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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没去过恩施，没置身于土家山寨，但对土家也并非一无所知。这要感谢恩施、宜昌的作家，尤其是土家的作家，他们的作品让我了解了不少土家的过去和现在。当年我作为评委评选湖北少数民族文学奖，读杨秀武先生的诗集《清江梦寻》时曾写下这样的文字：“让诗人来读鄂西，我们来读诗人”。读到了什么呢——
“这是鄂西的歌，是鄂西的汉子和妹子的歌，雄浑可裂石，柔曼可漾波；这是鄂西的歌，是鄂西的山和水的歌，山仁藏白虎，水智护巴国；这是鄂西的歌，是鄂西的历史和现代的歌，林森酝佳酿，市闹燃灯火……”
写罢上述文字仍感念不已，难以自抑，遂涂鸦自遣：
开书恍见摆手舞，掩卷犹闻竹枝词。吊脚楼高楼上看，土家人远人相知。
今天，追随着传锋先生的小说，又把我带到了土家山寨，听闻变革的风风雨雨，品味人心的酸酸甜甜。山寨和都市相遇了，农耕和商业相遇了，传统和现代相遇了，土家人和城市人相遇了，会擦出如何的电光石火，会漾出怎样的笔底波澜？这是我感兴趣的。《白虎寨》中说到南曲的时候，称那是宫廷乐工传到民间的。我在长阳听过南曲，确实柔婉动听，于土家质朴天成的乡音中织入了文人的雅致纤巧。我读《白虎寨》时不时忽发奇想：莫非传锋先生在为土家乡亲谱写一部变革时代的新南曲么？
在谈论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时我曾经提出，周立波是以游子、干部、文人（知识分子）的三重身份和三种视野来写《山乡巨变》的，用这个方式来考察传锋先生的《白虎寨》也是蛮贴切的。
传锋先生自己就是一位“少小离乡老大回”的游子，在《白虎寨》中曾赴南下打工又返回山寨的幺妹子等一群女孩子就是作家的代言，幺妹子们坐听家乡的年长者对土家历史的传说的叙述也是不可或缺的补充。幺妹子和传锋先生共同的游子情怀就是“恋乡”，即指“萦绕在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种眷恋和偏爱故乡的情感因子”[1]。如果说幺妹子因金融风暴、厂子关门而返乡，还有被逼回的原因，那么后来状况好转，厂子恢复经营，来电邀幺妹子等回厂上班而被幺妹子推辞了，这就是确确实实的“恋乡”了；准确地说是变革的前景给游子的“恋乡”增添了时代性的新因素，这样的恋乡自然又有别于古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露从今夜白，月悬故乡明”的乡恋。
“恋乡”是整部小说的底色和基调，使作品明丽而温婉，它表现在幺妹子和伙伴们对童年和少年生活的温馨记忆中，尽管那其中不乏贫穷的苦涩；表现在对故乡山水的亲切依傍中，尽管那里遍布山高路险的艰窘；表现在对父老乡亲温情善待中，尽管这当中也有毛病不少的乡民；表现在对乡风民俗娓娓叙述中，尽管这当中不乏落后的东西……当然这“恋乡”的根底系结着土家的图腾——白虎。“每个图腾都与一个明确规定的地区或空间的一部分神秘地联系着，在这个地区之中永远栖满了图腾祖先的精灵，这被叫做‘地方亲属关系’……”[2] 这种萌生于人类祖先的乡土意识，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遗传下来，成为人类难以割舍的精神宿命之一。正是这白虎的精魂、白虎的血脉繁衍着代代土家人，把历史和当下、神话和现实连接成一个艺术整体。
作品明丽而温婉的风格就来自于传锋先生的游子之心，我注意到小说中对故乡山水的描画、对乡风民俗的抒写、对父老乡亲的塑造，皆如同周立波对益阳山乡的书写，更多地看到的是故乡美好的一面。这里几乎没有恶俗、没有蛮野，更没有肮脏与血腥，就连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也如同家常邻里间的小磨擦，是文化的差异，而非敌意的搏杀。传锋先生说，他写这部小说是温情主义的。这让我想到周立波在写《山乡巨变》第一部时对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场景的回避。在他笔下故乡的父老乡亲是没有一个坏人，为了写“阶级斗争”他不得已安排了一个阴谋搞暴动的“阶级敌人”，但这并不是故乡人，而是从外乡潜逃过来隐匿的地主分子。传锋先生免却了写“阶级斗争”之累，于是土家乡土，更是一片宁静温馨、充满人性美的世界，是一片无异已感、威胁感，可以让灵魂得到安宁的天地。我非常能理解传锋先生的“温情主义”——尽管它可能削弱小说的现实深度和思想力度——因为《白虎寨》就是传锋先生的一次精神还乡。
最值得讨论的是干部的身份和视野。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以干部身份和视野来观照与表现社会生活可以说是一个传统，赵树理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工作同志”，写小说要起到指导工作的作用；丁玲、周立波也向来以为自己首先是党的干部，然后才是作家。他们写小说都有贯彻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服务于中心工作的意图。传锋先生与周立波等老作家不一样，具体身份不一样，文学观念就更是不一样了；但是传锋先生当了多年的干部，从政策的观点，从大局、全局看生活这是个传统，也是个优势。小说中上至苗书记、县委组织部长，下至向思明、覃建国都是“干部”身份的代言，包括叙事人——当我看到小说中交代“三万工程”是省委李书记倡导的，不禁莞尔一笑。我以为“干部视野”是有优势的——居高临下、掌握全盘，见微知著，着眼发展，这是《白虎寨》写得很大气的原因之一。事关贫困地区发展大局的举措规划构成了小说的情节主线，如“三万活动”、种魔芋、修公路、基层“海选”、干部任用等；若干局部场景和细节的补充更能够见出因发展的不平衡而引出的忧思，如村办小学的凋敝、村卫生室的缺医少药、村民文化生活的欠缺，甚至包括性饥渴、户籍制等等。我说传锋先生写出了乡村变革的百景图，这同他所取的干部视野不无关系。
但是值得研究和慎重对待的是，当这种“干部视野”无所不在地渗透在作品中，会不会对生活的另面造成遮蔽，会不会对人物的性格造成曲解，会不会回到写政治、写政策、写中心工作的老路上去？对于《白虎寨》我就存有这份担心。
在《白虎寨》中，确实存在三重视野，如果能够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作品的内涵也许会更加复杂、更加丰富，也更加厚重。但是我感到“干部视野”过于强势了，在不少场合它硬生生地楔入了游子视野和文人视野，限制了它们各自功能的发挥，造成了视野和话语方式的单一。我是很赞同恩施作家王月圣先生的判断的：“传锋在党组书记的特殊身份与行政生活中陷得太深了……《白虎寨》里的作者‘在场’感觉，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独立性与可读性。”出于这个原因，我总觉得幺妹子不仅过于成熟，而且被“提拔”得快了些，这不是说她当上了村支书，而是说她的视野、思考、能力、话语方式同“干部”太接近了，或者说被“干部”所渗透，这对于一个进城返乡的土家妹子来说是否有点“失真”的感觉？我记得孙犁在《铁木前传》很喜欢把自己的思维、语言的行为方式强加在自己的人物身上，以至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女孩子九儿说话和思考像个小知识分子，因此有批评者说：人物是农村女青年，但被作家写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幺妹子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不过不是“小资产阶级”，而像个“干部”，像干部那样视野宽广、开通识理。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向思明一来到白虎寨就因醉酒而睡在幺妹子的女儿床上，且不说金大谷，就连我豁达如此的人，终究还是不大乐于接受的。 至于文人的身份和视野，在周立波那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作家的审美情趣，一个是作家的批判性思维。
文人的审美情趣既表现在对场景的选择和把捉上，也表现在语言的组织运用上，这在《白虎寨》中很容易识别。如跳哭丧、女儿会、做道场等几个重点场景写得如歌如泣、似真似幻。汪曾祺先生说“风俗即人”。在《大淖记事》中他花了近一半的篇幅来写民情风俗，这正是大淖人自由恬然的天性的写照。巧云和十一子就是这民情风俗养育出的灵秀精英。他们的性格、爱情和追求爱情的方式同大淖的风俗相和谐， 致使人们很难分出哪些是写人物，哪些又是写风俗。在《白虎寨》中上述民情风俗也正表现了土家人乐天知命的豁达性格。在这部小说中最让我动容的是幺妹子妈妈与她的西兰卡普织机和都无老队长与他的牛角号，我以为这就是“风俗即人”的范本。
读过一些写土家族生活的作品，我觉得有的作家的小说过于热衷于风俗展览了，这大概还没能没有领会“风俗即人”的道理。对于恩施作家或土家族作家来说，山光水色、民情风俗确实是独特而富于魅力的文化资源，同我在土司城所知晓的一点土家人文历史、神话轶事相比，恩施或土家族作家的开掘还远远不够。这是一个富矿，但也可能成为一个误区，那就是见物不见人、见事不见人、见史不见人的书写。小说不是导游手册、不是博物志、不是历史书；小说要写人物，要刻画性格，小说中自然应该有一个民族的风俗、博物、历史，但它们不是单纯的猎奇展示，而是为人物服务的。读了《白虎寨》当你再说起土家的织机和牛角号，我想到的不是几件器物，而是幺妹子妈妈和都无队长这些活生生的土家人形象，这就是小说的力量。
从小说的人物设置来说，我以为顾博士（四眼）甚至向思明是可以作为文人身份的代言的，他们的观照视野也确实能体现文人视野，如顾博士对历史传说和人文遗址的兴趣；但是在精神层面似乎还不足以承担起文人情怀。我说周立波小说中的文人视野的另一个方面，即指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眼光。周立波虽然具有干部的身份和视野，但也保留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眼光，这最突出地就体现在他对乡农会主席李月辉的回护上。这个外号叫做“婆婆子”的基层干部反对冒进的大规模的扩社，总是主张“慢慢来”，还举了诸多说明“急不得”的理由。这个“婆婆子”其实正是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时期批判的“小脚女人”的典型。但是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不合时宜”地从正面肯定了这样一位基层农村干部，为其伸张和辩护，这不能不说是出于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的理性思考。而顾博士这一方面的精神品格表现得似乎不够充分，我揣摩其中的原因大概也是被“干部视野”抑制住了；另一位知识分子代表、科技副乡长向思明就更是如此了。
传锋先生在写这个作品之前，我们曾经议论过：如何设置不同身份的人物以便形成不同的视野，让他们站在不同的文化立场，从不同的角度来观照变革中的土家山寨，从而构成作品的复调和对话结构，这样，作品也许能够容纳更丰富的现实生活内涵和心理内涵，同时也便于传递作家本人复杂纠结的感受。现在看来《白虎寨》似乎还嫌单纯了一些，不同身份和视野的人物还没有更充分地发挥其潜在的艺术功能，因而限制了小说的艺术张力。
其实多视角和多声部的复调式结构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形式问题，它本身也是应对着复杂的现实生活对文学和文学创作的挑战。不论是半个世纪前写农业合作化运动还是写新时期以来的农村改革，这对新老作家来说都是新的课题、新的挑战，有许多未知的事物、未决的矛盾、未明的前景有待作家去把捉、去表现，其中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对于作家来说是诱惑，对于作品来说是魅力，对于读者来说是思考与回味。文学作品不是对一个给定的答案予以图解，而是对某种可能性的探索和想象性解决，这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有别于写政治、写政策、写中心工作的地方。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周立波写《山乡巨变》放弃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思维，将自己的身份与角色归并于毛泽东批评“小脚女人”的观点，那么这部作品社会内涵和艺术内涵或许会大打折扣的吧。
湖北近一两年来出版了好几部写当前乡村变革的长篇小说，仅我粗粗浏览过的就有王建琳的《雪青的汉水河》、叶明山的《天堂西》，加上传锋先生的这部《白虎寨》。我深信这些作品本身自然会给我们提供一个颇有价值的话题，那就是如何书写和评价这批写当前农村变革的作品。在我粗浅的感觉中，湖北作家迎头写出当前农村变革是一个很可喜的文学现象，但也觉得半个世纪前“写政策”与“写中心工作”的模式和三十年前写改革和改革家的模式依然在不同程度上桎梏着作家的观照、思维和创作，大多依然还是理想化的“独调”式结构。在我的理解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已经和正在经历着两轮改革，以包产责任制为重心的第一轮乡村变革再怎么变，农民还是农民，只不过是获得了土地自主权和经营权的农民；而以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为重心的这一轮变革，农民不再是单纯的农民，其身份变得复杂起来，不论是他们自身还是他们所面对的矛盾都更加复杂多样，因此前面提出的“艺术的张力”就是指对复杂性和丰富性的容纳。
《白虎寨》也许是传锋先生艺术探索的一个阶段的完成，更深入的探索可能才刚刚开始。很感谢传锋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艺术样本，这不仅是传锋先生对土家儿女的文学奉献，也是土家族作家对湖北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奉献。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这是鄂西的歌，是鄂西的汉子和妹子的歌，雄浑可裂石，柔曼可漾波；这是鄂西的歌，是鄂西的山和水的歌，山仁藏白虎，水智护巴国；这是鄂西的歌，是鄂西的历史和现代的歌，林森酝佳酿，市闹燃灯火……”
写罢上述文字仍感念不已，难以自抑，遂涂鸦自遣：
开书恍见摆手舞，掩卷犹闻竹枝词。吊脚楼高楼上看，土家人远人相知。
今天，追随着传锋先生的小说，又把我带到了土家山寨，听闻变革的风风雨雨，品味人心的酸酸甜甜。山寨和都市相遇了，农耕和商业相遇了，传统和现代相遇了，土家人和城市人相遇了，会擦出如何的电光石火，会漾出怎样的笔底波澜？这是我感兴趣的。《白虎寨》中说到南曲的时候，称那是宫廷乐工传到民间的。我在长阳听过南曲，确实柔婉动听，于土家质朴天成的乡音中织入了文人的雅致纤巧。我读《白虎寨》时不时忽发奇想：莫非传锋先生在为土家乡亲谱写一部变革时代的新南曲么？
在谈论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时我曾经提出，周立波是以游子、干部、文人（知识分子）的三重身份和三种视野来写《山乡巨变》的，用这个方式来考察传锋先生的《白虎寨》也是蛮贴切的。
传锋先生自己就是一位“少小离乡老大回”的游子，在《白虎寨》中曾赴南下打工又返回山寨的幺妹子等一群女孩子就是作家的代言，幺妹子们坐听家乡的年长者对土家历史的传说的叙述也是不可或缺的补充。幺妹子和传锋先生共同的游子情怀就是“恋乡”，即指“萦绕在人们内心深处的那种眷恋和偏爱故乡的情感因子”[1]。如果说幺妹子因金融风暴、厂子关门而返乡，还有被逼回的原因，那么后来状况好转，厂子恢复经营，来电邀幺妹子等回厂上班而被幺妹子推辞了，这就是确确实实的“恋乡”了；准确地说是变革的前景给游子的“恋乡”增添了时代性的新因素，这样的恋乡自然又有别于古人“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露从今夜白，月悬故乡明”的乡恋。
“恋乡”是整部小说的底色和基调，使作品明丽而温婉，它表现在幺妹子和伙伴们对童年和少年生活的温馨记忆中，尽管那其中不乏贫穷的苦涩；表现在对故乡山水的亲切依傍中，尽管那里遍布山高路险的艰窘；表现在对父老乡亲温情善待中，尽管这当中也有毛病不少的乡民；表现在对乡风民俗娓娓叙述中，尽管这当中不乏落后的东西……当然这“恋乡”的根底系结着土家的图腾——白虎。“每个图腾都与一个明确规定的地区或空间的一部分神秘地联系着，在这个地区之中永远栖满了图腾祖先的精灵，这被叫做‘地方亲属关系’……”[2] 这种萌生于人类祖先的乡土意识，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遗传下来，成为人类难以割舍的精神宿命之一。正是这白虎的精魂、白虎的血脉繁衍着代代土家人，把历史和当下、神话和现实连接成一个艺术整体。
作品明丽而温婉的风格就来自于传锋先生的游子之心，我注意到小说中对故乡山水的描画、对乡风民俗的抒写、对父老乡亲的塑造，皆如同周立波对益阳山乡的书写，更多地看到的是故乡美好的一面。这里几乎没有恶俗、没有蛮野，更没有肮脏与血腥，就连人与人之间的争斗也如同家常邻里间的小磨擦，是文化的差异，而非敌意的搏杀。传锋先生说，他写这部小说是温情主义的。这让我想到周立波在写《山乡巨变》第一部时对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场景的回避。在他笔下故乡的父老乡亲是没有一个坏人，为了写“阶级斗争”他不得已安排了一个阴谋搞暴动的“阶级敌人”，但这并不是故乡人，而是从外乡潜逃过来隐匿的地主分子。传锋先生免却了写“阶级斗争”之累，于是土家乡土，更是一片宁静温馨、充满人性美的世界，是一片无异已感、威胁感，可以让灵魂得到安宁的天地。我非常能理解传锋先生的“温情主义”——尽管它可能削弱小说的现实深度和思想力度——因为《白虎寨》就是传锋先生的一次精神还乡。
最值得讨论的是干部的身份和视野。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以干部身份和视野来观照与表现社会生活可以说是一个传统，赵树理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工作同志”，写小说要起到指导工作的作用；丁玲、周立波也向来以为自己首先是党的干部，然后才是作家。他们写小说都有贯彻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服务于中心工作的意图。传锋先生与周立波等老作家不一样，具体身份不一样，文学观念就更是不一样了；但是传锋先生当了多年的干部，从政策的观点，从大局、全局看生活这是个传统，也是个优势。小说中上至苗书记、县委组织部长，下至向思明、覃建国都是“干部”身份的代言，包括叙事人——当我看到小说中交代“三万工程”是省委李书记倡导的，不禁莞尔一笑。我以为“干部视野”是有优势的——居高临下、掌握全盘，见微知著，着眼发展，这是《白虎寨》写得很大气的原因之一。事关贫困地区发展大局的举措规划构成了小说的情节主线，如“三万活动”、种魔芋、修公路、基层“海选”、干部任用等；若干局部场景和细节的补充更能够见出因发展的不平衡而引出的忧思，如村办小学的凋敝、村卫生室的缺医少药、村民文化生活的欠缺，甚至包括性饥渴、户籍制等等。我说传锋先生写出了乡村变革的百景图，这同他所取的干部视野不无关系。
但是值得研究和慎重对待的是，当这种“干部视野”无所不在地渗透在作品中，会不会对生活的另面造成遮蔽，会不会对人物的性格造成曲解，会不会回到写政治、写政策、写中心工作的老路上去？对于《白虎寨》我就存有这份担心。
在《白虎寨》中，确实存在三重视野，如果能够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作品的内涵也许会更加复杂、更加丰富，也更加厚重。但是我感到“干部视野”过于强势了，在不少场合它硬生生地楔入了游子视野和文人视野，限制了它们各自功能的发挥，造成了视野和话语方式的单一。我是很赞同恩施作家王月圣先生的判断的：“传锋在党组书记的特殊身份与行政生活中陷得太深了……《白虎寨》里的作者‘在场’感觉，从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独立性与可读性。”出于这个原因，我总觉得幺妹子不仅过于成熟，而且被“提拔”得快了些，这不是说她当上了村支书，而是说她的视野、思考、能力、话语方式同“干部”太接近了，或者说被“干部”所渗透，这对于一个进城返乡的土家妹子来说是否有点“失真”的感觉？我记得孙犁在《铁木前传》很喜欢把自己的思维、语言的行为方式强加在自己的人物身上，以至于文化程度不高的女孩子九儿说话和思考像个小知识分子，因此有批评者说：人物是农村女青年，但被作家写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幺妹子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不过不是“小资产阶级”，而像个“干部”，像干部那样视野宽广、开通识理。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向思明一来到白虎寨就因醉酒而睡在幺妹子的女儿床上，且不说金大谷，就连我豁达如此的人，终究还是不大乐于接受的。 至于文人的身份和视野，在周立波那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作家的审美情趣，一个是作家的批判性思维。
文人的审美情趣既表现在对场景的选择和把捉上，也表现在语言的组织运用上，这在《白虎寨》中很容易识别。如跳哭丧、女儿会、做道场等几个重点场景写得如歌如泣、似真似幻。汪曾祺先生说“风俗即人”。在《大淖记事》中他花了近一半的篇幅来写民情风俗，这正是大淖人自由恬然的天性的写照。巧云和十一子就是这民情风俗养育出的灵秀精英。他们的性格、爱情和追求爱情的方式同大淖的风俗相和谐， 致使人们很难分出哪些是写人物，哪些又是写风俗。在《白虎寨》中上述民情风俗也正表现了土家人乐天知命的豁达性格。在这部小说中最让我动容的是幺妹子妈妈与她的西兰卡普织机和都无老队长与他的牛角号，我以为这就是“风俗即人”的范本。
读过一些写土家族生活的作品，我觉得有的作家的小说过于热衷于风俗展览了，这大概还没能没有领会“风俗即人”的道理。对于恩施作家或土家族作家来说，山光水色、民情风俗确实是独特而富于魅力的文化资源，同我在土司城所知晓的一点土家人文历史、神话轶事相比，恩施或土家族作家的开掘还远远不够。这是一个富矿，但也可能成为一个误区，那就是见物不见人、见事不见人、见史不见人的书写。小说不是导游手册、不是博物志、不是历史书；小说要写人物，要刻画性格，小说中自然应该有一个民族的风俗、博物、历史，但它们不是单纯的猎奇展示，而是为人物服务的。读了《白虎寨》当你再说起土家的织机和牛角号，我想到的不是几件器物，而是幺妹子妈妈和都无队长这些活生生的土家人形象，这就是小说的力量。
从小说的人物设置来说，我以为顾博士（四眼）甚至向思明是可以作为文人身份的代言的，他们的观照视野也确实能体现文人视野，如顾博士对历史传说和人文遗址的兴趣；但是在精神层面似乎还不足以承担起文人情怀。我说周立波小说中的文人视野的另一个方面，即指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眼光。周立波虽然具有干部的身份和视野，但也保留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眼光，这最突出地就体现在他对乡农会主席李月辉的回护上。这个外号叫做“婆婆子”的基层干部反对冒进的大规模的扩社，总是主张“慢慢来”，还举了诸多说明“急不得”的理由。这个“婆婆子”其实正是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时期批判的“小脚女人”的典型。但是周立波在《山乡巨变》中“不合时宜”地从正面肯定了这样一位基层农村干部，为其伸张和辩护，这不能不说是出于知识分子对现实生活的理性思考。而顾博士这一方面的精神品格表现得似乎不够充分，我揣摩其中的原因大概也是被“干部视野”抑制住了；另一位知识分子代表、科技副乡长向思明就更是如此了。
传锋先生在写这个作品之前，我们曾经议论过：如何设置不同身份的人物以便形成不同的视野，让他们站在不同的文化立场，从不同的角度来观照变革中的土家山寨，从而构成作品的复调和对话结构，这样，作品也许能够容纳更丰富的现实生活内涵和心理内涵，同时也便于传递作家本人复杂纠结的感受。现在看来《白虎寨》似乎还嫌单纯了一些，不同身份和视野的人物还没有更充分地发挥其潜在的艺术功能，因而限制了小说的艺术张力。
其实多视角和多声部的复调式结构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形式问题，它本身也是应对着复杂的现实生活对文学和文学创作的挑战。不论是半个世纪前写农业合作化运动还是写新时期以来的农村改革，这对新老作家来说都是新的课题、新的挑战，有许多未知的事物、未决的矛盾、未明的前景有待作家去把捉、去表现，其中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对于作家来说是诱惑，对于作品来说是魅力，对于读者来说是思考与回味。文学作品不是对一个给定的答案予以图解，而是对某种可能性的探索和想象性解决，这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有别于写政治、写政策、写中心工作的地方。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周立波写《山乡巨变》放弃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思维，将自己的身份与角色归并于毛泽东批评“小脚女人”的观点，那么这部作品社会内涵和艺术内涵或许会大打折扣的吧。
湖北近一两年来出版了好几部写当前乡村变革的长篇小说，仅我粗粗浏览过的就有王建琳的《雪青的汉水河》、叶明山的《天堂西》，加上传锋先生的这部《白虎寨》。我深信这些作品本身自然会给我们提供一个颇有价值的话题，那就是如何书写和评价这批写当前农村变革的作品。在我粗浅的感觉中，湖北作家迎头写出当前农村变革是一个很可喜的文学现象，但也觉得半个世纪前“写政策”与“写中心工作”的模式和三十年前写改革和改革家的模式依然在不同程度上桎梏着作家的观照、思维和创作，大多依然还是理想化的“独调”式结构。在我的理解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已经和正在经历着两轮改革，以包产责任制为重心的第一轮乡村变革再怎么变，农民还是农民，只不过是获得了土地自主权和经营权的农民；而以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为重心的这一轮变革，农民不再是单纯的农民，其身份变得复杂起来，不论是他们自身还是他们所面对的矛盾都更加复杂多样，因此前面提出的“艺术的张力”就是指对复杂性和丰富性的容纳。
《白虎寨》也许是传锋先生艺术探索的一个阶段的完成，更深入的探索可能才刚刚开始。很感谢传锋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值得继续深入探讨的艺术样本，这不仅是传锋先生对土家儿女的文学奉献，也是土家族作家对湖北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奉献。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