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像诗歌一样生活，可又不能像诗人一样生存。
　　当我为自己的诗歌创作进行小结，写下这头两句话的时候，窗下白日里浮华喧阗的漓江水，经过深夜冷静的过滤与积淀，已经回归其实一直都并存的沉静。转眼间，和太太共处已经二十年了。太太常说：“如果刚开始知道你是写诗的，就不会和你继续交往了。”大学毕业后，母亲也曾多次暗示过我：不能光沉迷于写诗，更需要经营人生。言下之意是“不能像诗人一样生存”，精神要与物质并驾齐驱。对母亲这种功利实用的见解我有同感，同时也能理解，母亲和太太作为女人，对生活保障问题自然更加敏感。显然，太太的这种观念与其所学过的哲学课程有关。不少高校教师所讲的哲学课程似乎偏向于知识型哲学，将哲学看作纯粹追索客观真实的科学真理，甚至看作是工具理性，变成纯学理纯逻辑的思辨，机械地辩证来辩证去，一头钻进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分立的逻辑关系问题的技术牛角尖。
　　其实，哲学还有另外一种模样——生活哲学（包括价值观、生命方式和人生智慧等活生生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哲学是一种生命智慧，这种哲学的智慧同生活常识的聪明、科学技术的精确、工具理性的精明明显不同，它主要关注人的心理生活和精神生态。生活哲学不是一种客观理性的科学知识，而主要是将哲学看成对美好生活的求索，是只问理想目标的超越性愿景，侧重于探索“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的主观境界问题。母亲和太太提醒我，要调整好自己外在的社会生活关系，较好地参与外部世界的公共社会，在公共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出路，以免陷入困境，这些话自有一番道理，虽然功利，但也并不违背为人处世的伦理道德。
　　我一方面秉承母亲的理性品格，另一方面又继承父亲的文艺气质，从高校史学教师的行列转岗到文学教师的队伍，努力在高远壮丽的文化、文学世界中安顿自己的内心情思，在精神生活中寻找出路，寻找一个可以寄托灵魂的安心之所，以满足自身的内在需要。于是，我一边继续写诗，一边开始文学、文化诗学的研究生涯。
　　问题随之而来。我上大学时读史学，转到中文系教书后，一边做左联老作家林焕平的助手，一边在他主持的文艺理论研究生班系统学习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艺术哲学。一次，我在他家里做他写作助手的时候，不失时机地利用近水楼台，将自己用社会心理学方法写的《〈三四郎〉恋爱心理剖析》一文交上，请他指教。没想到他不留情面地批评我一通，说我的文章理论探讨比较弱，深度不够，这是我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在学术上被当面严厉批评，这使我痛下决心：一定要苦读艺术哲学，苦读价值哲学，苦读文化诗学。我一辈子都感谢林焕平、黄海澄等恩师对我的学术生命的理论再造。
　　我创办并主编的东方文化诗学的学术季刊，受到国内比较诗学研究界的高度关注与好评，为了办好该刊，我用了整整七年时间，刻苦钻研文化哲学的理论。后来，我离婚了，这促使我深思：人文学科的精髓是调适、平衡人生，如果我的日常生活都过不好，我就白白钻研人文学科了，更遑论提升自己生命的层次和品位了。故又再一次痛下决心：一定要苦读价值哲学与文化诗学。
　　时至今日，不管怎么忙，我每天都坚持读书，并做读书卡片。工作之余，我和太太也常常去旅游、逛街、聊天、看电影等，但更多的时候是和太太一起做读书卡片，做书稿。太太最怕洗油膩腻的锅碗瓢盆，我更怕太太做家务耽误做书稿的时间，所以两人常常等忙完后，很晚才到外面吃晚饭。每当共享这种“晚晚餐”时，太太总喜欢讲以前的事（多是一些生命片段的印象、感受），我在一旁默默听着，两人忙中作乐。
　　我由衷地感谢太太，二十年来和我一起做了近十万张卡片，装满了三十八个小文件柜，让我在完成民主党派、人大、政协等几种兼职工作的同时，还能够好好读书，好好写作，好好讲课。与此相应，为了在参政议政工作方面称职，我除了讲授《东方文化诗学》《写作学》《人生哲学》等课程外，还主动承担《文化市场学》《大众传播学》《人力资源管理》《人际关系学》《企业文化学》等课程。读哲学与写诗，是美好生命题中之义的两面展开，将哲学与诗歌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命信仰来热爱，并在其中细细地咀嚼生命里每一时刻的切己感受。这让我由衷地想起：儿子的母亲曾多次对我说，不要脱离在大学讲课与写作的生活状态，并以其在国外的生活经历告诉我，我应该在高校这块土壤生存。我一直边谋生，边在这块土壤上自由自在地展开我的生命半径至今。由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高校教书，正当地逃避了坐班以及所伴生的束缚，长期过着一种疑似社会学所说的“边缘人”的独立生活，我得以在自由的空间释放生命情思。
　　太太也常常羡慕我的职业心态，说我读书写作时一口气喜欢搞多晚就搞多晚，反正第二天不用早起去坐班;读喜欢读的价值哲学、文化诗学，看喜欢看的文化市场学、人际关系学;写喜欢写的调研课题、文学评论、诗歌作品，反正不用积极去争取什么研究课题，只是挑自己喜欢、热爱的课题独立自足地做。
　　我深深地懂得：人生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选择，幸福其实也不过是一种价值取舍，每一种抉择都要付出成本和代价，你在某个方面得到一些东西，便一定会在另一个方面失去一些东西。关键是一定要明白：你最想要什么，你只能要什么，你应当要什么。而在我的生命意识里，“想做什么”比“要做什么”更加具有优势需要。明白这一至关重要之理，心身就能由这个功利浮躁、纷繁复杂的此岸的物欲世界向内转，转向那更加偏向心理生活的彼岸的精神世界，自由地放飞出去，独立地舒展开来，愉悦地畅适起来。让哲学与诗歌这种表征信仰、理想、愿景的浪漫形态在这个杂乱的尘世中体现出人的精神最后的得意，从而超越自己实然的生存方式、生命状态，走向那应然的更高的生命境界。尽管其实做不到，但我在这吃喝拉撒的滚滚红尘里至少还保留言说那最高最后的真谛的些许情怀与情趣。
　　当学术体制出现功利浮躁的导向偏差时，不要以为学术中已经缺乏独立言说的条件，不要以为我们已经失去对学术志愿做出选择、做出应对的能力，不要以为一定要被时势认可，一定要对惯例屈从。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与褒贬、冷热、上下无关的，自己真正热爱的学问。唯其这样，才有勇气以更加长远的时间为长短高低标尺，笃守学术精神，笃守人文精神。
　　话又说回来，我只是一个凡夫俗子，根本达不到虔诚悲壮的老方丈书写血经的那种境界：剥皮为纸，折骨为笔，刺血为墨。但是，“不为沉浮上下，不为得失深浅，不为盈亏明暗”的学术操守还是值得努力遵循的。也许，以我这有限的才学，要达到自己过高的眼界的要求，被惯于相轻的文人发自内心的认同，够我努力奋斗整整一辈子的。
　　由衷地感谢母亲，她给予我身体生命，并让我在那个普遍清贫的时代能够享受到良好的教育（我小时候，有条件读幼儿园的人还远没有今天这么普及;初中的班主任说我写诗不押韵，母亲特地为我去买了1976年7月第一次印刷的秦似编著的《现代诗韵》。我现在写诗还喜欢押韵，这主要是感恩母亲）。由衷地感谢父亲，他给予我文学生命，让我在这个不尽如人意的人世间还能够找到自娱自乐的精神生活方式。我对文学乃至文化之源——生命始终怀有一种由衷的敬畏。都说保存葡萄最好的方式是将葡萄变成红酒，同样，保存生命最好的方式是将生命化为“我应该做什么”的哲学情思，化为“我应该期待什么”的诗歌创作。应该用生命来定义哲学，用哲学来定义诗歌，让诗歌成为哲学的意义和目的。我看过钱理群先生的一句话，我借他的话来表达我的意思：写诗与读哲学，不仅是对诗歌与哲学的发现，更是一种对自己生活和生命的发现，这才是写诗与读哲学最美妙的地方。借此，我内心深处还能常常油然涌起人文的情怀，涌起在后工业时代已经来之不易的有价值哲学意味的幸福体验。
　　只是一般人都说文学是最浪漫的，其实，表现信仰、理想、愿望等应然境界的价值哲学，才真正是天地间最浪漫的形态。我很爱诗歌，可又担心自己写出一些可怕的“像诗的诗”，于是，我以生命为媒介将哲学与诗歌融合一体，这便成了我以生命吟咏的一篇篇诗作。
　　（广西师大文学院新诗创作与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