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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张元拍过一部电影《儿子》，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家四口的生活，获得了当年鹿特丹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虎奖。电影到现在我也没有看过，倒是早早地认识了这一家四口。
最先认识的是弟弟，弟弟叫李委，那时候还是个帅哥，在北京的西坝河附近开了一家餐厅，叫云满堂，卖云南菜。餐厅开在一个居民小区里，不好找，生意一般，经常冷冷清清，木质的地板，踩上去有点咯吱咯吱的响。
那时候我们准备拍一部电影，经常聚在这里商量剧本。这里有不少好吃的云南菜，我最喜欢一道炸猪皮，猪皮上切了花刀，炸到酥脆，是最好的下酒菜。也有自己泡的木瓜酒，后劲很大，入口倒是绵软清香，喝几杯就有点飘。
剧本的话题也一直在酒桌上飘。似乎所有文艺青年都有一个电影梦，李委之前拍过一部电影，是做演员，也是张元导演的，《北京杂种》。那时候的李委满脸清秀，还是个孩子，在剧中叫小卡，跟他演对手戏的是俞飞鸿。
剧本的情节一直在酒桌上消耗，李委想拍自己的童年，在北京西单的全总文丁团大院的童年往事。我们都喜欢一部电影，南斯拉大导演库斯图里卡的《没有天空的城市》，这部电影也被翻译成《地下》，用极其荒诞的方式讲述着悲凉的故事。我们聊的剧本的关键词包括：孩子、文工团、地下防空洞、暴力少年、偷嘴、喝酒、一个诡异的老疯子、一个风骚的女人、道具仓库、锅炉房、爸爸妈妈们的排练室、自制一把小提琴、晴房、革委会主任、食堂、筒子楼、天台上的溜冰场……
就像一部醉酒的跑车，经常跑偏，聊着聊着就开始聊别的，或者是女人，或者是八卦。那时候是2005年，李委30出头，戴眼镜，短发，娶了一个美国老婆，我们叫她老詹，他们有三个漂亮的混血儿子。
那时候每天的工作似乎就是聚在一起，以聊剧本的名义吃吃喝喝。间或有一些人出现，出谋划策。吃饭的地点总会变，聊的话题倒是一直没有变过。这群人都是小馆子爱好者，都喜欢稀奇古怪的吃食。我跟着他去中国传媒大学后面的一家湘菜馆去吃剁椒鱼头，正是夏天，老李顺手买一个烧饼夹土豆丝，一边吃一边嚼，“好吃，好吃，小宽，你也来一个。”要么就去望京的一家牛肠火锅店，朝鲜族人开的小店，老板娘的普通话不灵光，但是热情。这家店在一个小河边，门口就是一条臭水沟。也会跑到五环边的望京一号，那时候我还和这里的老板大军不熟，坐在四合院里吃椒麻鸡和牛蛙。
也会经常性地外出，一次次逃离北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当然也是以弄剧本的借口。去延庆吃火盆锅，去怀柔吃虹鳟鱼，偶尔也会找个农家乐住两夜，夏天的北方农村，夜里凉爽，几个人弄点下酒菜边喝边聊，不知不觉天光大亮。
我们经常费尽力气找一些野地儿，有一年我们去了河北乐亭的海边，瞎开瞎走，到了大清河盐场。这里早先是劳改农场，地点偏僻，海滩上堆放着巨大的盐山，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盐场的招待所里已经没有饭了，我们摸黑在盐场里找吃的。整个盐场保存着上世纪70年代的气息，废旧的筒子楼，天黑之后街上见不到人影。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小店，还开着门，掌柜的是一对夫妻，我们点了爆炒墨鱼仔、青椒肉丝等下酒菜，但是不等喝幾口，老板娘就开始催促：你们快点哈，我们快关门了。等我们出门，一只大黑狗盘踞在门口，虎视眈眈看着我们，我们离开的架势有点落荒而逃。剧本最终写了几遍，也没有定稿，电影的梦也不了了之，倒是喝下的那些酒没有辜负那些夜晚。那些夜晚有风，吹来一阵阵幻象。
认识了李委，自然也就认识了他哥，李季，以及他们神奇的爸爸和温柔的母亲。可以在各种场合见到李季，他打扮入时，精瘦，站在那里一脸坏笑，像一把刀。李季现在的身份是餐厅老板，陆陆续续开过不少店，从最早的“隐蔽的树”，到后来的“甲21号”，大大小小开过的店不下10家，可陆陆续续也关门了不少。
如果找一个北京当代潮流变迁的见证人，李季几乎是最现成的人选，他60年代出生，80年代做摇滚乐队，80年代中期流行霹雳舞，他是霹雳舞王，四处走穴，80年代末开始做摇滚经纪人，90年代开始做生意，即便到了现在，你还能在夜场和派对现场见到他，打扮花哨，带着坏笑，熟络地跟各路人马打招呼。
李季总是要玩别人没玩过的。这多多少少也是许多人的信条，比如我，但我终归是个不彻底的人，只能朝着不彻底的方向越走越远，当年的豪情壮志转眼就成了满肚子的下水，少年时的狂妄梦想都渐渐老去，如同夹在笔记本里的树叶，叶脉都还算清楚，但是早就枯黄不堪。70年代末，李季在上中学，开始穿牛仔裤；80年代初，他开始和大院的几个孩子听摇滚乐，从革命歌曲一下子过渡到约翰·列依。那时候在酒店的俱乐部里跳舞还是外国人的“特权”，他们混进外国人组织的派对，互相都看着新鲜。为了学习霹雳舞，他甚至请了一个黑人小伙去他家里件了几个月，天天练习霹雳舞，要不就一起喝酒、吃饺子。
跟李季聊天喝酒，我最愿意听他讲述那些往事。80年代流行霹雳舞的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在河北一个村子里整天在晒麦子的场上练习滑步和太空步，幻想有一天能真的登上舞台，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霹雳舞王。
转瞬之间，时间飞快，当年的清秀小生早就四十出头，而那年的霹雳舞王也过完了五十岁的生日。李季依然是夜场的主角，出现的时候依然矍铄得像一把刀，而小委也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教育事业，一年也不会见上一面。当年的电影梦，也不过是一场梦罢了。
我依然四处吃喝，当年的小宽，渐渐成了老宽。有时候觉得北京这个城市之所以令人留恋，无非是因为这些好玩的人，饭局上飞花摘叶，处处都是段子，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城市足够大，大到几年不见，也不觉得生分；情分也足够薄，薄到即便天天见，也无非算是熟人。京城房贵，居大不易，但是因为这些零散的情分和有趣的灵魂，即便面对着雾霾天，也可以瑟瑟地说：此地甚好，此地甚好。
最先认识的是弟弟，弟弟叫李委，那时候还是个帅哥，在北京的西坝河附近开了一家餐厅，叫云满堂，卖云南菜。餐厅开在一个居民小区里，不好找，生意一般，经常冷冷清清，木质的地板，踩上去有点咯吱咯吱的响。
那时候我们准备拍一部电影，经常聚在这里商量剧本。这里有不少好吃的云南菜，我最喜欢一道炸猪皮，猪皮上切了花刀，炸到酥脆，是最好的下酒菜。也有自己泡的木瓜酒，后劲很大，入口倒是绵软清香，喝几杯就有点飘。
剧本的话题也一直在酒桌上飘。似乎所有文艺青年都有一个电影梦，李委之前拍过一部电影，是做演员，也是张元导演的，《北京杂种》。那时候的李委满脸清秀，还是个孩子，在剧中叫小卡，跟他演对手戏的是俞飞鸿。
剧本的情节一直在酒桌上消耗，李委想拍自己的童年，在北京西单的全总文丁团大院的童年往事。我们都喜欢一部电影，南斯拉大导演库斯图里卡的《没有天空的城市》，这部电影也被翻译成《地下》，用极其荒诞的方式讲述着悲凉的故事。我们聊的剧本的关键词包括：孩子、文工团、地下防空洞、暴力少年、偷嘴、喝酒、一个诡异的老疯子、一个风骚的女人、道具仓库、锅炉房、爸爸妈妈们的排练室、自制一把小提琴、晴房、革委会主任、食堂、筒子楼、天台上的溜冰场……
就像一部醉酒的跑车，经常跑偏，聊着聊着就开始聊别的，或者是女人，或者是八卦。那时候是2005年，李委30出头，戴眼镜，短发，娶了一个美国老婆，我们叫她老詹，他们有三个漂亮的混血儿子。
那时候每天的工作似乎就是聚在一起，以聊剧本的名义吃吃喝喝。间或有一些人出现，出谋划策。吃饭的地点总会变，聊的话题倒是一直没有变过。这群人都是小馆子爱好者，都喜欢稀奇古怪的吃食。我跟着他去中国传媒大学后面的一家湘菜馆去吃剁椒鱼头，正是夏天，老李顺手买一个烧饼夹土豆丝，一边吃一边嚼，“好吃，好吃，小宽，你也来一个。”要么就去望京的一家牛肠火锅店，朝鲜族人开的小店，老板娘的普通话不灵光，但是热情。这家店在一个小河边，门口就是一条臭水沟。也会跑到五环边的望京一号，那时候我还和这里的老板大军不熟，坐在四合院里吃椒麻鸡和牛蛙。
也会经常性地外出，一次次逃离北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当然也是以弄剧本的借口。去延庆吃火盆锅，去怀柔吃虹鳟鱼，偶尔也会找个农家乐住两夜，夏天的北方农村，夜里凉爽，几个人弄点下酒菜边喝边聊，不知不觉天光大亮。
我们经常费尽力气找一些野地儿，有一年我们去了河北乐亭的海边，瞎开瞎走，到了大清河盐场。这里早先是劳改农场，地点偏僻，海滩上堆放着巨大的盐山，在太阳下闪闪发光。盐场的招待所里已经没有饭了，我们摸黑在盐场里找吃的。整个盐场保存着上世纪70年代的气息，废旧的筒子楼，天黑之后街上见不到人影。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小店，还开着门，掌柜的是一对夫妻，我们点了爆炒墨鱼仔、青椒肉丝等下酒菜，但是不等喝幾口，老板娘就开始催促：你们快点哈，我们快关门了。等我们出门，一只大黑狗盘踞在门口，虎视眈眈看着我们，我们离开的架势有点落荒而逃。剧本最终写了几遍，也没有定稿，电影的梦也不了了之，倒是喝下的那些酒没有辜负那些夜晚。那些夜晚有风，吹来一阵阵幻象。
认识了李委，自然也就认识了他哥，李季，以及他们神奇的爸爸和温柔的母亲。可以在各种场合见到李季，他打扮入时，精瘦，站在那里一脸坏笑，像一把刀。李季现在的身份是餐厅老板，陆陆续续开过不少店，从最早的“隐蔽的树”，到后来的“甲21号”，大大小小开过的店不下10家，可陆陆续续也关门了不少。
如果找一个北京当代潮流变迁的见证人，李季几乎是最现成的人选，他60年代出生，80年代做摇滚乐队，80年代中期流行霹雳舞，他是霹雳舞王，四处走穴，80年代末开始做摇滚经纪人，90年代开始做生意，即便到了现在，你还能在夜场和派对现场见到他，打扮花哨，带着坏笑，熟络地跟各路人马打招呼。
李季总是要玩别人没玩过的。这多多少少也是许多人的信条，比如我，但我终归是个不彻底的人，只能朝着不彻底的方向越走越远，当年的豪情壮志转眼就成了满肚子的下水，少年时的狂妄梦想都渐渐老去，如同夹在笔记本里的树叶，叶脉都还算清楚，但是早就枯黄不堪。70年代末，李季在上中学，开始穿牛仔裤；80年代初，他开始和大院的几个孩子听摇滚乐，从革命歌曲一下子过渡到约翰·列依。那时候在酒店的俱乐部里跳舞还是外国人的“特权”，他们混进外国人组织的派对，互相都看着新鲜。为了学习霹雳舞，他甚至请了一个黑人小伙去他家里件了几个月，天天练习霹雳舞，要不就一起喝酒、吃饺子。
跟李季聊天喝酒，我最愿意听他讲述那些往事。80年代流行霹雳舞的时候，我还没有上小学，在河北一个村子里整天在晒麦子的场上练习滑步和太空步，幻想有一天能真的登上舞台，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霹雳舞王。
转瞬之间，时间飞快，当年的清秀小生早就四十出头，而那年的霹雳舞王也过完了五十岁的生日。李季依然是夜场的主角，出现的时候依然矍铄得像一把刀，而小委也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教育事业，一年也不会见上一面。当年的电影梦，也不过是一场梦罢了。
我依然四处吃喝，当年的小宽，渐渐成了老宽。有时候觉得北京这个城市之所以令人留恋，无非是因为这些好玩的人，饭局上飞花摘叶，处处都是段子，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城市足够大，大到几年不见，也不觉得生分；情分也足够薄，薄到即便天天见，也无非算是熟人。京城房贵，居大不易，但是因为这些零散的情分和有趣的灵魂，即便面对着雾霾天，也可以瑟瑟地说：此地甚好，此地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