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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奥尔良市今年八月底遭飓风袭击后一周，千万灾民仍得不到主要的救援物资。至今新市的大部分灾民仍然无家可归或处于失业状态。无论新奥尔良的灾后重建进展如何，新市作为一个黑人城市(大多数人口都属于非裔，更是爵士乐、蓝调等黑人文化的摇篮)在灾后一两个星期的遭遇，已将美国社会的种族裂痕，毫无遮掩地暴露在世人眼前。
首先，新市位于水位之下，堤坝日久失修。不少专家早已反复警告，若有台风在附近登陆，该市将很可能被淹没。而集中在低洼地区的贫民窟(新市的白人精英大都居住在地势较高的地区，包括吸引大量游客的前法国殖民区)，更是面对最高风险的区域。虽然“新奥尔良将可能在飓风中淹没”已成为工程界的共识，但新市仍得不到应有资源进行堤坝修补。很难想像同样的情况会发生在北方的富裕白人城市如波士顿。
另外，当布什在九月初取消休假处理风灾后，他即与一些经济顾问讨论飓风对美国整体经济的影响。然后他在多个公开场合一味严词厉色地警告灾区居民不要趁机抢掠，对于死伤者和等待救援的灾民，竟没有丝毫怜惜之情。直到主流媒体异口同声地批评其冷酷无情后，他才慌忙地做一些如巡视灾区、慰问灾民、承认联邦政府救灾不力等“损害控制”的工作。这与他在“九一一”后主动、迅速与情感丰富的反应，有天渊之别。
令人咋舌的是，布什的母亲在陪同前总统老布什巡视家园被毁，面对暂时安置在得州的灾民，竟做出“这些人现在过得很好，反正他们本来就一无所有，他们都希望在得州留下来”这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的评论。看来，黑人的生命财产在共和党精英眼中，真是一文不值。
灾后数天，美国媒体大肆报道灾区暴徒四处抢掠，甚至乱枪扫射救灾人员的状况。但这些报道其实大都基于记者在灾区听到的谣言。在灾区寻找刺激性新闻图片的摄影记者找到的证据其实不多，远较谣言所传为少。但新奥尔良正成为无法无天罪恶之城的印象，仍然在灾后的头几天不断扩散。美国一个主要新闻网站刊出了一位黑人少年手抱着食物从超级市场走出来涉水而行的照片；但在另一张两个白人抱着食物的相片旁，却是“两位居民在一个超市中‘发现（find）’食物后在深及胸膛的水中前行”的描述。媒体的双重标准，足以证明大部分记者传播的灾后印象，是白人文化中的种族主义定型。灾后一个月左右，《纽约时报》经过详细的查访后，终于证实九月初不少媒体甚至政府官员和救灾组织都视为不争事实的有关新奥尔良已被黑人匪帮完全占领的描述，其实只源于几个越传越夸张的谣言。
纽约“九一一”恐怖袭击后，有记者发现世贸中心地下商场的名店明显被抢掠过，极可能是部分消防员所为(当时只有救灾人员才能进出警察封锁线，而只有消防员才有能力进入断了电和后来被埋在瓦砾下的世贸地下商场)。但大部分媒体对此都绝口不提，不再追究以白种爱尔兰裔为主体的纽约消防员有否在当时乘乱作案。这一段不光彩的插曲，也就几乎完全消失于美国人对“九一一”的集体回忆中。对比媒体对“九一一”和对新奥尔良风灾的处理，我们便不难发现，种族的确是一个影响美国媒体怎样建构事实的重要因素。
不少民权活跃分子和学者均指出，新奥尔良的悲剧正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种族与阶级不平等在最近二十多年政府不断削减公共开支的市场化改革下恶化。美国不少贫困线下的少数族裔，每天都在绝望与饥饿中度过。但由于不同种族与阶级在生活空间上的区隔，他们对于富裕乐观的白种、中产美国人来说，就好像不存在一样。这次天灾的震撼之处，正在于它令这些贫穷社群的处境赤裸裸地展示在观众面前，使众人看到美国社会最丑陋的一面。
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不平等与冲突，在六十年代民主党自由派推动的种族平权化后曾一度缓和。今天，很少人再会在公共场合对少数族裔做出言语上的侮辱或对之做出明显的歧视性行为。但在表象之下，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其实在最近二十年共和党新右派的煽动下不断恶化。新右派运动之所以成功地从六十年代的一个极端、边缘的力量，变成今天能在华盛顿呼风唤雨、左右白宫社会议题的主导政治力量，乃因为新右派巧妙地动员起中下层白人对黑人和各种提升黑人地位的平权措施之憎恨，并将之转化成自己的政治资本和选票。八十年代起美国自由派与新右派的斗争，虽在多条战线上（如妇女权利、同性恋、环境保护、进化论争议与干细胞研究等）进行，但种族问题，始终是左右大局的因素。
自里根起，共和党逐步控制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器，积极将新右派的理念（包括向富人减税、缩减社会福利开支、取消保障少数族裔、妇女、生态环境的政策等）付诸实践。当新右派正自信地摆出了准备长期执政的姿态时，民主党内的自由主义者却显出了史无前例的迷惘与涣散。最近，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的族群问题专家梅西（Douglas Massey）和《经济学人》杂志美国编辑米克列维（John Micklethwait）及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分别出版了《自由主义的复兴：新世纪的自由主义视野》（Return of the“L” Word:A Liberal Vision for the New Century，普林斯顿出版社二○○五年)和《右翼国度：美国的保守力量》（The Right Nation：Conservative Power in America，企鹅出版社二○○四年)两书，检视了美国自由主义运动和新右派运动的发展历程与社会基础，并追溯两者在最近二十多年此消彼长的根源。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种族问题乃自由主义运动在最近二十年衰落和新右派崛起的关键。
梅西认为，自由主义的真谛，并不单在于人民的民主权利，还在于政府通过种种积极措施让不同肤色、阶级、性别的公民在各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享有平等机会。自由主义者认为，各种历史文化因素往往会令同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公民社群处在不同的起跑线进行竞争，有违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因此，国家的一个责任，便是尽一切力量去减少社会中这些“先天性”的不平等。
美国由立国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二百年，是自由主义不断挺进的历史。美国的独立战争和美国宪法的确立，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始概念转化成为联邦体制的框架。十九世纪中，代表东北部资产阶级的共和党在林肯领导下发动解放黑奴、瓦解南方保守庄园主政治经济力量的运动。虽然共和党的反黑奴立场源自当时美国新兴资本家与美国工业化的需要(结束南方庄园制度有助北方支配更多的土地自由劳动力与工业原料)，但南北内战使奴隶制成为历史，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扩展到黑人身上(至少在理论上)，怎样说也是自由主义的一次胜利。
十九世纪末，南方白人在共和党精英的妥协态度下通过种族隔离条例，开始施行种族隔离政策，甚至组织3K党，有系统地杀害黑人。这些，令自由主义在种族面前却步不前，甚至倒退。但同时，以中下层白人为基础的民主党，却开始了其左翼民粹主义的转向，对东北部垄断资本展开猛烈攻击。他们批评垄断资本集团朋比为奸、私相授受，通过垄断市场抬高消费品价格，更通过政商关系掠夺原本属于每一个公民的国家资源。他们认为这种全国资源向一小撮精英集中的格局，造成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恶性循环，有违大家对“美国梦”的期待。他们因此提出通过制约富人、扶助穷人以达到人人机会均等的自由主义理想之纲领。
在种族问题被排斥在主流政治议程之外的前提下，自由主义运动因为民主党的左转而开始前进。自由派日益壮大，迫使美国政府在二十世纪初订立一系列反垄断法案，以及保障工人权利和妇女权利的法例。二十世纪初，也因此成为美国史学家眼中的“进步时代”。三十年代，罗斯福领导下的民主党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增加向富人征税、确立全面社会保障制度、以联邦政府投资刺激欠发展地区的经济增长等“新政”措施推动阶级间与地域间的大规模财富再分配。在此之后，美国北部、中西部的白种工农和内战后一直对共和党不忿的南方白人，在每次选举中均结成坚实的“新政同盟（New Deal Coalition）”，令罗斯福时代的财富再分配政策，成为主流政治的金科玉律。代表东北部大企业利益的共和党人也不得不纷纷民主党化，以抄袭民主党人政纲为荣。
当自由主义在减少阶级不平等的战线上前行无阻时，民主党内部出现了将种族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的声音。五十年代南方黑人争取公民权的运动风起云涌，民主党即迅速将结束南方各州的种族隔离现状加入纲领，以获取越来越重要的黑人选票。六十年代，美国在肯尼迪与约翰逊主政下通过种种平权措施，使南方黑人的权利大幅提升。一九六四年约翰逊签署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的一刻，即被视为自由主义最终在种族问题上获得胜利的时刻。
同时，越战后一代的激进化，使美国政治的光谱进一步向左推移。对美国介入越战的痛恨，使这一代年轻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同情。胡志明、毛泽东和格瓦拉成了不少出身自美国东北部精英集团的富裕学生之偶像。伴随着反战运动而来的妇权运动、环保运动等新社会运动，促使民主党进一步向左倾，逐步将保障妇女堕胎权、立法制裁污染环境的企业等加入政策主张中。自由主义者在六七十年代的激进化，使美国政坛中“自由派”与“左派”成了同义词。在当时左翼思潮高涨的气氛下，就连由尼克松领导、高举反共旗帜的右翼共和党政府，也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强化社会福利，甚至实施以中国制衡苏联的务实战略，与中国修好，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握手言欢。
但当左翼文化在东北部的精英社会扩张之际，一股新的右翼保守力量却在南部与西部的白人小农、小企业家与工人阶级间崛起。六十年代的民主党人或许是因为被新政以来的节节胜利冲昏头脑，或许是因其牢牢掌握着国家机器而洋洋得意，所以他们在推广其种族平等的理想时往往急于求成，一味依赖联邦政府法令等自上而下的高压手段，强迫社会接受有关改革。他们没有考虑到根深蒂固的偏见，难以在缺乏耐心解释与游说的情况下迅速消失。他们更无视大多数中下层白人都要为结束学校种族隔离、平权措施(affirmative action)等政策做出牺牲的事实，因此在强迫他们做出牺牲之际，没有提供任何补偿性的措施，反而经常嘲笑反对平权措施的低下层百姓为没教养、心胸狭窄、眼光短浅的土包子。
在种种平权措施下利益受损的中下层白人开始察觉到，最积极推动平权政策的民主党精英，从来都不用为这些政策付出任何代价，有的甚至是对别人严厉，对自己宽松的伪善政客。公立大学的平权政策为增加黑人学生的比例而减低了中下层白人入读大学的机会，但拥有丰富经济、文化资源与社会关系的自由派精英，却能轻易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名牌私立大学；自由派主张让黑人无拘无束地进入公立中小学与白人小孩共同学习，但不少自由派却在私下将子女送到收费高昂的纯白人私校。
由急速的、自上而下的平权政策激起的反弹，造就了一批对联邦政府恨之入骨，对衣食无忧却高调地反对自己国家和家庭的激进长春藤学生和城市中产阶级看不顺眼的“白种怒汉（angry white men）”。这群怒汉，即新右翼运动的社会基础。新右翼运动反对平权政策，主张联邦政府全面撤出地方百姓生活、重建家庭价值、对外国敌人绝不手软，并且从一开始便有高度组织化的特征。自七十年代起，这一运动以中下层白人社区的邻里团体、地区教会、枪会等为其主力军，在每次选举或重大公共议题辩论中展现出越来越大的动员能力和凝聚力。这一运动不仅吸引了中下层白人加入，也招揽了大批来自纽约、波士顿等东北大城市的犹太裔知识分子加盟。
有了纪律性极高的群众组织又有了出谋献策的智囊，新右翼运动成为一股能在全国选举中左右选情的强大政治力量。当学院里的自由派仍活在六十年代的激情之中，并且发展出虚无空洞、曲高和寡，甚至带点偏执狂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政治正确性运动时，新右翼的意识形态已在西、南部内陆腹地的无数穷乡僻壤与小城镇中扎根。
共和党在尼克松时期，即已看准了南方白人对民主党越加不满，“新政同盟”正急速瓦解的时机，有组织地展开其“南方战略”。他们不惜放弃其创党理想，将对黑人的仇恨加进其意识形态鸡尾酒中，向深感被民主党出卖的南方白种精英招手。由内战结束到六十年代，南部各州在每次大选中都是民主党的票仓，但自七十年代起，却逐步成了共和党的重要票源。今天共和党在南部的政治明星，不少便是在六七十年代离开民主党的变节者。“水门事件”令共和党陷入严重危机，进一步促使该党向新右翼运动全面倾斜，借此收复失地。共和党政客于是纷纷放下精英身段，披上与民同呼吸的民粹外衣(出身自东北部的蓝血布什家族转化成今天讲话有意无意地结结巴巴的德州佬，可说是此中经典)，诱使更多原本支持民主党的中下层白人向共和党倒戈。
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共和党在八十年代已成功地借新右翼运动建立起一个以仇恨黑人(其次是仇恨女权和同性恋者)为主调，以全国各地中下层白人为基础的“仇恨同盟”。这一同盟迅速取代了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以追求阶级平等为主调，同样以中下层白人为基础的“新政同盟”，而成为美国政治的主导力量。
里根在这一同盟的支持下于一九八一年夺得总统宝座后，即掀起激烈的右翼革命，将二十世纪初进步时期与新政时期建立的财富再分配体制砸烂。为了争取中下层白人的支持，新右翼在攻击向富人征税以辅助穷人的福利体制时，往往能巧妙地模糊这一体制的阶级内容，而将之与种族问题挂钩。他们不断强调，社会福利迫使诚实和辛劳工作的白种小市民缴纳重税，却让狡猾和懒散的黑人不劳而获。
一九九二年走中间路线的克林顿当选总统，虽为自由派收复部分失地，但克林顿执政八年，把持国会的共和党仍气焰未消，令克林顿只能当一名弱势总统。在二○○四年的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克里无论在社会政策抑或在外交政策上都走一条中间偏右路线，但仍敌不过义无反顾地站在政治光谱最右端的布什。今天，共和党不但控制了白宫，而且构成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可说已夺取了对联邦行政、立法与司法机器的控制权。
按照梅西的观察，今天共和党所倚重的“仇恨同盟”，其实十分脆弱。共和党在最近二十年执政期间的政策，十之八九都只照顾这一同盟中极少数成员(资本家与企业行政人员)的利益，而与同盟中大多数成员(中下层白人)的利益相冲突。共和党政府向富人大幅减税，取消对劳工阶层的就业保障与职业安全保障，大举将本用于社会福利与公共建设的资源转移到军事扩张，肥了大企业和军火商，却令无数工人与农民回到新政前朝不保夕的境遇中。中下层白人投票给致力推动逆向财富再分配的共和党，其实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无异。
但民主党人在这个脆弱的“仇恨同盟”面前，除了谩骂选民无知或模仿共和党，将自己装扮成较温和的新右派之外，竟然一筹莫展。归根究底，这是因为民主党在经历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之后，主动放弃了新政以来的阶级议题，一味倒向关注族群、性别、性取向等议题的身份政治倾斜。今天民主党内的领导精英，多是将富裕安稳的生活视为理所当然，再不见新政时代的草根活跃分子。这些过着品味生活的优皮政治人，通常都认为有关阶级经济利益的讨论，市侩庸俗，不值一顾。跨阶级的“仇恨同盟”，也因此得以在自由派无力反击的背景下继续茁壮成长。
有见及此，梅西认为民主党与自由主义运动在二十一世纪再生的关键，在于一方面重拾阶级政治，以阶级利益分配的议题，揭露潜伏在右翼“仇恨同盟”中的阶级矛盾，促使同盟瓦解。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应抛弃过去高高在上的态度和对国家权力的依赖，重回草根，通过点滴耐心的组织工作，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继续为少数族裔、妇女等弱势社群争取权益，同时正视和小心处理这些社群与主流白人社群之间的矛盾。
但重新上路，谈何容易。民主党在二○○○年失去政权后，不少民主党人至今仍无心思考怎样重订纲领、重整力量。若共和党真能长期执政，其领导的“仇恨同盟”能继续主导主流政治，美国重回种族暴力不断大规模爆发的时代，便不再是难以想像的事情了。
首先，新市位于水位之下，堤坝日久失修。不少专家早已反复警告，若有台风在附近登陆，该市将很可能被淹没。而集中在低洼地区的贫民窟(新市的白人精英大都居住在地势较高的地区，包括吸引大量游客的前法国殖民区)，更是面对最高风险的区域。虽然“新奥尔良将可能在飓风中淹没”已成为工程界的共识，但新市仍得不到应有资源进行堤坝修补。很难想像同样的情况会发生在北方的富裕白人城市如波士顿。
另外，当布什在九月初取消休假处理风灾后，他即与一些经济顾问讨论飓风对美国整体经济的影响。然后他在多个公开场合一味严词厉色地警告灾区居民不要趁机抢掠，对于死伤者和等待救援的灾民，竟没有丝毫怜惜之情。直到主流媒体异口同声地批评其冷酷无情后，他才慌忙地做一些如巡视灾区、慰问灾民、承认联邦政府救灾不力等“损害控制”的工作。这与他在“九一一”后主动、迅速与情感丰富的反应，有天渊之别。
令人咋舌的是，布什的母亲在陪同前总统老布什巡视家园被毁，面对暂时安置在得州的灾民，竟做出“这些人现在过得很好，反正他们本来就一无所有，他们都希望在得州留下来”这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的评论。看来，黑人的生命财产在共和党精英眼中，真是一文不值。
灾后数天，美国媒体大肆报道灾区暴徒四处抢掠，甚至乱枪扫射救灾人员的状况。但这些报道其实大都基于记者在灾区听到的谣言。在灾区寻找刺激性新闻图片的摄影记者找到的证据其实不多，远较谣言所传为少。但新奥尔良正成为无法无天罪恶之城的印象，仍然在灾后的头几天不断扩散。美国一个主要新闻网站刊出了一位黑人少年手抱着食物从超级市场走出来涉水而行的照片；但在另一张两个白人抱着食物的相片旁，却是“两位居民在一个超市中‘发现（find）’食物后在深及胸膛的水中前行”的描述。媒体的双重标准，足以证明大部分记者传播的灾后印象，是白人文化中的种族主义定型。灾后一个月左右，《纽约时报》经过详细的查访后，终于证实九月初不少媒体甚至政府官员和救灾组织都视为不争事实的有关新奥尔良已被黑人匪帮完全占领的描述，其实只源于几个越传越夸张的谣言。
纽约“九一一”恐怖袭击后，有记者发现世贸中心地下商场的名店明显被抢掠过，极可能是部分消防员所为(当时只有救灾人员才能进出警察封锁线，而只有消防员才有能力进入断了电和后来被埋在瓦砾下的世贸地下商场)。但大部分媒体对此都绝口不提，不再追究以白种爱尔兰裔为主体的纽约消防员有否在当时乘乱作案。这一段不光彩的插曲，也就几乎完全消失于美国人对“九一一”的集体回忆中。对比媒体对“九一一”和对新奥尔良风灾的处理，我们便不难发现，种族的确是一个影响美国媒体怎样建构事实的重要因素。
不少民权活跃分子和学者均指出，新奥尔良的悲剧正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种族与阶级不平等在最近二十多年政府不断削减公共开支的市场化改革下恶化。美国不少贫困线下的少数族裔，每天都在绝望与饥饿中度过。但由于不同种族与阶级在生活空间上的区隔，他们对于富裕乐观的白种、中产美国人来说，就好像不存在一样。这次天灾的震撼之处，正在于它令这些贫穷社群的处境赤裸裸地展示在观众面前，使众人看到美国社会最丑陋的一面。
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不平等与冲突，在六十年代民主党自由派推动的种族平权化后曾一度缓和。今天，很少人再会在公共场合对少数族裔做出言语上的侮辱或对之做出明显的歧视性行为。但在表象之下，不同种族之间的关系，其实在最近二十年共和党新右派的煽动下不断恶化。新右派运动之所以成功地从六十年代的一个极端、边缘的力量，变成今天能在华盛顿呼风唤雨、左右白宫社会议题的主导政治力量，乃因为新右派巧妙地动员起中下层白人对黑人和各种提升黑人地位的平权措施之憎恨，并将之转化成自己的政治资本和选票。八十年代起美国自由派与新右派的斗争，虽在多条战线上（如妇女权利、同性恋、环境保护、进化论争议与干细胞研究等）进行，但种族问题，始终是左右大局的因素。
自里根起，共和党逐步控制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器，积极将新右派的理念（包括向富人减税、缩减社会福利开支、取消保障少数族裔、妇女、生态环境的政策等）付诸实践。当新右派正自信地摆出了准备长期执政的姿态时，民主党内的自由主义者却显出了史无前例的迷惘与涣散。最近，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的族群问题专家梅西（Douglas Massey）和《经济学人》杂志美国编辑米克列维（John Micklethwait）及伍尔德里奇（Adrian Wooldridge）分别出版了《自由主义的复兴：新世纪的自由主义视野》（Return of the“L” Word:A Liberal Vision for the New Century，普林斯顿出版社二○○五年)和《右翼国度：美国的保守力量》（The Right Nation：Conservative Power in America，企鹅出版社二○○四年)两书，检视了美国自由主义运动和新右派运动的发展历程与社会基础，并追溯两者在最近二十多年此消彼长的根源。他们不约而同地发现，种族问题乃自由主义运动在最近二十年衰落和新右派崛起的关键。
梅西认为，自由主义的真谛，并不单在于人民的民主权利，还在于政府通过种种积极措施让不同肤色、阶级、性别的公民在各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享有平等机会。自由主义者认为，各种历史文化因素往往会令同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公民社群处在不同的起跑线进行竞争，有违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因此，国家的一个责任，便是尽一切力量去减少社会中这些“先天性”的不平等。
美国由立国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二百年，是自由主义不断挺进的历史。美国的独立战争和美国宪法的确立，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始概念转化成为联邦体制的框架。十九世纪中，代表东北部资产阶级的共和党在林肯领导下发动解放黑奴、瓦解南方保守庄园主政治经济力量的运动。虽然共和党的反黑奴立场源自当时美国新兴资本家与美国工业化的需要(结束南方庄园制度有助北方支配更多的土地自由劳动力与工业原料)，但南北内战使奴隶制成为历史，将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扩展到黑人身上(至少在理论上)，怎样说也是自由主义的一次胜利。
十九世纪末，南方白人在共和党精英的妥协态度下通过种族隔离条例，开始施行种族隔离政策，甚至组织3K党，有系统地杀害黑人。这些，令自由主义在种族面前却步不前，甚至倒退。但同时，以中下层白人为基础的民主党，却开始了其左翼民粹主义的转向，对东北部垄断资本展开猛烈攻击。他们批评垄断资本集团朋比为奸、私相授受，通过垄断市场抬高消费品价格，更通过政商关系掠夺原本属于每一个公民的国家资源。他们认为这种全国资源向一小撮精英集中的格局，造成富者越富、贫者越贫的恶性循环，有违大家对“美国梦”的期待。他们因此提出通过制约富人、扶助穷人以达到人人机会均等的自由主义理想之纲领。
在种族问题被排斥在主流政治议程之外的前提下，自由主义运动因为民主党的左转而开始前进。自由派日益壮大，迫使美国政府在二十世纪初订立一系列反垄断法案，以及保障工人权利和妇女权利的法例。二十世纪初，也因此成为美国史学家眼中的“进步时代”。三十年代，罗斯福领导下的民主党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增加向富人征税、确立全面社会保障制度、以联邦政府投资刺激欠发展地区的经济增长等“新政”措施推动阶级间与地域间的大规模财富再分配。在此之后，美国北部、中西部的白种工农和内战后一直对共和党不忿的南方白人，在每次选举中均结成坚实的“新政同盟（New Deal Coalition）”，令罗斯福时代的财富再分配政策，成为主流政治的金科玉律。代表东北部大企业利益的共和党人也不得不纷纷民主党化，以抄袭民主党人政纲为荣。
当自由主义在减少阶级不平等的战线上前行无阻时，民主党内部出现了将种族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的声音。五十年代南方黑人争取公民权的运动风起云涌，民主党即迅速将结束南方各州的种族隔离现状加入纲领，以获取越来越重要的黑人选票。六十年代，美国在肯尼迪与约翰逊主政下通过种种平权措施，使南方黑人的权利大幅提升。一九六四年约翰逊签署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的一刻，即被视为自由主义最终在种族问题上获得胜利的时刻。
同时，越战后一代的激进化，使美国政治的光谱进一步向左推移。对美国介入越战的痛恨，使这一代年轻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同情。胡志明、毛泽东和格瓦拉成了不少出身自美国东北部精英集团的富裕学生之偶像。伴随着反战运动而来的妇权运动、环保运动等新社会运动，促使民主党进一步向左倾，逐步将保障妇女堕胎权、立法制裁污染环境的企业等加入政策主张中。自由主义者在六七十年代的激进化，使美国政坛中“自由派”与“左派”成了同义词。在当时左翼思潮高涨的气氛下，就连由尼克松领导、高举反共旗帜的右翼共和党政府，也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强化社会福利，甚至实施以中国制衡苏联的务实战略，与中国修好，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握手言欢。
但当左翼文化在东北部的精英社会扩张之际，一股新的右翼保守力量却在南部与西部的白人小农、小企业家与工人阶级间崛起。六十年代的民主党人或许是因为被新政以来的节节胜利冲昏头脑，或许是因其牢牢掌握着国家机器而洋洋得意，所以他们在推广其种族平等的理想时往往急于求成，一味依赖联邦政府法令等自上而下的高压手段，强迫社会接受有关改革。他们没有考虑到根深蒂固的偏见，难以在缺乏耐心解释与游说的情况下迅速消失。他们更无视大多数中下层白人都要为结束学校种族隔离、平权措施(affirmative action)等政策做出牺牲的事实，因此在强迫他们做出牺牲之际，没有提供任何补偿性的措施，反而经常嘲笑反对平权措施的低下层百姓为没教养、心胸狭窄、眼光短浅的土包子。
在种种平权措施下利益受损的中下层白人开始察觉到，最积极推动平权政策的民主党精英，从来都不用为这些政策付出任何代价，有的甚至是对别人严厉，对自己宽松的伪善政客。公立大学的平权政策为增加黑人学生的比例而减低了中下层白人入读大学的机会，但拥有丰富经济、文化资源与社会关系的自由派精英，却能轻易把自己的子女送进名牌私立大学；自由派主张让黑人无拘无束地进入公立中小学与白人小孩共同学习，但不少自由派却在私下将子女送到收费高昂的纯白人私校。
由急速的、自上而下的平权政策激起的反弹，造就了一批对联邦政府恨之入骨，对衣食无忧却高调地反对自己国家和家庭的激进长春藤学生和城市中产阶级看不顺眼的“白种怒汉（angry white men）”。这群怒汉，即新右翼运动的社会基础。新右翼运动反对平权政策，主张联邦政府全面撤出地方百姓生活、重建家庭价值、对外国敌人绝不手软，并且从一开始便有高度组织化的特征。自七十年代起，这一运动以中下层白人社区的邻里团体、地区教会、枪会等为其主力军，在每次选举或重大公共议题辩论中展现出越来越大的动员能力和凝聚力。这一运动不仅吸引了中下层白人加入，也招揽了大批来自纽约、波士顿等东北大城市的犹太裔知识分子加盟。
有了纪律性极高的群众组织又有了出谋献策的智囊，新右翼运动成为一股能在全国选举中左右选情的强大政治力量。当学院里的自由派仍活在六十年代的激情之中，并且发展出虚无空洞、曲高和寡，甚至带点偏执狂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与政治正确性运动时，新右翼的意识形态已在西、南部内陆腹地的无数穷乡僻壤与小城镇中扎根。
共和党在尼克松时期，即已看准了南方白人对民主党越加不满，“新政同盟”正急速瓦解的时机，有组织地展开其“南方战略”。他们不惜放弃其创党理想，将对黑人的仇恨加进其意识形态鸡尾酒中，向深感被民主党出卖的南方白种精英招手。由内战结束到六十年代，南部各州在每次大选中都是民主党的票仓，但自七十年代起，却逐步成了共和党的重要票源。今天共和党在南部的政治明星，不少便是在六七十年代离开民主党的变节者。“水门事件”令共和党陷入严重危机，进一步促使该党向新右翼运动全面倾斜，借此收复失地。共和党政客于是纷纷放下精英身段，披上与民同呼吸的民粹外衣(出身自东北部的蓝血布什家族转化成今天讲话有意无意地结结巴巴的德州佬，可说是此中经典)，诱使更多原本支持民主党的中下层白人向共和党倒戈。
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共和党在八十年代已成功地借新右翼运动建立起一个以仇恨黑人(其次是仇恨女权和同性恋者)为主调，以全国各地中下层白人为基础的“仇恨同盟”。这一同盟迅速取代了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以追求阶级平等为主调，同样以中下层白人为基础的“新政同盟”，而成为美国政治的主导力量。
里根在这一同盟的支持下于一九八一年夺得总统宝座后，即掀起激烈的右翼革命，将二十世纪初进步时期与新政时期建立的财富再分配体制砸烂。为了争取中下层白人的支持，新右翼在攻击向富人征税以辅助穷人的福利体制时，往往能巧妙地模糊这一体制的阶级内容，而将之与种族问题挂钩。他们不断强调，社会福利迫使诚实和辛劳工作的白种小市民缴纳重税，却让狡猾和懒散的黑人不劳而获。
一九九二年走中间路线的克林顿当选总统，虽为自由派收复部分失地，但克林顿执政八年，把持国会的共和党仍气焰未消，令克林顿只能当一名弱势总统。在二○○四年的大选中，民主党候选人克里无论在社会政策抑或在外交政策上都走一条中间偏右路线，但仍敌不过义无反顾地站在政治光谱最右端的布什。今天，共和党不但控制了白宫，而且构成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可说已夺取了对联邦行政、立法与司法机器的控制权。
按照梅西的观察，今天共和党所倚重的“仇恨同盟”，其实十分脆弱。共和党在最近二十年执政期间的政策，十之八九都只照顾这一同盟中极少数成员(资本家与企业行政人员)的利益，而与同盟中大多数成员(中下层白人)的利益相冲突。共和党政府向富人大幅减税，取消对劳工阶层的就业保障与职业安全保障，大举将本用于社会福利与公共建设的资源转移到军事扩张，肥了大企业和军火商，却令无数工人与农民回到新政前朝不保夕的境遇中。中下层白人投票给致力推动逆向财富再分配的共和党，其实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无异。
但民主党人在这个脆弱的“仇恨同盟”面前，除了谩骂选民无知或模仿共和党，将自己装扮成较温和的新右派之外，竟然一筹莫展。归根究底，这是因为民主党在经历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妇女运动之后，主动放弃了新政以来的阶级议题，一味倒向关注族群、性别、性取向等议题的身份政治倾斜。今天民主党内的领导精英，多是将富裕安稳的生活视为理所当然，再不见新政时代的草根活跃分子。这些过着品味生活的优皮政治人，通常都认为有关阶级经济利益的讨论，市侩庸俗，不值一顾。跨阶级的“仇恨同盟”，也因此得以在自由派无力反击的背景下继续茁壮成长。
有见及此，梅西认为民主党与自由主义运动在二十一世纪再生的关键，在于一方面重拾阶级政治，以阶级利益分配的议题，揭露潜伏在右翼“仇恨同盟”中的阶级矛盾，促使同盟瓦解。另一方面，自由主义者应抛弃过去高高在上的态度和对国家权力的依赖，重回草根，通过点滴耐心的组织工作，以自下而上的方式继续为少数族裔、妇女等弱势社群争取权益，同时正视和小心处理这些社群与主流白人社群之间的矛盾。
但重新上路，谈何容易。民主党在二○○○年失去政权后，不少民主党人至今仍无心思考怎样重订纲领、重整力量。若共和党真能长期执政，其领导的“仇恨同盟”能继续主导主流政治，美国重回种族暴力不断大规模爆发的时代，便不再是难以想像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