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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者：雷米·哈里拉
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巴黎
哈里拉：五十年前，重获政治独立的亚非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于一九五五年首次在万隆相聚。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什么？
阿明：出席万隆会议的亚非领导人的目标远非一致。他们在所代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潮流、他们各自对于将要建设或重建的未来社会及其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看法等诸多议题上都存在分歧。民族解放运动在倾向上分化出激进的（“社会主义”）和温和的两脉；对立产生于对这个运动的总体根源的判断，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民族解放运动建基于社会阶级（农民、普通市民社会、中产或受惠阶层……），而另一部分人则将之归因于政治的和组织形式的传统（共产党、商会、教会……）。尽管如此，共同的目标毕竟使他们更加接近并且使会议有了一个方向。争取独立的历史性战斗并未结束。他们最低限度的共同纲领，是实现亚非政治的非殖民化。而且，他们都认为，重新获得政治独立仅仅是手段，而赢得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解放才是目的。但是，两种不同的观点也使他们产生了分化：其中大多数的观点认为，在世界经济体系内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发展”是可能的，而共产主义国家领导人则认为，离开资本主义营垒的结果就是要重建——和苏联一起，如果不是追随的话——一个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不打算“离开体系”（“分离”或“脱节”）的资本主义第三世界领导人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对这种发展眼光都不表示赞同。但他们也认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发达社会就意味着和西方主流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的冲突。激进的一翼预计到必须对外国垄断资本加以限制，以免它对民族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大程度的制约和影响。为了维护刚刚获得的独立，他们拒绝加入全球军事角逐，拒绝美国霸权所试图强加给他们的角色，即被当作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基地。但是，他们仍认为，拒绝加入大西洋军事阵营并不意味着就要被置于它的对手即苏联的保护之中。于是，便诞生了被万隆精神所催生的名为“中立主义”或“不结盟”的国家集团和组织。
哈里拉：西方大国对“万隆会议”有什么反应？
阿明：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在经济战争的层面，西方大国都不会接受万隆会议的精神以及出于他们自由意志的不结盟立场。他们对上世纪六十年代第三世界激进领导人（纳赛尔、苏加诺、恩克鲁玛、莫迪博·凯塔）的真正不满，也几乎在这一时期爆发出来，在一九六五到一九六八年间，以色列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入侵，表明了不结盟的政治立场并不为大西洋盟国所接受。
哈里拉：不结盟运动在此后的进展如何？
阿明：可以说是如火如荼。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间，在不结盟运动中日渐制度化的不结盟精神，几乎是集结了所有的亚非国家，它逐渐从专注于支持民族解放斗争、拒绝军事盟约的政治团结的前沿位置，转向了“针对北半球表达经济诉求的贸易联合体”的位置。在这个框架之内，不结盟运动将联合起那些从未能够打算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拉美国家，在这方面，古巴是个例外。七十七国集团——第三世界国家整体——宣告了这个南半球的新的广泛联盟的出现。在一九七三年战争和石油价格调整后，打响于一九七五年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战役，标志着这场变革的完成，也终结了它的历史使命。人们所称的“发展意识形态”，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五年间，经历了它的“鼎盛时期”，目前可能正面临致命的危机。
哈里拉：如何去界定这个产生于“万隆会议”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意识形态”？
阿明：尽管常常是含糊的和不太明确的，但不结盟的政治经济学可由以下元素加以限定：一、发展生产力，增加产出，特别是工业化的愿望；二、为民族国家提供发展导向和控制发展进程的愿望；三、“技术的”模型是“中性”的、可以通过控制进行复制的信念；四、发展进程只需民众对国家行为的支持，而不包含民众的原创性的信念；五、即使存在暂时的冲突，但与参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贸易与发展并没有根本矛盾的信念。某种意义上说，在一九五五至一九七○年间资本主义扩张的形势下，这一规划才得以成功实施。除了意识形态路线的差异外，亚、非、拉美实行的发展政策的目标是基本相同的。在各个国家，它都是一个旨在加速现代化进程和通过工业化达到社会富足的民族主义规划。在一九四五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日本除外）、非洲国家（包括南非）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尽管有一些细微差别），除了星星点点的采矿业之外，还根本不具有任何名副其实的工业企业，人口构成主要是农业的，尚在古代的或殖民制度的统治之下。只要回想一下这一切，人们就不难理解这一共同目标。除了广泛的多样性以外，所有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把政治独立、国家现代化、经济工业化作为共同的目标。
哈里拉：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真的都要去实施这一战略吗？
阿明：要说他们在能够实施的情况下没有努力实施，那是不正确的。不可否认，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情况，但试图以归纳出来的模型来对他们进行分类仍旧具有合理性。不过如果有人试图或者曾经打算根据这种功能分类来揭示这些经验、可能性以及内在外在的限制的话，倘若不是出于意识形态偏向的需要，那他很可能会成为这种想法的牺牲品。通过对他们共同特征的强调，我宁愿远离这种类型的划分，而从历史本身的走向去重新辨析其本来面目。
哈里拉：工业化具体指的是什么？
阿明：工业化首先是指国内市场的建立，并且要保护这一市场不受到竞争的侵害，竞争因素有害于它的形成。这个公式会因环境因素和理论或意识形态论题（消费轻工业优先，或是“产业的工业化”优先）的不同而呈现差异，但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技术只能靠引进，但接受外国资本的设备安装就没有必要了；当然，结果取决于本国讨价还价的能力。金融资本将被邀请直接在国内投资或向国内放贷。在这里，外国私有财产——公共财政（归功于国内的节支和外部的援助）再度作为一个公式，可以适用于人们对于投入与产出的评估。这些发展计划所推动的进口需求表明，工业化不能只靠传统的农业和矿产出口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总体增长的时期，就如同在战后那个时段一样，对所有产品（能源、原材料……）的需求都有持续增长的可能。贸易的额度起伏不定，但并没有因为它的衰退而全部抵消出口量增长的效果。城市化、交通与通讯设施、教育、社会服务等等，理所当然地致力于为工业化服务，但正如人们在从前的超越种族的民族主义话语中所读到的那样，它们在被推进的过程中也承载着自身的目的，这就是致力于建设民族国家和实现行为的现代化。现代化，虽然处于工业化的中心，却并不等于工业化。
哈里拉：人们认为国家干预对发展具有绝对决定性作用吗？
阿明：在那个时期，人们如今经常与“国家干预”（因为与人们主张的市场的自发性相冲突，所以总是作为否定性的概念）相对并举的“私人利益”——与市场的自发倾向相关联——这个概念还未见使用，这个对立面甚至尚未引起关注。相反，为所有强权势力共享的常识此时却在国家干预中发现了建立市场和现代化的核心元素。负有社会主义壮志的激进左派理所当然地要伴随国家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扩张逐步取缔私有财产。然而，并不认同这个目标的民族主义右翼，也同样是干预主义者和国家调控的支持者：私人利益的确立，根据其自身的要求，非常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国家控制。
哈里拉：然而，发展并不总是被理解为与资本主义相互对立的，是吗？
阿明：不错，如今，这样去解读这段历史的诱惑力是很大的：这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已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与国家的原始积累相联系的某些功能，相应地也就为下一个阶段创造了条件，也就是当下人们将会指出的，是以对世界市场的开放为特征的阶段。我不打算屈从于这种诱惑。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并没有自发地创造出“发展的模型”。作为当时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这一发展模式是由其自身的具体环境决定的。因此，我会更强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这就是总被短期的财政结算尤其是被这一模式下的社会安排所牵制的自发的短视的倾向和与以上动力相冲突的激励提升政治实力的长远眼光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这一冲突并非总是激烈的，资本主义已与之相适应，它不会导致大规模的运动。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与那些实践万隆规划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其激烈程度取决于是把国家控制的实现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的取代还是支持。运动的激进一翼赞同第一个观点，因此和资本主义的直接利益相冲突，尤其是通过国有化和取缔外国财产。相反，温和派则寻求调和利益冲突，相应地也就提供了和解的机会。在国际范围内，这个区别很容易与发生在苏维埃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东西方冲突的概念相吻合。
哈里拉：在这些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扮演了什么角色？
阿明：所有的民族解放运动都享有这种现代主义者的因此也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观点。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他们受到了作为一个完整概念的资产阶级的激发甚或是指导。这种意义的资产阶级在独立的时期并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而且，按最有利的估计，它也只存在于初期阶段。相反，现代化意识形态却实实在在地存在并且构成了发动人民进行反殖民革命的主导力量。这一意识形态正实施着一项计划，我给这一计划的名字是——乍看起来不好理解——“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其现代化内涵而言，需要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基本适应于资本主义体制：工资关系、公司管理、城市化、等级教育、国家公民身份……无疑，发达资本主义的其他价值，如政治民主等，近乎残酷地失去了用武之地——正如人们根据发展的最初阶段的需要所做出的判断一样。“没有资本家”，就是在产业资本家缺席的情况下，由国家取而代之；但有的时候，当资产阶级的兴起受到怀疑的时候，为了至上的权力，后者也会放弃在国家建设长远规划中的短期利益。在激进的一翼，怀疑甚至变成了排除的同义词，于是它自然只能应和苏维埃主义话语，制订“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曾经把“赶上”西方世界这一目标作为关注的重心，这一计划借助其自身的动力，已经取得了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条件。
哈里拉：事实上人们可以从这种发展战略中得出什么样的评价？
阿明：其结果是呈强烈反差的，以致人们试图放弃用“第三世界”这个一般表述去界定所有那些在战后年代推行发展政策的国家。目前，人们又不无理由地把一个新兴工业化的、具有不完全竞争性的（那些以“新兴的”而闻名的国家）第三世界与一个边缘化了的第四世界（那些被“遗漏的”国家）置于对立之中。
哈里拉：如果根据“民族构建”的标准，有可能得出什么评价？
阿明：作为总体，结果仍然是值得讨论的。其原因在于，在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支持民族融合，相反，展开在体系边缘的全球化实践则是在瓦解社会。然而，民族解放运动的意识形态却并未曾察觉这一矛盾，它依旧闭锁在“赶上历史的延滞”这一资产阶级的概念中，并且通过参与国际分工——而不是以分离或脱节的方式去拒绝它——来实现这一追赶。毫无疑问，根据前殖民或前资本主义的具体特征，这个分解的效果多少有些戏剧化。在非洲，它的人为的殖民地边界划分并不尊重当地人民先前的历史，尽管来自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阶层竭尽全力去超越种族主义的表现，但由资本主义的边缘化运动所带来的社会瓦解，却使种族主义的复兴成为了可能。当危机爆发，粗暴地破坏了曾为国家新的超越种族主义方针提供资金支持的盈余的增长时，统治阶级自身也便四分五裂，失去了以“发展”的成就为基础的合法性，通常只有靠种族主义的后退以图创造新的根基。
哈里拉：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结果又会怎样？
阿明：在这种情况下，结果更是对比鲜明。当然，对于“社会主义”一词，按照当时的平民主义意识形态所赋予它的内涵去加以理解是必要的。这是一种改革的观点，它强调更大的社会变动，强调铲除收入的不平等，类似于市区人口全员就业，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贫穷的”福利国家。相应地，坦桑尼亚这样的国家的成就，在与扎伊尔、象牙海岸或肯尼亚等国相对比时，就提供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后者的最刺眼的不平等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无论在其发展时期还是停滞时期，都在不断扩大。
哈里拉：假如选择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竞争标准呢？
阿明：从这个观点看，结果也是极度悬殊的，它们粗暴地把业已成为竞争性工业出口国的包括亚洲和拉美主要国家在内的集团推向与仍然限制主要产品出口的所有非洲国家的对立之中。第一个国家群体构成了新的第三世界——依我的分析就是明天的边缘；第二个国家群体，有人现在称之为“第四世界”——是业已被标明的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中被边缘化、被遗漏的部分。因此，在万隆会议的民族主义框架之内展开的发展实践与拉丁美洲的相应运动在推进的等级上是呈极大反差的。没有对它们进行逐国的考察，辨析其所有内部的外部的因素的具体运作，考察其成败得失，就想要说明这个基本事实是不可能的。
哈里拉：这是否意味着南南合作尚不存在？
阿明：在当前，南南合作明显地已不复存在——正如从万隆会议（一九五五年）到坎昆会议（一九八一年）在政治层面（以不结盟的立场）以及经济层面（通过在联合国机构尤其是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中七十七国集团所采取的共同立场）上其自身所强烈表达的观点。而由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国际组织的三重奏来加以实施和完成的南半球国家的联合，无疑主要是为了削弱跨越三个大陆的七十七国集团——尚未存在——和不结盟运动——但它已经给出了可能复兴的征兆。七十七国集团内部对于不平等发展的强调也同样预示着这一变革的开始。
哈里拉：南半球有的只是集体防御的兴趣吗？
阿明：对于那些只关注短期和近期情况的人来说，这是真实的。这些情况会影响到那些能够或者相信他们能够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中有所收获的人的“利益”。但长期来看，这又是不真实的，现存的资本主义既不可能再为南半球国家的普通阶层带来任何好处，甚至也不可能为那些无意于“赶上”的国家，即那些确信自己在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可以作为平等的伙伴并与中心（三位组合：美国、欧洲、日本）处在同一位置的国家做出更多的奉献。因此，再次从政治的角度，对南半球国家相互合作的必要性的认识正在复苏。美国的傲慢及其“全球军事布控”的完成，直接引发了二○○三年二月在科伦坡召开的最近一次不结盟运动峰会。
哈里拉：对许多观察者来说，吉隆坡峰会是一个意外，但它是否可以被理解为南半球阵线的再生？
阿明：它也许会让那些懒散的官员们吃惊，他们确信，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南半球国家已不再重要。面对结构性再调整计划的压迫、债务偿还负担的挟持、买办资产阶级的钳制，南半球国家似乎不能再像他们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八一年那样全力以赴，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提出质疑了。意想不到的是：不结盟运动谴责了美国的帝国主义战略，谴责它的全球军事控制的不均衡及其罪恶目的，谴责它通过华盛顿预谋制造无休止的单边决定的战争来达到它的军事部署。南半球国家逐渐觉悟到，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安排对它们无所补益，因此，这个安排必须诉诸武力去自我推行，想方设法地实现美国计划。这场运动正在演变成为一场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和美国霸权的不结盟运动。（待续）
（孙民乐译）
二○○五年四月二十五日，巴黎
哈里拉：五十年前，重获政治独立的亚非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于一九五五年首次在万隆相聚。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什么？
阿明：出席万隆会议的亚非领导人的目标远非一致。他们在所代表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潮流、他们各自对于将要建设或重建的未来社会及其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看法等诸多议题上都存在分歧。民族解放运动在倾向上分化出激进的（“社会主义”）和温和的两脉；对立产生于对这个运动的总体根源的判断，对于一部分人而言，民族解放运动建基于社会阶级（农民、普通市民社会、中产或受惠阶层……），而另一部分人则将之归因于政治的和组织形式的传统（共产党、商会、教会……）。尽管如此，共同的目标毕竟使他们更加接近并且使会议有了一个方向。争取独立的历史性战斗并未结束。他们最低限度的共同纲领，是实现亚非政治的非殖民化。而且，他们都认为，重新获得政治独立仅仅是手段，而赢得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解放才是目的。但是，两种不同的观点也使他们产生了分化：其中大多数的观点认为，在世界经济体系内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发展”是可能的，而共产主义国家领导人则认为，离开资本主义营垒的结果就是要重建——和苏联一起，如果不是追随的话——一个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不打算“离开体系”（“分离”或“脱节”）的资本主义第三世界领导人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对这种发展眼光都不表示赞同。但他们也认为，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发达社会就意味着和西方主流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的冲突。激进的一翼预计到必须对外国垄断资本加以限制，以免它对民族经济的发展产生较大程度的制约和影响。为了维护刚刚获得的独立，他们拒绝加入全球军事角逐，拒绝美国霸权所试图强加给他们的角色，即被当作包围社会主义国家的基地。但是，他们仍认为，拒绝加入大西洋军事阵营并不意味着就要被置于它的对手即苏联的保护之中。于是，便诞生了被万隆精神所催生的名为“中立主义”或“不结盟”的国家集团和组织。
哈里拉：西方大国对“万隆会议”有什么反应？
阿明：无论在政治层面，还是在经济战争的层面，西方大国都不会接受万隆会议的精神以及出于他们自由意志的不结盟立场。他们对上世纪六十年代第三世界激进领导人（纳赛尔、苏加诺、恩克鲁玛、莫迪博·凯塔）的真正不满，也几乎在这一时期爆发出来，在一九六五到一九六八年间，以色列于一九六七年七月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入侵，表明了不结盟的政治立场并不为大西洋盟国所接受。
哈里拉：不结盟运动在此后的进展如何？
阿明：可以说是如火如荼。在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间，在不结盟运动中日渐制度化的不结盟精神，几乎是集结了所有的亚非国家，它逐渐从专注于支持民族解放斗争、拒绝军事盟约的政治团结的前沿位置，转向了“针对北半球表达经济诉求的贸易联合体”的位置。在这个框架之内，不结盟运动将联合起那些从未能够打算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拉美国家，在这方面，古巴是个例外。七十七国集团——第三世界国家整体——宣告了这个南半球的新的广泛联盟的出现。在一九七三年战争和石油价格调整后，打响于一九七五年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战役，标志着这场变革的完成，也终结了它的历史使命。人们所称的“发展意识形态”，在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五年间，经历了它的“鼎盛时期”，目前可能正面临致命的危机。
哈里拉：如何去界定这个产生于“万隆会议”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意识形态”？
阿明：尽管常常是含糊的和不太明确的，但不结盟的政治经济学可由以下元素加以限定：一、发展生产力，增加产出，特别是工业化的愿望；二、为民族国家提供发展导向和控制发展进程的愿望；三、“技术的”模型是“中性”的、可以通过控制进行复制的信念；四、发展进程只需民众对国家行为的支持，而不包含民众的原创性的信念；五、即使存在暂时的冲突，但与参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贸易与发展并没有根本矛盾的信念。某种意义上说，在一九五五至一九七○年间资本主义扩张的形势下，这一规划才得以成功实施。除了意识形态路线的差异外，亚、非、拉美实行的发展政策的目标是基本相同的。在各个国家，它都是一个旨在加速现代化进程和通过工业化达到社会富足的民族主义规划。在一九四五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日本除外）、非洲国家（包括南非）以及拉丁美洲国家（尽管有一些细微差别），除了星星点点的采矿业之外，还根本不具有任何名副其实的工业企业，人口构成主要是农业的，尚在古代的或殖民制度的统治之下。只要回想一下这一切，人们就不难理解这一共同目标。除了广泛的多样性以外，所有的民族解放运动都把政治独立、国家现代化、经济工业化作为共同的目标。
哈里拉：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真的都要去实施这一战略吗？
阿明：要说他们在能够实施的情况下没有努力实施，那是不正确的。不可否认，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情况，但试图以归纳出来的模型来对他们进行分类仍旧具有合理性。不过如果有人试图或者曾经打算根据这种功能分类来揭示这些经验、可能性以及内在外在的限制的话，倘若不是出于意识形态偏向的需要，那他很可能会成为这种想法的牺牲品。通过对他们共同特征的强调，我宁愿远离这种类型的划分，而从历史本身的走向去重新辨析其本来面目。
哈里拉：工业化具体指的是什么？
阿明：工业化首先是指国内市场的建立，并且要保护这一市场不受到竞争的侵害，竞争因素有害于它的形成。这个公式会因环境因素和理论或意识形态论题（消费轻工业优先，或是“产业的工业化”优先）的不同而呈现差异，但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技术只能靠引进，但接受外国资本的设备安装就没有必要了；当然，结果取决于本国讨价还价的能力。金融资本将被邀请直接在国内投资或向国内放贷。在这里，外国私有财产——公共财政（归功于国内的节支和外部的援助）再度作为一个公式，可以适用于人们对于投入与产出的评估。这些发展计划所推动的进口需求表明，工业化不能只靠传统的农业和矿产出口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总体增长的时期，就如同在战后那个时段一样，对所有产品（能源、原材料……）的需求都有持续增长的可能。贸易的额度起伏不定，但并没有因为它的衰退而全部抵消出口量增长的效果。城市化、交通与通讯设施、教育、社会服务等等，理所当然地致力于为工业化服务，但正如人们在从前的超越种族的民族主义话语中所读到的那样，它们在被推进的过程中也承载着自身的目的，这就是致力于建设民族国家和实现行为的现代化。现代化，虽然处于工业化的中心，却并不等于工业化。
哈里拉：人们认为国家干预对发展具有绝对决定性作用吗？
阿明：在那个时期，人们如今经常与“国家干预”（因为与人们主张的市场的自发性相冲突，所以总是作为否定性的概念）相对并举的“私人利益”——与市场的自发倾向相关联——这个概念还未见使用，这个对立面甚至尚未引起关注。相反，为所有强权势力共享的常识此时却在国家干预中发现了建立市场和现代化的核心元素。负有社会主义壮志的激进左派理所当然地要伴随国家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的扩张逐步取缔私有财产。然而，并不认同这个目标的民族主义右翼，也同样是干预主义者和国家调控的支持者：私人利益的确立，根据其自身的要求，非常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国家控制。
哈里拉：然而，发展并不总是被理解为与资本主义相互对立的，是吗？
阿明：不错，如今，这样去解读这段历史的诱惑力是很大的：这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扩张已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与国家的原始积累相联系的某些功能，相应地也就为下一个阶段创造了条件，也就是当下人们将会指出的，是以对世界市场的开放为特征的阶段。我不打算屈从于这种诱惑。世界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并没有自发地创造出“发展的模型”。作为当时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这一发展模式是由其自身的具体环境决定的。因此，我会更强调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这就是总被短期的财政结算尤其是被这一模式下的社会安排所牵制的自发的短视的倾向和与以上动力相冲突的激励提升政治实力的长远眼光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这一冲突并非总是激烈的，资本主义已与之相适应，它不会导致大规模的运动。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与那些实践万隆规划的国家之间的冲突，其激烈程度取决于是把国家控制的实现看作是对资本主义的取代还是支持。运动的激进一翼赞同第一个观点，因此和资本主义的直接利益相冲突，尤其是通过国有化和取缔外国财产。相反，温和派则寻求调和利益冲突，相应地也就提供了和解的机会。在国际范围内，这个区别很容易与发生在苏维埃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之间的东西方冲突的概念相吻合。
哈里拉：在这些运动中民族资产阶级扮演了什么角色？
阿明：所有的民族解放运动都享有这种现代主义者的因此也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观点。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意味着他们受到了作为一个完整概念的资产阶级的激发甚或是指导。这种意义的资产阶级在独立的时期并不存在或几乎不存在。而且，按最有利的估计，它也只存在于初期阶段。相反，现代化意识形态却实实在在地存在并且构成了发动人民进行反殖民革命的主导力量。这一意识形态正实施着一项计划，我给这一计划的名字是——乍看起来不好理解——“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其现代化内涵而言，需要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基本适应于资本主义体制：工资关系、公司管理、城市化、等级教育、国家公民身份……无疑，发达资本主义的其他价值，如政治民主等，近乎残酷地失去了用武之地——正如人们根据发展的最初阶段的需要所做出的判断一样。“没有资本家”，就是在产业资本家缺席的情况下，由国家取而代之；但有的时候，当资产阶级的兴起受到怀疑的时候，为了至上的权力，后者也会放弃在国家建设长远规划中的短期利益。在激进的一翼，怀疑甚至变成了排除的同义词，于是它自然只能应和苏维埃主义话语，制订“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曾经把“赶上”西方世界这一目标作为关注的重心，这一计划借助其自身的动力，已经取得了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的条件。
哈里拉：事实上人们可以从这种发展战略中得出什么样的评价？
阿明：其结果是呈强烈反差的，以致人们试图放弃用“第三世界”这个一般表述去界定所有那些在战后年代推行发展政策的国家。目前，人们又不无理由地把一个新兴工业化的、具有不完全竞争性的（那些以“新兴的”而闻名的国家）第三世界与一个边缘化了的第四世界（那些被“遗漏的”国家）置于对立之中。
哈里拉：如果根据“民族构建”的标准，有可能得出什么评价？
阿明：作为总体，结果仍然是值得讨论的。其原因在于，在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支持民族融合，相反，展开在体系边缘的全球化实践则是在瓦解社会。然而，民族解放运动的意识形态却并未曾察觉这一矛盾，它依旧闭锁在“赶上历史的延滞”这一资产阶级的概念中，并且通过参与国际分工——而不是以分离或脱节的方式去拒绝它——来实现这一追赶。毫无疑问，根据前殖民或前资本主义的具体特征，这个分解的效果多少有些戏剧化。在非洲，它的人为的殖民地边界划分并不尊重当地人民先前的历史，尽管来自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阶层竭尽全力去超越种族主义的表现，但由资本主义的边缘化运动所带来的社会瓦解，却使种族主义的复兴成为了可能。当危机爆发，粗暴地破坏了曾为国家新的超越种族主义方针提供资金支持的盈余的增长时，统治阶级自身也便四分五裂，失去了以“发展”的成就为基础的合法性，通常只有靠种族主义的后退以图创造新的根基。
哈里拉：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结果又会怎样？
阿明：在这种情况下，结果更是对比鲜明。当然，对于“社会主义”一词，按照当时的平民主义意识形态所赋予它的内涵去加以理解是必要的。这是一种改革的观点，它强调更大的社会变动，强调铲除收入的不平等，类似于市区人口全员就业，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贫穷的”福利国家。相应地，坦桑尼亚这样的国家的成就，在与扎伊尔、象牙海岸或肯尼亚等国相对比时，就提供了一种鲜明的对照，后者的最刺眼的不平等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无论在其发展时期还是停滞时期，都在不断扩大。
哈里拉：假如选择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竞争标准呢？
阿明：从这个观点看，结果也是极度悬殊的，它们粗暴地把业已成为竞争性工业出口国的包括亚洲和拉美主要国家在内的集团推向与仍然限制主要产品出口的所有非洲国家的对立之中。第一个国家群体构成了新的第三世界——依我的分析就是明天的边缘；第二个国家群体，有人现在称之为“第四世界”——是业已被标明的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中被边缘化、被遗漏的部分。因此，在万隆会议的民族主义框架之内展开的发展实践与拉丁美洲的相应运动在推进的等级上是呈极大反差的。没有对它们进行逐国的考察，辨析其所有内部的外部的因素的具体运作，考察其成败得失，就想要说明这个基本事实是不可能的。
哈里拉：这是否意味着南南合作尚不存在？
阿明：在当前，南南合作明显地已不复存在——正如从万隆会议（一九五五年）到坎昆会议（一九八一年）在政治层面（以不结盟的立场）以及经济层面（通过在联合国机构尤其是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中七十七国集团所采取的共同立场）上其自身所强烈表达的观点。而由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国际组织的三重奏来加以实施和完成的南半球国家的联合，无疑主要是为了削弱跨越三个大陆的七十七国集团——尚未存在——和不结盟运动——但它已经给出了可能复兴的征兆。七十七国集团内部对于不平等发展的强调也同样预示着这一变革的开始。
哈里拉：南半球有的只是集体防御的兴趣吗？
阿明：对于那些只关注短期和近期情况的人来说，这是真实的。这些情况会影响到那些能够或者相信他们能够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中有所收获的人的“利益”。但长期来看，这又是不真实的，现存的资本主义既不可能再为南半球国家的普通阶层带来任何好处，甚至也不可能为那些无意于“赶上”的国家，即那些确信自己在世界体系形成过程中可以作为平等的伙伴并与中心（三位组合：美国、欧洲、日本）处在同一位置的国家做出更多的奉献。因此，再次从政治的角度，对南半球国家相互合作的必要性的认识正在复苏。美国的傲慢及其“全球军事布控”的完成，直接引发了二○○三年二月在科伦坡召开的最近一次不结盟运动峰会。
哈里拉：对许多观察者来说，吉隆坡峰会是一个意外，但它是否可以被理解为南半球阵线的再生？
阿明：它也许会让那些懒散的官员们吃惊，他们确信，在新的全球化进程中，南半球国家已不再重要。面对结构性再调整计划的压迫、债务偿还负担的挟持、买办资产阶级的钳制，南半球国家似乎不能再像他们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八一年那样全力以赴，对全球资本主义秩序提出质疑了。意想不到的是：不结盟运动谴责了美国的帝国主义战略，谴责它的全球军事控制的不均衡及其罪恶目的，谴责它通过华盛顿预谋制造无休止的单边决定的战争来达到它的军事部署。南半球国家逐渐觉悟到，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安排对它们无所补益，因此，这个安排必须诉诸武力去自我推行，想方设法地实现美国计划。这场运动正在演变成为一场针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和美国霸权的不结盟运动。（待续）
（孙民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