民的苦难历程和精神轨迹冲撞得支离破碎，个人性的、日常化的生活以及偶然性的事物，获得了独立的价值，从而取代了集体性的、历史化的现实以及必然性的规律。主流文学推崇的现实主义小说，原本是对现代“必然性”历史观念的确认与演绎，而姜燕鸣的小说创作，则是对日常生活“偶然性”的把摸。而且这种充斥“偶然性”的都市世界，显然与现代性的时间——历史观念无关，也与现实主义的主流文学叙事无甚关涉。
《汉口之春》的民族史谱，是以日常生活叙事呈现某种生活方式进而呈现文化内涵方式来展开的。在现代意义上，“文化”的一个重要内涵，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名词用来表示某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姜燕鸣给我们提供的汉口满春街的“日常生活”是一个家族在百年之内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及其兴衰过程。《汉口之春》还原了日常语境的不同历史镜像，偏离了约定俗成的官方历史和主流逻辑，津津乐道于芸芸众生的个人历史和庸常情态，从而消解了历史自身的刻板性。小说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大力凸显，体现了作家关注底层、书写民间的人文关怀精神。实际上，长篇小说《汉口之春》日常叙事，是对民间价值（精神）的认同与回归，作家远离了当代文坛的浮躁之气，平心静气地探寻着一个普通家族的渴望，经过细火慢炖似的艺术处理，传达了作者对于中国文化的个性化解读。
以广阔深厚的历史空间为根据地，以中国最广大的底层民众为依据，面对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都市繁华；面对着平庸卑贱的中国知识群体，面对着豪华、喧嚣的“盛世”高歌；面对着全球化和日益娱乐化的世界写作，面对着商业文明下文学作品的野蛮生产，姜燕鸣以自己独特的文学话语方式，进行了绝望的反抗。她的长篇小说《汉口之春》使底层这个词语得到了昭雪和拯救，同时也使自由、人道和美以及民间等概念的内涵得到了真正的确认。不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姜燕鸣的写作都是一场彻底地绝处逢生的叛乱和起义，她以文学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和时代挑战，向读者呈现了另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学价值和审美意义。
快餐文化时代的细火慢炖 姜燕鸣的小说具有很高的浓缩度，其文本结构基本上沿袭了传统长篇小说的套路。从深层的民族审美心理而言，这种艺术套路反映的是作者和读者对生活事件共同的伦理情感反应和道德评价。在历经大半个世纪的家族故事中，细火慢炖的不是社会结构、民族精神等宏大要素，而是普通汉口市民的“日常生活”，而这种日常生活叙事传达的，恰恰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这群普通女性的“生活”，既受到家族的恩赐，又受到家族的牽连，她们不得不直接面对社会变故和离难的残酷，同时又在社会变故和离难中享受族群的温情、拯救和爱。姜燕鸣以细火慢炖讲故事的叙事方式，奠定的小说文本温情和忧伤、悲凉和孤独的气场，本身也隐喻了我们中华民族史谱里的沧桑感。
长篇小说《汉口之春》所有涉及到的人的生存状态、存在意识与存在方式，常常弥漫着人类生存状况的尴尬与无奈。作品气氛平静、节奏舒缓却又弥漫着一种忧郁和绝望。破碎的婚姻，似乎都是爱情的反科幻，而那些坚守心灵的人，也许只是一个“牺牲者”。然而，正是在她们的人生境遇中，在我们看到一种惊心动魄的荒凉的同时，也看到了人性和人道；看到了一片使我们感动的人性的光辉。面对坚硬的现实，姜燕鸣几乎是残酷地剥去了作品中所有女人在生生死死问题上一切浪漫的、感伤的、悲喜的、夸张的感情饰物。一种清醒的彻悟意识，使姜燕鸣面对自己作品中的人的命运保持了冷静、甚至看起来冷漠而无动于衷的情态。《汉口之春》好像是都市生存荒诞性的缩影，但同时又好像是人类在文明的废墟上，与荒诞命运抗争精神的突现。于是，我们不得不惊讶于作家在许多简单和司空见惯的事情上，显示出来的异乎寻常的敏锐。
姜燕鸣的小说特别“生活”，又特别的“文本”， 她能以深邃的目光来看待生活，于是，生活对于她，就不再是泥沙俱下的文学“原料”，而是细化成了某种悠扬的曲式。《汉口之春》还有一个不易察觉的特点，那就是在小说人物、故事的地方色彩与叙述者相对的中性的话语立场之间的平衡，姜燕鸣很善于利用叙述者的不同语调来巧妙地传达自己的立场，小说人物不同的声音和语调，就好比戏曲中“唱”与“念”的关系。我们发现，小说的叙述层次分明，作家的叙事立场自由而独立，既游刃于其中，又置身于事外。在武汉方言的运用上，也能做到繁而不滥，把握有度。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文化”表达，故事的整体架构是氏族史诗的架构，小说没有去设置“抓人”的情节、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是将笔触像慢镜头一样，对这个家族日常生活的种种细节一一扫描。这些细节的奇异之处在于，这样的细节越多，汉口人都市日常生活的全貌甚至精神生活的全貌就越清晰，其中的“市井味道”也显得越来越浓厚。这些浓墨重彩的日常生活的细致雕刻，大部分篇幅都集中在汉口满春街叶家大院里，几个女人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上，这是小说的独特魅力展现之处，也是小说在这个文化快餐时代和通俗故事相区别开来的审美方式的独特选择。《汉口之春》在展开一个家族史谱画卷的过程中，以日常生活叙事的细火慢炖呈现出来的女性历史和她们血迹斑斑的命运，写在纸上却清澈如水，写出了不一样的气质，写出了一部不同一般的家族。
一个中国作家的思想深度，常常取决于他对中国国情理解的程度以及文学表现的面向。如果文学仍然可以被憧憬为一个神圣的领域的话，那么底层化、民间化的决意程度，将影响文学的性质。因为有深度的文学，永远有对于人心、人道和对于人本身的尊重；永远有底层、穷人、正义的选择；永远有青春、反抗、自由的气质。姜燕鸣在向大千世界的繁复经验开放自己的感官的同时，融入了整个民族的DNA，因此，在她的小说文本背后，隐藏着一个社会底层人对自由的渴望、对人性回归的期盼。
（作者单位：武汉市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