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施礼德走进德租界在一家小洋楼的墙角处坐下来过夜的时候，就觉得一个东西从楼上扔下来，正好砸在施礼德旁边的地上。那东西“当”的一声，施礼德拾起来一看，嗬，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一包做活的针。”
　　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租界一划定，英国人就在这一大片租界地里，过起了和他们在英国一样的生活。就因为天津英租界的生活环境好，许多下台的北洋武夫，就在这里买地建房，做起了“寓公”。 清末代皇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皇宫之后，就住在天津英租界的张园。再如张勋、 徐世昌、 孙传芳等人，也都在英租界建起了永久的公馆。他们原以为中国再也不会发生什么变化，他们更希望中国不要有什么变化。他们把天津英租界里的小公馆，当成了他们在米字旗的保护下永久的“领地”。
　　本世纪20年代，是天津租界地的极盛时期。在动荡的世界里，所有在他们自己国家里走投无路的失意者、不甘寂寞者、爱赌博、冒险者，几乎都在中国的租界地里“创造”了他们的奇异生活。这里是用来福枪维持的“新疆域”，这里歌舞升平，成了外国冒险家的乐园。
　　一个流落到中国天津的德国流浪汉起士林，在天津发财致富的经历，就是其中的典型。1918年，德国人把他们的皇帝威廉二世赶下了历史舞台，皇宫厨师威廉带着他的家人逃到了荷兰。他来到英租界开了一家小店铺，制作起洋人爱吃的奶油点心。皇帝的点心师的手艺显然不同凡响，洋人大为欢迎。起士林的生意越做越好，没有多久就发起来了。起士林制作点心发了财，随后就在天津英租界买下一块地皮，开起了餐厅。这样，天津就有了一家正宗的西餐馆——起士林餐厅。
　　起士林餐厅以地道的德式、俄式大菜在天津一炮打响，很快，这里就成了天津外国人聚首的地方。后来，不光是洋人们常常到这里来品尝德式牛排法式面包， 就连中国的绅士、花花公子们，也以常到起士林餐厅吃顿西餐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一些住在天津的新派人物，也以来过起士林餐厅，作为跟上潮流的标志。一时之间，起士林餐厅成了天津人追求西化的象征。
　　租界地的出现，促使天津出现了畸形的繁荣。天津的外国租界，各有自己的“小政府”，都是行使治外法权的权力机构。在租界地，实施租借国的法律，中国人住在租界地，就和住在外国一样，一切都得向租界地缴税。除了行政机构之外，各租界地内还有各国的兵营。天津人将英国兵营称之为“ 英国营盘”。 法国人有法国兵营，此外更有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意国兵营、美国兵营等等。天津城尽管是中国一大城市，居然就长期驻扎着这许多国家的军队。
　　西方各国以租界地为基地，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租界也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一时之间，法国电灯房、比国电车公司、电力启动的万国铁桥、河道疏浚工程等等相继建成。不多几年工夫天津就有了电灯、电话、电车，并修起了许多道路，天津已与东南的上海遥相呼应了。
　　天津租界地，是冒险家的乐园，许多外国流浪汉、流氓、“拆白党”，只身来到天津，不用多少时间，他们中就有人成了百万富翁。其中施礼德的故事，就是发人深省的。
　　德国流浪汉施礼德初到中国来的时候，饿了一整天没找到饭吃，他就在天津大街小巷转。第二天，就在施礼德走进德租界在一家小洋楼的墙角处坐下来过夜的时候，就觉得一个东西从楼上扔下来，正好砸在施礼德旁边的地上。那东西“当”的一声，施礼德拾起来一看，嗬，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一包做活的针。
　　看着这包针，施礼德笑了，德国女人只爱烧饭，不爱做针线活儿。天明之后，施礼德大摆地就来到了中国地界。这时，只见他在地上放好一块木板，再把那一包钢针打开，他拿起一支钢针远远地向那块木板抛过去。“当”的一声，那根钢针就被“哆”在了木板上面。
　　一呼啦，几百个人就围了过来：新从德国带进来的钢针，能把木板扎个小眼儿，再看针头， 还是锋利无比。好东西！德国的钢就是好！不到半天的时间，施礼德以每根德国钢针一角钱的价钱，把这72根钢针就全卖出去了，正好是七元二角钱。下午，施礼德又来到德租界，挨家挨户地收买钢针，德国女人有的是这些没有用的东西，一角钱一包，就全卖给了施礼德。后来一下子，施礼德就赚到手518.40元钱。这时候，天津的物价是2元钱一袋白面，你就算算施礼德赚到手是多少钱吧。施礼德的奇迹，吸引来了更多的外国流浪汉。后来，就连一些天津的无赖，也学起了施礼德的榜样，赤手空拳地，就做起“发财”的生意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