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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佩里·安德森的文化批评实践是英国新左派文化批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国际化和超越资本主义为文化批评的价值取向，通过编辑《新左派评论》杂志搭建起反权力文化堡垒，在“西马”的理论旅行中发挥着承接转换的作用，他的文化批评实践也为中国式文化批评提供了启发与示范。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文化批评 新左派评论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英国新左派素以文化批评见长，老一辈如霍加特、汤普森、威廉斯等，新生代如霍尔、伊格尔顿等，都是卓有建树、举世公认的文化批评大家。相较而言，在英国新左派群体中表现同样耀眼的佩里·安德森开展的文化批评实践却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就此，笔者试图对英国新左派文化批评的安德森印记予以概括式“标注”。
安德森的价值取向：国际化与超越资本主义
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展文化批评实践以来，敢于打破偏狭保守的英国民族文化传统，是安德森作为英国新左派成员最为鲜明的特点，他所注目的绝不限于单一的民族文化或国家，“他的思想并不对特定民族传统效忠；其思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一个流动着的主体”。在其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安德森始终秉承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国际化路线，不仅推动英国反资本主义制度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且促进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兴起。安德森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就曾鲜明地强调了“国际主义”的重要性：欧洲各国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彼此间缺乏沟通，就在于它们最为突出和最自相矛盾的特点之一——缺乏国际主义，这种缺乏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重大背离。
更进一步来看，在这种国际化的文化批评道路上，“安德森镜像中呈现出的任何角色的身份都揭示了一个贯穿生命始终的忠诚信念：国际社会主义文化与政治事业”。立志成为资本强权终身“反对派”的安德森曾在一次与中国学者的对谈中对这种忠诚信念做过明确的宣示：一是“锄强扶弱”，声援广大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化斗争；二是“绝仁弃义”，揭露西方国家的伪善民主与武力法则；三是“超越资本主义”，期待一个超越资产阶级、超越资本的世界。显然，安德森的上述价值立场是西方新左派学术语境下一种典型的文化政治话语，本质上是通过文化意义上的声援、揭露及期待等理论立场和批评方法，展现出对权力、对资本意识形态的抵抗路径与僭越策略。
搭建反权力文化堡垒：安德森的编辑事业之功
作为英国新左派的机关刊物，诞生于1960年的《新左派评论》在文化批评实践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1962年开始的几十年间，安德森都是这份刊物的掌舵人，他通过大胆革新《新左派评论》，为英国乃至西方的思想左派搭建起持久性的反权力文化堡垒。在西方左派文化思潮处于高潮阶段的20世纪60年代，作为英国新左派后起之秀的青年安德森面对保守的英国左派坚定地发出“我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仅是一国的事情”的声音，一改《新左派评论》运营初期仅仅专注于英国国内左派文化研究和政治运动的局限，将文化政治眼界扩展到欧陆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从欧陆国家批判性引入葛兰西、萨特、阿尔都塞等学者建构的更具理论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念，以巨大的热情关注和评论发生在古巴、阿尔及利亚、越南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殖反霸斗争，同时对“五月风暴”等出现在欧美国家内部的青年学生运动给予支持和同情。
为有效策应上述革新举措和理念，他还从学理层面总结和反思了英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历史、现状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写就堪为一对“姊妹”的两篇文化批评论文——《当前危机的起源》和《民族文化的构成》。安德森此类策应式文化批评实践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中期，其标志性成果是问世于1976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进入20世纪90年代，冷战格局的终结令西方思想左派遭遇来自新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强劲挑战，《新左派评论》这一西方世界反权力文化堡垒的运营亦面临困境。在此背景下，让出主编职位已有多年的安德森再次走上编务前台，以“更新”（Renewals）的名义酝酿并实施了从新千年第1期开始的改革举措：中断自创刊以来的连续期号，从2000年1月开始杂志2.0版的第1期；改变杂志封面装帧格调；建立杂志网站等。当然，更关键的“更新”在于提出新的编辑理念——“不妥协的现实主义”，即在坚持反资本权力价值立场的基础上，采取务实的精神看待和分析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乃至全球文化意识形态现状，并加大对中国等全球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中东等热点地区的考察评论，展现出更加成熟稳健的批评风格。
“西马”的理论旅行：安德森的承接转换之功
依托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及不断精进的理论涵养，安德森的文化批评实践立足英国社会文化现实，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先后致力于英国本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化和整个历史唯物主义文化传统的开掘拓展，为进一步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事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承接转换作用。这种承转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理论的荣景之所以能够从意大利、法国、德国等欧陆国家接力转移至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与安德森主持《新左派评论》编务工作打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英语传播通道有着直接的事实关联；其二，安德森在具体的文化批评实践中有效整合经典马克思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欧陆马克思主义三大历史唯物主义文化传统，并以此为依据从西方社会历史和现实中透析了文化与权力的互动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功能指向，进一步丰富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涵。
安德森善于将基本理论问题与具体经验问题结合起来，一改西方马克思主义流行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路径，恢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理论立场和核心批评尺度，从政治-经济批判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与现实进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相应思想文化的特征及功能演变。无论是在讨论包括葛兰西文化霸权学说在内的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利弊得失，还是在解读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政治思潮的政经本质，他都灵活践行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方法与路径。
文化批评中国化：安德森的启发示范之功
对于当代中国及中国式文化批评来讲，安德森的文化批评实践不无启发和示范价值。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安德森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西方学者，自称“葛兰西信徒”的他始终致力于成为一名捍卫马克思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有机知识分子，不仅要深入地解释世界，还要真正地改变世界。事实上，中国光谱也从未离开过安德森的文化批评视线：20世纪60年代对中国时政信息的传播，20世纪70、80年代将中国作为审视欧洲社会历史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参照，90年代直接以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为批评对象，2000年之后则开始更多地实地观察中国、思考中国，进而在中国出席论坛、发表文章、接受访谈等。其文化批评实践中的这些中国印记本身，无疑为清晰把握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状况及前景提供了一种难得的参照视野和镜鉴。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改革带来的巨大变迁，市民社会日趋成熟，以往盛行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文化思潮及其具体生活表征在中国已非鲜见，对于如何抵御和化解由此造成的诸多风险，安德森站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上灵活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方法，深度解析西方文化思潮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落地”状况的文化批评实践，无疑是极具现实针对性的善谋良方之一，亦可为中国文化研究培育自己的思想文化“能量”，发挥不可多得的实践价值与启示。
（作者为重庆三峡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系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佩里·安德森与英国文化研究的范式转换研究”（项目编号：2015BS08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Edward Skidelsky. “ The NS profile： Perry Anderson”， New Statesman，Mar 19，1999.p.18.
②佩里·安德森著、高铦等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③甘琦：《向右的时代向左的人——记佩里·安德森》，《读书》，2005年第6期。
责编/高骊 温祖俊（见习） 美编/宋扬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 文化批评 新左派评论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英国新左派素以文化批评见长，老一辈如霍加特、汤普森、威廉斯等，新生代如霍尔、伊格尔顿等，都是卓有建树、举世公认的文化批评大家。相较而言，在英国新左派群体中表现同样耀眼的佩里·安德森开展的文化批评实践却并未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就此，笔者试图对英国新左派文化批评的安德森印记予以概括式“标注”。
安德森的价值取向：国际化与超越资本主义
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展文化批评实践以来，敢于打破偏狭保守的英国民族文化传统，是安德森作为英国新左派成员最为鲜明的特点，他所注目的绝不限于单一的民族文化或国家，“他的思想并不对特定民族传统效忠；其思想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一个流动着的主体”。在其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安德森始终秉承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国际化路线，不仅推动英国反资本主义制度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而且促进社会主义运动在全世界的兴起。安德森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中就曾鲜明地强调了“国际主义”的重要性：欧洲各国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彼此间缺乏沟通，就在于它们最为突出和最自相矛盾的特点之一——缺乏国际主义，这种缺乏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原则的重大背离。
更进一步来看，在这种国际化的文化批评道路上，“安德森镜像中呈现出的任何角色的身份都揭示了一个贯穿生命始终的忠诚信念：国际社会主义文化与政治事业”。立志成为资本强权终身“反对派”的安德森曾在一次与中国学者的对谈中对这种忠诚信念做过明确的宣示：一是“锄强扶弱”，声援广大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化斗争；二是“绝仁弃义”，揭露西方国家的伪善民主与武力法则；三是“超越资本主义”，期待一个超越资产阶级、超越资本的世界。显然，安德森的上述价值立场是西方新左派学术语境下一种典型的文化政治话语，本质上是通过文化意义上的声援、揭露及期待等理论立场和批评方法，展现出对权力、对资本意识形态的抵抗路径与僭越策略。
搭建反权力文化堡垒：安德森的编辑事业之功
作为英国新左派的机关刊物，诞生于1960年的《新左派评论》在文化批评实践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从1962年开始的几十年间，安德森都是这份刊物的掌舵人，他通过大胆革新《新左派评论》，为英国乃至西方的思想左派搭建起持久性的反权力文化堡垒。在西方左派文化思潮处于高潮阶段的20世纪60年代，作为英国新左派后起之秀的青年安德森面对保守的英国左派坚定地发出“我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仅是一国的事情”的声音，一改《新左派评论》运营初期仅仅专注于英国国内左派文化研究和政治运动的局限，将文化政治眼界扩展到欧陆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从欧陆国家批判性引入葛兰西、萨特、阿尔都塞等学者建构的更具理论色彩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念，以巨大的热情关注和评论发生在古巴、阿尔及利亚、越南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殖反霸斗争，同时对“五月风暴”等出现在欧美国家内部的青年学生运动给予支持和同情。
为有效策应上述革新举措和理念，他还从学理层面总结和反思了英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历史、现状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写就堪为一对“姊妹”的两篇文化批评论文——《当前危机的起源》和《民族文化的构成》。安德森此类策应式文化批评实践一直延续到70年代中期，其标志性成果是问世于1976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进入20世纪90年代，冷战格局的终结令西方思想左派遭遇来自新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强劲挑战，《新左派评论》这一西方世界反权力文化堡垒的运营亦面临困境。在此背景下，让出主编职位已有多年的安德森再次走上编务前台，以“更新”（Renewals）的名义酝酿并实施了从新千年第1期开始的改革举措：中断自创刊以来的连续期号，从2000年1月开始杂志2.0版的第1期；改变杂志封面装帧格调；建立杂志网站等。当然，更关键的“更新”在于提出新的编辑理念——“不妥协的现实主义”，即在坚持反资本权力价值立场的基础上，采取务实的精神看待和分析新自由主义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乃至全球文化意识形态现状，并加大对中国等全球化新兴市场国家和中东等热点地区的考察评论，展现出更加成熟稳健的批评风格。
“西马”的理论旅行：安德森的承接转换之功
依托于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及不断精进的理论涵养，安德森的文化批评实践立足英国社会文化现实，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先后致力于英国本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化和整个历史唯物主义文化传统的开掘拓展，为进一步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事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承接转换作用。这种承转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理论的荣景之所以能够从意大利、法国、德国等欧陆国家接力转移至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与安德森主持《新左派评论》编务工作打开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英语传播通道有着直接的事实关联；其二，安德森在具体的文化批评实践中有效整合经典马克思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欧陆马克思主义三大历史唯物主义文化传统，并以此为依据从西方社会历史和现实中透析了文化与权力的互动结构及其意识形态功能指向，进一步丰富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内涵。
安德森善于将基本理论问题与具体经验问题结合起来，一改西方马克思主义流行的文化-意识形态批判路径，恢复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理论立场和核心批评尺度，从政治-经济批判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与现实进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相应思想文化的特征及功能演变。无论是在讨论包括葛兰西文化霸权学说在内的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利弊得失，还是在解读新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政治思潮的政经本质，他都灵活践行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批评方法与路径。
文化批评中国化：安德森的启发示范之功
对于当代中国及中国式文化批评来讲，安德森的文化批评实践不无启发和示范价值。在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安德森是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西方学者，自称“葛兰西信徒”的他始终致力于成为一名捍卫马克思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有机知识分子，不仅要深入地解释世界，还要真正地改变世界。事实上，中国光谱也从未离开过安德森的文化批评视线：20世纪60年代对中国时政信息的传播，20世纪70、80年代将中国作为审视欧洲社会历史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参照，90年代直接以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为批评对象，2000年之后则开始更多地实地观察中国、思考中国，进而在中国出席论坛、发表文章、接受访谈等。其文化批评实践中的这些中国印记本身，无疑为清晰把握当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状况及前景提供了一种难得的参照视野和镜鉴。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改革带来的巨大变迁，市民社会日趋成熟，以往盛行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文化思潮及其具体生活表征在中国已非鲜见，对于如何抵御和化解由此造成的诸多风险，安德森站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上灵活应用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方法，深度解析西方文化思潮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落地”状况的文化批评实践，无疑是极具现实针对性的善谋良方之一，亦可为中国文化研究培育自己的思想文化“能量”，发挥不可多得的实践价值与启示。
（作者为重庆三峡学院副教授）
【注：本文系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佩里·安德森与英国文化研究的范式转换研究”（项目编号：2015BS083）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Edward Skidelsky. “ The NS profile： Perry Anderson”， New Statesman，Mar 19，1999.p.18.
②佩里·安德森著、高铦等译：《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③甘琦：《向右的时代向左的人——记佩里·安德森》，《读书》，2005年第6期。
责编/高骊 温祖俊（见习） 美编/宋扬