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在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研究服务贸易对一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伯格斯模型，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服务净出口国有利，而造成净进口国货物价格贸易条件恶化。文章基于伯格斯模型对2000—2014年15个国家服务贸易差额与货物价格贸易条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面板检验。结果表明，我国服务贸易与货物价格贸易条件的关系符合伯格斯模型的结论，但伯格斯模型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即服务贸易对货物价格贸易条件具有差异性作用。
[关键词]伯格斯模型；服务净进口；服务净出口；价格贸易条件
[DOI]10.13939/j.cnki.zgsc.2016.42.166
1 文献综述
国外理论界关于服务贸易收益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在传统理论框架之内探讨服务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收益；二是沿袭新贸易理论的分析范式，改变完全竞争等传统假设，基于服务差异性和规模经济对服务贸易的收益进行研究；三是从分工和生产专业化角度出发，讨论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收益。此外，很多学者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收益进行了实证检验。Dee和Hanslow（2000）发现，如果取消乌拉圭回合中所有的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壁垒，全球将从中获得2600亿美元的收益，其中1300亿美元来自于国际服务贸易的自由化；Chadha（2000）检验了印度服务行业关税平均下降25%时产生的影响，结果是印度服务贸易大幅度增加，在矿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等部门的产出和效率上升，在机器制造业部门则下降；Konan 和 Maskus（2002）近似地预测了突尼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结果是主要收益来自于金融业、商业服务和电信业三个生产者服务部门。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生产者服务的自由贸易可以增加贸易双方的福利。
货物贸易条件的变化是衡量服务贸易自由化收益的指标之一。综合国内文献来看，对貨物贸易条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分析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二是对贸易条件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三是研究影响贸易条件的因素。在贸易条件影响因素方面，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进出口商品结构、外商直接投资、汇率及关税等对货物贸易条件产生了影响，然而从服务贸易角度探讨对货物贸易条件影响的文献不多。张慧、黄建忠（2012）基于伯格斯模型分析了我国1997—2008年服务贸易自由化对货物贸易条件产生的效应，结论表明，总体而言，货物价格贸易条件和单要素贸易条件分别随着服务净进口的增加而相应恶化和平稳改善，但不同服务部门的净进口对我国货物贸易条件的影响不同；黄佳琪、张伟强（2015）对我国1997—2012年服务贸易净进口额和价格贸易条件进行了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负相关性，且生产者服务贸易净进口和货物价格贸易条件间的负相关性更强。
由此可见，已有文献主要分析中国服务贸易情况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本文则扩展了考察对象，利用伯格斯模型进一步研究服务贸易自由化对货物价格贸易条件产生的效应。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从七国集团和新兴经济体当中选取15个国家进行分析，这些国家中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共同特点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服务贸易发展较快，因此研究其服务贸易差额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具有一定代表性。
2 伯格斯模型
伯格斯认为，对标准的H-O-S模型做简单修正，就能得到适用于服务贸易的一般模型。伯格斯模型的关键假设为服务是用来生产两种产品的中间产品，而不是最终消费产品。同时，伯格斯模型将H-O-S模型扩展为2×2×3模型，即两个国家、两种生产要素（劳动L和资本K）、生产两种产品和一种服务。该模型说明了不同国家在服务贸易上的特点是如何形成比较优势从而决定商品贸易模式的。
2.1 伯格斯模型的主要内容
如图1所示，首先，假设只有商品可以自由贸易，而服务不可贸易。本国专业化生产产品1，外国专业化生产产品2，这种专业化分工格局由两国要素禀赋差异决定。最初的均衡点在点A，即本国生产y01产品1，外国生产y02产品2，两国互相交换一部分产品后，在点C处进行消费。在两国国内，完全竞争条件和生产要素在部门间的流动能够保证有效率的生产，但是服务上的贸易壁垒阻碍了服务价格均等化。TT曲线代表在一国服务部门产出可以作为另一国产品部门投入的情况下，两国所能生产的最终产品的组合。点A处的斜率表示外国产品2生产过程中服务的边际产出与本国产品1生产过程中服务的边际产出的比率。现在假设服务的贸易壁垒消失，由于在点A处TT曲线的斜率大于UU曲线的斜率，所以本国将出口服务，新的均衡点将移至点B。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导致世界产出构成发生变化，并使商品的相对价格发生改变。对于本国来说，相对价格曲线变陡，也就是说服务出口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改善；而对于外国即服务进口国来说，其价格贸易条件则发生恶化。
2.2 伯格斯模型的结论
2.2.1 提供服务的技术差别是一国商品比较优势的重要决定因素
一个厂商是选择合约经营还是自己提供服务，取决于服务的市场价格和要素价格的相对水平：如果服务价格高于劳动力成本和利率水平（工资和租金），生产厂商就较少依赖服务部门。一旦技术或政策壁垒阻碍了服务贸易，服务就只能由自己提供，且服务只能作为产品生产的中间产品随着产品的贸易进行间接贸易，那么提供服务的技术差别将成为一国商品比较优势的重要决定因素。
2.2.2 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出口国
由于一国的要素供给固定不变，相对要素存量差别决定了一国的比较优势。对于服务出口国来说，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产量不变；而对于服务进口国来说，进口的服务促使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产量增加，从而引起本国产品价格下降，即服务进口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
伯格斯模型说明： 服务贸易提高了世界整体福利水平，但是服务贸易双方未必都能分享到这些增加的福利，服务进口国的贸易条件会恶化。 3 主要国家服务贸易差额与价格贸易条件现状
根据伯格斯模型，可以通过各国的服务贸易差额情况检验其对货物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服务贸易差额由一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减服务贸易进口总额计算而得，正值表示该国为服务贸易净出口国，负值表示该国为服务贸易净进口国。2000—2013年数据根据《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BPM5）计算，2014年数据根据《国际收支手册第六版》（BPM6）计算。
贸易条件是衡量一国一定时期在国际贸易中获利能力的综合指标，包括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三个方面。最初，贸易条件仅指价格贸易条件。其中，价格贸易条件是其他贸易条件的基础。同时，由于伯格斯模型侧重考察的是价格贸易条件，因此本文也选择价格贸易条件来考察服务贸易的影响。价格贸易条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又称净实物贸易条件，是一国出口与进口的交换比价，反映单位出口商品的进口能力。其公式为：
式中，Px和Pm分别为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NBTT增大，则出口单位商品可换得的进口商品数量增加，价格贸易条件改善；NBTT下降，则价格贸易条件恶化。
如表1所示，2000—2014年，埃及、土耳其、美国、英国和法国五国为服务贸易净出口国，其他国家则一直处于服务贸易逆差状态。而从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上看，如表2所示，服务净出口国中的埃及和英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有小幅改善，而土耳其、美国和法国的贸易条件则在一定程度上恶化；在10个服务净进口国中，孟加拉、中国、越南、日本和德国贸易条件有所恶化，其他五国贸易条件表现为改善。将这15个国家的两个指标对应来看，服务贸易差额与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同向变动年份大于反向变动年份的有土耳其、巴西、中国、墨西哥、尼日利亚、俄罗斯和加拿大；反向变动年份大于同向变动年份的有埃及、美国、英国、法国、孟加拉和日本。
如图2所示，2000—2008年，我國服务贸易净进口额在波动中缓慢增长，而2008年以来，服务贸易净进口迅速上升。与此相对应，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在总体上表现为下降，尤其是2002—2008年，下降较为明显。总体而言，服务贸易净进口与价格贸易指数变动趋势相反。
4 实证分析
4.1 模型、数据及方法
4.1.1 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服务贸易差额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效应，因此选择价格贸易条件作为被解释变量。为了更好地解释价格贸易条件变动的原因，除了将服务贸易差额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之外，还选取了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商品结构指数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并借助Eviews8.0对2000—2014年间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在进行实证分析时，通常采用取对数的方式消除样本数据的异方差性，但由于NBTT和RMP是比值数据，而FDI数据中存在负数，不宜取对数，因此保留以上变量的原始数据，仅对NST和GDP两个变量的数据取对数。本文回归模型最终确定为：
式中，α0为截距项，NBTT表示货物价格贸易条件，NST表示服务贸易差额，GDP表示经济增长，FDI表示流入本国的外商直接投资，RMP表示出口商品结构指数，μit为随机扰动项。
4.1.2 样本选择
考虑数据的完整性，本文最终选择了15个国家2000—2014年的截面数据。同时，本文将样本分为服务贸易净出口国、服务贸易净进口国，从这两个角度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服务贸易净出口国包括埃及、土耳其、美国、英国、法国5个国家，服务贸易净进口国包括孟加拉、巴西、中国、墨西哥、尼日利亚、俄罗斯、越南、日本、德国和加拿大共10个国家。
4.1.3 数据说明
货物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其他数据则均来自于UNCTAD数据库。其中，服务贸易差额和经济增长数据单位是亿美元，计量回归时采用自然对数；外商直接投资采用流量数据，单位为亿美元；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把出口商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其中，0-4类商品为初级产品，5-9类商品为工业制成品。出口商品结构指数=（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总额）×100。
4.2 净出口国服务贸易与货物价格贸易条件的关系
4.2.1 描述性分析
表3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FDI是各国差别最大的量。在样本区间内，NBTT最高的为埃及，其均值是127.333，最低的为土耳其，其均值是94.627；lnNST最高的为美国，其均值是6.986，最低的为埃及，其均值是3.778；lnGDP最高的为美国，其均值是11.829，最低的为埃及，其均值是7.250；RMP最高的为美国，其均值是527.573，最低的为埃及，其均值是87.907。
4.2.2 单位根检验
利用LLC、Breintung、IPS、ADF-Fisher 和PP-Fisher5种方法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由表4可知，只有RMP的水平值是平稳的，但对各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所有变量均为平稳序列，即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可以继续进行协整检验。
4.2.3 协整检验
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主要包括Pedroni、Kao和Johansen三种方法，本文采用Pedroni协整检验方法。如表5所示，除Panel-rho以及Group-rho为接受原假设以外，其余都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综合考虑，认为价格贸易条件和服务贸易净出口、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出口商品结构指数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进行回归分析。
4.2.4 回归结果
根据Hausman检验判断应当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是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无关，应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当其对应的P值小于0.05时，拒绝原假设，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本文的检验结果支持了固定效应模型。 利用形式设定检验方法（N=5，k=5，T=14），由于计算出的F1和F2均大于临界值，因此模型采用变系数形式。为减少异方差，本文采用Cross-section SUR加权的GLS估计方法，对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进行GLS估计。由表6和表7的估计结果所示，各截面成员影响因素的系数具有显著差异。
首先对各服务贸易净出口国NBTT与lnNST两个变量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如表6所示，服务贸易净出口对法国、土耳其和美国具有显著影响，且系数均为负。加入另外三个变量后，如表7所示，回归方程的可决系数由0.6766提高至0.9537，拟合程度更好，但是与表6相比，服务净出口额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发生了较大变化。只有美国和英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土耳其、美国和英国的系数符号均与表6中相反。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服务净出口国，通过服务出口以及服务技术转移改善了自身的价格贸易条件。经济增长对美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最大，FDI也通过了检验，但影响较小。英国虽然也是服务净出口国，然而其服务净出口额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为负。
从以上分析来看，仅考虑服务净出口与价格贸易条件的关系时，只有埃及和英国的系数符合伯格斯模型的结论，但是这两个国家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加入其他变量之后，埃及、土耳其和美国支持了伯格斯模型，其中只有美国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由此可知，对于服务净出口国来说，服务贸易与货物价格条件之间不具有单调性。
4.3 净进口国服务贸易与货物价格贸易条件的关系
经单位根检验，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并且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回归分析。由于Hausman检验的P值为0.0000，所以仍然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由表8可知，服务净进口对价格贸易条件具有显著的影响。在10个国家中，只有孟加拉、中国和墨西哥的系数为负，而在其余国家中，俄罗斯的服务净进口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价格贸易条件将增加45.8075个百分点，影响效应最强。如表9所示，方程的拟合程度更好，但是只有加拿大、中国和尼日利亚的服务净进口额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加入其他变量之后，除德国外，其他各国系数α1i的绝对值均有所减小，表示服务净进口额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程度相应降低。
从以上分析来看，仅考虑服务净进口与价格贸易条件的关系时，只有孟加拉、中国和墨西哥的系数符合伯格斯模型的结论，且显著性较强；而在加入其他变量之后，孟加拉、巴西、中国、德国、墨西哥和越南支持了伯格斯模型，但其中只有中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5 结 论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方法检验了服务贸易对货物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在15个样本国家中，服务净出口与价格贸易条件并非都同向变化，服务净进口与价格贸易条件也没有都表现为反向变动，这与伯格斯模型的结论不符，表明服务贸易对货物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一国的服务贸易情况除了包括服务差额，还包括服务的进出口结构和技术水平等，而价格贸易条件不仅要受到本国各种因素的影响，还要受到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经济状况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就中国而言，无论是单纯考虑服务净进口与价格贸易条件的关系，还是综合考虑各因素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服务净进口的系数均为负，表示随着服务净进口额的增大，我国的货物价格贸易条件在恶化，这符合伯格斯模型的结论。同时，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价格贸易条件将增长39.9631个百分点；当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商品结构指数各增长1个百分点时，价格贸易条件相应分别减少0.0703和0.0205个百分点。可见，经济增长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改善的作用最大。近年来，我国出口商品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提高，尽管2008年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冲击，但是我国的经济仍然维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投入我国的出口优势部门即劳动密集型部门，因而对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产生了负向影响，但是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跨国公司对我国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投资逐渐减少，因此系数较小。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为负且负效应很小，意味着我国的出口虽然仍以初级产品为主，但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当进口技术水平较高的服务，不断提高我国服务的竞争力，逐步缩小在服务贸易中的逆差，并由此带来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此外，还应保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妥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并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参考文献：
[1]David F Burgess.Services as Intermediate Goods： the Issue of Trade Liberalization[M].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Cambridge，1990：79-90.
[2]黄佳琪，张伟强.服务贸易对货物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分析——基于伯格斯模型的分析[J].商，2015（4）：91-93，58.
[3]姚星，刘小差，黄枫.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143个国家1982—2008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1（9）：53-60.
[4]张慧，黄建忠.服务贸易的货物贸易条件效应研究——基于伯格斯模型的分析与扩展[J].财经研究，2012（5）：49-58.
[5]莊丽娟，陈翠兰.我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动态相关性研究——基于脉冲响应函数方法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9（2）：54-60.
[关键词]伯格斯模型；服务净进口；服务净出口；价格贸易条件
[DOI]10.13939/j.cnki.zgsc.2016.42.166
1 文献综述
国外理论界关于服务贸易收益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在传统理论框架之内探讨服务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收益；二是沿袭新贸易理论的分析范式，改变完全竞争等传统假设，基于服务差异性和规模经济对服务贸易的收益进行研究；三是从分工和生产专业化角度出发，讨论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收益。此外，很多学者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收益进行了实证检验。Dee和Hanslow（2000）发现，如果取消乌拉圭回合中所有的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壁垒，全球将从中获得2600亿美元的收益，其中1300亿美元来自于国际服务贸易的自由化；Chadha（2000）检验了印度服务行业关税平均下降25%时产生的影响，结果是印度服务贸易大幅度增加，在矿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等部门的产出和效率上升，在机器制造业部门则下降；Konan 和 Maskus（2002）近似地预测了突尼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结果是主要收益来自于金融业、商业服务和电信业三个生产者服务部门。多数学者的研究表明，生产者服务的自由贸易可以增加贸易双方的福利。
货物贸易条件的变化是衡量服务贸易自由化收益的指标之一。综合国内文献来看，对貨物贸易条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分析各国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二是对贸易条件变化的原因进行分析；三是研究影响贸易条件的因素。在贸易条件影响因素方面，主流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进出口商品结构、外商直接投资、汇率及关税等对货物贸易条件产生了影响，然而从服务贸易角度探讨对货物贸易条件影响的文献不多。张慧、黄建忠（2012）基于伯格斯模型分析了我国1997—2008年服务贸易自由化对货物贸易条件产生的效应，结论表明，总体而言，货物价格贸易条件和单要素贸易条件分别随着服务净进口的增加而相应恶化和平稳改善，但不同服务部门的净进口对我国货物贸易条件的影响不同；黄佳琪、张伟强（2015）对我国1997—2012年服务贸易净进口额和价格贸易条件进行了分析，发现两者之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负相关性，且生产者服务贸易净进口和货物价格贸易条件间的负相关性更强。
由此可见，已有文献主要分析中国服务贸易情况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本文则扩展了考察对象，利用伯格斯模型进一步研究服务贸易自由化对货物价格贸易条件产生的效应。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从七国集团和新兴经济体当中选取15个国家进行分析，这些国家中既有发达国家，又有发展中国家，共同特点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服务贸易发展较快，因此研究其服务贸易差额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具有一定代表性。
2 伯格斯模型
伯格斯认为，对标准的H-O-S模型做简单修正，就能得到适用于服务贸易的一般模型。伯格斯模型的关键假设为服务是用来生产两种产品的中间产品，而不是最终消费产品。同时，伯格斯模型将H-O-S模型扩展为2×2×3模型，即两个国家、两种生产要素（劳动L和资本K）、生产两种产品和一种服务。该模型说明了不同国家在服务贸易上的特点是如何形成比较优势从而决定商品贸易模式的。
2.1 伯格斯模型的主要内容
如图1所示，首先，假设只有商品可以自由贸易，而服务不可贸易。本国专业化生产产品1，外国专业化生产产品2，这种专业化分工格局由两国要素禀赋差异决定。最初的均衡点在点A，即本国生产y01产品1，外国生产y02产品2，两国互相交换一部分产品后，在点C处进行消费。在两国国内，完全竞争条件和生产要素在部门间的流动能够保证有效率的生产，但是服务上的贸易壁垒阻碍了服务价格均等化。TT曲线代表在一国服务部门产出可以作为另一国产品部门投入的情况下，两国所能生产的最终产品的组合。点A处的斜率表示外国产品2生产过程中服务的边际产出与本国产品1生产过程中服务的边际产出的比率。现在假设服务的贸易壁垒消失，由于在点A处TT曲线的斜率大于UU曲线的斜率，所以本国将出口服务，新的均衡点将移至点B。因此，服务贸易自由化导致世界产出构成发生变化，并使商品的相对价格发生改变。对于本国来说，相对价格曲线变陡，也就是说服务出口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改善；而对于外国即服务进口国来说，其价格贸易条件则发生恶化。
2.2 伯格斯模型的结论
2.2.1 提供服务的技术差别是一国商品比较优势的重要决定因素
一个厂商是选择合约经营还是自己提供服务，取决于服务的市场价格和要素价格的相对水平：如果服务价格高于劳动力成本和利率水平（工资和租金），生产厂商就较少依赖服务部门。一旦技术或政策壁垒阻碍了服务贸易，服务就只能由自己提供，且服务只能作为产品生产的中间产品随着产品的贸易进行间接贸易，那么提供服务的技术差别将成为一国商品比较优势的重要决定因素。
2.2.2 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利于出口国
由于一国的要素供给固定不变，相对要素存量差别决定了一国的比较优势。对于服务出口国来说，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产量不变；而对于服务进口国来说，进口的服务促使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产量增加，从而引起本国产品价格下降，即服务进口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
伯格斯模型说明： 服务贸易提高了世界整体福利水平，但是服务贸易双方未必都能分享到这些增加的福利，服务进口国的贸易条件会恶化。 3 主要国家服务贸易差额与价格贸易条件现状
根据伯格斯模型，可以通过各国的服务贸易差额情况检验其对货物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服务贸易差额由一国服务贸易出口总额减服务贸易进口总额计算而得，正值表示该国为服务贸易净出口国，负值表示该国为服务贸易净进口国。2000—2013年数据根据《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BPM5）计算，2014年数据根据《国际收支手册第六版》（BPM6）计算。
贸易条件是衡量一国一定时期在国际贸易中获利能力的综合指标，包括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三个方面。最初，贸易条件仅指价格贸易条件。其中，价格贸易条件是其他贸易条件的基础。同时，由于伯格斯模型侧重考察的是价格贸易条件，因此本文也选择价格贸易条件来考察服务贸易的影响。价格贸易条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又称净实物贸易条件，是一国出口与进口的交换比价，反映单位出口商品的进口能力。其公式为：
式中，Px和Pm分别为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NBTT增大，则出口单位商品可换得的进口商品数量增加，价格贸易条件改善；NBTT下降，则价格贸易条件恶化。
如表1所示，2000—2014年，埃及、土耳其、美国、英国和法国五国为服务贸易净出口国，其他国家则一直处于服务贸易逆差状态。而从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上看，如表2所示，服务净出口国中的埃及和英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有小幅改善，而土耳其、美国和法国的贸易条件则在一定程度上恶化；在10个服务净进口国中，孟加拉、中国、越南、日本和德国贸易条件有所恶化，其他五国贸易条件表现为改善。将这15个国家的两个指标对应来看，服务贸易差额与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同向变动年份大于反向变动年份的有土耳其、巴西、中国、墨西哥、尼日利亚、俄罗斯和加拿大；反向变动年份大于同向变动年份的有埃及、美国、英国、法国、孟加拉和日本。
如图2所示，2000—2008年，我國服务贸易净进口额在波动中缓慢增长，而2008年以来，服务贸易净进口迅速上升。与此相对应，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在总体上表现为下降，尤其是2002—2008年，下降较为明显。总体而言，服务贸易净进口与价格贸易指数变动趋势相反。
4 实证分析
4.1 模型、数据及方法
4.1.1 模型设定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服务贸易差额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效应，因此选择价格贸易条件作为被解释变量。为了更好地解释价格贸易条件变动的原因，除了将服务贸易差额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之外，还选取了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商品结构指数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并借助Eviews8.0对2000—2014年间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化情况进行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建立如下回归方程：
在进行实证分析时，通常采用取对数的方式消除样本数据的异方差性，但由于NBTT和RMP是比值数据，而FDI数据中存在负数，不宜取对数，因此保留以上变量的原始数据，仅对NST和GDP两个变量的数据取对数。本文回归模型最终确定为：
式中，α0为截距项，NBTT表示货物价格贸易条件，NST表示服务贸易差额，GDP表示经济增长，FDI表示流入本国的外商直接投资，RMP表示出口商品结构指数，μit为随机扰动项。
4.1.2 样本选择
考虑数据的完整性，本文最终选择了15个国家2000—2014年的截面数据。同时，本文将样本分为服务贸易净出口国、服务贸易净进口国，从这两个角度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服务贸易净出口国包括埃及、土耳其、美国、英国、法国5个国家，服务贸易净进口国包括孟加拉、巴西、中国、墨西哥、尼日利亚、俄罗斯、越南、日本、德国和加拿大共10个国家。
4.1.3 数据说明
货物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其他数据则均来自于UNCTAD数据库。其中，服务贸易差额和经济增长数据单位是亿美元，计量回归时采用自然对数；外商直接投资采用流量数据，单位为亿美元；按照国际贸易标准分类把出口商品分为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其中，0-4类商品为初级产品，5-9类商品为工业制成品。出口商品结构指数=（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总额）×100。
4.2 净出口国服务贸易与货物价格贸易条件的关系
4.2.1 描述性分析
表3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FDI是各国差别最大的量。在样本区间内，NBTT最高的为埃及，其均值是127.333，最低的为土耳其，其均值是94.627；lnNST最高的为美国，其均值是6.986，最低的为埃及，其均值是3.778；lnGDP最高的为美国，其均值是11.829，最低的为埃及，其均值是7.250；RMP最高的为美国，其均值是527.573，最低的为埃及，其均值是87.907。
4.2.2 单位根检验
利用LLC、Breintung、IPS、ADF-Fisher 和PP-Fisher5种方法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由表4可知，只有RMP的水平值是平稳的，但对各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所有变量均为平稳序列，即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可以继续进行协整检验。
4.2.3 协整检验
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主要包括Pedroni、Kao和Johansen三种方法，本文采用Pedroni协整检验方法。如表5所示，除Panel-rho以及Group-rho为接受原假设以外，其余都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综合考虑，认为价格贸易条件和服务贸易净出口、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出口商品结构指数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进行回归分析。
4.2.4 回归结果
根据Hausman检验判断应当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Hausman检验的原假设是个体效应与回归变量无关，应建立随机效应模型。当其对应的P值小于0.05时，拒绝原假设，应建立固定效应模型。本文的检验结果支持了固定效应模型。 利用形式设定检验方法（N=5，k=5，T=14），由于计算出的F1和F2均大于临界值，因此模型采用变系数形式。为减少异方差，本文采用Cross-section SUR加权的GLS估计方法，对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进行GLS估计。由表6和表7的估计结果所示，各截面成员影响因素的系数具有显著差异。
首先对各服务贸易净出口国NBTT与lnNST两个变量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如表6所示，服务贸易净出口对法国、土耳其和美国具有显著影响，且系数均为负。加入另外三个变量后，如表7所示，回归方程的可决系数由0.6766提高至0.9537，拟合程度更好，但是与表6相比，服务净出口额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发生了较大变化。只有美国和英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且土耳其、美国和英国的系数符号均与表6中相反。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服务净出口国，通过服务出口以及服务技术转移改善了自身的价格贸易条件。经济增长对美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最大，FDI也通过了检验，但影响较小。英国虽然也是服务净出口国，然而其服务净出口额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为负。
从以上分析来看，仅考虑服务净出口与价格贸易条件的关系时，只有埃及和英国的系数符合伯格斯模型的结论，但是这两个国家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加入其他变量之后，埃及、土耳其和美国支持了伯格斯模型，其中只有美国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由此可知，对于服务净出口国来说，服务贸易与货物价格条件之间不具有单调性。
4.3 净进口国服务贸易与货物价格贸易条件的关系
经单位根检验，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并且各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回归分析。由于Hausman检验的P值为0.0000，所以仍然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如下。
由表8可知，服务净进口对价格贸易条件具有显著的影响。在10个国家中，只有孟加拉、中国和墨西哥的系数为负，而在其余国家中，俄罗斯的服务净进口额每增加1个百分点，价格贸易条件将增加45.8075个百分点，影响效应最强。如表9所示，方程的拟合程度更好，但是只有加拿大、中国和尼日利亚的服务净进口额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加入其他变量之后，除德国外，其他各国系数α1i的绝对值均有所减小，表示服务净进口额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程度相应降低。
从以上分析来看，仅考虑服务净进口与价格贸易条件的关系时，只有孟加拉、中国和墨西哥的系数符合伯格斯模型的结论，且显著性较强；而在加入其他变量之后，孟加拉、巴西、中国、德国、墨西哥和越南支持了伯格斯模型，但其中只有中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5 结 论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方法检验了服务贸易对货物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在15个样本国家中，服务净出口与价格贸易条件并非都同向变化，服务净进口与价格贸易条件也没有都表现为反向变动，这与伯格斯模型的结论不符，表明服务贸易对货物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具有差异性。一国的服务贸易情况除了包括服务差额，还包括服务的进出口结构和技术水平等，而价格贸易条件不仅要受到本国各种因素的影响，还要受到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经济状况以及国际经济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就中国而言，无论是单纯考虑服务净进口与价格贸易条件的关系，还是综合考虑各因素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服务净进口的系数均为负，表示随着服务净进口额的增大，我国的货物价格贸易条件在恶化，这符合伯格斯模型的结论。同时，我国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价格贸易条件将增长39.9631个百分点；当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商品结构指数各增长1个百分点时，价格贸易条件相应分别减少0.0703和0.0205个百分点。可见，经济增长对我国价格贸易条件改善的作用最大。近年来，我国出口商品的数量和质量均有提高，尽管2008年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造成了冲击，但是我国的经济仍然维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由于外商直接投资投入我国的出口优势部门即劳动密集型部门，因而对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产生了负向影响，但是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跨国公司对我国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投资逐渐减少，因此系数较小。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为负且负效应很小，意味着我国的出口虽然仍以初级产品为主，但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当进口技术水平较高的服务，不断提高我国服务的竞争力，逐步缩小在服务贸易中的逆差，并由此带来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此外，还应保证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妥善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并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参考文献：
[1]David F Burgess.Services as Intermediate Goods： the Issue of Trade Liberalization[M].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Cambridge，1990：79-90.
[2]黄佳琪，张伟强.服务贸易对货物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分析——基于伯格斯模型的分析[J].商，2015（4）：91-93，58.
[3]姚星，刘小差，黄枫.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发展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143个国家1982—2008年数据的实证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1（9）：53-60.
[4]张慧，黄建忠.服务贸易的货物贸易条件效应研究——基于伯格斯模型的分析与扩展[J].财经研究，2012（5）：49-58.
[5]莊丽娟，陈翠兰.我国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的动态相关性研究——基于脉冲响应函数方法的实证分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9（2）：5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